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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陳 禮 銘
一、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十六世紀初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經過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造成的艱難時世，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歐文等人的發展而成氣候，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市場。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一般說來，各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如下主張： 一、工礦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集體所有； 二、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賺取利潤； 三、企業乃至國家管理人員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 社會主義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達那個無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或者在世界各國小範圍內作一些定點實驗，或者通過競選參加議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但是，正如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在其網頁上所宣稱：「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存在過。它既未曾存在於過去的蘇聯，也不存在於今天的中國。」 法西斯主義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創始人是曾經擔任意大利首相的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也有各種形態，其主要特徵有以下這些： 一、鼓吹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追求目標； 二、崇尚暴力與戰爭，強調紀律與秩序，反對民主，反對議會，反對自由化； 三、認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須服從集體利益； 四、領袖意志決定一切，對任何反抗與不服從行為實行嚴厲鎮壓。 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反對自由經濟。 法西斯主義與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背道而馳，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為所有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所詬病與不齒。 表面看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然而，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是許多著名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曾經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 以墨索里尼為例，他在童年時代就受到他信奉社會主義的鐵匠兼業餘記者的父親熏陶。青年時代的墨索里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對下層民衆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經為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小報撰稿。一九一二年，年僅二十九歲的墨索里尼被聘為全意大利發行量最大的社會主義刊物《前進報》（Avanti）的主編。他為該刊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在極短時間內使其發行量又翻了一番。 另一公認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年輕時也相信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三十歲的他在慕尼黑參加的德國工人黨是一個反資、反猶並以下層民衆特別是城市工人為主要訴求對象的社會主義黨派。似乎是因為該黨名稱中的社會主義味道還不夠濃厚，次年負責宣傳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為「納粹」。希特勒對大工業時代德國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參與領導了一場試圖推翻巴伐利亞地方政府的流產政變而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發表《我的奮鬥》一書，其中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這段話實在像極了《資本論》的語言。
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卻把後者貶為「反動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見《共產黨宣言》），並自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 表面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發展唯一的動力，並且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之一；而共產主義者則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鼓吹的種族歧視及其對工人權利的忽視，並且標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戰士。 然而，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所有以「解放全人類」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己任的共產黨人，最後往往都變成了信奉專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還祇是停留在紙面上，那麽從列寧開始的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君主則無一不是嗜血成性殺人無數的魔王。 一九九七年，四位法國歷史學家根據對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新近解密的原共黨秘密文件研究的結果發表《共產主義黑皮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與鎮壓。根據書中資料，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在世界範圍內奪走八千萬到一億條人命，其中蘇聯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韓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這場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殺人比賽使人類歷史上包括德國法西斯虐殺六百萬猶太平民在內的任何慘劇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內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權還在繼續這場屠殺。在中國大陸，那數千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誰犯了死罪？每年被公開處決的數千犯人中有多少是無辜的冤魂？在腐敗的吏治下死於自殺或者惡性事故的幾百萬生命又有哪一條不值得珍惜？ 面對那空前的慘劇，面對那累累的白骨，我們有責任思考為什麽這一切會發生在被自稱為人間天堂的共產黨國家。
三、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寫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四位法國歷史學家就曾經將共產主義跟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對比，認為共產主義模式以階級劃分為基礎，而納粹模式以種族劃分為基礎；共產主義是階級極權主義，而納粹主義是種族極權主義；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一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一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複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祇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複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複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號《中國研究》雜誌發表的「從歷史事實反思馬克思的學說」一文作者以猛總結道：「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列寧和希特勒宣揚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張對社會實施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控制，都把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讓社會、人民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祇不過列寧是階級優越論者，希特勒是種族優越論者），都認為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倆人都建立青年團體、培植告密者，都對媒體實行全面集中的檢查，都建立軍事化的先鋒黨，都把國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連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審來完善國家機器。可以說，希特勒是列寧最細心的學生。」 以上幾位作者都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共性作出了十分準確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們再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用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己的言行來揭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共同特點。
一、製造仇恨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割裂人類社會，並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挑撥離間，製造仇恨。 共產黨人跟法西斯分子一樣，永遠需要製造一個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是因為資產階級「奴役他人勞動」。 法西斯頭子希特勒一面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一面指出猶太人既是瘋狂剝削德國工人的資本家又是僞裝同情德國工人的共產黨，他們才是全體雅利安人的共同敵人。德國法西斯的敵人還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殘疾人、天主教徒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ＡＢ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輪功邪教、腐敗分子、民運分子、台獨分子、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且「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二、擡高自己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便是他們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撥離間製造仇恨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水攪渾以便從中漁利。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一面把人群分為「我們」和「他們」，並且把「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歸罪於「他們」，一面又恬不知恥地以「我們」的代表、導師和領袖自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接著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衆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並且「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和對立，以便……」顯然，共產黨人不是凡人：他們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衆」的蕓蕓衆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為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僕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衆而不是服侍民衆。」他的「人民啓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一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衆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顔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託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徵求他們自以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祇不過是為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為了長久霸佔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一種騙術。
三、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為「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２）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一九一七年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祇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一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祇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復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為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一起，炮製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為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二年為《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一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徵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採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為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複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是多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一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祇是為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為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症狀之一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一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祇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祇能由一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祇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祇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裏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祇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麽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祇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一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四、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徵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一九一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必須在農民中抓一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乾淨，就把他們槍斃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採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祇有一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祇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麽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煉。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慄。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為了列寧和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為。
五、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說：「不憚自稱為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麽自由可以保留、什麽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為建立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製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豢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癡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一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ＡＢ團」，到抗戰期間在敵佔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一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一九五零年的一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一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衆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為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六、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為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徵。」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佔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為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佔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豢養的紅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為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一面對民主臺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衊挑撥離間之能事；一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七、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一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裏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一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一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一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為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一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為便於創建德意志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志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志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祇能聽到一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制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一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對互聯網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僞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八、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讚同的。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為 『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為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里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一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的十條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聯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餘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一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苟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的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一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迹，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麽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迹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一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祇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甯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一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一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為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為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麽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一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衆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僞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衆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麽人們寧可選擇沈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為代價，那麽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沈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為得計的獰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為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暴力消滅一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一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一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地陷害忠良。為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為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裏，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的主子手裏，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為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勳，可是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一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為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餘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裏的政權，迫害著那裏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注，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一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沈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一切形態的專制主義餘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儘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一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祇要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祇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一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爾巴喬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祇有當我們全體人民瞭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公元二零零二年於洛杉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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