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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徵文 破 滅 周 黎 楓
十幾年過去了，很少再見到他。聽說他已經於前年退休，退休之後據說他除了興之所至為一些報刊寫些散文、雜文外，別無他求。一日，流浪中的我特去他府上拜望。當我坐在他的對面，談及那段往事時，他陷入了深深的沈思之中，臉上掠過一絲凝重，好像歷史在他的腦海中翻騰。幾次張口，又幾次打住，似乎不願意再讓那段時光重新映現出來。但當我提及幾位同窗好友，也是他的好學生的往事時，好像時光倒流了十幾年，重新回到那個風雲翻滾的歲月，他的話語也就像奔騰的河水終於衝破了堤壩狂奔而出了。於是，也就有了他對那段往事的追憶。我將他的追憶草成此文後，曾送給他審閱，他說文中最好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我遵從他的意願，以他為第一人稱轉述了那個年代的往事。 1989年的春天是個多事之春。本來在那之前的幾年間校園總有些不太平靜，尤其那一年胡耀邦去世之後，更顯得有些浮躁，有時候我在課堂上講課都感到有些異樣。到了四月下旬以後，有些同學不來上課而張羅著上街遊行示威的事，校園中更是亂哄哄的。終於有一天，不知哪幾個系的同學舉起大旗，抬著巨幅標語牌衝出校門走上街頭了。他們揮舞著手中的小旗，高呼著「要民主，要自由！」、「打倒貪官、嚴懲官倒！」等等口號，從學校走向市內。到了五月份，就再也無法上課了，各年級的課都被迫停了下來，甚至畢業班的畢業設計也大都無法進行。不少學生去了北京，又把北京的消息傳回來，頗有些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鬧革命」的景象。校園裏出現不少大字報，小道消息漫天飛舞，矛頭開始指向鄧小平、李鵬等人。記得有一幢學生宿舍的一個窗口上用一根細繩子懸掛了一個青黴素注射液的小瓶子，窗台上的同學拿著一支竹筷子在狠勁擊打著那個小瓶子。那實際意味是「小平（瓶）」被吊掛了起來，處以絞刑似的。窗下圍了很多人，發出會意的笑聲。五月中旬以後，幾乎每天都有遊行的隊伍涌現，而且市中心的廣場上出現了各個大學絕食的人群，情况越來越嚴重，一些工廠的工人也走出廠門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與學生互相呼應。 那時，整個國家好像陷入了混亂狀態，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大家的精神狀態却很高昂，誓把貪官、官倒揪出來。學校的領導要求各系的負責人下去做工作，動員學生回到課堂，尤其要動員學生不要參加絕食。我是系主任，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雖然我幷不支持學生的遊行、赴京串聯以及絕食的行為，但我對學生要求民主、反對官倒的要求却非常支持，尤其聯想到鄧朴方操控康華公司激起眾怒、李鵬老婆朱琳擔任長城機電公司董事長非法集資搞得民怨沸騰，許多高官的老婆、子女借助權勢大肆搜刮，早已激起民眾的極度反感與怨憤。我對種種社會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但又自覺無能為力。因此，認為學生反貪污、反官倒的行為應予以支持，而且倘若通過學生的革命行動能使共產黨高層傾聽意見，改進作風則利莫大焉。但長期不上課將使學生荒廢學業，對學生而言得不償失。一天晚上，我獨自去了市中心廣場學生絕食的現場，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了我系的幾位絕食的學生，力勸他們回去，我說，共產黨絕不會怕你們這一套，而絕食搞垮了身體却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進入五月底六月初，形勢已極為緊張，政府和學生已經嚴重對立，似乎不可調和。人們都感到共產黨最高層內產生了嚴重對立，無法就群眾的要求、呼聲達成一致。從每天電視、報紙的新聞報道中更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北京戒嚴的軍警與群眾的對立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六月五日早上上班，走進校園裏，看見幾幅大標語橫掛在上班途中的路上，好像墨跡尚未乾透，什麼「血債要用血來還！」、「誓為北京死難同學報仇！」等等。我從來不聽廣播，當時以為是北京絕食同學絕命了，根本沒有想到會是軍方將坦克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更沒有想到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因為以前「所知道的」，「都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才會把槍口對著學生」，解放以來，「共產黨從來沒有鎮壓過學生呀」，何况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還曾經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絕無好下場。然而，面對學生寫出的誓死為北京死難同學報仇的大標語，我有些疑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剛到辦公室即接到通知，要求去校會議室參加緊急會議。會議開始，黨委副書記陰沈著臉，說是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反革命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殺死很多戒嚴的官兵，妄圖推翻共產黨，復辟資本主義。他甚至像喊口號一樣高聲叫道：誓死保衛黨中央！我聽了他的話祇覺得有些可笑，完全是文革時喊出的口號。接著他佈置各系應注意新動向，防止壞人搞破壞。我更覺得莫名其妙。 開完會，校園裏頗有些不平常的樣子，聽說很多學生要衝出學校到市中心廣場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槍殺學生。回到辦公室看到當天本地報紙上關於本市將在市中心廣場戒嚴的消息，心想剛剛稍微平息下來的學潮大概又要起來了。 下午就傳來我系一個女學生李莉在市中心廣場被打死的消息！我初步瞭解了情况之後即奔赴市第一醫院。到達醫院時顯得亂哄哄的，醫院已經收到了六七個被打傷的人，正當我走在走廊時，三四個人簇擁著一個滿臉血跡的年輕人急急忙忙地向急診室走去，看樣子那年輕人已經死亡（後來知道，他的額上和右腿皆被子彈射中）。我走到一樓的一間屋子，地上躺著一個女孩子，這就是我們系的那個女學生，她在兩個小時以前就被送到這個醫院來了。她臉色蒼白，沒有一點血絲，但胸脯還是一起一伏的，我還以為不會有生命危險。後來知道，她被送進醫院時已經停止了呼吸，之所以看到她還有呼吸，那祇是因為人工呼吸機在工作。她同班的十幾位同學站在窗戶外面，不少同學已是淚流滿面。 我帶著沈重的心情離開醫院回到學校，找系裏主管學生工作的同事查找李莉同學家庭地址與電話，幷叫他們班的政治輔導員打電話通知她的父母火速來校。然後到他們班上瞭解情况。恰好這時李莉的男朋友也從醫院回來了，他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經過。 進入六月份後，已有不少學生離校回家了。六月五日早飯後李莉與他商量也準備回貴州了。由於李莉的哥哥馬上要結婚，他們準備買樣禮物送給哥哥。於是早飯後他們就一起去市內廣場邊的那家大百貨公司。然而，當天市內戒嚴，各個大學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在廣場周圍遭到執行戒嚴的武裝警察部隊的攔截，在廣場四周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整個廣場大約有三四個足球場那麼大，武警把守著進入廣場的各個進口，學生則向廣場內衝。一會兒學生往裏衝，武警向後撤；一會兒，武警揮舞著高壓電棒往外打。如此以來，形成往復拉鋸的形勢。廣場四周擠滿了圍觀的市民，高呼口號，幷向廣場內扔玻璃瓶及各種雜物。 由於當天出現了這種局面，所以，廣場旁的那間百貨公司沒有開門營業，而李莉和他的男朋友也就擠入圍觀的人群中看了起來。未曾想，突然間武警揮舞警棍衝了出來，圍觀的人群向後撤，此時，李莉的眼鏡被擠掉了，正當她彎下身去在地下找尋眼鏡時，圍觀的人群後撤了，他們兩個暴露在武警士兵的面前。武警衝了上來，不由分說舉起高壓警棒無情地打了下來，落在了李莉的頭上，他的男友高聲叫不能打，那個武警士兵掄起警棒，口中喊著：「連你一起打！」此時，李莉已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下，沒有了任何反應。當武警後撤時，上來了幾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把李莉抬到一輛三輪車上送到了醫院。後來醫院診斷的結果是，高壓警棒擊中了她的腦中幹，也就是致命的神經中樞。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就這樣在武警的高壓電棒下被奪去了年輕的生命！嗚呼！ 對於我的學生被殺這件事，令我極度憤怒，從醫院回到學校，我就寫了一份致學校黨委的聲明，十幾年過去了，我至今仍記得那聲明上所寫的詳細內容： 鑑於當前的局勢以及我對局勢的看法，特作如下聲明： 1． 退回優秀黨員證書； 2． 辭去系總支委員的職務； 3． 從現在起，六個月以內不參加黨組織生活。 最後落下了自己的簽名。對第三條，當時我還做了斟酌，即寫成「六個月以內」，因為，按照黨章的規定，六個月不參加組織生活將被視為自動退黨，而當時我確實還沒有想到要退黨。 當我把這份聲明交給系黨總支書記，幷請他轉交給黨委時，他嚴肅地告訴我，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兒，不要拿政治生命開玩笑，幷請我仔細考慮後果與影響。我告訴他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 與此同時，我給黨委辦公室打了電話，又把我的聲明重復了一遍，接電話的是黨委組織部長，幷請他轉告黨委會。 事情發生的第三天，李莉的父母來到了學校，但李莉的屍體已送至殯儀館，他們當時無法見到自己女兒的遺體。當我見到他們時，祇見李莉的母親已經哭腫了眼，她說她要到法院去告發，而李莉的爸爸說，你去告誰呢？誰是凶手？誰又能為我們的女兒討回公道？那時學校裏已十分冷清，大部分學生已離開學校返回各自的家裏去了。但留校的學生們仍然在學校門口設置了一個募捐箱，向過往行人說明情况，進行募捐。當時向箱內投錢的人甚為踴躍，僅一個多小時就已募集了五千多元錢。不知是誰將這件事反映到了黨委，那位副書記下令，不准募捐！ 我跑到黨委會，請黨委領導去會見李莉父母，做些必要的慰勉，但為他們所拒絕！我當時極端氣憤，質問他們還有沒有人性？但那位副書記說，這是原則問題，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我問，李莉是反黨動亂分子麼？他說要進行調查以後才能給出結論。如果不是反黨分子，則以後作為非正常死亡處理。但十幾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人、任何單位給李莉一個名份。 接下來，留在校內的同學紛紛要求給李莉開追悼會，幷為李莉送葬。這事也令學校領導極為尷尬，不開追悼會吧，學生們不答應；開追悼會吧，怕上級領導知道後責怪學校領導喪失原則立場。而且，如果送葬，將很可能會鬧到抬屍上街遊行，學校領導無法承擔由此引起的後果。最後領導決定，可以開個小型追悼會，會後派兩輛卡車隨同李莉父母一起去殯儀館，幷要我與學生溝通，祇選擇少數學生去殯儀館，不要抬屍遊行。我與學生溝通後，學生答應了。其實，當時整個社會一片肅殺，充滿了恐怖，軍警經常開著車在巡邏，學校周圍更是時時聽到警車的尖叫聲，大多數學生已經逃離學校，怎還敢去抬屍遊行。 追悼會開始時，遲遲不見校領導出現。學生會的幹部去請，但到處不見他們的踪影。顯然，他們是躲避追悼會。追悼會現場同學們哭聲一片，李莉父母竟悲痛過度，暈到在會場。會後也根本沒有派汽車送學生們去殯儀館。 這事總算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全國按照上峰的佈置對所謂「六.四」反革命動亂的聲討。到了年底，共產黨內要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因為幾個月的學潮中，一些學生黨員宣佈退出共產黨，而更多的教師黨員參加了學生的遊行，幷發表了不同於當局的言論。所謂「黨員重新登記」的目的，就是將運動中寫了退黨聲明以及不堅定的黨員清除出黨。其過程是先由黨員自己做出自己在運動中表現的說明，也就是作出檢討，然後由黨支部作出鑑定，黨總支提出能否重新成為黨員的意見，隨後由黨委決定黨員的政治生命。此時，還有一段插曲，一日，內子下班回來告訴我，他們學校召開了黨員重新登記的動員會，會上他們的黨委書記說，本市一個大學中有一位教授黨員竟然要求退黨，內子說，這肯定是指你。我說，我從未要求退黨。而我的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一天打來電話說：「聽說你要退黨，你可千萬不要這樣。」我真是有口難辯。而在系內，很多老師提醒我不要忘記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教訓，因為大家瞭解我的性格。而在省內一次學術會議期間，另一個城市的一位大學的老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聽說我給黨委寫了聲明的事，就問我，條子是否交給了黨委，我說我交給了總支書記，他可能沒交上去。他說那你就否認這事，因為這事太嚴重了。我說，好漢做事好漢當，既然做出了，我絕不反悔，絕不否認。 說老實話，我入黨幾十年來工作兢兢業業，忠於職守，群眾關係也比較好，而且被選為優秀黨員。所以，在黨員重新登記的鑑定意見中黨支部儘是給我說好話，什麼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呀，思想覺悟高呀，工作努力呀，任勞任怨呀，等等。我當然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怕我過不了這一關而被清除出黨。其實，此時對我而言，思想的波動極大，我無法接受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現實，也無法接受事件之後鋪天蓋地的顛倒黑白的宣傳。對北京鎮壓現場的情况我不知道太多細節，但本市的現實我是瞭解的。李莉出事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市委宣傳部發出的一份宣傳傳單，其中說，當天上午在廣場有人聽到獵槍的響聲，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說法。因為，有了獵槍的響聲就說明當時現場有人向武警射擊，因為武警不可能使用獵槍。但實際情况是確有人開了槍，但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廣場附近的一個公安派出所的警察。而且，當天下午我到醫院去看李莉時，已經目睹一個青年被射中了兩槍而斃命。當局宣傳有人聽到獵槍響聲完全是轉移目標，逃脫罪責。為什麼要打死我的學生？為什麼要開槍殺死學生、市民？六月五日那一天，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被打死、殺死的有十幾個人，真是慘無人道！此時，我已經對共產黨心灰意冷，不再相信我黨的美麗言辭。所以，我在鑑定書上個人意見欄內簽署的意見為：對於黨支部的評價，我絕大部分沒有作到。當總支書記看到後，質問我為何要那樣寫，我說這是我的本意，我無意重寫。 雖然後來我被允許重新登記為黨員，但我的理想已經破滅。有一天，總支書記告訴我，你雖然重新登記通過了，但黨委要對你進行處分。這時我已把這些都看得十分淡了。我去找了新上任的黨委書記，他說黨委內確實有人提出要對我進行處分，但他還在做工作（我當然知道這是當時的黨委副書記堅持要處分我，他在六四後獲得過省委頒發的優秀政治工作者榮譽稱號）。我說，如何處分我，這是黨委的事情，記過也好，開除也好，我已經無所謂，總不會把我的教授職務也撤消了吧？我祇要求黨委進行調查，是誰造謠生事，到處說我要求退黨，幷向上級做了虛假的彙報？我的三點聲明完全是由於我系的學生李莉被無辜打死，我是因為對此極度憤怒才作出的決定，而且三點聲明幷無退黨的意思。新任黨委書記祇是以勸導的口氣和我談了一會。後來，果然給了我留黨查看的處分，離開除祇有一步之遙。得知此處分後，我向學校呈交了調離學校的申請，請求去另外一個大學任職，而且我已和那個學校聯繫好了。但後來未獲批准。從此以後，我也很少去參加組織生活，按黨章規定，我應是自動退黨，但他們也沒有認真對待此事，一直到退休，我再也沒有參加組織生活，最終是我拋開了共產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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