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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實文學 天若有情天亦悲 ――記「三年『自然』災害」中的故鄉 大 陸 老 衲
我是餓飯最嚴重的一九六零年七月從陝西西安附近一所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的，那陣工人因餓飯大都患上了浮腫病（對外稱三十號病），工廠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大學畢業生和中專畢業生分配遇上困難。學校早幾個月就給我們打招呼，說鑑於目前的情況，萬一畢業生分不出去，你們就各自回家鄉等待分配。至於要等多久，學校領導不肯說。我的家鄉在四川中部貧困的樂至縣，這年三月因母親患浮腫病，我曾回過一趟家，見村裏（生產隊）每天都在死人，我的一位堂兄，全家大小六口人，死得祇剩一個三歲的小女孩了。我家是地主成分，是階級鬥爭的對象，我回去祇有死路一條。 但後來不知是哪路神仙的護佑，我在學校賴了半個月，不但給我分配了工作，應當說工作還分得挺不錯，儘管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國大陸最邊遠最貧窮的貴州省貴陽市，不過那年月，我這樣一個地主崽子能有份工作，能領到一份工資，我已經很滿足了。因此我在離校前夕，含著眼淚給學校黨委寫了一封信，表達我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 我分配去的工廠位於貴陽市南郊十一公里處，這裏地名叫中曹司。工廠的前身是國民黨第八軍的槍械修理所，工人們隨李彌將軍朝雲南撤退途中，被解放軍在貴陽附近截獲下來。朝鮮戰爭期間，工廠生產機槍、手榴彈等輕武器，對外稱四號信箱。朝鮮停戰之後，隨著國家建設需要，工廠轉產製造礦山設備，廠名也因此改名礦山機器廠。後來得到前蘇聯的援助，廠房擴大了，機器設備完全換成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產品，我分到工廠時，全廠已有五千多名職工，算貴州最大最現代化企業了。由於工廠擁有國民黨軍隊槍械所留下的那些山東籍的老工人，工廠的技術力量在全省同行業的工廠中也是一流的。職工們在外面提到自己的工廠，都會產生一種自豪感，青工們找對象也是不用發愁的。 但是，那場餓飯的災難並沒有過去。這年夏天（1961年），我突然接到家信，我母親又患浮腫病了。我去向周書記請假，不敢說母親生病，假說我二妹患傷寒病了。按規定，我工作不滿一年，是不能享受探親假的，鑑於我前段時間工作表現好，特別廠裏文藝匯演，我為車間爭得了榮譽，周書記不僅批准了我的探親假，還給了我十天補休假，但也一再叮囑我：「當前困難還未過去，農村情況很複雜，一定要站穩立場，和地主家庭劃清界線，聽到一些對黨和社會主義不利的話，要勇敢站出來批駁和鬥爭。」我連連答應著，哪敢說個「不」字？ 那陣，貴陽至重慶的川黔鐵路尚未通車，我回去得坐汽車，第一晚住桐梓附近的新站，第二天下午到達四川趕水，衝上重慶過來的一列火車，當晚在重慶住一宿，第三天傍晚到達離簡陽不遠的一個叫石橋的小鎮。不論是火車上還是汽車上，到處見到的，都是逃荒的農民，他們衣服破爛，骨瘦如柴。在石橋鎮的一家小飯館，我買了兩個菜包子正要吃，正好一輛到樂至縣的卡車開過來停在飯館門口，我一轉臉，碗裏的包子便被窗口伸進來的一隻髒手奪走了。這時司機和一位民警進飯館買包子，我給他們每人兩斤全國糧票，要求搭他們的汽車回我的家鄉樂至縣。民警答應了，司機卻不表態，我又去小攤上買了一包高價香煙塞給他，他才揮手說：「上車廂！」 原來這部卡車是縣公安局派去成都收容站接逃荒農民的，這些人中混夾著不少小偷和搶劫犯。我爬進車廂，他們對我非常友好，問這問那，當他們知道我是貴陽一家大工廠的技術人員，有個年輕農民就說他的家離我家不遠，還說出了我們大隊長的名字，他把他的一個小包推過來讓我墊坐。 老爺車一路走走停停，到達縣城快午夜一點了。下車以後我進了路邊一家小旅館，這才發現屁股上的褲包被人劃開了，六十多元鈔票全沒了。再一檢查，發現我的手提包也被劃開了，四十多斤全國糧食也沒了。這是我帶回家的救命錢和救命糧呵！我欲哭無淚，想起我有個堂哥在城關鎮鎮政府工作，急忙去敲開他的門，他聽了我的敍述，二話沒說就去隔壁城派出所報了案，值班的副所長是我堂哥的熟人，他馬上打電話給縣收容所，查到那一車外流人員關在城關糧站，他帶我們連夜趕到糧站，恰恰碰上我一位小學的女同學在糧站值班，他們把那些剛剛入睡的外流農民叫起來，在曬谷場排成長隊，派出所長讓我指認坐在我身邊是哪幾個人？我在石橋鎮上車天已黑盡了，我哪能看清別人的面孔？於是我就大聲說：「我和大家一樣，家在農村，我母親患了浮腫病，我是趕回來給母親治病的，要是我錢糧沒了，我母親就沒命了，你們可得有點良心呀！」昏黃的燈光下，排在隊伍中間的一個年輕人大聲說：「你胡說，你從貴陽回來，誰能說你的錢糧就不是在別處掉的？比如火車上或者汽車上難道就沒有小偷？」從聲音我一下就聽出了這坐在我背後、和我認老鄉的人。我說：「老鄉，你不是認識我們生產大隊長嗎？你幫我想想，我周圍坐的哪幾個人呀？」有幾個農民跟著喊叫起來：「芋子娃兒，跟老子莫要亂講呀！」「芋子娃兒你龜兒子——」派出所副所長是個有經驗的民警，他一個箭步衝到那個叫芋子娃兒的農民面前，攤著雙手冷笑說：「跟老子交出來，算你立功！聽清了嗎？錢和糧票！」那叫芋子娃兒青年農民嚇得全身發抖，急忙從一件爛馬甲的破洞裏掏出一疊鈔票和糧票還給我，派出所長撲過去對他一頓暴打，他大聲哭叫著：「老鄉，我可沒用你一分錢一兩糧呀！」我就對派出所長說；「不要打他了，他也是不得已才偷的，他主動交出來就算了。」派出所長「哼」了一聲，扭頭就走。我堂哥趕緊從我手上抽出一張糧票追上去。我看被打的農民滿嘴是血，實在過意不去，便抽出兩斤全國糧票塞給他，他把糧票往鼻血上一抹，隨手砸在地上，糧票被我那女同學找了好一陣才從地上拾起來。 這麼一折騰，回到堂哥家，雞已經叫頭遍了。第二天清晨，堂哥叫醒我，太陽已經一桿子高。嫂子給我煮了一碗麵條，堂哥在門口給我買了兩李子，正準備上路，我那在糧站工作的女同學小李騎著單車趕來了，她用那沾血的糧票買了兩斤掛麵，又送了我一包麵粉，說是給我母親養病吃。而她自己的母親當時也患了浮腫病，不久就過世了。 從縣城到我家三十公里，不通公路，太陽偏西我才到家，我母親腫得雙眼祇剩兩條縫子了，她聽見我的叫聲，盯著我看了好一會，才叫出一聲：「兒呵！」接著便嚶嚶的哭起來。原來去年冬天，我的兩個妹妹冒著嚴寒下冬水田，挖一種富含澱粉的水生植物茨茹充饑，二妹金菊患了傷寒症，二妹的病傳給三妹寶珍，姐妹倆整天大燒大熱，最後連頭髮都掉光了，後來一位草藥醫生救了她們的命，但頭髮卻遲遲沒有長起來，我回家時見她們頭上還蒙著一塊破布。母親常常把自己分的一份口糧照顧兩個妹妹，她自己卻病倒了。 我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治我的母親。我去公社醫院找到一位姓陳的醫生，我在黑市上買了一條高價鬍子魚送他，問她像我母親這樣的病還能不能治好？他憤憤地說：「這病是餓出來的，祇要加強營養，不吃什麼藥也會好的。」他偷著把醫院僅有一點葡萄糖和魚肝油全給了我，又拿了一包利尿藥。我知道光這還不夠，於是又去公社食店找到當會計的江德坤，江是我小學的同學，我們兩家沾點親戚，江德坤父親滿臉麻子，但她本人卻是鎮上出了名的大美人，那陣她還未結婚，對我非常熱情。我把自己剩下的四十多斤全國糧票交給她，托她用食店名義，到糧站替我全部買成大米（要是我去買糧，就要搭配60%的玉米）。她答應了，兩天後她托人送來了四十多斤大米，還送來五斤掛麵，給我母親養病。當時生產隊的食堂還辦著，或許由於餓死的人太多，上邊按人頭每個社員每天撥給食堂半斤救濟糧，大米和玉米各佔一半，食堂便把大米和玉米麵攪成糊糊，裏面摻一些正常年代用來喂豬的牛皮菜，每日早晚兩餐，我家三口人，每餐分得三碗玉米麵糊糊，我吃母親那份口糧，給母親單獨煮點大米稀飯。兩個妹妹都不到十歲，見母親吃白米稀飯，二妹就躲開，三妹卻站在一旁咬手指頭。母親停下筷子淌眼淚，我給三妹遞眼色，三妹這才哭著跑開了。 當時像我家這樣的情況已經是很好的了，好歹我有份工作，能帶點錢回來給母親治病，能讓母親喝上大米稀飯，隊裏其他社員可就慘了。每到開飯前，那些餓得皮包骨頭的男女社員，扶老攜幼來到食堂等飯吃。他們一來就坐在地上，身子靠著牆壁，氣息奄奄的連眼睛都睜不開了。我叫他們，他們回答的聲音我都聽不見，可喊一聲開飯，他們「呵」地一聲，連爬帶滾就朝飯桶旁邊奔過去。為爭一口玉米糊糊，有的竟和炊事員打起來。我的姐夫姓楊，長得牛高馬大的，一碗玉米糊哪夠他充饑？他的小女兒（我的外侄女）楊國君四歲，也分得一碗玉米糊，我姐夫欺她小，便把她碗裏的玉米糊倒了一些在自己碗裏，小么妹不依不饒，大哭大叫，一筷子砸在我姐夫臉上，我姐夫火起來，把小么妹抱起來扔在兩米多深的紅薯窖裏，我母親流著淚，叫我二妹下窖把她抱起來，又給她包紮被樹枝刺傷的傷口，然後把自己碗裏的半碗稀飯給她吃。像這樣的事我還碰上過一次，我的一位堂哥，和小兒子爭「飯」吃，把兒子砸在水塘裏，是我跳下去把他抱起來的。我堂哥不高興，衝我說：「留下受罪，不如讓他死了好！」又說，「你倒好，小時候苦了幾年，現在總算有份工作，不愁吃不愁穿的，還能節約點錢糧支援你媽和妹妹。」我知道我堂哥有點迷信，就說：「哥啊，你好糊塗呀！你看你兒子長得濃眉大眼，天堂飽滿，滿臉福相，將來不當省長，起碼也會當個縣長區長的。」他被逗樂了，抱著兒子回家了，分手時，還教兒子要感謝叔叔的救命之恩。沒想到，半個月之後，他自己卻餓死了。我那堂嫂跟人到新疆逃荒，半道被抓回來暴打一頓，一氣之下，她抱著兒子跳了水庫。 那些天，生產隊還是不時有社員餓死。而餓死的大多是中年和青年男人，他們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還上要照顧父母，下要照顧兒女，分得的一碗玉米糊糊，自然不能滿足他們的營養需求。死人多了，大家見慣不驚。生產隊死一個社員，用破竹席一裹，挖個土坑就埋了。參加抬死人和挖土坑的，隊裏發給二十斤紅薯和五斤大米，大家可以飽吃一頓，參加掩埋死人的全部都是生產隊的幹部，這叫「吃死人」。我姐夫是個「神漢」，能寫一手很好的毛筆字，經常偷著搞迷信活動，死人的家屬堅持要請他給死人「開路」（一種迷信活動），隊幹部沒法，祇得請他參加埋死人。祇要隊裏有人死，他也能混上一餐飽飯吃，有時還能喝二兩玉米酒，每當這時候，他就打著酒嗝，顯出一副滿足的樣子。有天他突然問我：「你媽死不死活不活的，要拖到哪一天啊！」原來他在盼著我母親死呵，氣得我真想踢他兩腳。 過了幾天，生產隊一位復員軍人餓死了，這人是我一位遠房的叔叔，四十七八歲。他曾是國民黨軍人，後來參加過解放軍，還是當機槍手。剛升任排長，朝鮮戰爭爆發了，他成了志願軍，和美國人打仗。講著他就笑，說他當國民黨兵，打共產黨；當了共產黨的兵，掉轉槍口又打國民黨，後來竟然和美國人幹上了。他解開上衣，扒下褲子，讓我們數他身上的傷疤。我真數了，一共八塊傷疤，肚子上一塊有碗口大，他說是敵人手榴彈炸的，連腸子都流出來了。他又一陣笑，說自己福大命大。可就是這麼一個福大命大的人，那天正和我姐夫一道在水田裏插水稻秧子，田埂上有叫賣李子，他說：「等著，我買一斤李子！」賣李子的人站住了，可他剛走近田埂就倒了。我姐夫奔過來把他抱上田埂，他祇斷斷續續說了一句「鬼……找到……我了！」就斷了氣。我去看過他屍體，眼睛睜著，嘴巴張得大大的。 為我這位遠房叔叔的死，大隊幹部開會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說他不是患三十號病（浮腫）死的，可能是患心臟病或別的什麼急病死的，有的人乾脆說：「他在戰場打死那麼多人，那些死鬼不會報復他？」我姐夫馬上證明：「對對，他自己說是鬼找到他了！」我那叔復員時是志願軍副連長，隊裏優待他，給他釘了一副木頭棺材，參加埋死人的隊幹部多吃了二十斤紅薯和五斤大米。自然我姐夫也跟著吃了兩餐飽飯。 在工廠的領導面前，作為地主崽子的我，一直表現得畢恭畢敬，唯唯諾諾，甚至也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唱讚歌，但並不表示我心裏沒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有血有肉的人，雖然當時我還不算什麼作家，但畢竟讀了那麼多中外名著，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習作，每當我看到那失去父母的孩子啜泣，那些失去兒女的母親的哀傷表情，我的心都碎了。出於一個作者的良知，我決心要把長期積壓在我心裏的話說出來。對誰說呢？對大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龍德海說。他管著六個生產小隊，二百多戶人家，近兩千口人呢！我要他發發慈悲，救救社員們的性命。 這龍德海比我大六七歲，按當地的習俗，我稱他表叔；小時候，我們一道扭秧歌，打老牛（一種兒童遊戲），算得上我兒時最好的朋友。後來我家劃成地主，我初中畢業外出打工，我們來往少了。但他對我母親和妹妹還是比較關照的，我也仍然把他看成朋友。當時聽說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有個什麼講話，允許農村社員在自家房前房後、田邊地角種大窩子紅薯自救。所謂大窩子，就是在地下挖個土坑，籮筐大的、水桶大的不等，坑裏放些農家肥，再插幾顆紅薯秧子，後來聽說很管用，許多人能活過來，全靠了這大窩子紅薯。我去找龍德海時，他正在房後挖土坑。我遠遠叫了聲：「表叔！」他怔了一會，問我叫他啥？我忙改口說：「龍書記，你好呵！」他招呼我在附近一塊草坪坐下，他湊過來，咂燃葉子煙，遞給我，我說我不會抽煙，他說你們城市人是抽香煙的，說著就挨我坐下來，他問我母親的病好些沒有？我說：「看上去腫是消一些了。」他點點頭，忽然把話題一轉，問我還有糧票沒有？他想換十斤全國糧票，趕集時，想進館子吃碗麵條。我就想，他每餐也在食堂分一碗牛皮菜稀飯，用什麼和我換糧票呢？說白點就是想我送他十斤糧票唄！於是我實打實告訴他，我帶的一點糧票早買糧食了，是請鎮上大食店的江會計買的。他說：「那妹子我認識，叫江德坤對吧？長得標致呢，你把她娶過來呀！」我說：「我自己都吃不飽肚子，還找啥老婆呢？」他吃驚地對著我，好一陣才問：「貴州也天旱？」我說：「豈止貴州天旱，這幾年全國都鬧旱災，老天爺把雨下到外國去了吧！」他歎口氣說：「其他省再天旱，也沒我們四川嚴重。早幾天，六大隊有一家人，全家服耗子藥毒死了！」我忙問：「查出是誰下的毒？」他說：「還有誰，那家的當家人才三十出頭，患了三十號病，想到自己死了，留下父母和娃娃受罪，把耗子藥混在稀飯裏，結果全家死個精光。」他沈默了一陣，接著說：「這樣的事，已經發生好幾起了。當然也有不想死的，你猜怎麼著？吃人肉呀！黃梅坡那邊，有家人老公死了，老婆便把他煮來給兒女吃。兒女這才知道，餓急了，人肉也是可以吃的呀！不久，那老婆死了，兒女便把他媽給煮來吃了。反正我沒看到，就當我是放屁吧！」 聽他這樣一說，我長期壓抑在心裏的悶氣就一股腦兒發泄出來，我說：「中國老百姓真是太可愛、太可憐、太可笑了。當年毛主席領導農民鬧革命，許多人不是因為窮，不是因為吃不飽肚子才參加紅軍的嗎？現在自己當了官，發了財，就不管別人了？鎮上糧站的倉庫，天天都有解放軍把守？眼下麥子和豌豆不是已經成熟了？為什麼要等著餓死，不去弄來吃？好像食堂還養有幾頭豬呀！為什麼不殺來吃呢？表叔啊，你在這裏土生土長，你能眼睜睜的看著大家餓死嗎？你是黨支書、大隊長，你就不能睜一隻眼閉一眼嗎？讓大家去偷、去搶吧！」我講完，一甩手走了。 我那兒時的朋友，當晚就把我的話報告了駐生產大隊一位叫伍志良的工作隊員。第二天清早，大隊民兵隊長把我叫到大部隊，我母親和妹妹不知出了什麼事，嚇得在家裏哭天叫地。伍志良召集大隊幹部批鬥我，說我鼓動大隊長帶農民造反，要搶糧站的糧食。伍志良指著我說：「你說中國老百姓傻，你說中國老百姓可憐、可笑、可悲！我和你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認為中國老百姓好，中國老百姓就是好，他們一心跟著黨，一心擁護社會主義，寧願自己凍死、餓死，寧願自己一家人吃耗子藥，吃人肉，也不去偷、不去搶，不給社會主義抹黑，這還不好，要什麼才叫好？聽說你還是作家呀，你是什麼作家？黑作家、反動作家！」 他這麼一說，我的頭腦頓時清醒來，要是他們真要安心整我，憑我的那些話是夠打反革命的，但我畢竟是二十多歲的人，十幾歲就經歷過「反右」鬥爭的「正面教育」，多少積累了一些搞運動的經驗，那就是死不承認，我和龍德海談話就祇有我們兩個人在場，他找不到任何旁證。既然我們已經撕破了臉，我對他也就不客氣了，這時候，我猛地想起世界乒乓球冠軍莊則棟的一句名言：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於是，我霍地站起來，指著坐在角落裏的龍德海說：「龍隊長，龍書記，你太小氣了嘛！不就是為二十斤糧票嗎？（我故意把十斤說成二十斤）你就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一回來，你就向我要二十斤全國糧票，貴州一樣天旱，我每月祇有二十七斤糧食定量，你開口就要二十斤，你心不是太黑了嗎？我是因為母親生病，請探親假回來的，回家我就請鎮裏食店的江會計幫我用糧票買了糧食，你不信可以去問啊！不錯，我母親是地主，地主餓了也得吃飯，地主病了也得醫呀！其實，我和伍同志工作的觀點是一樣的嘛！我說中國老百姓老實、善良，他們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看著地裏成熟的豌豆麥子，他們不去偷，不去搶，他們寧願挨餓，不願給黨和社會主義抹黑。我這樣的話錯在哪裡呢？龍書記因為沒有得到二十斤全國糧票，對我懷恨在心，對我進行打擊報復，這還像個共產黨員嗎？」說著，頭一扭，對著伍志良說：「你不作調查研究，偏聽偏言，你也太官僚主義了嘛！你憑什麼說我是黑作家？是反動作家？我所在的工廠，是貴州著名的兵工廠，它對職工政治上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我是車間技術員，是車間黑板報的編輯，黨組織會讓一個反動作家當編輯嗎？告訴你，我回來前，全廠組織了一次文藝彙報演出，我是廠黨委項書記親自提名的籌委會委員，我創作和導演的節目，有兩個獲一等獎，項書記在大會上表揚我，親手給我發了獎狀和獎品。項書記是誰？說來嚇你一跳，早在延安時代，他就在羅瑞卿將軍手下工作，解放後，他在中南海警衛部隊當過教導員，轉業到我們工廠之前，他是省裏一個軍分區政委兼司令員，他會重用一個反動作家？你這不是對老幹部的誣衊嗎？攻擊革命老幹部，就是攻擊黨，五七年可是要劃成右派呢！」 參加會議的大隊幹部，大都是我的熟人，見我把龍德海和伍志良駁得啞口無言，都偷著笑，表現出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婦聯主任是我一位遠房表妹，她上中學時，我曾給她補習過語文，她為了讓龍德海和伍志良下台，就笑著對我說：「表哥，你就認個錯吧！」我瞪著眼睛說：「我認什麼錯？我這就到公社找龍潭書記去，公社解決不了，我去找縣委書記，找縣長！」 我一甩手，衝出了會議室。大隊離公社八華里，不多一會我就到了。在場口，我碰到公社副主任伍元安。伍元安和龍德海是鄰居，他是解放初期我父親當農會主席時帶出來參加工作的，他為人熱情、正直，聽說五九年反右傾時為彭德懷擺功，受到批判，要不是公社書記龍潭保他，他早被下放當農民了。我問他這是去哪裡？他說剛才伍志良給龍潭書記打電話，說你大鬧會場，當眾羞辱他和龍德海書記，龍潭書記要我下去瞭解一下情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情。他說龍潭書記是個「好好先生」，能過去就過去，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既然我來了，他也就不下去了。他把我引到他的宿舍，沒等我開口，他就說：「龍德海是個忘恩負義的小人，沒有我抬舉他，他能當大隊長？能當支部書記？可五九年我受批判，他第一個站起來發言，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我見他態度誠懇，也對龍德海滿肚子意見，就把那天我對龍德海講的話如實講了。我說我是好意，看到社員餓成那樣子，心裏難過呵，像伍永昌，在槍林彈雨中衝闖十多年沒有死，回到家鄉卻被餓死了。要是我不在外面工作，我母親能活過來？我母親一走，兩個妹妹怎麼辦？我祇是希望救救大家的命，這就錯了嗎？伍元安沈默了一陣，歎口氣說；「你講的話，我早想講了，我身份不同，我不敢呵！現在幹部中，像伍志良那樣的人不多了。區鄉幹部大多家住農村，他們的父母和妻室兒女也一樣餓飯，我婆娘現在浮腫也未消呀！要是我當大隊長或生產小隊長，我就叫社員們把糧食收回來，像現在成熟的豌豆和麥子，打場時不要打乾淨，打出來的糧食用去交公糧和統購，上邊來檢查，就祇收了這點糧食，誰能拿你怎樣？到了晚上，我重新把打過的麥桿豌豆藤清理一遍，總能藏下一些糧食，有一點算一點，有糧就可以救命。現在李井泉龜孫讓人種大窩子紅薯，要是早把地分給農民種，不說全分，就多給留一些自留地吧，哪會餓死這麼多人？要是下邊的隊幹部，良心好一點，早點讓社員們種大窩子紅薯，自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農民日子也會好過一點，哪會像現在坐著等死？」 我說：「你是公社副主任，手中有點權力，你為什麼不……」他苦笑著打斷我的話：「這你不懂，我大小算個幹部，又犯過他媽的右傾錯誤，我敢對大家說，你們對抗上邊的政策呀！那我馬上會被撤掉幹部，開除黨籍，甚至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可下邊的生產隊幹部，他們本來就是農民，手握鋤頭把，犯了錯誤也不怕。可不，你能把他開除地球？可偏偏基層幹部中，也有像龍德海這樣的龜兒子！」我奇怪地問：「龍德海一家不也是在食堂分飯吃嗎？」他冷笑說：「你才回來，很多情況你不知道。我們那個生產小隊，早先的人口是二百三十六人；前幾天，我暗中調查了一下，祇剩一百九十九人了，就是說從五九年開始，兩年多時間，已經餓死三十七人了，都是全勞力呀！有好幾家餓死光了，龍德海向公社領救濟糧，把死人的名字一道報上來，從花名冊上看，一個人都沒有死，公社黨委一班人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糧食又不是我的。公社幹部還有個思想，認為餓死人總不是好事，萬一啥時候查起來，怕不好脫手，所以我們公社向縣上彙報，也不承認餓死了人，即使說有人死，也說是患其他病死的，縣裏自然也是這樣向省裏報告，省裏再向中央報告。」我輕聲問：「依你說，餓死這麼多人，毛主席到底知道不知道呢？」他說：「毛主席那麼精明，他哪會一點不知道呢？他那德性，就是明知自己錯了，他也不肯認錯的。說不定哪一天他會說：『是下邊沒有按我的指示辦，要認真查查，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餓死了還得了？必要時殺他幾個，否則難平民憤！』 我們公社幹部都防著他那一手，對餓死人我們也害怕，也是不願意的。下邊生產隊用死人來騙取救濟糧，我們按花名冊照發。可惜這些名額的糧並未全部落到食堂，由大家分著吃了，而是被隊幹部私分了。我們小隊三十七個死人的口糧被龍德海等幾個隊幹部分吃了。他們白天吃食堂，晚上在家裏開小竈，當然他們希望死的越多越好！」我說：「這些事龍潭書記知道嗎？他是心中有數的，不願得罪人，裝糊塗呀，等我把材料搜集夠了，我會一下抬出來的。」 這些年，我曾寫過一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小說、散文在報刊上發表，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熱愛的社會主義農村竟這麼腐敗，這麼黑暗，於是我說：「我們兩家挨得很近，當初你跟著我父親運糧食支援解放軍解放成都，參加鄉村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我父親被土匪擊傷，是你背他下山的，你看著我長大，我初中畢業去寶成鐵路工地打工，武裝部長卡我，你仗義執言，支持我參加工作，還給我開了證明，你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人，你掏句心裏話，這幾年到底天旱不旱？」他說：「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僅從我們這一帶地方看，雨水是很好的，光這一個月，就下了三場雨。」我又問：「那麼，這場大災難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他站起來朝門外掃了一眼，然後憤憤地說：「什麼原因？是毛大爺引起的，這老瘋子五八年發神經病，他要搞什麼大躍進，搞什麼大煉鋼鐵，他是皇帝，是菩薩，誰不依他，他發起怒來就要拔誰的白旗，就要整人，那陣我是公社主任，整天帶人上山找鐵礦，遍山都是人，到處都在開山放炮，煙霧彌漫，就像解放軍當年進攻成都打龍泉驛的山頭似的。煉不出鋼鐵，就將社員的鐵鍋來砸，反正辦有大食堂，社員們的鍋竈用不上了。年輕社員都上山找礦開礦去了，家裏丟下一些老弱病殘的人，莊稼誰種？地裏糧食誰收？大躍進不光是鋼鐵，還包括糧食和其他行業呀！反正當時大家都瘋了，那就跟著瞎起哄唄！不久河南傳來小麥畝產十萬斤，接著湖南又傳來水稻也畝產十萬斤。我就想：毬毛，老子是泥巴裏爬大的，一畝有多大塊地老子會不知道？別說一畝地產十萬斤，就是把十萬斤糧食平鋪在一畝大的曬穀場，那也要鋪很厚很厚一層呀！我不信，又不敢說，還得昧著良心說假話，瞎起哄。那陣我是公社主任，龍德海才當上生產隊長，他還聽我的，他說我們不當先進，也不能讓人拔白旗，當烏龜，就把每畝糧食產量報五千斤吧，我壓著他，說每畝糧食連帶桿子也不到五千斤，就報二千斤吧！我也不敢再壓低呀，我和龍德海一個生產小隊，糧食產量報低了，人家會說，我這公社主任是幹啥吃的？實際上，大躍進那年，我們生產隊糧食產量是最低的，水稻畝產不到五百斤，麥子畝產不到三百斤，社員們都煉鋼鐵去了，水稻收穫季節，遇上暴風雨，水稻倒伏在水田裏，給爛掉了。可上邊的官老爺不看實情，在核定公糧和統購糧時，是按浮誇虛報的產量核下來的，就如我們那個生產隊，虛報產量每畝二千斤，按比例核下的公糧和統購糧每畝就該交五百多斤，說重吧，他說還不到產量的四分之一呀！可實際產量每畝不到五百斤，生產隊全部收的糧食交給國家，還不夠數呀！老百姓不餓飯才是怪事，那些產量報高的，公糧和統購糧核下來更多，唉，毛大爺從小在農村長大，他娘老子也是農民，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他會一點不知道？他這人是從不認錯的，這次他把責任推到老天爺身上，硬說天不下雨，是天災，不是人禍，反正老天爺不會開口說話，老天爺受了委屈，為什麼不用炸雷打他呢？老天爺能忍我不能忍，五九年縣三級幹部會上，我說彭大元帥還算有點良心，為老百姓說了幾句真話。結果我被批鬥三天，把公社主任給撤了，弄了個開除黨籍留黨察看的處分。老弟呀，我把心裏話全都對你說，我是右傾份子，你是地主兒子，要是你把我的話漏出去，被人揭發出來，我們哥弟倆都得去閻王爺面前報到呵！」 從伍元安宿舍出來，我直接去公社黨委辦公室找龍潭書記。這龍潭四十多歲，個子不高，瘦瘦的。解放前，他在鎮上一家中藥鋪當小夥計，和我父親很要好。解放後，他參加了工作，當了鄉幹部，我在外面讀書，寒暑假回家，都去看看他，給他兒子補補課，他尊重讀書人，對我印象不錯。龍書記招呼我坐下，給我泡了杯茶。他兒子在昆明當兵，說這茶葉是兒子帶回來的雲南普洱茶。他笑著問：「上午發生的事，你給伍元安主任談了？」想到我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還在農村，我不敢得罪大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龍德海，更何況他背後還有工作隊員伍志良，於是我說：「剛才伍主任問起，我隨便談談，沒有什麼大事，龍德海向我要二十斤全國糧票，當時我確實用糧票買糧了，食店江會計可以證明，龍隊長耳朵不好，他誤會了我的話，我哪會鼓動他帶頭造反呢？」 接著，他問起貴州的災情和我的創作情況，他說：「目前農村情況確實很糟糕，死人的事你就不要出去講了，縣裏有指示，對外邊叫來的人要熱情歡迎，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照顧家鄉的榮譽。你的母親和妹妹，我們會照顧的，伍主任分管救濟糧，我等會和他商量，每月給你母親和妹妹補貼十斤救濟糧，你放心回去，安心工作吧！」 我向龍潭書記表示了謝意，向他告辭出來，見伍元安站在門口向我招手，我走過去，他指著桌上一碗大米稀飯說；「已經中午了，我在食堂分得一碗飯，你吃了再回家吧！」他又去找來兩片酸蘿蔔，硬看著我吃完飯才離開，這大半輩子我都記得這碗稀飯，後來我一直在想，這天中午他自己吃的是啥呢？ 伍元安送我出來，公社陳醫生等在路邊，他遞給我一張蓋了章的紙條，說憑這張疾病證明，可以去供銷社給我母親買兩斤古巴糖，恰好江德坤在這裏幫忙，她幫我買了三斤糖，又自己掏錢買了兩斤伊拉克蜜棗送我母親。隔天，伍元安把十斤救濟糧親自送到我家。 在一些好心人的關心下，我母親的病漸漸好起來，她身上的腫消了，可以拄著棍子在田埂上散步了。兩個妹妹的光頭也開始長出頭髮。我已經超假十天，我去請陳醫生開了一張患重感冒的病假條，臨回廠的前一天，我去向龍德海書記告別，我說：「對不起，這次回來給你添麻煩了。」他說：「我才對不起你，我給公社丟人了！龍潭書記批評我，我虛心接受！」我撲過去握著他的手說：「梁山兄弟，越打越親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離開了我苦難深重的故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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