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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若 望 傳記 第三部連載之三
鎮反的帶頭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者的名義發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按語。祇因左翼詩人和文藝理論家胡風以《文藝報》作為靶子寫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其內容實是全面批判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這是從未有過的敢於對全國人民尊之為偉大領袖的挑戰！其中辛辣的語句如：「五把刀子閹割了中國的文藝，好的作品從來不是由政府下令創作出來……」，如果說解放初期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祇是捕風捉影，導演和演員並無絲毫反黨反毛的意識，『三十萬言書』卻是白紙黑字明目張膽否定黨領導文藝的權威。 毛澤東看了『三十萬言書』勃然大怒，他知道打擊胡風不能採用批判《武訓傳》那麼簡單，他採取了轉彎抹角、一步緊一步，自己則躲在幕後，由線民反戈一擊，讓胡風自亂陣腳等等狡猾手法。 他讓《文藝報》加印厚厚一冊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語，毛信心十足，深信真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話說，先公佈反面材料，為了發動群眾。我看完三十萬言書，首先覺著他所表達的批評意見，正是我早就想說而又沒有勇氣說，不能不佩服胡風的勇敢大膽；轉而想起全國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澤東，他的「文藝講話」自認為是世界第一流的傑作，誰個有這麼大膽敢於動手拔虎須呢？ 然後聯想到自己，連帶我主編的《文藝月報》，對當前文藝界出現的這件大事，應該怎樣定位、如何表態呢？我與唐弢、魏金枝商議如何應付之道，他們的心情是左右為難，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樣。唯一的出路，還得屈服於最高權力的意志和棍棒了。我祇得違心地約了幾位文藝批評家限時寫出批判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不過有的說他對胡風缺乏瞭解，有的說既然胡風寫了這麼長的意見書，要批他起碼要用十萬二十萬字吧。他們都婉言謝絕。後來由作協黨組發動黨員作家寫稿，我寫的一篇是駁斥胡風的「五把刀子」，吳強，李子雲，肖岱，孫竣青等奉命也寫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協的主席，他是全國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敵』當前，他怎能不表態呢？他被迫無奈也寫了文章，當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不過題目我已記不清了，至今能記得的，是他從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線寫了一篇小說：《窪地上的戰役》，到路翎也被劃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圈子，而提到巴老自己曾參加二屆「赴朝慰問團」，並且當路翎的小說剛發表的時候，他還曾欣賞路翎的小說。沒話找話說，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評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過發現自己的文章經過《人民文學》主編的加工，把批胡風的調子提得過高，他說：「起初我很不滿意，過了一夜，我就心平氣和了，現在正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假使照我的原稿發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對象，似乎有意為反革命份子開脫了」。 我們從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澤東搞政治運動的威懾力量，雖然巴金不願作違心之論，還是想多留一點屬於自己的領地，結果自己的文章發表出來，卻變得面目全非！ 為了打擊胡風，毛澤東發動全國人民共討之的政治運動便迅速展開了。 反戈一擊的人物即舒蕪，他上繳了胡風友朋間的許多信件，毛澤東如獲至寶，正中下懷，特地在《人民日報》分三批刊出，題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以「編者按」的名義寫了嘲諷刻毒的按語，僅從標題上綱至「反革命集團」來看，胡風份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敵了。 茲摘錄一段「按語」：「他們的人很少，過去說是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都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隊伍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引自《毛澤東選集》五卷一六三頁) 拆閱私人信件，本身就是違法，根據私人通信的文字作為罪證，那是雙重的犯罪。此例一開，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擴大為抄家抄得的日記也可作為文字獄定罪。 應該說：公佈三批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幾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澤東本人雙重犯罪的證據。 從以下兩節「按語」中，還可以看出毛澤東指望以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為起點，引向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祇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 (二)許多反革命份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裏面」來了，這決不祇是胡風份子，還有更多的其它特務份子或壞份子鑽進來了。 從這裏，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謀遠慮，原來他挑起胡風集團中人狗咬狗，自己坐山觀虎鬥，把胡風和他的同伴作為帶頭羊、替罪羊，抓住典型「教育」群眾，下一波緊接著將挖出「鑽到肝臟內部的特務份子和壞份子」。比起1952 ~1953年的鎮反，那時遭鎮壓的儘是地主和國民黨殘餘(參看本書前一節的「紅色恐怖第一夜」)。後來展開更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紅色恐怖，果然延續到1957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楊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沒有毛的「深挖鑽在肝臟裏面的特務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對潘楊下此毒手！ 這個基本隊伍經認真一查，不對了，毛給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風捉影，就是莫須有。 和美蔣特務有密切關係的綠原，原來他給胡風一封信中，向胡風徵求意見，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譯，胡風還沒來得及答覆，綠原並沒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職，就是憑著這樣一封信，毛的按語裏就斷定綠原是美蔣特務，於是關在秦城監獄五年多，至1962年免於起訴，保得頭顱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鬥，他的小女兒被逼瘋，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謂「反動軍官」阿壟，他確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十期畢業，參加過1937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受過傷，後來到過延安，離開延安後，他利用各種關係，向延安送過軍事情報。國民黨曾發出通緝令捉拿他。 阿壟對共產黨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來為阿壟辯護也沒人聽。在五五年端午節關進秦城監獄。他作一首詩記其事：「汨羅江水故沈沈，江水不如饞謗深，總是娥眉違眾女，還將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風的按語裏，接連用了三處「不對了」：「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單純文化人，不對了；過去說是他們好像是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 從他給人定罪的「美蔣特務、反動軍官」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經瞭解倒是真正的「不對了」，也許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這麼一來，連英明偉大的毛澤東自身也被否定了。
「胡風份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節介紹文藝界的「胡風份子」，上海文藝出版社可以說是胡風份子的大本營，如耿庸，張中曉，羅洛，王元化，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華東局 文藝處長劉雪葦，復旦大學則有賈植芳，劇團演員中有王戎，作家協會有王北秋等。 耿庸原是台灣銀行裏的職員，後來去廣州某個報紙做編輯，後轉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他被定性為胡風份子，即被捕入獄，株連他的妻子王皓，與她丈夫關在同一看守所，王皓被關了約半年後便放了出來，乘毛的陽謀鼓勵大鳴大放，她竟寫信給毛主席為丈夫鳴冤叫屈，結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黃浦江，以自殺抗議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後才釋出，方知家破人亡，卻不知到哪裡去收拾妻子的屍骨！ 張中曉，在舒蕪提供的張給胡風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圖騰」的迷信，故毛的「按語」對他特別嚴重，半年以後據說他已自殺，張中曉未婚，在上海沒有親人，究竟怎麼死的？屍骨到哪裡去了等等，誰也不去查究，死得不明不白。 詩人羅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楊友梅在《上海文學》任編輯，(前身即《文藝月報》) 她萬里尋夫陪伴充軍的丈夫一同勞改。如果不是作家協會領導班子內心同情胡風和他的信徒，楊友梅的壯舉也不會獲得批准。直至毛死後，胡風問題徹底平反，羅洛夫婦回到上海作家協會，羅洛成了協會的負責人。 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是胡風集團中官銜最高的，在舒蕪提供的信中，某人寫信給胡風，希望宣傳部長放寬審查的尺度，也不問彭柏山是不是照辦了，一樣把他拉下馬；另一位劉雪葦，我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較艱深，據說胡風專案組發現劉的文風完全學的胡風，就憑這一點，劉也被圈進胡風集團。 賈植芳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他是由正式開庭起訴的三個胡風份子之一。(其他二人：胡風，阿壟)賈關了十年後才開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賈判刑後，也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 王皓以身殉夫，楊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僅僅以她們對愛情的忠貞，足以看出中國女性的剛烈！ 王戎，原是劇團做過話劇演員，他在反胡風運動中，第一波即進了監獄七年，未經起訴即告釋放，未滿兩年，在下一波的反右鬥爭中，他不願寫大字報響應毛的大鳴大放，又以「堅持胡風反動立場」為由，遭二次入獄，先送安徽白茅嶺，後又充軍至新疆，前後兩次加起來的歲月正巧與蘇武牧羊的放逐時間相等。 王元化是位歷史學家，通曉英語，其父是北大外語系主任。祇是在舒蕪提供的信裏提到王元化的名字。於是元化成了胡風份子，先由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面談，鼓勵元化起來揭發胡風，他沒有什麼可以揭發的，頂牛頂了四、五個晚上，(又稱疲勞轟炸)並無進展，後發覺王元化出現了精神異常現象，孔羅蓀，吳強和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碼之意，本來，對那位上交近百封書信的線民，上海作家頗為反感，便設計將元化的精神異常略加誇張，報上級寬大處理，市委宣傳部同意暫緩追究。王元化總算免了牢獄之災。 王北秋，在那個線民上繳的書信裏，沒提到他，因胡風在上海時節屬作協單位管轄，作協有什麼信件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門，北秋是詩人，到胡風家探討過新詩，北秋很尊敬他。大概還在機關裏稱讚過胡風的詩歌吧，這樣，王北秋忝列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名單上。他沒有拘捕，而黑名單上有份就斷送了他的前程，諸如：他的工資不能提級，他的投稿無一個報刊敢於發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秋已年過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涉了兩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離監禁者有六十二人，正式定名為「胡風份子」一百零五人。經法庭宣判的祇有胡風、阿壟。上述數字中，第一項絕不止兩千一百人，像王北秋，就不會統計進去，此外，我還知道有幾位「殃及池魚」的倒楣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經學校校長拿了他的戶口簿說明情況，才把這個倒楣鬼放出來；還有一位祇是給胡風寫過一封信，也被抓進區政府看守所，審問下來，此人從未見過胡風。自1955年5 月的一年多時間裏，為的胡風弄得風聲鶴唳，到處捉拿胡風份子。 胡風被剝奪自由三十餘年，於1985年「解禁」，已經木然，路翎出獄後也是如此。胡風幸有兒童文學作家梅志自始至終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歲。胡風的忠誠詩友聶紺弩，原是「歷史反革命」，充軍到北大荒，適值黨中央宣佈國民黨將軍一級准於特赦，聶從北大荒「解放」回京，寫了一首詩，傳抄甚廣，詩曰： 雪擁雲封山海關，宵來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爛柯山 偶拋詩句淩風舞，夜半車窗旅夢寒 (註：開頭兩句意含中共治下「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統治) 胡風生還的最後歲月，聶紺弩恰從東北歸來，他賦詩「胡風八十」記其事： 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 便住華屋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 奇詩何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 註：第一句指薑子牙八十渭水河邊垂釣；第二句用「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語出《山海經》)
一句戲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節講到鎮反中的潘楊事件。這是五十年代最驚心動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這個內幕的是受潘楊案株連的我的親家(他的二女兒是我的兒媳)。為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有必要將此案的荒唐、離奇公諸於世。 時間是在1952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接待東北來的公安廳長靳某，設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飯店，楊局長帶了一名隨員盧伯明一同赴宴。席間貴賓不免虛心討教上海方面的經驗，楊局長禮貌地說，幾乎沒什麼經驗，靳廳長讚揚主人在使用幹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楊帆回答說：公安工作必須深入三教九流，祇要知道他們的底細，不用怕，雞鳴狗盜之徒也能起到別人辦不到的功能。 楊帆接管公安局，敢於留用原公安系統的人員，如當過國民黨偵緝隊的幹警，杜月笙，黃金榮的老部下等等，楊帆獲罪的罪狀之一，據此被渲染成敵我不分。後來竟誇大成潘、楊私設電台與台灣方面勾結。 靳廳長幽默地說了一句：「你是孟嘗君，捨下有食客三千咯」！楊帆笑了，接著說：「我的氣魄比孟嘗君還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楊二人被江青點名，指出他倆是可疑人物，國務院公安部長羅瑞卿懾於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楊，使公安局長關進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楊局長的隨員盧伯明是個有心人，他星夜來到市委柯慶施的家中，聲言有極重要的機密報告。他把楊帆在大三元上講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戲言，當作重要機密到市委書記那裏邀功。從盧某被柯大鼻子加封為「三五零專案組」和「三五零辦公室」主任來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跡可循的。 「三五零辦公室」的任務就是捉拿潘、楊的同黨，抓不足三千五百人決不收兵，僅上海地區連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統的「黨羽」便有兩百多人，其中有兩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別任吳淞區和閘北區公安局長，也被抓了進去，盧也曾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這兩人與盧的友誼比我還密切。可恨盧伯明成了歷史上湯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楊局長拉下馬，自己取而代之。(註：湯勤是「審頭刺湯」京劇丑角) 我寫過一篇題為「青海來客」的小說，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湊數發配到青海勞改農場，於1964年釋回，不幸的是，兩年以後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檔案袋中留下潘楊同黨的材料，他不僅批鬥，又第二次入獄，此人在上海監獄裏與我同監。他一再關照：千萬不要寫出真實姓名，家中還有妻子兒女云云。(「青海來客」未發表) 「三五零辦公室」的絕滅人性處，簡直令人髮指，據青海所作的潘楊案勞改犯的小統計：上海去的兩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時間表特別挑選在賀客盈門辦喜事的時候，有幾個小夥子正準備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銬，不明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車，這一家的喜事頓時作了喪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兒女嫁取辦喜事的時辰。看來是由「三五零辦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惡作劇。 盧某作惡多端並未受到處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業局的黨委書記，他雖則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恥任務，原來取楊帆而代之的夙願並未達到。 平心而論，惡人當道的社會，必須有惡人可以胡作非為的土壤，藉一句戲言釀成如此荒唐的悲劇，首先就要有柯慶施之流的授權；上有江青假傳聖旨的施加壓力；還得有無法無天的專政機構保證執行，言論報章的嚴格封鎖等等，才能讓一個跳樑小丑「大戰鴻圖」！
死亡的陷井――陽謀 1956年毛澤東到各地煽風點火，鼓勵大家大鳴大放，那時我以為是真的，長久蓄積在心中的不平和憤懣，藉此機會寫了系列雜文，「文藝月報」副主編唐弢悄悄地勸告我，大意為內中恐怕藏著某種玄機，可要當心。唐是黨外人士，他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我對毛的迷信非常執著，甚至把唐的美意，當作他緊跟不夠，思想不夠解放的表現。直至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在57年7 月30日的《人民日報》用化名「徐彙」發表了「王若望是誰家的香花」，其中印證我所寫的文章，原文這麼寫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設防』，就是違反了我國憲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鳴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貶的新名詞。 這時我才記起唐弢給我的警告，對已經發表的文章感到後悔。 緊接著，張春橋的搭檔姚文元又在《文藝月報》批評我的雜文，如「步步設防」，「一板之隔」等，標題用了胡風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誰家的香花』的標題更明朗更尖刻。這就意味著王若望也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之一員。 這時，對被劃為右派的人如何處分？設想得還是輕鬆的。為著擺脫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險，我連忙寫了一篇檢討承認錯誤，誰知《解放日報》拒絕刊登，(自《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以來，怎能刊出王若望的檢討？) 嚴厲的懲罰接踵而來，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給文藝月報，豈不是打上門來挑戰副主編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權利批駁文壇打手姚文元對我的誣衊，就在這時，作協黨組通知我辦移交手續，一般調動工作不必辦移交，辦移交便是撤職的前奏。作協黨組的通知，不僅剝奪了我的工作權，連發表答辯文章的自由也一併剝奪了。 作協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還有一名王延齡(在青年文學刊物《萌芽》編輯部工作)。此人絕頂聰明，卻在一個會議上犯了糊塗，他向主持會議的支書胡德華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才算右派？胡以為提這種問題不懷好意，他當場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為支書一句話是跟他開玩笑，直到組織上把兩個『王』：王若望、王延齡都調到圖書館整理舊書，才明白王延齡也戴上了帽子。 原來，在腥風血雨中到處尋找右派，上海作協祇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這個『比例』卻是鄧小平部署反右派戰役傳達了毛澤東交下的百分比指標，『知識份子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祇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數是指整個知識份子，還是一個單位，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也沒作具體說明。有一點是明確的，王延齡為了提出一個問題而上了黑榜，大概是為了湊足上級的指標。這樣，王延齡成了『自薦右派』。二十年後，右派份子宣佈可以改正了，王延齡屬於自薦右派，不在市一級的總名冊中，還是那個胡德華，宣佈王延齡本來不是右派，所以談不到『改正』。有關改正右派有少許補助他也享受不到。這一下弄得王延齡哭笑不得，於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賦詩歌詠之： 正冊無名另冊無 廿年難得是糊塗 江南親友如相問 幸喜今吾即故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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