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為承受歷史的人寫作 也談王友琴女士的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南京 景 凱 旋
八十年代中，同幾個朋友談論《古拉格群島》，有人建議，應當搞一種「公墓文學」，選一些文革中的受難者作代表，將他們的遭遇如實記錄下來，分門別類，編成叢書，如教師公墓，作家公墓，演員公墓等。這個建議得到大家贊同，並在紙上擬了一個初步的名單，甚至連書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個紀念碑，簇擁著白花，以示莊嚴肅穆，永志不忘。 後來這心願沒能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當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一部關於普通人的受難實錄——我心裏頓時充滿感佩。1980年，她還在北大時，基於當時揭開的文革行狀與事實相差甚遠，就已開始搜集撰寫文革死難者的事蹟。做這件事，對她個人沒有什麼好處，不能靠此升職稱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稱作「歷史的義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後在美國見到面，更是感覺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樸素。房間裏沒有什麼家什，書架上卻堆滿了採訪記錄的卷宗。據她說，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個小小的文革資料庫了。 採集這些事例，想必花費了她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於迴避，不想讓心靈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於害怕，因為那些迫害者尚在，並沒受到任何懲罰；而有些人則是因為反感，甚至質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是呀，為什麼呢？要知道，文革已過去近三十年，早已蓋棺論定，何必再讓往事纏繞心頭，就像文革後的一首歌所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對此她在前言裏如是說：「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殘害了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儘管八十年代出過一些紀實文學，那也祇是輕描淡寫地紀錄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於實錄普通人的受難，展示公開的虐殺，暴行的細節，會讓人們對文革的官方結論產生懷疑，其結果就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還沒有一樁暴行像文革這樣，大量的事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沒有被公佈出來，沒有被討論起來。 在前言裏，作者還講述了一則見聞，一名曾蹲過勞改農場的教師告訴她：在殺過牛的地方，牛群每當被驅趕到那裏，便會哞哞悲叫，而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會照樣嬉戲歡樂。對待死去的同類，作者正是選擇了牛的方式。還有那些接受她採訪的人，於牛與雞之間，記憶與遺忘之間，他（她）們也同樣選擇了前者。在作者心中，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掙扎奮鬥而趨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氣和信心。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使命感。為此，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感謝之前她們素不相識，如今通過訪談、電話和寫信，卻在一起追尋往事，分擔人生經驗。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這樣說過：「作家的作用與艱巨的義務緊密相連，正因為他是作家，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為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服務，他要服務的是那些承受歷史的人。」加繆的時代，世界正處於分裂狀態，所以他呼籲作家要有獨立性，為沈默的大多數而寫作。在當今中國，像加繆所說的那種作家和學者，可謂寥寥。「著書都為稻糧謀」，許多知識人的文字，其實都是在為權力服務，或者為金錢服務。而王友琴的全部寫作，卻是為了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人，為了寫出一部受難者的歷史。 多年來，我們已習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難中，人民又何曾創造過歷史？他們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權力者創造的歷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深入每一個家庭。受到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上至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下至教師、醫生、工人、農民、保姆和家庭婦女。但文革之後，權力當局卻祇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難的高級幹部和社會名流的生平（對於文革的發生，其實他們也有一份責任），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恢復名譽。而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受難者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講述他們，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鏡象被歪曲，被遮蔽。 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將自己的遭遇視為當然。作者採訪過一位中學老師，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關在一起，問他為什麼不把這些寫出來，他說既然國家主席都受到那樣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師受的苦又算得了什麼。也許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話感到悲哀，在這位中學教師的潛意識裏，像他那樣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過是「承受歷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創造歷史，也不奢望進入歷史。他這樣說，祇是出於一種無奈，「他祇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從而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於此，作者立志為這些普通受難者而寫作，講出他們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以記憶對抗遺忘，就更顯出她的良知和勇氣。 上面加繆那段話的深意還在於，祇有關注和描寫那些「承受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歷史」的人，我們才有可能瞭解真相，認清事物的本質。 《紀念園》分四個部分，有「受難者名錄」、「死難發生地」、「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主頁上寫著「我們沒有忘記你」，死者照片都飾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寫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屠殺事件，但主要還是王友琴自己採寫的實錄。這些實錄並不是單純的資料，作者採用《史記》的互見手法，以專門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著述。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島》稱作「文藝性調查初探」，除了調查不能周全，許多事未曾親歷，試圖用一種整體的觀點，將各種事件聯結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擁有自身話語的敘事，王友琴女士的採訪實錄當然也不例外，她常將自己的思考貫穿其中，夾敘夾議，加以分析，堪稱「發憤」之作，而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品質，還是一種求真的精神，用索爾仁尼琴談自己著述時說的話來評價，那就是其中「所寫的事實都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採訪條件的限制，作者所記錄的專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這些人中，有北師大附女中副校長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教師孫歷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師陳沅芷，北京八中教師華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東廠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馬大娘，中科院考古學家陳夢家，氣體廠工人陳彥榮，民國名人張東蓀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鐵寶，北農大職員何潔夫，北大教授吳興華，北京玻陶設計院黃瑞五一家五口，陸軍總醫院醫生劉浩，北京台型機床廠會計孫啟坤，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他們中有的是被打後自殺（很多自殺其實是虐殺），但多數是被直接打死的。當然，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寫文章推算，受迫害的達一億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萬人以上。[1] 而文革後各地編寫的大事記裏，寫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經過的，相當罕見。 對於文革中的死亡，有一個標準用詞——「被迫害致死」。這一說法被用在各種回憶錄裏，它掩蓋了自殺與他殺的區別，更掩蓋了打死人的過程，從而使這段歷史不致顯得那麼殘酷。作者在實錄中詳細描述了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過，但作者描寫的細節，在幾十年後還是駭人聽聞。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是在學校操場上，被帶釘的棍棒長時間當場打死，另一個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終身需要穿著鋼背心。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綁在葡萄架上，施以帶銅扣的軍用皮帶，然後又用沸水從頭頂澆下去，回憶者說淒慘的叫聲響了半夜，那聲音「像殺豬一樣」。孫啟坤在家裏被鞭子蘸著水打，皮膚被打得全變了顏色，還被用繩子一鬆一緊地勒脖子。李叢貞被棍棒皮帶打死後，還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塊肉，看是不是裝死。吳興華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廠排出的污水，死於急性痢疾後，家人還得被迫同意解剖屍體，以證明他是拿自殺對抗運動。黃瑞五一家五口則是被捆綁著跪在地上，用一陣亂棒打死。這樣的殘殺也是有名目的，納粹稱之為「最後解決」，前蘇聯稱之為「最高方法」，文革雖然沒有從上面直接下達過打殺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稱之為遇羅克所說的「連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寫下這些暴力情節時，是如何忍受過來的。據她說，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壓抑和低沈。 文革曾被狂熱參與者稱作「紅色恐怖」，各個階段都曾發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紅衛兵發動的「紅八月」，1968年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兩個時期。「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有一種說法，稱文革是無政府主義，後來的當政者的誡惕心理無不淵源於此。但事實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組織的，受到控制的。以上這兩個時期都是政權機關相對穩定的時期，發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權名義下針對無權的群眾。每次大規模殘害發生前後，報紙上都有公開的社論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顯的權力指使，受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紅八月」中，紅衛兵在北京城四處抄家打人，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在1966年夏天，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見《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革命委員會」後來被徹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為「三種人」（他們當然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紅衛兵運動產生於1966年6月，由中學裏的高幹子弟發起。他們的活動從六月到十二月，橫跨工作組和中央文革兩個時期。工作組是由當時主持文革的劉、鄧派出的，他們沿襲反右與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師、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資反路線「五十天」。紅衛兵創立伊始，覺得這次運動仍然會像過去一樣，目的是整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於是在工作組的指使下，帶頭起來造學校幹部和老師的反，並在七月份工作組撤出後，製造了「紅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之後，由於父母受到衝擊，這些人開始反對中央文革，遭到打壓，遂告瓦解。但是，他們絕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不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而是從普通受難者的觀點看，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事實上，當時的最高領導層，無論對文革持何種觀點，都是漠視普通人的基本權力的。[2] 卞仲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個學生貼出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此後工作組進入學校，支持高幹子女掌權，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都是四清對象」，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為「四類人員」，罪名之一就是國家主席的一個女兒曾因分數不夠沒被附中錄取。在工作組對她召開的批鬥大會上，有的學生用民兵訓練的步槍捅她脊背，倒地後又被揪著頭髮拖起來，工作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澤東認為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其實那時打人已相當嚴重），工作組撤離學校，紅衛兵獨掌大權。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紅衛兵的批鬥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學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對宋彬彬說：「要武嘛。」宋即將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個北京及全國。 文革甫起，老紅衛兵一度成為革命的主宰，大力宣揚「血統論」，所以打老師同學也特別狠。這些紅衛兵即使不去打人，也會成為當然的接班人，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種紅色接班人的特權感，把打「階級敵人」視為榮耀和考驗。作者曾引用一個前上海中學紅衛兵的回憶：「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在這樣的「革命氣氛」中，那些被紅衛兵視作「黑五類」的人，當然是在劫難逃了。從實錄揭示的事實看，他們的罪名大多是因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實錄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層教育幹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組定為「四類」，王光華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業主，陳彥榮母親土改時被劃為富農，黃瑞五和孫啟坤則是家有房產，陳夢家是右派，至於馬大娘和李叢貞，一個是幫工，一個是工人，應當屬於革命的基本群眾。這些人在平時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從不對現實不滿，也沒招誰惹誰，即使出於發動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殺害她們不可的理由。但他們還是被權力殺害了，倒在歷史的輪下，變成一道巨大的陰影。 對無權者的殘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紀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與之相比。受到歷史決定論的召喚，納粹以種族鬥爭的名義，要消滅猶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則是以階級鬥爭的名義，要消滅其它階級。他們都號稱要拯救世界，卻蔑視「你不可以殺人」的人類古老律條，以人的血統分類，用鮮血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瘋狂殺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談到納粹殺害猶太人的行徑，漢娜•阿倫特寫道，這是「任何實用目的都無法予以解釋的一種罪行。」[3] 這裏除了一部分「人類」的權力傲慢和優越感，還有什麼呢？說到底，文革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不是黨和人民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也不是官僚主義與反官僚主義的矛盾，而是權力者對無權者的暴政。這樣的暴政常常並不出於任何實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祇是緣於受害者的身份。誠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它「攻擊人的差異，也就是說，攻擊『人的身份』特性，沒有這種特性，『人種』或『人類』一類詞便會毫無意義」。[4] 自文革結束，許多受難者的家屬一直要求討回公道，試圖在法律上追究具體責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來就是這樣，他的努力沒有成功，檢察院先是以「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後又以屬於「運動中的過激行為」，而決定不予起訴。文革持續了十一年，然後又過了兩年才被徹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早已過了時效，但想來問題還是出在「運動」一詞，因為它涉及到最高權力者，也涉及到個人在政權名義下承擔的責任。後者是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可以暫且不談。儘管如此，當年的打人者至少應當在道義上，向受難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寬恕。我們至少應當響應巴金的呼籲，將大量的文革暴行記錄下來，公佈出來，討論起來。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讓集體失憶主宰我們的良知，何來正義的伸張？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羅茨基說的，「時間祇能使邪惡升值」。經由猶太幸存者和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納粹大屠殺和前蘇聯大清洗早已大白於天下，再也沒有人敢於公然為之辯護。但文革暴行卻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這段歷史成為空白，不到三十年時間，文革後的一代人對此已茫然無知。一些文革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也開始發表文章，為自己百般辯護，[5] 以至在某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眼裏，潰瘍也變成了花蕾。今天，不是已經有人重新在為文革的「理想」叫好了嗎？不是有人因對現實不滿便開始懷念文革了嗎？我就見過國內一份有名的讀書雜誌，遮遮掩掩地謳歌文革中的農村民主，好像農村從來沒有過批鬥「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大興縣和道縣的屠殺更是天方夜譚。而受難者歷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談理論的西方左派能夠從全球文化革命的觀點，去論證文革的歷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講，作家鄭義撰文談文革中廣西的吃人事件，經瑞典一些報紙摘譯發表後，幾位社會學家竟批評說太荒唐，認為這是出於對東方民族的偏見。[6] 看來有一天，他們甚至還會告訴我們，所謂文革暴行，不過是後殖民主義話語，是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 所有這一切，都更顯出王友琴寫作的意義。
[2] 蕭喜東《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仍然從“繼續革命”、“兩個司令部”的思維範式出發，將工作組時期與中央文革時期截然分開，認為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群眾反官僚的鬥爭，甚至是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嘗試。但他卻不能解釋中央文革後期對普通人的殘酷迫害。可見從體制內考慮問題，必然會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 [3]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75. [4]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68-269. [5] 前文革領導人陳伯達、王力等都在香港出版了回憶錄。1996年4月10日，《紐約時報》曾發表對王力的整版專訪，王力稱自己對文革的所作所為不後悔。 [6] 劉再複《百年諾貝爾文學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