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小组

1997年初秋辛灏年先生应邀赴休士顿讲演之后，讲演会主持人杨国贞博士送他上机场时，曾在车上问他说：“你讲得真好，我们都流了好多眼泪。但你是不是──也象那些人一样，是想要台湾的钱呢？”辛先生一楞，半天才平静地问她说：“你们给了我钱吗？我开口要钱了吗？”杨女士忙忙地说：“没有。所以，我才有些想不通……”但是，辛先生想通了：一是只能“讲得对”，二是坚决“不要钱”。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大陆迟来海外的知识分子，这张脸太重要。因为，它绝不是你一个人的一张脸……

或许，正是六年间二百余场分文不收的讲演，才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点信赖。2001年的初春，从纽约艾蒙赫斯特那一间小小的殡仪馆开始，到旧金山中国大陆留学生欢迎他的饭桌前，三万余元捐给他研究、写作、讲学的钱，突然被送到了他的手上。他一边将捐款交给有钱的博士们代管，一边决心将这笔钱花到“刀口”上──创办黄花岗杂志。未想，第一期的出版，赢得了那位前辈对他的完全信任，在遗嘱里为他留下了五十万美元，并且在病床前当众告诉他：“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倒是没有“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是请老人的一双儿女来管理《黄花岗》的财务……虽然海外有的是借搞民主而搞钱者，甚至有被公开揭穿的贪污者，却从不挨自己人的骂；但只因《黄花岗》的主编既不要工资也不要稿费，则怀疑、诋毁、诬蔑无所不至。面对着一位正派民运人士的当众嘲弄和羞辱，辛先生亦只能将辛酸埋在心底，夫复何言？他深知，风流者的眼睛里，人人都风流；想做领袖的人，便以为谁都想抢领袖做；而在贪欲者的眼睛里，世上便没有不贪的人……

《黄花岗》只是一家历史文化季刊，以澄清中国现代历史、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因此，辨识“谁是新中国”，批判“无祖国、非民族”，就是它的主题和使命，而不是它的“私欲和私利”，更不是任何人的利用品，也绝不会被任何人所利用。因此，它虽然有明确的反共爱国立场，但绝不是在海外搞“政治斗争”的刊物；它虽然发表了一些相当有水平有分量的好文章，却没有隐藏过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政治高人”；它是海外唯一敢于全文发表批判、嘲弄、攻击自己文章的杂志，就为它拥有一个“正派、公平与无畏”的胸怀；它敢于在海外公然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甚至是“孤喊独鸣”，亦绝不害怕中共、台独和国内外一些面貌不清的人士人物，暗中勾连，内外设局，“一计未成、再生一计”……

虽然，《黄花岗》刚刚出版第一期时，一位善意的民运人士就在泰国告诉朋友说，“《黄花岗》开办之日，就是收场之时”；当《黄花岗》希望各方能够支持发行时，台湾背景的世界书局则拒绝为之发行；香港出版商虽承认《黄花岗》质量很高，却又说“看好不看座”……然而，没有发行渠道的《黄花岗》，还是愈来愈多地拥有了自己的各种读者，愈来愈大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与那些只能在海外各地地摊上和餐馆里“赠阅”的几十万份大报，和能够定期从国际间和海岛上得到巨万资源、却怕是连几十个订户都没有的杂志期刊们相比，《黄花岗》虽然只有几百个普通订户，百十位荣誉订户，纵然看着“可怜”，却也令人“心安”。何况《黄花岗》创办三年，只为被中共禁演的《走向共和》举办过评讲会，刚为被中共从境外绑架判刑的王炳章博士举办过“颁奖会”而已。它靠的不是“长袖善舞”，靠的是质量、立场、正道和太多读者所称许的“凛然大义”……

《黄花岗》创刊不久，一位特工就私下告诉某人士说：“我们驻纽约的机构，早就向北京保证：绝不让《黄花岗》办到第十期。办法就是分化侨界和辛灏年的关系……”果不然中共总领事就亲自在纽约那几位亲共者的家里陪宴起《黄花岗》的华侨们来了，企图对《黄花岗》“拉出去打进来”。然而，对我们《黄花岗》的华侨来说，却是请了也是白请，不吃才是白不吃。今春以来，围绕着《黄花岗》纵然是“怪戏连台”，但《黄花岗》第十期还是从容地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