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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英法俄德 护国护法的历史， 看 大中华民国 护国护法的历程和前途 辛 灏 年
编者按语：现全文发表大陆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刚刚完成的这部著述，裨能使读者从对英法俄德诸国人民长期为共和国护国护法奋斗的认知中，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信念，为最后达成大中华民国护国与护法成功的历史使命，而勇于继续艰难地奋斗下去。
前言 英国 一、英国王朝历史之简述 二、英国革命的由来 三、英吉利共和国的诞生 四、英吉利共和国对外对内护国的短暂成功 五、英吉利共和国护国的失败 六、英王国护法成功走向“虚君共和” 法国 一、法国王朝历史之简述 二、从“祖国在危急中”到法兰西拉开护国护法的序幕 三、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初造成功 四、拿破仑复辟帝制及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失败 五、共和国第二次护国护法功败垂成 六、从“共和国在危急中”到第三次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 俄国 一、俄罗斯王朝专制的历史及其特征 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与俄罗斯共和国创建 三、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列宁毁国毁法的痛苦较量 1、共和国的困境及危机 2、“德国间谍——列宁”和他的“四月提纲” 3、共和国的六月对德战争与列宁的七月武装叛乱 4、共和政府为护国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5、科尔尼诺夫的护国政变和布尔什维克起死回生 6、护国国会—“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的失败 7、列宁十月背叛的成功与俄国共和书生的失败 四、俄罗斯人民护法护国的凄惨失败和漫长失败 1、俄罗斯人民起而护国护法 2、列宁用恐怖暴力镇压全俄“立宪会议” 3、列宁大规模屠杀持续护国护法的共和国军民 4、 共和国护国战争的失败和列宁建立残酷的党主专制 五、七十四年后俄罗斯人民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 德国 一、德意志王朝历史之特征 二、德意志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的胜利 三、希特勒毁法祸国危害全世界 四、共和国的最后胜利和德国走向民主统一 大中华民国 一、悠久的中国王朝历史及其特征 二、中国共和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 三、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一大历史阶段1912-1928 1、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胜利 2、中华民国护法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成功 3、中华民国护法战争中的险恶暗礁 四、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二大历史阶段1928－1949 1、中华民国为继续护国护法而平定新旧军阀叛乱 2、中华民国志在护国护法的剿共战争功亏一篑 3、中华民国为持续护国护法而推行训政和威权政治 4、战后中华民国护国战争的惨败 5、伴随着中华民国护国失败的是护法的痛苦失败 6、中国共产党为“打天下”而毁法祸国 五、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三大历史阶段1949－ 结束语
前言 就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不论中外古今，自从有了新国统，就存在着护国的使命；自从有了新法统，就出现了护法的要求。但本文讨论的却是，自从英、法、俄、德等国，因爆发共和革命而创建了第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之后——共和国，面临着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必然反扑，甚至卷土重来，就势必要以护国和护法来反对复辟，捍卫共和。在近现代，除掉少数君主国家“拜共和革命之所赐”，并能够“坚持维护共和之法”，而最终走向了“虚君共和”以外，可以说，从君主走向民主的艰难历程，就是各共和国护国护法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直至最终“确认确立共和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
英吉利共和国护国的失败 和英王国护法的成功
一、英国王朝历史之简述 简略地说，英国自纪元1295年召开了第一次国会，史称“模范国会”，英国就成了等级君主制的国家，即由君主和封建主共治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纪元1343年，国会亦从等级出发，分为上下两个议院。英国国会的组织形式基本成形，为英国近代议会制度奠定了形式的基础。15世纪中叶，英国兰加斯特王族的远亲亨利˙都督打败了理查三世，建立了都督王朝，由于在战争中，英国的大封建贵族俱被消灭，英国的中央集权式君主制度终于确立。1603年，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无嗣，便由她的旁系亲属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任英国国王，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未料，37年之后，共和革命就在英国爆发了。
二、英国革命的由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大不列颠王国”的多，知道“英吉利共和国”的少，然而，在英国的历史上，她确实存在过整整十一个年头。她因革命而生，却为复辟而死。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从英国摆脱了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教权威胁，乘欧洲宗教改革的大势，自立安地甘教为英国国教，教权就成了王权的可怕助力。这不仅使得英国国内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们颇感不耐，而且早已使国会对国王的权力深感不满。1641年，终于行动起来的国会，将国教改为长老会教，使教会脱离国王而隶属于国会，并且规定国会至少每三年要召开一次，严重地削弱了专制王权。1641年11月，国会又因国王的阳奉阴违而通过了大抗议书，企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642年8月22日，早已忍无可忍的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山头举旗号召勤王，整个英国分裂成为两大派，即骑士党和圆颅党。前者保王，后者则要为推翻国王的统治而奋斗。从此，英国革命为国王所逼，而不得不采取了国内战争的形式。
三、英吉利共和国的诞生 1644年4月，奥立佛˙克伦威尔率领军队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击退了八面威风的保王党军队；1645年1月，面对王党军队的反攻，国会改组了军队，建立了新模范军，由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指挥；1645年6月，在纳斯比战役中，克伦威尔指挥的新模范军大获全胜，国王战败后逃往苏格兰。1646年10月，英国国会用四十万英镑向苏格兰买回查理一世，将他囚禁在纳斯比附近的古堡之中；1647年11月，查理一世逃离古堡，虽被抓回，却暗中与苏格兰秘密使者签约，要求苏格兰和他的保王党军队联合起来战胜国会军，以帮助他复辟。
1649年3月，已经没有国王的英国国会决定废除君主制和国会上院，规定一院制国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1649年5月19日，英国国会以法律形式庄严宣布：“英国的人民和隶属于她的领土及地区上的人民，将由此而建立和团结为一个共和国”——英吉利共和国诞生了！由此而判定16世纪中叶在英国所爆发的清教徒革命，其性质就是“共和革命”，也就言之不虚。
四、英吉利共和国对外对内护国的短暂成功 英吉利共和国创建了。然而，这个在共和思想远未成熟，共和的建国理论甚至还“子虚乌有”的时代，就已经诞生的共和国，创建伊始，就立刻迎来了国内外复辟势力的阴谋挑战，就立即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1641年，英国革命刚刚爆发之时，爱尔兰就趁英国的革命之乱宣布独立，企图脱离英国。所以，英吉利共和国刚刚建立三个月，虽然内忧外患未靖，共和国领袖克伦威尔，便亲率一万军队登陆爱尔兰，意图立即收复国土。然而，就在他远征爱尔兰期间，查理一世之子已经在苏格兰被拥立为查理二世，试图卷土重来，推翻共和，复辟王朝。克伦威尔遂奉国会之招，从爱尔兰战场返回，亲征苏格兰。 1651年9月，克伦威尔击败了苏格兰军队，甚至兼并了苏格兰，由苏格兰支持和策划的查理二世企图复辟遭遇失败； 1652年5月，英国军队征服了爱尔兰全境，英吉利共和国没有因为“革命之乱”而遭遇国土分裂的悲剧。此后，克伦威尔又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夺取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亚买加岛；打通了西欧大陆的钥匙——敦刻尔刻；为后来英国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奠定了历史和地域的基础。 如果说这一切均表明了这个新共和国对外对内护国的成功，表现了一个新共和国的蓬勃朝气，尤其是显示了，当国内外的复辟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企图从各个方面来破坏共和革命并嘶咬这个崭新的共和国时，克伦威尔不仅能够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而且勇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其后，为了保证新共和国的道路畅通无阻，克伦威尔不但敢于树立他自己的权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敢于维护“威权”，施行“训政”，自封“护国公”，解散那个分裂的、“不听话的”、甚至是包藏着复辟祸心的国会；而且敢于对那个“尚未成熟起来的共产革命派”，即企图“打着绝对平等的旗号”来进攻共和国的“掘地派”农民——“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们”，进行了必要的镇压。所以，共和国才得到了安宁，共和国才获得了成就，共和国的生命也才能够得以维系。英吉利共和国就是因为有了克伦威尔这样一个威权的领袖，才维护了自己崭新国统的存在。
五、英吉利共和国护国的失败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中所言，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其之所以艰难，就是因为，这个过渡，将必然要面临着“革命和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长期较量和反复较量。这虽然是“过渡”的本质方面，但是，它在形式上，却是以新共和国护国和护法的成败历程，来判定这一较量的反复和胜负的。 1658年，已经获得了相当建国成就的英吉利共和国，只因为威权在身的护国公克伦威尔病死，其子理查虽承继了护国公的名号，却于第二年就自己辞职下野，成了王党分子所嘲笑的“塌台的迪克”，于是，一场从来就在伺机而发的复辟阴谋，终于夹带着斯图亚特王朝对革命与共和的深仇大恨，凶狠地反扑过来了。 1660年2月，驻英格兰的英军司令蒙克“突然”率军进入伦敦，并派人和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二世谈判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事宜；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布雷达发表了“复辟宣言”；1660年5月，主要由保亡党分子组成的新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旋被迎回伦敦，已经存在了十一年的“英吉利共和国”被推翻；终于复辟成功的斯图亚特王朝，立即撕毁了自己在“布雷达复辟宣言”里所宣称的，“不追究非直接处死国王查理一世者”的诺言，判处了57人弑君罪，30人死刑，直至将克伦威尔开棺戮尸枭首，以解其对于革命与共和的深仇大恨。 英吉利共和国的护国运动终于失败，由英吉利共和国所代表的共和革命力量，终于败给了由斯图亚特王朝所代表的专制复辟势力。新的较量还在等待着英国的人民。
六、英王国护法的成功与英国走向“虚君共和” 自1660至1688，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整整二十八年。历史记载了复辟时代英国的种种痛苦和人民的重重灾难。1688年，英国由政变而爆发和平革命，史称“光荣革命”。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终于寿终正寝——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率军入主英国。1689年2月13日，就在英国国会宣布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之日，为了防止新国王复辟专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为国教，更为了确立君主立宪的“有君共和制度”，英国国会同时呈送“权力宣言”——一部“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即《权利法案》，要求王室接受并保证实行。稍候，国会又通过了“信仰自由法”和“王位继承法”，从新国家的立法上，开启了从“有君共和”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进程。而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一是因为“欧洲之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是革命的压力，才使得王朝接受了历史教训和人民要求；二是由于人民的理性力量，才保证了历史的理性选择，不再让纷乱和流血成为英国革命的代名词。 而也正是在英国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中，甚至是在复辟王朝倒行逆施的罪恶岁月里面，英国的知识分子们，方由于共和的政治魅力，越来越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创建一个共和国所必须的理论建设，和捍卫一个共和国所必须的法理基础。由是，霍布士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王权；洛克创立了“分权学说”，倡行君主立宪，提倡平等、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汉˙密尔顿建立了“人民主权学说”，提出了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为英国“有君共和制”的确认和确立，特别是为未来的法国共和革命——从“有君共和”走向“无君共和”的又一个巨大历史性进步，奠定了共和革命的理论基础。 其后，英国在1832、1867和1884曾三度改革国会，一次又一次地扩大了“选举权”，也就是人民参政的真实权力，从而保证了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性进步。 其后，不论是詹姆世二世的儿子詹姆世˙斯图亚特谋求复辟，还是詹姆世二世的孙子查尔斯˙斯图亚特，竟然男扮女妆地潜回英国，发动叛乱以图复辟，均遭遇了失败。专制的君主王朝，终于在英国成为历史。 应该说，“虚君共和”在英国的彻底实现，说到底，都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光荣革命的标志和结果——“权利法案”的执行和完善。而也正是英王国“护法”的节节胜利，才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社会政治的基础，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的和现代的英国注进了历史进步的活力，也才为我们这个世界开创了一个“在王冠下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形式”。
法兰西共和国护国护法的 曲折历程与辉煌胜利
法国共和革命，举世皆知。与英国相同的的是，她建立了一个宪政的新政体；与英国不同的是，她建立了一个共和的新国家。他是英吉利共和国在法国的成功，更是近代从“有君共和”走向“无君共和”的胜利开端。所以，他与英国共和革命一样，不仅一再地遭遇了革命与复辟的残酷较量，而且一再地经历了护国护法的惨淡历程。她长达百年、历经五次的护国护法，无疑为这个世界的共和进程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丰碑。
一、法国王朝历史之简述 公元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查理王朝分裂，西法兰克逐渐演变为法兰西王国。公元987年，法国卡佩王朝建立之初，国王还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各封建领主则拥有宣战、媾和甚至是铸造纸币的权力，犹如独立的王国。11世纪之后，王朝诸王通过战争、外交及改革等手段，不断地扩充了王室的领地，提高了王权。1302年，国王斐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三级会议”，予教会和封建主以贵族地位和特权，予市民以第三等级并得以选派代表参与国事，由此而促进了王权的加强，缓和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削弱了封建领主的权势，也刺激了市民阶层的政治要求。16世纪后半期法国发生宗教屠杀和宗教战争，作为国教的天主教教徒和信奉加而文教的胡格诺教徒，各以具有领主势力的贵族——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为首，互相斗杀达三十年之久，结果由波旁家的亨利夺取了王位，史称亨利四世。为平息教争，巩固王权，1593年7月，亨利四世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宣布改奉天主教，从而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1598年，亨利四世又颁布“南特赦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胡格诺教徒则有信教的自由，并均有担任国家官职的权利。法国的王权因此而进一步加强。其后，不论是旨在修复宗教内战的创伤、缓和国内矛盾的亨利四世改良，还是明确声称“专制王权和国家利益高于贵族利益和教会利益”的宰相黎塞留改革，其结果，都是一步一步地巩固了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专制王权日渐成为不再能够挑战的对象。君主专制的法国亦因此而产生了“路易十四”的辉煌时代，直至因路易十六的改革诱发了1789年的共和革命，法国的波旁王朝及其君主专制制度，才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虽曾“死而复生”，却终至灭亡。
二、从“祖国在危急中”到法兰西拉开护国护法的序幕 众所周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遂于7月17日前往巴黎市政厅，从市长巴伊手里接过了三色旗，象征他承认法国已经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至1791年9月，制宪会议通过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确认了法国的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制度。 然而，一是仍然处在封建主和君主统治下的欧洲恐惧法国革命，二是法王路易十六并未真正地接受“君主立宪”的新政体，所以，当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们扬言要以武力来支持法国君主政体的复辟时，路易十六为复辟王政，竟以“先发制人”为手段，首先向奥地利宣战，企图藉战争来颠覆国内革命的成果。 面对已经攻进法国的侵略军，立法议会在彻底的共和派——雅各宾派的强烈推动下，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对外护国、对内护法”。 法国南方的马赛人民，为对外保护已经实现“君主立宪”的祖国，遂组成“义勇军”，高唱着“莱茵军歌”，步行27天来到巴黎参加“护国战争”。而当巴黎人民知道了国王的“战争阴谋”之后，为对内拯救新生的政权，遂于1792年8月10日再次发动起义，逮捕了国王，君主立宪派亦随之下台。 1792年9月20日，法军终于在瓦尔密高地击败入侵的普鲁士军队，不久法军转入反攻，侵略军被全部赶出了法国国境。 1792年9月22日，法国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共和国”创立，“第一共和”诞生。 由于在王宫秘厨的夹层中发现了大量国王对外通敌的密件，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遂决定判处卖国者路易十六死刑。1月21日上午十时，法亡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为革命而诞生的君主立宪之法国，因遭遇外敌与内敌沆瀣一气的复辟阴谋，甚至遭遇欧洲专制势力为复辟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乃及时地和坚决地发动了护国战争和护法起义，不仅保护了国家，而且更新了国体，将法国推向了“无君共和”这一更其进步的历史道路之上——而法兰西共和国的创建，就是他们护国、护法的伟大历史成果。这个成果在法国人民历经百年的护国护法奋斗之后，不仅永存人间，而且为全世界树立了共和革命的典范。
三、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的初造成功 法兰西共和国肇建伊始，就立即面临着严重的护国护法局面。 1793年2月，已经确立“有君共和”之宪政制度的英国，居然心怀历史遗留的恚忿和称霸欧洲的欲望，与不甘心失败的欧洲专制势力联手，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公然地入侵法国，刚刚诞生在摇篮里面的法兰西共和国，便不得不举起自己骄嫩的小手，拿起武器准备对外“护国”。 祸不单行。由于英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法国的保王党分子几乎是在同时，于法国北部贫穷的旺岱地区发动了叛乱，君主制度的历史基础——农民，竟然就高举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战旗，呼啸着要向巴黎进攻。转眼之间，拥有八十个郡的法国，就有六十个郡的农民向“共和国”举起了叛乱的旗帜。由保王党策动的造反农民们，犹如多年以后在俄国与在中国发生的共产革命一样，他们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杀死共和政府的地方官吏，焚毁共和地方政府的文件，仅里昂一地，就有八百名真正共和派人士——雅各宾派分子被他们杀害……对内护国护法的历史使命，立即落在年幼的共和国肩头。 由于国民公会对外妥协，对内屈服于保王党势力，1793年6月2日，巴黎人民用大炮对准了国民公会，推倒了不能决心捍卫共和的吉伦特派，彻底的共和派——雅各宾派走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法兰西人民的第二次护国护法抗争、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次护国护法奋斗遂拉开了帷幕。 共和国的首次护国护法分为两个阶段： 一、雅各宾阶段。在本阶段中，雅各宾派为有效地捍卫共和国的国统，曾迅速地于1793年6月24日制定、并颁布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宣称：“法国将永远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因她曾被历史称为“彻底的共和宪法”，从而成为近代世界各国共和立法的方向和楷模。 “共和宪法”既已颁布，雅各宾派遂以护法为张本，发动护国；又以护法为张本，藉以护国。为此，在共和国生死存亡之秋，雅各宾派建立了革命法庭，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将阴谋卖国以求复辟的王后玛格丽特、罗兰夫人等送上了绞刑架，此其一。其二，实行最高限价，打击正在扰乱共和国经济秩序的不法商贩，有效地解决了社会经济的混乱秩序，平息了民怨。其三，通过全国总动员令，提拔了大批出身社会下层的青年军官，号召青年参军保卫共和国，青年踊跃参军者竟达42万人之多。至1793年底，国内叛乱已被荡平，共和国军队已经赶走外敌，甚至胜利地转而进攻参加了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荷兰和比利时……
二、督政府阶段。雅各宾派超越威权和训政的错失与后果，给法国共和革命家们以深刻的教训。其后所建立的“五人督政府”及其轮流执政的制度，就是意在避免从威权走向独裁和从训政滑向专制；1795年颁布的共和国宪法虽然屏弃了雅各宾派后期的极端政策，却肯定和保留了1793年宪法已经明定的共和基础。法兰西共和国似乎能够遵循着一条比较正确的共和之路向前迈进了——督政府对外击败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并扩大了战果，分三路进军维也纳。拿破仑进军意大利，迫使撒丁国王签订“巴黎和约”，控制了北意大利；进攻奥地利，迫使奥皇求和，并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在北意大利的权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国界。1798年5月，督政府又命拿破仑远征埃及并占领了埃及……1793年成立的第一次反法联盟遂告失败。法兰西共和国之对外“护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犹如英国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号称“掘地派”和“平等派”的农民们，要推翻“共和”实现“共产”一样，督政府执政期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们，也同样打起平等派的旗号，试图推翻督政府；“人还在、心未死”的保王党们尤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以为雅各宾派下台他们便能够卷土重来；而以英国为首的第二次反法联盟又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它甚至迅疾地掀翻了共和国军队护国的战果，重新将战火燃烧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土之上…… 如果说督政府因能够接受雅各宾派正反两面的教训，在执政之后，一方面尚能以“训政”的方式来维护共和革命的成果，连续发动了“果月政变”和“花月政变”，既坚决反对王党的企图复辟，又果断地镇压了社会主义者们的叛乱和进攻，以及各种政治背叛和社会骚乱，而共和国军队的战功又为督政府赢得了稳定和荣誉，那么，当督政府面临着欧洲第二次反法联盟来势汹汹的进攻时，督政府竟然因心慌意乱而怀着“要为法国寻找一把宝剑”的念头，找到了那个原先的炮兵上尉——此时已经因军功享誉法国和欧洲的年轻将军——拿破仑。
四、拿破仑复辟帝制及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失败 1799年11月9日（雾月十八日），拿破仑从埃及被召回巴黎，这位常胜将军立即受到了督政府执政官西哀耶斯和名流显贵们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立即被任命为巴黎卫戌区司令，他也立即用武力控制了巴黎，逮捕了督政官戈伊和穆兰，迫使巴拉斯辞职。第二天，拿破仑又干脆用军队驱散了议会，废除了督政府，表面上以西哀耶斯等三人成立了督政委员会，实际上督政委员会必须听从他一人的指令。 拿破仑执政16年，前五年名为执政，实为独裁——因为他超越了威权和训政的范畴。虽然，1800年2月，由拿破仑提交的的“共和八年宪法”，因写下了废除封建等级和维护共和制度的条款，尚含有“为共和国而推行训政”的余味；后11年，则为公然的帝制复辟，即公然地复辟君主专制制度：1804年，拿破仑授意元老院通过决议，宣布他为法兰西皇帝；1804年11月，拿破仑提出“共和十二年宪法”，定法国为帝国；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称拿破仑一世。拿破仑称帝后，不仅实行家族统治，分封了新的贵族，甚至让革命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重新进入政府。1810年3月，拿破仑决与欧洲的封建王室联姻，娶奥地利公主玛利亚为继室……拿破仑遂成为法国专制历史上的一代雄主，欧洲历史上又一位武功盖世的帝王，及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之后敢于公然做皇帝、重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领袖…… 前督政府确实为法国寻找到了一把“锋利的宝剑”，但是这把宝剑，却不仅在他进攻欧洲专制势力的战争中，寒光闪耀，所向披靡；这把宝剑，更以它透骨的寒气，指向了比他自己还要年轻得多的共和国，将已经就木的法兰西帝制，从坍塌的废墟上重新地建立了起来……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护国和护法之由胜利而转向失败，亦从此而展现了漫长的痛苦历程。
五、共和国第二次护国护法功败垂成 拿破仑对法兰西共和国的颠覆，拿破仑对法国人民两次艰难护国护法成就的彻底摧毁，拿破仑所引以为骄傲的帝制复辟事业，拿破仑与国内外封建王朝势力的妥协甚至勾结，均严重地腐蚀了共和国已经艰难造就的社会人心基础，不仅为嗣候波傍王朝和七月王朝的两度复辟铺平了道路，而且将法兰西人民“为共和国护国护法”的呼喊，销声在漫长的王朝复辟历史之中。 1814年3月和1815年3月拿破仑两次为欧洲反法联盟战败，他的复辟帝国和他的“百日王朝”迎来的，却是法国波旁王朝长达十六年的王政复辟。被砍头的法王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旺斯伯爵做了法国的国王。 1830年7月巴黎爆发革命，虽然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却于转瞬之间，就由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做了法兰西七月王朝的君主。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复辟时代”里，虽然法国进步历史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共和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但是，漫长的王朝复辟岁月，还是使得法国人民在为“捍卫共和”而与复辟王朝的抗争中，不能自觉地将这一抗争与“为共和国护国、护法的历史使命”联系到一起。1847年，一位共和国领袖终于在七月王朝的议会中指出，“我们的工业，金融、信贷均处于危难的状态之中，甚至可以说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应该把过错归咎于谁呢？毫无疑问，应该归咎于这个沉睡地压迫在我们头上已经16年之久的制度！”他的话，终于因认识到复辟制度的罪恶，而重新开启了必须捍卫共和之法的理念；而1847年就已经在法国民间产生的“聚餐运动”，和这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之民间运动的被禁止，终于导致了人民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觉醒、怀念和激情。1848年2月，人民的聚餐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又一次共和革命，马赛曲重新响彻在巴黎的街头，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再次响彻云霄。1848年2月24日的深夜，巴黎人民不仅筑起了1500个街垒，在巴士底狱广场烧毁了国王的宝座，打算与七月复辟王朝决一死战……第二天，刚刚建立的临时政府就已经宣称：“法国将永远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用写在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里面的根本纲领，为继承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为重建法兰西共和国，奠定了法理的基础。 法兰西共和国终于因人民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要求，而在四十余年之后得以重生和重建，共和国的护国护法既获得了又一次阶段性胜利，却在转眼之间就迎来了的另一个重大的历史考验。
然而，为了捍卫刚刚重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共和国新任军政部长卡纷雅克派军队“无情地”镇压了“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们”，将他们对“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进攻”粉碎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之下”。虽然直到今天，北京洋教专制复辟政权的御用历史学家，居然还在他们的种种著述中说道：“六月起义具有着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战斗……” 社会主义者们对共和国的进攻失败了，法国人民捍卫了再生的共和国与共和制度。1848年11月1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颁布了新宪法，标明了1789年就已经被高举起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家庭、劳动、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被肯定的基础上，规定了公民的普选权和人身、出版、言论、结社、教育、信仰等自由权利。共和国又一次赢得了“护法”的胜利。 然而，“史有可测之风云”。1848年12月10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紧接着，波拿巴就在第二年的12月10日建立了“十二月十日社”。这个波拿巴的贴身组织，为协助他们的总统独揽军政大权，击败在国会占有绝对优势的秩序党人，不仅策划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会议长杜邦，而且在欢迎波拿巴时还高喊“皇帝万岁”的口号。虽然秩序党人在1850年揭露了这个总统近卫组织的阴谋，波拿巴也向国会表示他绝对忠于共和国，但是，拿破仑帝国的阴魂，保王党的残余势力，波拿巴个人的权欲和野心，一言以蔽之，就是“想做皇帝的欲望”，还是诱导着路易．波拿巴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的宝座逼近了： 1849年11月，路易．波拿巴罢免了秩序党人的巴罗内阁，组成了以波拿巴分子为主体的欧普里内阁； 1851年1月2日，波拿巴又免除了秩序党人尚加尔涅的巴黎卫戍区司令职务，控制了军权； 1851年7月，波拿巴向国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关于“总统不得连任”的规定，因遭到议会否决，又适逢法国经济危机，波拿巴遂选择“奥茨特里茨战役纪念日和拿破仑加冕日——12月2日”发动政变。12月1日深夜，波拿巴调动七万军队占领了巴黎的各重要据点和法国议会的所在地波旁宫，随后宣布巴黎实行特别戒严，逮捕了60名秩序党分子和反对派议员。12月2日晨就已经贴出总统布告——解散立法议会，恢复“普选”，波拿巴政变成功。于是，一个并非“旨在树立权威和意在推行训政”，而是为了复辟帝制的军事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1852年11月21—22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强迫人民投票赞同参议院提出的“恢复帝制”的决议。12月2日，法国遂被正式宣布为“帝国”，路易．波拿巴即皇帝位，帝号——拿破仑三世，国号——拿破仑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灭亡，法兰西共和国的护国护法又一次惨遭失败。
六、从共和国在危急中到第三次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 路易．波拿巴在位二十年间，法国人民为法兰西共和国护国护法的奋斗，虽然是“折戟沈沙铁未销”，但是，在欧洲进步发展的大局面之下，波拿巴一手坚持皇权统治和军警镇压、一手则推动经济制度的革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并成为当代仅亚于英国的经济强国。但他还是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在复辟的皇权统治之下，充满畸形恶态：强大与腐败，富有与贫穷，特权与不公……等等，终于为这个帝国积累够了可怕的社会矛盾，甚至是民心的“死结”。于是，当历史一旦给予人民以政治机遇，复辟帝国的灭亡和共和革命的再起，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 1870年7月，裨士麦的普鲁士和波拿巴的法国，终于爆发了争取欧洲霸权的王朝战争。9月2日，法国于色当一役中战败，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被俘。九月四日，巴黎即爆发革命，第二帝国随即宣布垮台。在一片“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巴黎人民立即宣布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她不仅继承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第二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而且立即投入了第三次护国护法的顽强奋斗之中： 法兰西共和国第三次护国护法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战胜了“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名义之下对共和国的武装反叛，将一场已经颇有气势的法国共产革命——这个被马列主义的徒子徒孙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辗碎在法兰西共和国“护国与护法”的旗帜之下。原因，就是这个“公社”的所谓革命和专政，恰恰是在欧洲政治历史已经走向“三权分立”之共和进程中，却要开历史的倒车，企图重新“将立法和行政统一”，以便建立一部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国家机器”。回首历史，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正是因为刚刚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战胜了这一“革命名义下的复辟企图”，赢得了护国与护法的胜利，才为法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巨大的历史倒退，和一个空前的历史劫难。 法兰西共和国第三次护国护法的第二个胜利，就是在巴黎公社败亡之后，当帝制要与共和制再一次较量之时，面对着波旁正统派、奥尔良王朝派和拿破仑帝国派为复辟君主制度而向共和国交相进攻的态势，1875年1月，在上述保王党分子占据多数的国民议会里，共和派仅仅以一票之多，险胜各家保王党，从而承认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1875年宪法。从此，无君之共和国家在法国得以确认。其先，担任总统的保皇党人麦克马洪为王朝正统派亨利五世所制定的迎驾马车、缝制的国王礼服，则永远只能成为一场未遂复辟的纪念品，而被共和的历史所嘲笑。 法兰西共和国第三次护国护法的第三个胜利，就是在1879年6月，当国民议会为巩固共和政体而重新审议1875年宪法时，曾冲决保王势力的阻挠，决定将政府机关从凡尔赛迁回巴黎，确认马赛曲为国歌、确定7月14日——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从共和的法律上堵住了专制复辟再起的可能。1884年，国民议会再一次审议了1875年宪法，进一步规定“政府的共和形式将永远不得动摇”，甚至规定“凡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不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终身议院制度被废除——全体参议员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才能产生。
法兰西共和国第三次护国护法的第五个胜利，则是当共和国刚刚渡过危机之后，很快又面临着由“勋章丑闻”所带来的一次巨大动荡。总统格列维的女婿，一位高级军官因出卖官职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竟为复辟派高喊“打倒贪污的共和国”制造了历史的“良机”。1888年4月，君主复辟派领袖、前军政部长布朗热参加众多地区的议院补选，居然三次选上，仅在巴黎即得补选票24万张，法国的报纸遂以“共和国在危急中”号召国人起而“护国护法”。为保护共和国的尊严，为保证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不再被颠覆，共和各派开始联手反击，使布朗热在秋季的选举中仅获百分之八点九的选票和42个席位，共和派则占据了366个席位。布朗热畏罪逃亡，因被共和国缺席审判，而在比利时自杀身亡。他的死，宣布了君主复辟派在法国历史上的最后失败和彻底失败。历经一次又一次复辟磨难的法兰西共和国，终于在共和国创建98年之后，赢得了“百年”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共和国与共和制度就此获得了永生。“无君之共和”，从此在全世界迎来了她辉煌胜利的时代。
俄罗斯共和国护国护法的 凄惨失败、漫长失败和最终胜利
俄罗斯王朝专制的历史及其特征 俄罗斯迟至15世纪末才出现中央极权的君主国家。但是，中央大公的实权既由大贵族掌管，王公贵族也依然保留着世袭的领土。伊凡四世成年后，于1547年加冕改称沙皇。为笼络封建贵族，伊凡于1550年颁布的法典中规定：“农民只能在尤利节这一天可以迁移”；1581年，沙皇又颁发了“禁年令”，暂时禁止农民在尤利节这一天离开主人，后则成为永久性禁令。为加强中央王权，沙皇于1565年推行“特辖区政策”，迅疾地扩大了沙皇对国家领土的管辖权利，封建领主的势力迅速式微，封建割据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由是，前者确认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后者确立了沙皇的君主专制。 1613年2月，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费多罗维护奇当上了沙皇。1648年9月1日，王朝通过的“会议法典”，一边强化沙皇的专制权利，规定反对沙皇者被处以死刑；一边则规定地主有权处理农民的生命和财产，甚至可以无限期地追捕农民。俄国的农奴制度竟然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而被强化了。1695年，彼得大帝为使俄国不再继续落后于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等一切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对于俄国的君主制度和俄国的农奴制度却非但没有改，且予以固守。1785年，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在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后，曾颁布给予贵族特权的诏书，赋予土地贵族永久占有农奴和土地的权利。俄国的农奴制发展到了顶峰。由此可知，俄国的君主专制历史实际上是与俄国的农村奴隶制并行不悖的。这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五大历史发展阶段”之“必然历史规律”来说，倒是一种事实上的“反动”了。 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出现共和革命的必然，俄国完全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本性”，虽然都是旨在反对沙皇的君主专制统治，却又与农奴的解放息息相关。反过来说，俄国农奴的解放，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联系，遂决定了俄国未来革命的性质、形式和结果。 历史正是如此。18世纪之后，俄国贵族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限制沙皇权利和废除农奴制；俄国贵族青年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亦从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君主立宪走向了“解放农奴与建立共和”并举的目标；俄国的《现代人杂志》虽然已经从贵族的启蒙走向了平民的启蒙，开始用真实的文学来宣传革命思想，但他们对俄罗斯命运的根本关心，还是在于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上……。因此，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为推动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准许商人、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居住的土地”；1803年，沙皇已经发布了“自由农民法令”，称：“在农民交纳高额赎金的前提下，准许地主解放农民，并给予一小块土地”。但当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放已经被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畸形发展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资本家们“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时候，1861年3月3日，沙皇终于签署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宣言”两个文件，规定：“自法令颁布之日起，俄国的农奴获得了人身的自由……” 但是，被解放的农奴们虽然摆脱了“地主的土地”曾对他们的残酷束搏，却立即大量地涌进了资本家的工厂，转眼就从君主统治下的“农奴”变成了君主统治下的“工奴”，即后来被列宁称做的“俄国无产阶级”。于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潮已经象鞑靼人那样可怕地漫流在欧洲的大地上，当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和专政的共产革命幽灵，已经在“诱引”甚至号召它的“无产阶级”们，决心与“欧洲共和革命的成果”进行殊死决战之时，由俄国君主农奴社会所孕育的第一位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面，为刚刚脱下了农装，换上了工装，甚至连一天的“真正自由农民”都没有做过的的“昨日农奴和今日工奴”们，找到了追求人人平等和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于是：俄罗斯的平民知识份子们──这些早已认识到“俄国农民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的社会革命家们，遂在他们发起的“民萃运动”中，不仅公然指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俄国的不幸”，而且开始鼓吹只有知识份子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推翻沙皇、并走上“人人平等”的社会革命真理。1879年，民萃派们终于将自己的“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了“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因追求绝对平等，便为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土地上推波助澜固不用说，后者则因崇尚恐怖暗杀，而为俄国后来的共产革命手段进行了早期的“试验”。于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虽然出现了深受欧洲宪政民主思想影响的“立宪民主党”，更出现了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而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被逐渐分裂出去的布尔什维克派，他们作为马克思暴力共产主义的嫡传党徒，在列宁的恶性坚持和发展之下，终于成为俄国革命时期崇尚“暴力、阴谋、专政和恐怖”的最可怕“革命力量”。然而，悲剧却在于，不论是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民主工党，虽然二者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具有一定的与真正的共和思想，但是，只因为两者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共同性质”，因而才为未来推翻沙皇的俄国共和革命，既提供了革命的很大助力，又与列宁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铁血旗号下，“推翻共和”与“制造复辟”，脱不清干系。似乎有必要说明的是，不能了解和理解俄国历史发展的上述“历史特征与革命症结”，也就不能了解和理解俄国共和革命与俄国共产革命的由来和分野，并且也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护国与护法的悲惨历史命运。
二、俄罗斯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与俄罗斯共和国创建 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初期的俄国，确是整个欧洲最反动和最落后的大国之一。1905年，在沙皇枪杀了“向他和他的改革开放进行和平示威”的群众之后，尼古拉二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与砍掉了谭祠同等六颗脑袋的大清国皇太后一样，都是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对前者，他们都宁可放纵；对后者，他们都绝不松手。犹如沙皇的另一个宰相维特伯爵所言：“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俄、清、共数朝的末代专制统治者对此显然都是“心领神会”。由此，1905年以后的俄罗斯，虽然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权贵和富人的天堂已然愈建愈美，下层人民和下层知识份子的痛苦却日渐其深。虽然得到好处的中上层知识份子们对革命已经愈来愈走向绝望，甚至叫喊“俄国已经不可能发生革命，沙皇的改革已经愈来愈有成效”，但是，革命还是在社会下层人民和知识份子中间，特别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当中，被期待，被渴望，被准备，甚至是在暗中“磨刀霍霍”。 然而，欧洲大战不仅为沙皇带来了困境，更给俄国带来了骚乱，特别是给俄国人民和俄国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带来了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契机。而战争的持续、人民痛苦的进一步加深，和一百年来整个俄国社会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还有就是欧洲革命民主之路对专制落后之俄罗斯日渐其强的刺激，终于使得俄国的革命，仅仅是在一个早晨，便因为彼得堡的居民买不到面包，而突然地爆发起来了。八天，只有八天，一场和平的革命便大获成功，专制的俄国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西历1917年3月15日──俄历2月27日，还没有赶回到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被迫签字退位。 西历1917年3月16日，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明智地拒绝继承皇位，连“君主立宪”都因此而变为不可能。历经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家、将军或商人赞成重新回到沙皇政权，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走向共和制是理所当然的”。 共和制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确认了。朝夕之间，俄罗斯就成了“共和的国家”。犹如法兰西共和国一样，象征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蓝、白红三色旗”开始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 西历1917年3月17日，“那些曾嘲笑过倡议建立君主立宪的人”，建立了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 』和他的同僚们一边庆祝着罗曼若夫王朝的覆灭，一边争论着怎样使政府和人民最终达成一致”。 于是，“临时内阁宣布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颁布了无条件的国民自由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所有年满21岁的人，包括妇女，都将有权投票选举制宪国会成员；废除宗教特权和任何社会特权……所有这一切，立刻使战时的俄国变得比即使是处于和平时期的其它国家都要自由得多……他们甚至决定从现今农奴主们的手里买回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们，以解决 『耕地所有制问题』……。 “接着，社会各阶层广泛采用了工人、士兵及海员的范例，商讨、抱怨、要求、决策的热情无所不在。人们享受着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权利，无所顾忌地表达着他们的思想，再不用害怕秘密警察，积极参与各种激烈的、关于国家政策或是私有需求的辩论……极大的政治包容，确实使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甚至国家的文化传统也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农村，农民们开始对当地的要事发展发表意见和看法……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性已超越了过往几个世纪……”。 后来担任了临时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回忆说：“……1917年2月27日是一个长远而痛苦历程告终的标志，从不折不扣的专制政治转入了绝对的民主政治。这一切，在一天以前还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突然之间就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彻底……人民已经获得了政权，人民自己充当了俄国的主人。” 这一切似乎都与六年前（1911辛亥年）中国共和革命的成果一模一样。 然而，俄罗斯共和革命的命运当真就能够超越革命与复辟、共和与专制的必然较量历程吗？如果英国的掘地派农民、法国的旺岱农民造反大军、法国的社会主义暴动者巴贝夫和背叛了第三共和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们，在社会主义的思潮就要弥漫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叫喊已经在“振聋发聩”之时，倘若偏要“以革命的名义”（列宁名言），高举起他们对共和主义背叛的刺刀，集结在列宁的斧头和镰刀旗帜之下，迷恋“暴力和恐怖、阴谋和专政”的手段，向那个刚刚诞生在摇篮里的脆弱的共和国——“索命”，甚至要“借尸还魂”，那么，年幼的俄罗斯共和国，和在俄国农奴制的尸床上、以及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共和制度，当真能够赢得这一场与“革命名义下之专制复辟”的痛苦较量和残酷较量吗？
三、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列宁毁国毁法的痛苦较量 1、共和政府的困境及危机 尼古拉倒台后，代之而起的虽是一个正在建立共和制度的临时政府，而实际掌握权利的，则是形同于国会的“苏维埃”。这个由数千个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几乎为社会主义者所控制。而十九世纪欧洲共和革命的教训就是，要想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就必须克服、甚至要战胜所谓社会主义者对共和主义实行背叛的极大可能。此其一。 其二，二月革命后，一方面，临时政府为遵守在国际条约中所担任的义务和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仍需要与协约国联合作战；另一方面，这也与临时政府的共和性质和协约国家对俄国共和革命的承认与支持密切相关。协约国的一些主要成员国，如美、法、意等，一边迅速地承认了俄罗斯共和国和她的临时政府，一边立即要求“俄国绝不能背弃协约国家所揭橥的民主主义的目标”。所以，三月四日，临时政府已经照会协约国称：“俄国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担保国际间一个时代的和平与其本身公理正义的存在。自将紧随协约国之后，与敌人周旋到底。”然而，俄国人民早已厌战，他们渴望和平。共和政府的这一决定，确实难得民心、甚至是难得军队之心。 其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俄罗斯人民并非不看重“国家的荣誉”。然而，那个早在沙皇参加欧洲大战之时，就已经号召“要将国际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甚至公开呼吁“要让俄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这时却立即利用共和政府继续对德作战的决定，为推倒刚刚建立的共和政府，而提出了又一个更加“革命”的口号：“以和平对付乡村，以战争对付政府。”言下之意，就是既要唆使当兵的弃甲归田，不要为共和政府卖命；又要煽动人民武装造反，推翻刚刚诞生的共和政府。战争与和平的把戏，在列宁那里，就是这样地象魔术一样，被这位共产革命的导师玩弄得得心应手。这虽然是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贝夫在法国共和革命中所惯用的手段，却在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共产革命思想已经成为危机的“苏维埃”里，拥有着广泛的响应者。就不说列宁本来就将俄国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当成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承认它”，就是为了“推翻它”。 俄国的临时共和政府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和危机吗？
2、“德国间谍——列宁”和他的“四月提纲” 于是，尚未回国的列宁，立即*伋隽怂歉鲋摹八脑绿岣佟保* 一、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二字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二、无产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不能使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 三、不帮助和信任临时政府； 四、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因工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并由之召集“宪法会议”。 五、建立“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六、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无须诉诸宪法会议，一切重要产业归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 七、没收全国银行，建设全国统一银行，直接归政府管理； 八、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已经为孟什维克出卖，嗣后应改称：共产党； 九、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消灭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应该重新组织无产阶级国际，称为“共产国际”。 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反对共和政府为担负国际条约而继续对外战争，却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马上起来夺取政权，并且显然不在乎打一场对内战争，可见列宁“要和平是假，要政权为真”；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公然地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政府，指斥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号召“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甚至迫不及待地声明他们要建立的政权，是一个“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连“工农民主专政”这样的说法都不容许，所以，列宁的提纲不过是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名义之下，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和俄国共和政府的专制反扑和公然背叛罢了！ 列宁的思想和行为，无疑为他祖国的敌人——德国皇帝，带去了令之激动不已的好消息。 为使俄国不能继续与德国作战，德皇遂接受俄国亡命者于3月19日瑞士会议的提议，以将来遣归德国战俘为条件，决定礼送俄国全部二百多名流亡分子乘坐有“治外法权”的专车回国，著名的共产党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就坐在那节密封的车厢里面。列宁乘坐的就更是德国皇帝所礼遇的“豪华专列”了。几乎所有研究俄国二月革命史的学者们都对这一节豪华列车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招来了瑞士和法国有着爱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分子的痛骂——“列宁同志”的异国战友们甚至公开指骂他是“间谍，是德国的间谍……！” 列宁显然没有辜负德皇的期待。他四月三日回到彼德堡，就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舞女克希星斯卡娅宫”发表演说，称：“保护祖国就等于保护一个集团的资本家……我们不需要议会共和国，我们不需要有产者的民主制。我们除了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不需要任何政府！” 虽然连他国内的许多战友都对他的卖国行为不能接受，共和政府未来的总理克伦斯基则干脆说：“这个人将毁灭革命！”但是，一意孤行的列宁，却将巴贝夫的共产暴动策略——“社会分解最有利于产生一个新的再生的世界”作为指南，决心结合“有组织的少数来战胜散漫的多数的战略”，即决心“制造混乱”，并于“乱中夺权”。 于是，共和国的权利被分解了：遵循共和思想、决心走共和之路的临时政府，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流的苏维埃，和一心要推翻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叛乱集团，遂迅速形成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后的三个权力中心。而且，由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某个时刻，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原来就存在着说不清楚的思想联系和感情关系，将会给二月共和政府带去怎样的命运，也就不难预测了。 自列宁回到俄国就立即开始的“较量”，其痛苦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欧洲共和革命史已经提供的所有历史见证。
3、共和国的六月对德战争与列宁的七月武装叛乱 为驱除1915年以来侵入俄国境内的德国军队，克伦斯基遂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命令共和国的军队于6月16日对德军展开攻势。六月对德攻势，虽因志愿官兵的努力奋战，曾连续两周获得胜利，但是，在德皇给予列宁五千万金马克的支援下，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在前线向旧军队散发《前线真理报》、《战壕真理报》作反战宣传，利用旧军队官兵的厌战情绪，煽动士兵放下枪杆回家，遂造成六月对德攻势的失败；二是在后方、特别是在彼得堡发动两万多人的武装示威，不仅造成冲突，而且抢劫商店，高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们甚至包围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了两位社会主义议员和两位部长，直至宣布解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使整个首都陷入混乱之中……于是，“对德六月攻势遭遇失败”的共和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联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进行镇压，双方死亡达五百人。同时，临时政府亦以煽动群众暴动和充当德国间谍罪，于7月6日下令逮捕列宁。列宁与季诺维也夫逃往芬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背叛行经招致了俄国上下一致的愤怒谴责。 共和政府的对德战争虽然失败了，但俄罗斯共和国第一次对内护国护法，却因为这个政府敢于镇压列宁的叛乱而获得了成功。
4、共和政府为护国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两天后，全俄苏维埃决定对接任了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委以最高权利，要他负责重新组阁，并立即组织军队和严肃军纪，藉以捍卫共和国。克伦斯基因被赋予执行“独裁”的权力——实际则是“威权和训政”的权力，同意是届内阁的主要任务就是“扑杀叛逆，镇压暴动”。 面对列宁取消“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转而明确号召“武装夺取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发展，已经使该组织日趋左倾；克伦斯基政府决定与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和有产者团体等另行组织会议，以代替苏维埃的职能。8月12日，克伦斯基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大会开幕，克伦斯基即宣称：“俄国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当亟谋建设，宣使政府有绝对权利，以整顿内外秩序。”并警告“革命的全部敌人”说：“政府将镇压任何推翻政府的企图”。 然而，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前，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便取抵制的立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却构成了大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派则于莫斯科组织并号召罢工以示抗议，甚至造成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场没有电灯照明；而要求“解散前线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恢复死刑和恢复严厉军纪”的科尔尼诺夫将军则成为右翼——他们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要求镇压布尔什维克、解散苏维埃和实行军事独裁以拯救国家。由于克伦斯基反对左派，但又对陆军总司令科尔尼诺夫将军怀有不满和戒心，于是大会各派歧见纷存，不了了之，形同流产。
5、科尔尼诺夫的护国政变和布尔什维克起死回生 然而，在六月攻势中崛起的科尔尼诺夫将军，他的军营却迅速地变成了“爱国情绪的集中地”。彼时，凡对临时政府不满者，均相继投奔，“军官联盟”也随之建立。由是，克伦斯基与科尔尼诺夫的矛盾，遂形成了政府和军队的矛盾。而激化了这一矛盾的却是：西历九月三日，德军攻陷里加城，有兵压彼得堡之势。克伦斯基坚持彼得堡的警卫军应由临时政府指挥，并要求科尔尼诺夫派一个骑兵团赴彼得堡执行戒严令；但科尔尼诺夫则坚持要求直接节制彼德堡的警卫军。于是，克伦斯基进一步要求科尔尼诺夫整肃反动的军官联盟和总司令部的内部机构，科尔尼诺夫则要求内阁辞职，并“将全部军权移交总司令”。克伦斯基遂免科尔尼诺夫陆军总司令职，科尔尼诺夫则于8月25日回军进攻彼得堡，企图造成“护国政变”，推翻临时政府，清除苏维埃，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由于克伦斯基没有正确地处理科尔尼诺夫之变，却以维护共和革命成果的名义，“号召苏维埃出面抵制”，而他领导的社会革命党，竟又在“苏维埃”中接受孟什维克派的提议，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对抗反革命战争委员会”。于是，原来就有武装力量、并在不愿打“外战”的军队中有组织、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便立即利用这一事变，要求政府释放七月暴动的被捕者，发放枪枝并成立赤卫军。克伦斯基居然全部答应。而将这次事变称做“绝顶急剧之转变”的列宁，当即指示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赤卫军，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唆使铁路工人停运科尔尼诺夫的军队。加之科尔尼诺夫的骑兵团司令又突然叛变，逮捕了科本人，科尔尼诺夫的“护国政变”竟一周消亡。但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却借机得以起死回生——8月5日，在彼得堡中央苏维埃的选举中，布派在总数619票中获440票；8月22日，在彼得堡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得票22万张，占百分之33，较6月前提高一倍；8月31日，由布尔什维克所提的“新政府纲领”，已经在苏维埃中以279票对115票获得通过。9月6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又较六月前增加百分之36……但是，在全俄779个都市已经举行选举的634个都市中，布尔什维克得票仅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七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两都”的劳动者和不愿打外战的军队。 俄罗斯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会”——终于为列宁的十月背叛，准备了优越的政治条件。 俄国共和政府陷入了可怕的危机。
6、“护国国会”—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的失败 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都已经意识到了共和国的危机。为此，监于苏维埃日趋左倾，难以控制，各派为护国拟另组机构来替代“社会主义国会——苏维埃”，遂决议选举各阶层代表组织“预备国会”，即“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 ，作为“宪法会议”未召集前行使国会职权的机关。这已经是克伦斯基的最后努力了。 十月七日，预备国会开幕。由农民苏维埃主席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53人。 但是，在国外的列宁全力反对该会的召开，命令布派代表扰乱会议，务使预备国会失败。托洛斯基受命在会上宣读预备好了的“退出会议宣言”，他高喊道：“资产阶级们！……虽然伪装成超政治的，但他们已经决定把阻挠宪法会议作为他们的目的了……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声明：我们与卖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宪法会议万岁！……”把自己打扮成“宪法会议”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宣布单独退出会议，克伦斯基仍然在会上宣称：“政府将全力于最短时期内，促成召集宪法会议”。 然而，来不及了，列宁的十月背叛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而共和政府却仍然要按部就班地实行他们的“共和大计”。
7、列宁十月背叛的成功与俄国共和书生的失败 早在1905年列宁就已经说过：“苏维埃乃是为达成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1906年他更曾说道：“苏维埃乃是培植人民革命分子之独裁政治的组织。”所以，9月13日，在芬兰乡下的列宁已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不但能够、而且应当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次日，他又写信给布党中央，指示发动暴动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绝对不允许丧失机会。这就是列宁在九月所写下的著名的“两封信”。 9月26日，列宁公开发表“革命的任务”一文，声称“要使苏维埃把国家政权完全单独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9月29日，列宁发表“危急成熟了”一文，认为暴动胜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备，要求他的党立即暴动，“否则就是放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放弃一切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10月8日，乔装的列宁从芬兰回到彼得堡后，又立即发表“局外人的建议”一文，特别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动法则”的要点，主张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进攻彼得堡。他还特别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宁可全体牺牲，绝不放走敌人！”自然，这个敌人，就是所有志在维护和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们，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战友们”。 10月10日，列宁发表了“暴动艺术”一文，并召开了十个小时的党中央会议，以十二票对二票通过了于最近暴动的决议。虽然遭到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对，他们却被列宁训斥为“工贼和无限卑鄙的叛徒”。 于是，列宁一边公开反对预备国会，强烈要求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得逞；一边阴谋确定于大会召开日——俄历10月25日（西历11月7日）发动武装暴动；一边又故意将10月22日安排为“首都苏维埃日”，目的是要藉大型示威运动来造成社会混乱，以便“乱中夺权”。为鼓舞党徒，列宁竟然说：“共产党的阴谋叛变性越强，则党员对于权力的信心越强”。在列宁的策划下，就在这一天，游行群众喊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消灭战争”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连克伦斯基最亲信的军队也因列宁的煽动而叛变了。彼得堡两炮台被占领，甚至反过来炮轰冬宫。次日，各邮电交通机构均落入列宁之手，陆海军那些不愿参加对外战争的军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武装暴动。 当此共和国性命悠关的局面之下，克伦斯基政府却没有忘记“民主程序”。面对列宁的武装背叛，还于24日召集“预备国会”以讨论处理方式。虽然他自己要求镇压列宁的暴动，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代表则发言说：“列宁暴动责任，在政府举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应当弹劾政府。”孟什维克左派代表丹恩虽然极力抨击布尔什维克，却又声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必运用武装来对付叛乱者。”……克伦斯基政府的“民主风范”使得这个共和政府，面对叛乱和颠覆，竟然“无所适从”。然而，与之同时，列宁却告诫他的党徒们说：“认清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待，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 10月25日，列宁发布命令，指使海军包围冬宫并占领各交通要道和战略地点。克伦斯基侥幸逃脱，参加会议的其余阁员均被逮捕，托洛斯基遂在彼得堡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宣称：“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消灭，所有政权移交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列宁出现在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去掉了假发，接受欢呼，庆祝他的布尔什维克们，敢于用血手毁灭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敢于推翻——刚刚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才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崭新的共和制度……
四、俄罗斯人民护法护国的凄惨失败和漫长失败 1、俄罗斯人民起而护国护法 列宁的武装叛变夺权，解散预备国会和“独霸”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即引发了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立刻于26日组成了“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提出：急速组成临时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暴动，镇压一切反革命（指列宁）的计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控制了全俄的铁路，借以反攻列宁叛军。但因这些主张、决议和行动根本没有实力作后盾，遂迅速败北。此其一。 其二，逃出魔掌后的克伦斯基，立即与第三炮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哥萨克军队回攻彼得堡。至29日，距彼得堡仅有15里。彼得堡城内，在“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指挥下的军校士官生立即起义响应。列宁一则命令赤卫军抵抗和镇压，二则利用工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不为克伦斯基运兵。由于哥萨克军队本无决战的信念，第三炮兵军团11月1日战败退却，克伦斯基护国失败。 其三，在莫斯科，10月26日，各党派即已组成“社会安全委员会”，次日向苏维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未获结果；28日，几千军校学生及大学生出而占领莫斯科的中心要地，双方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血战，因列宁从彼得堡调重兵支援，并以大炮轰击，11月2日，莫斯科落入列宁之手。 其四，列宁武装叛变成功之后，在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亦立即出现了护国护法的正义力量。有人要求容纳各党派分子以建立一个联合政权，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则主张扑灭革命，通过和平纲领，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召开“宪法会议”……11月2日，加米涅夫竟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代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列宁不但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而且用党纪来处分他们。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会。而人民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就有11人反对列宁用政治恐怖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残暴的独裁政府，列宁则辱骂他们是“逃兵和工贼”，开除了他们在苏维埃和党内的职务。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护国护法，列宁决于12月7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被列宁称为“革命之白刃”的红色恐怖组织——“契卡”，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列宁残忍地说道：“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2、列宁用恐怖暴力镇压全俄“立宪会议” 应该说，“立宪会议”不仅是俄罗斯人民百年以来的一个希望，而且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临时共和政府“志在确认和确立共和制度”的伟大事业。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曾指责列宁说：“从前，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热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托洛斯基就更是在“预备国会”上高叫过“立宪会议万岁”的口号。 1917年9月14日，当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再一次重申“俄罗斯是共和国”之后，便立即宣布将于该年11月12日举行全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于11月2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制定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十月背叛成功后，为布什维克所独霸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告工人、士兵、农民书”中明确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1917年11月7日列宁武装背叛成功后，即提议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理由是：“立宪只有统战的意义”，而当前的使命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立宪会议遂推迟到1918年1月1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日期不变。 1917年11月12日，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结果揭晓：在全部3600万张选票中，布尔什维克党仅得900万张选票，社会革命党得票2100万。所以，在707个代表的立宪会议席位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虽然这次选举以普选、均等、直接、无记名等为原则，无论男女，年满二十就有选举权，是俄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 然而，为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老羞成怒的列宁，却立即*伋隽擞伤约浩鸩莸摹氨话骼投嗣*的权利宣言”，称：“俄国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法令”，甚至强行规定“立宪会议本身仅限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蛮横要求必须将此一宣言“作为全俄立宪会议的宪法性文件”。 紧接着，列宁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宣言威胁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说：任何人及任何机关企图攫取国家政权的某种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1918年1月18日，全俄立宪会议在陶德里宫开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的“保卫宪法会议联盟”，决定在宫前举行和平的游行庆祝。但当游行者向宫门前进时，立刻遭遇枪击，因为担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绝不要吝惜子弹！”百余参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 陶德里宫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兵，他们对进宫开会的代表，不是叫嚣“这个人应该挨上一刀”，就是说“把子弹打进这个人的脑袋，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代表们没有因为武装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惧而退缩。 次日，列宁终于在苏维埃的中执会上说：“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早已准备好了苏维埃与宪法会议的冲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谁要破坏，我们一定打断他的脊梁骨！”他的嚣声未止，当日，两个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就被列宁的水兵杀死于议院。 20日晚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宪法会议令”正式发表。普列汉诺夫后来在第二次党代会上讲话说：“反革命的国会简直就在五分钟内就把它解散了，又何须两个礼拜！”托洛斯基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在我们单纯的、公开的、粗暴的去解散宪法会议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形式的民主制度以一个永远再不会复活的最后一击。” 宪法会议被列宁用武力镇压和解散后，高尔基在22日的《新生命报》上为死亡的俄国民主唱出了痛心的挽歌：“……1918年1月18日……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他们把宪法会议看做一个能给俄国人民自由表现其意志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上十万工人与农夫，曾为这个梦想而坐牢、而充军、甚至被绞死、被枪杀了。为了这一个神圣的目的，俄罗斯曾经血流成河。现在总算达到了，争取民主的人民也出来欢舞了。但是， 『人民政治委员却命令开枪』。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人民政治委员过去也曾向受苦的大众强调过去为宪法会议而斗争的必要性……。而这一次，正和1905年一样，士兵们也回答说，『我们是奉令开枪的』……我要请问人民的政治委员们，你们当中也有诚实而有理性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或者他们会不会这样想：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俄国民主的毁灭，也必须由我们来干，绝不许别人过问呢？”
于是，在列宁夺取了政权的次日，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先被查封，其它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亦同样遭遇了制裁。在第四次苏维埃大会上，当各社会主义党派发出“我们的报纸已经被封了”的呼声时，列宁则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事情，只可惜还未全部封闭吧！”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俄国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以来已经争取到手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终于被列宁扫荡磬尽。 1917年11月28日，宪法会议还没有召开，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被宣布为反革命的爪牙；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人民的公敌”，强迫他们解散党组织，其党人之大部，则被逮捕和处决。 1917年12月17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会革命党右派。 1918年 6月14日，列宁的共产党又将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宣布为非法组织。 终于，一个“以革命的名义”来毁灭革命、以“人民的名义”来戕害人民的暴政，一个比历代沙皇还要残暴千倍万倍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血淋淋地在俄罗斯篡立起来了……
3、列宁大规模屠杀持续护国护法的共和国军民 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脱离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1月23日，列宁将俄罗斯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0月将国号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的大地上，立即燃遍了人民志在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烈火。 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以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1918年6月22日，曾极大地支持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暗杀了共产党员伏罗达斯基；7月6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布鲁姆刺杀了德国驻俄监视和约的代表米尔巴哈；7月7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组织暴动，占领莫斯科电讯大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列宁。7月11日，社会革命党人在乌拉尔山区宣布对德国宣战，并进攻莫斯科；8月30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长乌里茨基被一个年轻的学生暗杀；同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谋杀沙皇官员而被囚禁和流放了十一年的卡普兰，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行刺列宁，她说：“我早就决心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出卖革命的奸细……” 然而，这一切为列宁对人民施行大规模的屠杀制造了籍口：为缓和德国的愤怒，列宁处决了20名社会革命党人；为担心被囚禁在乌拉尔山区附近的沙皇一家可能成为革命的号召力量，列宁又下令枪杀沙皇全家……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高叫：“我要请求革命的宝剑，以消灭全部的反革命”。托洛斯基则说：“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专对于一个命该灭亡而不愿意灭亡的阶级而用。”1918年9月2日，列宁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迹象，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动作，便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 俄罗斯被共产党推进了血泊之中。曾炮轰冬宫的喀朗斯达德的水兵们更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他们希望发动“第三次革命”，以牺牲自己来重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共和国。1921年3月1日，15000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朗施达德举行大会，一个水兵极其痛苦地呼喊说：“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我自己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请求你们，同志们！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于是大会决议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列宁却毫无人性地指使那个“从来没有对有关人类生命的神圣意义的胡说所感动”的托洛斯基，立即命令六万军队向喀朗施达德进行歼灭性的进攻。十天之后，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为了俄罗斯共和国，他们被自己手创的红色政权屠杀得一乾二净！ 1917和1918两年，有一百万人被列宁的共产党处决。 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6人处苦役； 1923年，列宁决定对自己过去伐异党同的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历史是需要比较的： 在沙皇统治时期，1905年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为85000人，1909年为181000人，恐怖最高峰期，被处死的每月达60－90人。在斯托雷平当政的五年中，大约有四千人被判处极刑……。 一位被囚的俄国总主教曾于1918年发表声明指斥共产党说：“你们曾使俄国人民的手沾染了他们兄弟的鲜血，你们犹以未足；你们肆无忌惮地挑拨人民从事公开的无耻劫掠，蒙蔽了他们的良心，并使他们不畏惧罪恶；但无论你们用什么名义来掩饰你们的罪恶，谋杀、暴行和劫掠，罪恶终归是罪恶，终将受到上苍的惩罚。是的，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着一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
4、 共和国护国战争的失败和列宁建立残酷的党主专制 由于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对列宁共产党的抗暴斗争，说到底，就是志在维护俄罗斯共和国国统和法统的抗争，所以，共和国军人在1918-1921年间所发动的历次反对列宁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战争，才拥有着护国战争的本质。 1918年6-8月，共和国军队先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占领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鄂尔木斯克和叶卡特林堡等地，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和国西伯利亚政府、共和国乌拉尔州政府”等，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地区曾短暂被护国军队占领。 1919年春，在东线，共和国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共率军130万人，向列宁的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动了联合进攻。 1919年夏，在南线，邓尼金的军队曾一度先后占领库班、哈尔科夫、察里津、基辅、库尔斯克等地，十月进占奥莫尔、图拉一线，距莫斯科仅200公里。这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了1920年3月，才遭遇失败。 1921年5-6月间，共和国将军佛兰格尔在波兰的支持下，从南方向乌克兰出击，曾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然而，上述历次护国战争均惨遭失败。其原因：一是俄罗斯共和国原来就立足未稳，又太短暂，难以形成一个有威权和有力量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因此，在列宁发动了成功的十月背叛之后，虽然共和国的将军们为捍卫共和国而纷纷揭竿而起，但是一个缺少威信和核心军事领袖的大规模军事行为，因其分散性和独立性，而难以取得成功。 二是协约国国家虽然承认和支持过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在列宁的十月背叛成功之后，他们也只是对立即与德国签订了“和约”的列宁共产党政权，表示了象征性的干涉；对俄罗斯人民起而反抗共产党复辟，表现了象征性的支持。而后，协约国国家为一己之国家利益，而对俄国共产党政权采取绥靖政策，却对俄国人民的护国战争停止援助，甚至是叛卖，志在护国护法的俄国人民遂处于“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的凄凉境地。 三是列宁如同残酷镇压俄国人民的护法运动和抗暴斗争一样，对共和国军人所发动的护国战争，采取了创造性的、史无前例的血腥手段，包括赤裸裸的卖国行为，才最终地推翻了俄罗斯共和国。 列宁的第一手段，就是卖国。因为列宁早就说过：“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肯牺牲本国者，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1918年3月3日，列宁的共产党政权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与德国签订了著名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该和约规定：双方结束战争；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脱离苏俄；红军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撤兵；阿尔达甘、卡尔斯、巴统地区割让给土耳其；苏俄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划定两国边界，并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签订的条约；苏俄军队全部复员，待俄军复员后德军才撤出其占领的其它俄国领土；苏俄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列宁因卖国而获得了喘息，更因卖国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和国的护国战争。1921年3月18日，由波兰支持的佛兰格尔将军举兵护国，攻势凌厉，列宁又与波兰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从而使佛兰格尔将军在外援立即断绝的情形下遭遇失败。 列宁的第二手段，就是在敢于卖国的同时，既高喊反对“外国的武装干涉”，又将共和国将军们发动的护国战争，说成是与帝国主义包围俄国的侵略战争“内外勾结”，以高举虚假的民族主义旗帜来欺骗民众，藉以动摇俄国人民坚持护国战争的意志。而契机，就是协约国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从而起兵干涉，虽无支援俄国人民反抗共产党暴政的真心实意，并且仅仅是“做做样子而已”，甚至转眼之间就已经偃旗息鼓，却为列宁制造所谓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反对帝国主义对苏俄的侵略战争，制造了顶好的借口。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的国家的人民来说，其所能够起到的欺骗作用，当然可想而知。 列宁的第三手段，既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列宁的第三手段更是列宁之所以能够最后获得反护国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手段，就是建立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秩序”。实际则是迅速建立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战时共产主义军事独裁奴隶制”。其具体做法： 一是颁布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法令”，在全俄范围内派遣武装征粮队，对全体俄国农民进行武力掠夺。2001年中共上海“教委”编攥的大学教材《世界近代史》即称：“从1918年夏天起，随着国内战争的展开，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动用专政力量对富农手中的余粮进行征集。到1918年底，强制性征粮的范围扩大到中农乃至整个农村……1919年颁布的余粮征集制法令……规定……农民应无条件地完成所摊派征粮额，摊派比例按阶级原则确定，基本上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凡违令抗征者将受到严厉惩罚……。2月27日又颁布了关于组织粮食征购队的法令，决定派遣大批工人征粮队携带武器下乡征粮，缓解了城市的饥荒，为前线作战的红军提供了后勤的保障，成为扭转战争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借口“加速工业国家化”，而全面地和迅速地剥夺城市有产者的所有资产。上述御用教材也“揭露”道：“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将各主要工业行业的所有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收归国有。……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确认了这一方针，要求继续工业国有化进程，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显然，列宁“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剥夺，实际就是对城市一切有产者的全面剥夺。这个剥夺无疑为列宁的红色恐怖政权带来了可观的军费，因而也就为扑灭共和国人民的护国战争抢劫到了巨大的军费来源。 三是在所谓“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幌子下，对全体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用劳动义务制来保证重要经济部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而当所有的劳动者和被迫劳动者都必须为列宁扑灭共和国的战争而进行无偿劳动时，共和国将军们发动的护国战争所面临的万般艰难和必然失败也就可以想象了。 四是“取消市场，实行配给”。藉以将俄国全体人民的起码生存权利，紧紧地攥在列宁的手心之中。上述这本大学教材将这个可怕的消灭市场和人民口粮控制政策美化为“流通和分配领域非市场化”，它说：“从1918年夏天起，苏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排斥私人商业和市场交换，直至禁止自由贸易……职工工资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实物形式支付……”如果人民赖以活命的口粮，都已经被列宁的共产党所专政，人民自己尚顾命不暇，共和国的护国战争，则又如何能够得到人民最起码的物质支持呢？1949年后经历过30年口粮配给制的几代中国人，对此的体会恐怕只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了。 然而，这本在21世纪初由世界银行资助编纂和出版的中共大学御用教材，竟仍然站在列宁的立场上为俄罗斯共和国护国战争的“必然失败”说出了一条真实的、也是根本的理由：“从可观效果上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它所体现的阶级原则却使利益的调整向支撑着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力量——工人、红军士兵和贫农倾斜，从而在以阶级搏斗为鲜明的国内战争中增强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成为红军战胜白军、赢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这本“大学历史教材”，就是这样地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银行所资助的经费，却自觉地使用着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继续地欺骗和毒化着中国最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 毫无疑问的是，列宁正是依靠种种血腥手段，才扑灭了俄罗斯人民为护国护法而进行的顽强抗争，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专制复辟政权和专制复辟制度。由是，刚刚摆脱了沙皇君主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民，转眼就迎来了列宁的“党主专制统治”，只是这个“党主专制统治”之残酷，竟为历史上任何一家君主专制统治所望洋兴叹。
5、七十四年后俄罗斯人民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 诚如那位主教所言：“……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着一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然而，主教先生可能还是没有想到，这个“野兽般的统治”，居然延续了整整七十四年。但是，俄国人民在遭遇了长达七十四年的非人痛苦之后，1991年8月19日那个灿烂的早晨，却天方夜谭似地“突然”迎来了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共和制度的新生。恶贯满盈的共产专制政权和共产专制复辟制度，几乎没有让人民、更没有让“西方”浪费一颗子弹，就彻底地崩溃了；俄罗斯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转瞬之间，便被俄国人民所继承；标志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蓝、白、红三色国旗，立即重新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飘扬在我们这个星球之上……。二十世纪末，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业利钦，就曾在被列宁下令枪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葬礼上说道：“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是一个令我们民族感到无比羞耻的历史”。然而，这个令俄国人民感到羞耻的历史，终于一去不返了。虽然，由它所制造的“脓和血”，却依然流淌在我们可爱中华的大地之上，尚未得到最后的清除……
德意志共和国护国护法的胜利成就、 失败危害和德国民主统一的实现
一、德意志王朝历史之特征 十一世纪中叶，德意志的封建化才渐告完成。公元843年，查理帝国分裂，遂造成欧洲的混战局面，其时，德国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曾征服北意大利，入侵东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区，后又击败了反教皇的罗马贵族，公元962年教皇为奥托加冕，始称他为罗马帝国皇帝。1157年斐特烈一世为抗衡教廷，将“神圣”一词冠于帝国名称之上；1250年，才正式合称“神圣罗马帝国”；再其后才称之为“德意志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全称的罗马帝国虽然表面上声势显赫，但是其历代王朝都未能完成德国的真正统一，更没有完成从封建制向君主制的成功过渡。霍亨索伦王朝只图四处侵略，却放任封建诸侯们开疆扩土；哈布斯堡王朝只关心其家族对欧洲统治区域的争夺，并不关心帝国能否从封建分裂走向王朝统一；卢森堡王朝甚至颁布过“金玺诏书”，予各路诸侯以割据的更大权力，也就促成了德国的长久分裂。其后悠悠八个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末，德意志的普鲁士王国才通过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1870年的对法战争，和为赶上近代欧洲发展而自上而下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革，才建立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帝国，即“第二帝国”。这既是德意志骄傲的历史由来，又是德意志封建专制历史十分漫长、但君主专制历史却十分短暂的原因。
二、德意志共和国第一次护国护法的胜利 如果说一次大战既给俄罗斯带来了胜利的共和革命，更血腥地制造了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那么，一次大战同样给德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1919年2-7月，共和国召开了国民会议，通过了魏玛宪法，即第一部民主宪法，它曾被称做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 然而，德意志共和国毫无例外地立即就迎来了护国护法的历史考验。而且，由于列宁已经在俄国复辟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残酷的党主专制，马克思叫嚣的共产革命已经不是“是否能够胜利”的问题，而且已经“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剩下的，就是如何“输出共产革命”的问题了。所以，列宁在暴力夺权成功后，在国际上所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就是不承认考茨基们的第二国际，并迅速地建立了第三共产国际，也就是建立了由他做“教皇”的“第三共产国际教廷”。然后，既出于他要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野心，更出于他必须以制造欧洲的混乱来维系他苏维埃专制政权的目的，他首先便向欧洲发动了进攻。而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刚刚爆发了共和革命、创建了共和国的德意志。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终于在列宁的一手策划下，第一次走出了俄国的国界，在崭新的德意志共和国燃烧起复辟的野火——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季米特诺夫、卢森堡等遂在苏维埃俄国的阴谋指挥之下，迅速于1918年12月29日决定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共产党，宣称党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立即制造了所谓的“一月暴动”，试图推翻新共和国，而且于1919年4月13日，于巴伐利亚地区发动“共产革命”，篡建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亦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仅仅十八天，就被共和国镇压下去了。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革命名义下的复辟”被镇压下去之后不久，1920年初，根据协约国命令，德国必须解散两个海军旅，但士兵们反对。于是，沃尔夫岗˙卡普便以东普鲁士地方长官的身份，趁机勾结仇恨共和国的保皇党分子和国防军内的反动军官发动叛乱。是年3月13日，卡普率军进攻柏林，一度占领了政府大厦门，宣布共和国被推翻，成立以卡普为首脑的复辟政府。然而，仅仅四天，至3月17日，就被共和国镇压。卡普逃出柏林，流亡瑞典，后被引渡回国受审，1922年在狱中死去。 德意志共和国终于击败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保皇党的两面进攻，捍卫了共和国的崭新国统与法统，获得了第一次护国护法的重大胜利。
三、希特勒毁法祸国危害全世界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发动了一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竟然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当代英雄”。紧接着，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当代英雄”希特勒便立即举起了“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旗帜，组建了“民族共同体”，迅速吸引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由他建立的纳粹党则得以大发展，至1932年已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1933年1月，发了疯的德意志民族选举希特勒担任德国的总理。但这位共和国的总理一上台就提出了“一体化”的口号。二月，他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并迅速借口德意志民族要发展强大，就必须建立“铁的法律”，从而宣布毁弃共和国的一系列法令，特别是取消了“保障人身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等人民自由权力条款。三月，他又强迫国会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使由他执政的内阁获得了立法权，废除了三权分立制度，将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列宁背叛的要求，在德国予以实现。七月，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宣布德国实行一党独裁制。8月，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即在军官团的支持下，担任了国家元首。希特勒虽然没有公然地推倒德意志共和国，但却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紧锣密鼓地毁灭了因1918年共和革命才诞生的民主共和之法。虽然德意志共和国的国号、国统依旧，但是，共和国的“新瓶”却重新装进了专制独裁的“旧酒”，因而在实际上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彻底复辟和超级复辟。这，大概就是举世皆指希特勒的德国为“第三帝国”的原因，意即是对德意志第一、第二帝国的复辟。 希特勒毁灭共和法统、复辟专制帝国的结果，不仅对德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更给欧洲甚至是全世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之而爆发，人类因之而痛苦和流血。复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人类历史所留下的创伤之重和伤痕之深，及其恶劣影响之深远，世界历史学家似已述尽，这里不再赘言。
四、共和国的最后胜利和德国走向民主统一 众所周知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希特勒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曾被战胜国“一分为二”。德国西部被占领区包括西柏林为美、英、法等盟国所管辖，德国东部被占领区包括东柏林为前苏联所管制。东西方两个阵营既然拉开了冷战的战幕，德国便成为这一场冷战的前线。1948年6月4日，前苏联突然全面切断了西占区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试图将西方国家赶出西占区。结果，西柏林250万居民的生活用品，竟全部由美国“空运”长达11个月之久。在危机解决后，西方国家遂决定帮助西占区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运而生。 应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传承了1919年创建的德意志共和国之国统，特别是她传承了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的法统。因为，由这个联邦共和国所迅速颁布的“基本法”，连今天的中共御用教材都承认它是对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继承，是一步十分民主的宪法。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德”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成就，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早已对此作出了证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基本法” 制定之时，却再也没有犯下“民主书生”的错误了。面对着共产主义的“东德”，为防止颠覆和复辟，杜绝新独裁者的再起，基本法曾持“训政”之姿态，规定一切政党必须受国家法律之监督，反对宪法的政党必须取缔。1952-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就先后取缔了新纳粹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德国共产党。前者使希特勒的幽灵不能借尸还魂，后者则使共产党“在革命名义下的颠覆”未能得逞。也就是说，西德人民因“护法”的成功，而巩固和发展了真正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再生的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 西德意志共和国家的重建，自然刺激了东德意志、特别是它的管制国和共产主义宗主国——前苏联。1949年10月，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一个月之后，前苏联就立即策划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然而，这个声称是“民主的”共和国，除掉国号用的是前苏联“卫星国”的统一国号以外，在国家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也是对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的彻底反动，是希特勒对1919年的德意志共和国毁法祸国的继续。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高喊着革命的口号罢了。并且，即便是就德意志的民族意义而言，它也不过是前苏联的“子国”，而绝非前苏联的一个“兄弟国家”；它和自由的西德一样，只是德国遭遇分裂的一半，而不是德意志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至于它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它存在的数十年岁月里，究竟为德意志留下了怎样的血腥记录，“柏林墙”早已告诉了我们一切。 1989年，东德的柏林墙仅仅开放了三天，从专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到自由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竟然达到400万！是年，共产党德国终于爆发和平革命；1990年，统治了东德人民四十余年的共产党垮台；1990年10月3日，所谓的民主德国终止存在，东德“加入”了西德。社会主义东德的国号、国旗和国歌，亦只能带着终于被德意志民族和人民永远*伷男叱*而成为永远的过去了。历史于1919年创建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历经了71年的痛苦磨难之后，终于让德国人民赢得了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德国终于走向了令人羡慕的“民主和统一”。
大中华民国 百年护国护法的艰难历程和光明前途
一、悠久的中国王朝历史及其特征 中国的历史，自有皇帝传说以来，已有4700余年；自从“古竹书”记年载夏以来，也已近3800年；且两者并无间断。武王灭纣，开启了大周一朝，前300年为西周，也是中国封建制度从建立而至于鼎盛的阶段。之所以封侯建国，首先是因为西周建国之初，因不能根绝前殷的势力，而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地，同时又封建了鲁、燕、齐三国。此为封建制度创立之端绪。其次是在克殷后二年，武王崩，武庚遂伙同监视他的管叔等乘机谋反。一时间东方的殷王朝残余势力，均起而造反，企图复辟。其时因周成王年幼，周公乃亲自东征，平息了叛乱。此次“护国”的结果，促成了西周王朝的第二次封侯建国，卫、晋、蔡、东都等封国始立，宋国则为殷人后代而封，鲁、齐等国亦得以向东伸展。封建制，虽因西周为立国、护国之需而创建，其后，则渐渐成为一种对政权和政区的分割制度，即作为对于中央王权实行分而治之的“等级分裂政体”而存在。 由于西周末年，周平王的王位是由他的舅舅申候勾联犬戎杀害其父周幽王而得，王室威信不再，虽经东迁，却遭遇东部齐、鲁等一些大封国的反对，而拥护他的其它封国如许、郑、秦、犬戎等，又大都是乏义之国，周王朝遂从此遭遇“王命不行”的命运，“春秋时代”于是开始。而王命不行的结果，则是迅速造成了列国之间的兼并，各诸侯国内部篡乱相乘和杂居中国之犬戎蛮夷的“制乱和归化”。自鲁恒公弒兄篡位以下至晋三分公室，齐为田氏所篡，鲁则三恒称强于国内，贵族的高贵姓氏早已日渐暗淡，宗法等级封建制的衰灭已不可免，平民政治遂乘隙兴起，再加上诸夏文化之对内对外日渐融合浸染，特别是各强国之间称雄称霸的战争，竟推进着中国——“虽非主观之想、却成客观之变”地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了。 春秋之后，战国首尾二百四十余年，伴随着从兼并而至统一之战争的，则是郡县政治的出现，军民分治的开始，井田制的废弃，履亩而税的实行，依军功而擢升之新政治制度的建立，货币之使用，和官商转向民商之重要发展等等。秦终于灭了六国，中国亦终于统一在“废封建和置郡县”的君主平民制度之下。 由是可知，大周一朝盖八百年，其间，封建的建立和巩固约三百年，是为西周。封建的维系和衰落约二百四十余年，是为春秋时代；而封建的灭亡期亦约二百四十余年，是为战国时期；统称东周。所以，近代以来至今，国人动辄便以反封建来作为“革命”甚至是扫荡中国文化的由头，便实在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对封建的革命，中国人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胜利完成了。这是我们与欧洲之大不同处。 其后，秦虽历二世，仅存国十五年，但“存制”竟达2120年，即自公元前209年直至公元1911年，方为辛亥共和革命所终结。其间两千余年，虽始终为君主王朝，亦始终为君主平民政体，而非封建式的君主贵族政治。大汉朝建国之初，虽有封建之举，亦有郡县之继，其后九十余年间，则随着刘姓王室之灭异姓王、封同姓王，直至颁发“推恩令”，而最终废除了封候建国之旧制度。 而也正是在两汉，中国才出现了君权和政权的分离，文治政府的兴起，以及公卿朝士尽皆“民间名儒”的政治景象。其后，虽然士人政府亦曾逐渐形成“士族政府”，更在魏晋南北朝纷纷乱乱的四百年间，流弊而成为“士族门阀制度”，但是， 混乱时代过去，自隋唐以下，皇权和政权的分离，贡举和科考制度的出现，特别是宋代谏官制度的建立，和文官治国的进一步发展，均为中国悠久的君主制度，带来了对于皇权独裁的制约。如果文化落后的蒙人不专以《四书》来开科取士，如果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不断然地废除宰相制度、开八股取士之风气，如果文明欠丰的满人不继承明代的无宰相之政府，不时刻宣称“干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不实行少数人部族的特权和专制，自元至清前后七百年，不视天下为一姓之家，不握生杀予夺大权于一手，则中国的君主王朝大约便不能够仅仅用“专制”一词即可以统而概之的了。就不说秦以下之漫长二千余年间，不论是中国自生的宗教，还是乘乱而至的外来宗教，直至中国出现了国际共产党，之前，他们都既没有机会在中国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可能如欧洲和中西亚那些国家一样，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教政合一的残酷封建王朝或君主王朝。而中华文化非但历经二千余年而不衰，甚至二千年余年间朝朝代代都能够硕果累累，就更是说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始终存在着文化创造的相当自由。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漫长的中国王朝历史，确实为我们志在“走向共和”的历史性变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悠久民族文化中封建的和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亦同样为我们志在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带来了相应的负担。但是，历史在比较之中而见优劣。因为，我们只需从辛亥之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护国护法的艰难和曲折，与欧洲之诸共和国家作一简单的对比，我们自然就能够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究竟何在。
二、中国共和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 自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同盟会，鼓吹共和革命，艰难奋斗十六年，发动了十一次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获得武昌起义成功，并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民国是一个新中国，新就新在它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帝制的延续，不是君主专制的翻版，更不是扛着革命旗号的专制复辟，而是在中国首开了共和政治的端绪，第一次为中华民族创立了共和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御制的“中国近代史”都称辛亥之后的中华民国—— 在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 在经济上，“自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新增资本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竟出现了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了重大发展……1914年3月15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
三、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一大历史阶段1912-1928 中华民国与所有背负专制历史的崭新共和国一样，立即遭遇了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和必须起而护国、护法的历史命运。 1、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胜利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北伐。1912年1月1日，因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遂使袁世凯要由他来建立新政府的阴谋破产，袁即一边罢免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指使冯国璋、段其瑞叫嚣要“誓死抵抗”；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形势。为捍卫还在襁褓之中的共和国，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主张。1912年1月13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也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湖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唯列强公然出面、出兵维护支持袁世凯，堵截革命军北上，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1912年1月2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声明，如果清帝退位，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自己将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举袁世凯担任。2月13日，袁世凯即通电“赞成共和”，并誓言“永不使专制政体再行于中国”，孙文遂辞职。3月6日，南京参议院决议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遂在北京宣誓就职。然而，仅一年之后——1913年3月20日，拥遗朝之兵的袁世凯即阴谋暗杀了内阁第一大党——国民党秘书长宋教仁。孙中山因之而猛醒，意识到要捍卫共和，“非去袁不可”。他决心发动二次革命，要象推翻满清王朝那样，粉碎袁世凯的篡权、独裁和复辟阴谋。6月9日，袁世凯又下令罢免国民党身份的三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7月12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发表讨袁通电并亲赴湖口督师，二月革命遂起；7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随之，沪、皖、湘、赣、鄂、闽、重庆相继宣布独立。然而，一因袁世凯拥遗朝之重兵，二因国人对袁氏尚存有幻想，三因国民党十位都督仅仅只有两位执行孙中山的命令起兵抗袁，遂使二月革命失败。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反袁护国战争。因袁世凯迅速地扑灭了二月革命，从而刺激了他推倒共和、复辟帝制的欲望。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国会参众两院现议员的职务。5月1日，袁颁布总统权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推倒了旨在限制他独裁和防止他复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废除了国务院，在总统府设立了相当于满清“军机处”的“政事堂”。6月30日，袁更废各省都督，改官职，立将军名号。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袁鼓吹帝制。8月23日，满清遗孽杨度等七人成立“筹安会”，公开为袁复辟帝制鸣锣开道。11月20日，所谓国民代表投票结束，“一体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12月13日袁接受百官朝贺。袁世凯犹如拿破伦和他的侄子一样，推倒了共和，复辟了帝制，从独裁走向了帝位，妄图将中国人民历尽艰难才创建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彻底推翻。 然而，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国民，因“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决心对“敢以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全国各界不仅发表宣言、通电一致反对袁推倒共和、复辟帝制，而且孙中山、国民党和几乎全体国民均意识到要维护共和，“非去袁不可”。由是，蔡锷将军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逃出北京来到日本，在孙中山先生的鼓励下，立即自日本返国，择袁世凯登基之日，宣布云南独立，通电号召讨袁，发动了倒袁护国的战争。护国战争的枪声一经打响，则全国上下，海内海外无不响应，连袁的亲信爱将也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于是，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共和国——中华民国获得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巨大胜利。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四阶段是反对张勋复辟满清。历史的事实是，辛亥之后，共和国——中华民国遭遇颠覆与专制制度可能复辟的最大危险，就是来自于袁世凯和他的北洋旧王朝军队。袁世凯之死虽然宣告了复辟帝制的必然失败，但原北洋军人张勋紧接着又导演了一场复辟满清王朝的闹剧。1917年7月1日张竟然率领两万辫子军进京扶持宣统复位。然而，由于全国舆情高涨——北京的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上海商界全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拥护共和，全国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于是，另一个北洋军人段祺瑞，遂于捍卫共和之名义下，于1917年7月3日在马场誓师，讨伐张勋。由是张勋的复辟满清仅十一天便冰消瓦解。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护国运动遂得以成功。
2、中华民国的护法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成功 中华民国反袁反张复辟的胜利证明，辛亥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企图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拥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的”的目的。 1917年7月，因段祺瑞成了驱逐张勋、维护共和的大英雄而重掌国柄，但转瞬之间，他便顶着中华民国的国统，不仅破坏共和法统，企图重归独裁——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且签订卖国条约以扩私家之军，更为“武力统一天下”而首开十一年军阀毁法混战祸国的端绪。 在此十一年中，已经一再地赢得了护国胜利的共和国人民，又一再地掀起了捍卫共和法统的浪潮。他们不仅声称“中华民国为民主统一之共和国”的宪法条款“永远不得予以修正”，而且连续地发动了反对混战、反对贿选、反对卖国和反对一切毁法祸国的群众运动。而由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护法战争，就正是在国民波波相接的护法运动中，历经种种失败和痛苦而最终地走向了成功。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孙中山领导南下护法并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1917年7月6日，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随孙中山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只因“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南方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等与北方直、皖军阀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失败。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在孙中山于1920年重建广州革命政府之后。1921年4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于同年7月15日克南宁，8月1日占桂林，后于11月15日在桂林设大本营。就在孙中山积极准备北伐以护法之时，直系军阀为阻止孙北伐，乃一面在表面上“恢复旧国会”，使孙失去护法的依据，一面收买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遂造成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三阶段，是扫荡两广军阀，统一两广行政，为伺候的北伐打倒军阀奠定了军事政治基础。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在历尽“复辟有兵、革命无军”的痛苦之后，创建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支真正的共和革命军队。其间，直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虽然外受东西列强之阻扰，内有俄属共产革命之暗礁，但是孙中山还是义不容辞地一再努力于护法事业，不仅坚守广东护法大本营，而且抱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甚至客死北平。但是，坚定地执行了他护法战略的蒋介石，却在真正的国民党同志的共同奋斗之下，于1924年10月率领黄埔学生军平息了英国支持下的反动商团叛乱；于1925年2月率军第一次东征，扫荡了陈炯明的祸乱；于1925年4-6月间，又于东征之间回师扑灭了滇、贵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在广州的叛变；于1925年11月率军第二次东征，将陈炯明叛军全部消灭。1925年10月12日陈独秀即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称：“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人民的滇、贵、粤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仅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925年12月3日和30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3、中华民国护法战争中的险恶暗礁 如前文所述，正是列宁的十月背叛，才彻底地葬送了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推翻了俄罗斯共和国，阻断了俄国人民的共和之路。背叛成功的列宁，不仅在前苏俄篡建了共产专制复辟制度，而且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对外输出共产革命。列宁虽在十月背叛成功前就确定了一个“东方路线”，即“北京——加尔各答——欧洲”之所谓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大战略。但是，十月背叛夺权的成功，却使他立即*伷剑*转而直接进攻欧洲。但是，1919年初，因他指使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在本国发动“共产革命建国”失败，遂使他重新开始执行他的“东方路线”。列宁终于将老沙皇的野心、新沙皇的欲望合而并之，首先以虚假地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钓饵，欺骗中国人民；其次是于1920年8月派维津斯基来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又派马林等来华领导召开了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就是十一次派人来中国寻找孙中山，企图使孙中山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转化为列宁的共产革命，将自己创建的国民党“变性”为共产党；最后则是在上述目的均因为孙中山的拒绝而不能得逞之后，才阴谋决定，要在孙中山正处于“敌有人援、己无人助”之时，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革命，而命令中国共产党全体或公开、或秘密地加入国民党，以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和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华民国护法战争之机会，来达到打进国民党、分化国民党和最终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目的。是时，正处于护法困境之中的孙中山，因迫不得已而决定“联俄容共”，从而为中华民国最后阶段的护法战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未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前途，埋下了可怕的政治危机。 此后，中国共产党遂凭借着前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援助”，在前苏俄的直接指挥和命令下，以列宁的“十月背叛行经”为榜样，“阳冒参加国民革命之名，阴事发动共产革命之业”，一是一边在国民党内秘密自结党团，发展势力，一边公开将国民党划成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号召“打倒国民党右派——孤立国民党中派——团结国民党左派”，使国民党自身惨遭分裂；二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劫夺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蓄谋将国民党的“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甚至“鸠占雀巢”地造成国民党大会竟然“以谈三民主义为羞、以谈共产主义为荣”的局面，直至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把持在手，使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29名部员中，连部长（谭平山）共有26人是共产党。三是层层对外挂着国民党党部的招牌，利用国民党改组登记，名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实为共产党“招兵买马”，从而使1923年底尚只有480余人的共产党，不到两年，就发展到了5万余入。四是因为必须依靠国民党在广东立脚，所以坚决地反对北伐，而当国民党的北伐不能阻止时，竟决策要包藏祸心地“迎汪（精卫）回国，以与蒋分权”，蓄谋分裂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五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之后，于北伐胜利后方鼓吹工农革命，煽动工农暴动，武装工农造反，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号召推翻刚刚诞生的国民革命政权，蓄意制造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则挑起“迁都之争”，以进一步分裂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政权；再就是于武汉由苏俄顾问鲍罗廷策划领导国民党左派召开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和武汉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开除领导北伐胜利进军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职务；五是在蒋介石领导北伐已经解放了南中国、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之后，则由叫嚣“取消北伐、转向南伐”，到要发兵东下、颠覆南京政府。六是指使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官兵蓄意制造南京事件，劫杀外国侨民，图谋挑起国际纠纷以阻止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七是在上海就要被北伐军解放之时，秘密策划并公开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高叫“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八是因为反对、破坏北伐不成，颠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果，则公然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武装叛变，其后，则将叛变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暴动造反接二连三地煽动在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列宁发动十月背叛的种种阴谋残酷手段，法国望岱农民对共和国的反叛和进攻，可以说全部在中华民国伟大护法战争的进程中，重新地在斯大林一再派来的苏联顾问指挥下，予以了历史的痛苦重演，不同的却是遭遇了失败，从而使中国人民足足推迟了二十二年才惨遭共产专制复辟的残酷命运。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四阶段——伟大的北伐战争及其胜利。 盖因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中国国民党人早已对苏俄和中共洞察其奸；还因为蒋介石能够及时地利用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发动的、旨在绑架他赴苏俄的“中山舰事件”，驱除了事件策动者——季山嘉等一批苏俄顾问，捍卫了军权；随后又通过“整理党务案”而夺回了国民党部分党权；所以，在蒋介石的坚持和领导下，中华民国的护法战争，才在以伟大北伐战争为旗帜的胜利推进中，获得了一再成功和最后成功。 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革命军高举着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大旗在广州誓师北伐；7月11日即攻占长沙，长沙五万民众秉烛欢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后，历经武汉战役、南昌战役、福建战役、东南战役，绕过了共产革命的重重暗礁，直至决心“清党、绝俄”、将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徒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终于在短短的十个月中，就解放了整个南中国，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其后，在克服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和纠纷之后，蒋介石又于1928年4月亲自率军渡江北伐，不5月即克定旧都北京。1928年底，随着“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走向初步的和平统一。由是，1911年共和革命所创建的伟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护国和护法运动遂告成功。
四、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二大历史阶段1928－1949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一阶段是1928-1937。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苏俄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于是，中共便在苏俄及其派谴的军事顾问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连续地发动武装叛乱，持久地实行武装割据——既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于前苏联大举侵略中华民国之时，高喊”武装保卫苏联”，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于中国境内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直至篡立认苏俄为祖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开分裂现代中国之端绪。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之残余”乃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已经重建、中华民国已经获得和平统一之后，为逞封建割据之愿，而一再地甚至是连续地发动叛乱。只是由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共和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专制”，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再加上日本帝国阴谋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一时间、俄、日、共及残余军阀遂合纵连横，互相依赖，相互勾结，岂但是风欲静而风不止，而且是黑云压城城欲催。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使中华民国的护国护法运动，开始了新的艰难历程。
1、中华民国为继续护国护法而平定新旧军阀叛乱 新旧军阀发动叛乱的契机是1929年1月1日中华民国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是编谴会议意在“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激怒了大小军阀仍然要”持枪割地称雄”的私欲。由是，自1929年2月21日李宗仁公然称叛失败，1929年4月冯玉祥称叛未果，一直到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其间各残余军阀之内勾外结和纷纷叛变已导致其野心勃发，阎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李宗仁四万残兵和失意政客汪精卫等共同反叛，从而开启了一场在所谓反蒋护党救国旗号之下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一九三零年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因阎、冯叛乱已生，伪国民政府和为中央扩大会议已然成立，几经劝阻无效，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介石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的所谓“中央扩大会议”、伪“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终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胜利为告终。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因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巩固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成功地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因而才深具继续”护国护法”的历史意义。
2、中华民国志在护国护法的剿共战争功亏一篑 面对和中共的“列宁式背叛”和中国的“望岱叛乱”，中华民国政府乃正确地决策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于“苏俄指挥、军阀勾结、倭寇唯恐其灭”的中共及其武装割据地区，决进行征剿，以期将“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杜绝*櫨 Ｓ墒牵谢窆*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1931年7月1日至9月20日，1933年1月1日至4月9日，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总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苏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因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地，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1935年10月1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命其务必将中共残余一举消灭干净。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未来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3、中华民国为持续护国护法而推行训政和威权统治 应该提及的是，在1928-1937这个至今仍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的十年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仅遵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推行训政政治，却远未超出训政之范围；实行威权治国，更未走向独裁之统治。而是在国家已经走上和平统一和民生发展之时，决以荡平“军阀残余之残余”的叠起叛乱；和在人民享有种种基本自由的前提之下，唯对遵俄命而一心要“颠覆国家、毁灭共和”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实行军事围剿；确为护国与护法所必须。而中华民国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实行训政期间，所已经提供的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一边抗战、一边为未来全面长期抗战之最后胜利所进行的种种准备，随着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的日渐深入，也已经愈来愈揭穿了那个1939年的胜利者编造的“所有历史性谎言”。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之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二阶段是1937-1945。 本阶段为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阶段。不言而谕，由于日本帝国对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她也是中华民国对外护国的喋血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了八年艰苦倍尝的抗战，赢得了对外护国的伟大胜利，并因她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而废除了晚清以来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全面抗战之始，就已经在他们的“洛川会议”上决策：“要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务必使本国政府失败和要将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经验，决策了“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闹革命”，“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要在实际上建立『抗日革命统一战线 』以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对蒋介石要打运动战——对日本只能打游击战”，和“要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以夺取政权”等一系列假抗日、不抗日、直至卖国通敌的“革命策略”。因此，中华民国对内的护国成果遭到了可怕的破坏。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已经统一的国家，却因抗战而分裂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即所谓国民政府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由是，他们一个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一个则高举镰刀斧头的苏式共产党党旗；一个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一个却高歌“英特勒雄耐尔一定要胜利”国际共产党党歌；一个在会场上永远高挂着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一个则在他们的“革命根据地”处处张贴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小头像……至1945年，中华民国历经三十余年护国护法奋斗才获得的建国成果和共和成就，在“共统区”早已荡然无存……就不用说，彼时，那个认马列为祖、以苏俄为宗、甚至高唱着“斯大林是我们父亲”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着120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武装器“民兵”，独裁地统治着一亿多人口的地区——他们从苏俄为他们建党起就誓言要夺取全中国政权的共产革命决心，因为乘国难而得以发展和扩张，从而“野心如炽”。 中华民国再一次面临着被毁国毁法的空前危机。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之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三阶段是1945－1949。 众所周知，1945-1949是国共内战阶段，但在实际上，则是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历史成果走向全面失败的最惨痛阶段。因为，是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推翻中华民国，是要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还是要毁灭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才是这一场内战的实质所在。
4、战后中华民国护国战争的惨败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午后，日本宣布投降当晚，毛泽东即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于18小时之内，连续地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他八年来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数十万农民革命大军，冲出深山，扑向平原，大打大仗硬仗运动战，以夺取中原，截获中华民国的抗日成果。他们甚至决河炸堤，掐断铁路干线之交通，对抗日军队实行包围歼灭，以阻止中华民国政府军受降。中共终于以“向日本受降”为幌子，为机遇，迅疾发动了内战，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就抢占了二百多个中原城市，大小城镇不计其数。 之后，当毛泽东在斯大林的敦促下，不得不接受蒋介石一天之内连续三次电邀，由美国大使赫尔胥陪同赴重庆谈判之前，毛在延安所留下来的命令，则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仍应继续发动攻势”。而当“双十和谈”结束，停战协定已经生效之后，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又立即发出了命令，要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展开全面的进攻。 特别是当毛还在重庆时，斯大林已经派他的特使飞赴延安，明确告诉中共，苏军将把东北让给中共，刘少奇立即抓住此“千载一遇”的机会，决定立刻抢占东北。由是，中共遂拥有了一个退可以北上逃亡苏联、进可以南下席卷中原的“广大根据地”。其后又与苏联签订了两次“卖国条约”——《莫斯科协定》和《哈尔滨协定》，收编了三十万汉奸军队，接受了三分之一美国在二战时期曾援助苏联的103亿军用物资，装备了整师整军的现代化军队，并在成批苏军军官和八千投降日军的指导和参予下，开始了一场由北向南的“打天下”战争。 此后，中共内战吃紧时，他就藉重美国的调停，养兵待战；在内战打得顺手时，则根本不理睬停战和调停的那一套，甚至乘调停和停战大打出手；而当美国调停者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谋略，反之调停已经对他的打天下战争有所妨碍时，他则干脆制造和发动“安亭事件”、“沈崇事件”等反美运动，以扫除他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的障碍。 中共终于因国际共产主义邪恶思潮的漫流，因在中华民国八年抗战时期就已经为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成功地诱导了中国“望岱农民”旨在反叛共和国的复辟战争；因使用了被他称之为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特别是他旨在打倒的对象，又是一个在与外敌的长期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国家；要消灭的军队，则是一个因长期战争而深怀厌战情绪的军队；再加上他于国民党两度“容共”和国民党曾一心团结他抗日的漫长岁月里，曾成功地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布下了“天罗地网”，更勾连串通了形形色色“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而终于打赢了这一场内战；从而和列宁一样，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地区颠覆了——曾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了二千年帝制、创建并捍卫过共和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业已连续三十八年之伟大而又悲壮的伟大护国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凄惨失败。
5、伴随着中华民国护国失败的是护法的痛苦失败
中华民国政府于抗战烽火中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抗战爆发前，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曾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因全面抗战开始而被迫推迟。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竟然”举世无双”地在抗日的烽火之中推进了民主宪政，并为在战后迅速全面地实行民主宪政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保卫战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200名，国民党占80名，各党派领袖占50名，无党派人士占70名以上。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国民代表选举，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乃于1940年9月15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1940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1940年12月28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1941年8月9日被日机炸毁，加之1942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而造成国民大会无以召开，1943年9月8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其间，战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中华民国政府践诺于战后立即推行民主宪政 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一经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立即开始了宪政的推进工作。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一天内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协定”，其最主要条款是： 第二条：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第四条：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第五条：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第八条：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着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便是三个月后即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36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8人，中共占7人，中国民主同盟占9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个席位），中国青年党5人，各界社会贤达9人。除国民党8人外，其余各党派共28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1946年12月25日，在“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这个在抗战前和抗日的艰难岁月中就曾一次又一次地征求过全国人民意见的宪法，这个由各党派（包括中共）、甚至不是以执政党国民党为主所共同制定的宪法，这个曾明确地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之原则的宪法，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高度政治品质，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1947年11月21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2765人）；副总统选举出现6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6、中国共产党为“打天下”而毁法祸国
中共破坏双十协定，已如前述。
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1945年12月28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东北局指示信称：“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1946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乘机建立、巩固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为大打内战做准备才是真。 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达成了停火协定。然而，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这等于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结果的完全推翻。由于国民政府要维护政协会议的原则，中共就立即推翻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发动攻势，大打出手，迅速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中国共产党破坏“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1946年5月5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彼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与会代表名单。于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以等待中共态度的转变。 嗣后，中共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虽已达成，但为了进一步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它又提出必须在40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10席，民盟占4席，然后再将1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大。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大”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10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14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1月14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大”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中共不愧为马列在中国的嫡传子孙，我们从中共破坏“制宪国大”的嘶喊中，宛如听到了列宁破坏和镇压俄罗斯共和国“立宪会议”的可怕回声……
中共旨在毁弃《中华民国宪法》 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更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遵循这一部民主宪法；其次，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所以，中共在渡江前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最后一轮虚假谈判时，则由毛泽东悍然提出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彻底毁灭在中共为祸国而毁法所的内战战火之中。
四、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三大历史阶段1949－ 1949年10月10日，中国的马列子孙集团终于在中国广袤的大陆地区颠覆了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毁灭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以前苏联之社会主义卫星国的统一国号模式，篡建了号称是“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和前苏俄一样，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复辟了专制制度，在中国4700余年的历史上，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党主极权政体”，构建了史无前例的“教政合一”式政权，犹“以革命的名义”，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及其无数国民，进行了史所绝无的血腥“反攻倒算”。中华民国持续了三十八年的伟大护国护法运动，与俄罗斯共和国一样，至此在中国大陆遭遇凄惨失败、全面失败和漫长失败。 迄今，中国大陆虽然已经遭遇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专制复辟，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台湾，由于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够接受1949年失败的痛苦教训，从而在1946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为走向宪政，而敢于实行训政；为反对台湾地区的分裂运动，而敢于镇压中共一手支持的分裂叛国势力；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才得以真正地走向了共和，并成为全中国唯一的三民主义模范省，从而在中华民国的台湾获得了护国护法的局部胜利和非常胜利。虽然近十余年来，台独的分裂势力日张，甚至台独的言行日炽，但是，相对于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艰难历史、成败利钝而言，则不过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一股逆流罢了。因为，没有比中华民国在1949年护国护法的失败更大的失败了，也没有比中华民国护国护法在1949年的失败更令人感到痛苦和悲愤的了。只要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尚能够于痛定思痛之中猛醒，直至觉悟到──“必须继续发动大中华民国之伟大的护国护法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推倒复辟，重建共和”，则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其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毁弃中华民国法统的行径，也就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结束语 由于中共马列洋教专制复辟政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残暴专制统治，由于中共背靠这一残暴统治而为历史制造了弥天大谎，遂使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国的大陆国民，不仅不懂中华民国为何国，甚至不知中华民族为何族。因而，如同处于长期复辟统治之下的法兰西人民一样，不能自觉地将自己对于民主共和的万难追求，与捍卫共和国国统与法统的伟大护国护法运动连成一体。更有甚者，则是反认中共是共和中国，反污真正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专制黑暗的中国，以至造成少数不解中国共和历史的人士，至今仍然以大中华民国为“敌国”，以1949年前直至80年代末曾创建并捍卫过共和的中国国民党为“敌党”，直至造成民主追求的种种歧途甚至是奇形怪象，无疑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奋斗，带来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传承到发展的困境。虽然，这一困境随着大陆本土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而正在迅速地发生着根本的改变。 其实，只要我们记住了，英、法、俄、德诸国虽只有数百年、甚至是更短暂的君主专制历史，而我们却背负着2120年君主专制历史这一“世界之最”，那么，中国大陆人民长期遭遇专制复辟的历史，就不再可能令我们的中华儿女们沮丧不已。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了：英国王冠下共和制度的建立尚需要四十八年的艰难奋斗和反复追寻；法兰西人民则是在经历了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国总共98年的护国护法之痛苦奋斗以后，才最后确认、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俄罗斯共和国就更是在遭遇了74年的共产专制复辟之后，才重新回到了只存在了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而德意志共和国则自1919年创建后，历尽苦难直至1991年才最后走向民主统一……我们中华儿女难道还会丧失志在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而继续艰难奋斗直至最后成功的信念和决心吗？ 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即便是在推倒共产专制复辟制度之后，中国建立了另外一个名称的共和国，她也必将是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共和国统和法统的继承，犹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德意志共和国一样。因此，那些因为对历史的懵然无知，而要拒中华民国于重建共和之外的所谓人士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非要由自己来开创一个共和的新中国”呢？因为，历史的事实是，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早就由我们的共和先人开创过了，我们不过是继承者而已，并且是继新而非复旧。就不说这一宝贵的历史政治资源，将会对于我们继承共和与重建共和，发生多大的作用，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避免多少的混乱、流血、甚至是可怕的“内斗”…… 更何况，只要我们敢于睁开眼睛看历史，我们就能从对历史的鸟瞰中发现，英吉利共和国灭亡了，留下的则是“虚君共和”的英王国；法兰西共和国灭亡过三次，重建了两次，其彻底败亡几达八十余年；俄罗斯共和国因遭遇共产专制复辟，而整整覆灭了七十四个年头；德意志共和国盖因惨遭纳粹党和共产党先后毁法祸国、分裂国家与民族，前后竟达七十一年不得安宁和统一……然而，唯有我们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她虽然历经护国与护法的艰难反复历程，甚至遭遇了1949年之后旷日持久的惨败和今日台独分裂势力的企图祸害，但是，中华民国却从来不曾灭亡，中华民国那一面曾捍卫过共和尊严与民族尊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鲜艳国旗，自赢得了第一度护国与护法的伟大胜利、并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之后，七十七年来（1927－）一直飘扬在世界各地，飘扬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共和”的星球之上──这，才是我们在比较了各共和国的艰难护国护法历史之后，而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身上，所应得的骄傲、智慧、信念和勇气。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言：“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按：该书出版于1999年10月），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难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历史是有情的。只要我们理解了历史，想必历史更能够理解我们。 2004年7月27日－8月29日第一稿于美国纽约
作者附记：为了能够在今年6月25日旧金山“中华民国百年护国护法研讨会上”作一个主题讲演，我曾做了相当时间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研讨会的发言者很多，而且都讲得很好，很激动人心，其时，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讲演的机会，我仅仅只说了几分钟的时间。之后，由于旧金山等地媒体的播发，特别是纽约侨声电台的采访与播放，遂造成许多听众来信来电索要文字稿。我因无讲稿，这才决定应读者要求，写出这篇文章，却未想，竟然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我边写，朋友边读边校，一致认为应该在本期全文发表，后经过编辑小组决定，我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从命。本文因是“急就章”，故错失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教，以为日后修改出版时备之。谨记。
参考书目：（为节省篇幅发表稿不再一一引证资料出处） 1.《世界近代史》，中共上海教委大学历史教材，2001. 2.《外国历史大字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中华民国实录》（十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4. 黄天健：《俄国共产革命的悲剧》.台北黎明出版社.1974. 5.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 6 .克鲁泡特金： 《俄国的恐怖》，LONDON, 1909. 7. A.F.KERENSKY: THE CATASTROPE（克伦斯基：《自由的受难》）, NEW YORK, 1927. 8.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托洛斯基：俄国革命史）, LONDON, 1934. 9. G.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YALE, 1929. 10.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BRITISH MONARCHY. FIRST PRESS 1988. 1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FRANCE FROM THE 1815 RESTORATION TO THE SECOND EMPIRE, GREENWOOD PRESS, INC. FIRST PRESS 1987. 12.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STEVEN OZMENT :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14. ROBERT SERVIC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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