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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反思 殷之声日记选 大陆 刘真 提供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找回一个民族的公正与诚实
读《南京国民政府纪实》一书，有关“蒋介石发表对内通告”一章里，提及了蒋介石在《谨告全国民众书》中的反共分裂的立足点：“1、我们深信中国不需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更深信中国如有无产阶级专政，必是『流氓无产阶级专政』；2、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3、我们既为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来革命，必须力谋减少民众的痛苦，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 七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从以上三个方面解释了其反共分裂的理由与立场。这种立场在今天看来，究竟是出于所谓的“帝官封”统治者的利益呢？还是出于其对中国历史和国家未来怀有独特的理解与识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有真正独立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对自己要诚实，恐怕就不难判断蒋介石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党。 …… 在历史的天平上，任何偏袒错误的意识，情感的倾斜，都将无法改变历史天平已失去的平衡，而让人们在错乱与不公正的界域内深受煎熬！ 我们必须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中，找回一个民族的公正与诚实，我们才能最终真正得救！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明确 的 答 案 翻开上海三联书店出书《自述与印象：蔡元培》。 蔡先生论康党变法失败之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论见不唯切中百日维新失败的症结所在，更是蔡先生日后主张教育救国和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为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竭尽毕生之力的根由。 自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社会变动不定，是有各种主义与思想的治国安邦之争，其中尤以国共两党为最。 蔡先生基于爱国救民的初衷，他深谙思想、学术自由与改造社会，促进历史变革之密不可分的关系，认同选择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为其竭忠尽智。尽管由于中国党派之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出现了种种蔡先生反国民党、反蒋介石的言论，但除了反压迫、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政治诉求之外，蔡先生并没有认同接受共产主义，更不想象当时的共产党那样，以反压迫争自由，反专制独裁争民主人权为理由，要打倒推翻国民政府。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武汉之际，国共两党领导权之争炽烈。蔡先生缘何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政策虽不可知，但至少表明蔡先生当时并不赞成让中共来领导这场伟大的国民革命。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前，对蔡先生敬若神明，在取得政权后，渐渐冷落蔡先生，一前一后判若两人，亦可从中明了，蔡先生的政治诉求并不为中共所认同。 今天人们纪念蔡先生，是停滞于口头上对蔡先生的肯定呢，还是用思想和行动去认同、接受并接续蔡先生的政治诉求，为中国为全体国民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呢？！答案自然是极为明确的。人们纪念蔡先生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或学术的。但不管是什么，只有真正理解蔡先生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办教育、提倡美育的真正内涵。只有懂得蔡先生不是为了自己能从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中得到什么，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每一个国民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国不像国、人不像人的可悲、可怜、可叹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状态。人们才能真正懂得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志士仁人的可歌可泣的奉献与牺牲。才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一切错乱、迷惘、痛苦与不幸，多半源于我们自己无知愚昧与盲从，源于我们不辨是非忠奸，源于我们对功利与卑劣人性的屈从，源于我们对国士精英们披肝沥胆、正论危言和济世兴邦的睿智与洪畴大略的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今天，我们纪念所有真心实意爱国救民者的奉献与牺牲，就要懂得放弃一切愚暗的心态与欲望，有一分力尽一分力，有一分心尽一分心，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一点一滴地渐进。诚诚实实、勤勤恳恳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不争名不争利，只争是非曲直，像蔡先生一代老前辈为国为民为天下，“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去做人、做事、做学问。
一九九九年元月三十一日
自救的开始 下午散步回来遇仵老师。话题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动，给这个民族造成的现状和对于未来的影响。仵老师说，不要说青年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许多老人，也根本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他们只知道五十年代以来所听、所见、所经、所历的事情，只知道今天如何不公正、丑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有这种让他们怨天尤人、惶惶而不能聊生之困厄的今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者，无论是自觉有意的背叛者或是不自觉无意的背叛者，都必然要偿付背叛的代价。如果说，储安平、罗隆基的悲剧，是一种背叛的结果，那么，今天中国仍活着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所感受到一切错乱危机，一切痛苦与不幸，又何尝不是背叛的一种必然结果？！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真实。忘记真实，就必然要错读、误读历史，必然为虚妄、邪恶所欺瞒，必然会不知所云、人云亦云，以致会有指鹿为马丑剧的重演，会有谎祸，会有种种人为的劫难。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是非。忘记是非，就不会鉴别，对于真假黑白也就无法分辨，忠奸混淆、爱憎错乱，也就必然会事与愿违、南辕北辙，在恶梦般的境域中愈陷愈深。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做人要诚实。忘记诚实，就不能实事求是，就必然不会有公正，更不会有维护公正的道义责任和铲除邪恶的正义行动。既没有责任心，又没有正义行动的社会，怎么能保证不会被邪恶所吞噬呢？！ 认识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是我们自救的开始。只有当我们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忠奸，懂得了实事求是，找到了诚实，我们才会真正得救。除此，我们绝无任何出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接续被阻断的历史 午休时，继续昨天的阅读--《世纪之间》一书中“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份子”/朱学勤文和“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文。 朱学勤与何清涟的共同点，是他们已将思辨的锋芒对准了被暴力革命阻断的“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秩序”这个关乎中国问题本质的所在。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现代革命主流力量，在历史的逆流中孤军作战、腹背受敌，为我们的后继与接续所留下的丰厚无比的资源。何清涟认识到辛亥革命不可能一次解决“血统”、“法统”和“道统”问题，但未能从完成开启和奠基性历史使命看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无疑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思想精英，一次大心大力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恢复正统，更重要的是推翻王权，建立民权，以现代共和体制，完成接续中国思想先贤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的“道统”。 尽管与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派有着种种局限与不足，但作为致力于变革中国命运，使其朝着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想方向前进的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正确无误和不可逆的。中共以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国现代革命，说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失败了，进而背叛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唯称得上伟大的民主革命。中共50年专制统治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应有的自然走向，用何清涟的话来说，“戊戌变法时期就存在的其它五个问题（人口、教育、农业内卷化、政府腐败、社会不公正等）还是没有解决”。何清涟看到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忽略了中共对中国农民的毁灭性伤害与影响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本质问题。毛泽东用暴力代替“议价能力”的庞大群体，不是将来意义上的中国农民，而是一个痞子群体。梁漱溟、晏阳初要帮助的那些农民，绝不是跟着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中国农民勤劳、淳朴、仁厚、忠实，被中共革命逐渐改变成自私、狭隘、刁钻和无知。所谓农民革命，完全是毛泽东拉农民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实质是一场地道的痞子革命。也许何清涟心里清楚，嘴里不能这样说，但中国问题无法回避是因一场偌大的闹剧与骗局造成的。要像辛亥革命那样，敢于拨历史之乱，反历史之正，中国才有可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条出路。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重估 与 接 续 十点许，拐到青玉芳家，说明了我们一种对她行将赴美的心仪——送她所想要的瓷杯一套。返回即接到对门廖大伯代收的大女儿的书信。先是读大女儿给蒙蒙的信，这封充溢着爱心与责任的信，使我对大女儿此番返京后的积极变化颇感欣喜，亦为做姐姐的这番苦心所感动；我继而读大女儿给我们的信，这封含有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信，更使我感动。从母亲节到科索沃冲突引发的人类悲剧，到对中国的深深反思和对中国文化新的理性的觉醒以及对小瑶瑶的期望与祝福，都使我为此次返京后的大女儿感到惊喜。 是的，在这个历史瞬间，在这个人类精神与理性文明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与变革的时代，任何一个向善的心灵，都不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地听凭愚暗意识的作崇。从中国的悲剧到人类面临的悲剧，无不体现出那些自以为是、不择手段地自行其是的愚暗、颟顸者们愚顽乖张、刁钻无赖的丑陋、卑鄙与可恶。 对于任何一个心灵有准备的人而言，这些丑陋、卑鄙与可恶的任何形式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都是一种最好、最有效的教育与启发。被当局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和被许多“无法找到一种高度”来审视历史与现实的那些可怜学者、专家们引以自得自信的理论与学术研究，在大使馆被炸引起的莫名其妙的爱国狂潮冲击下，瞬间荡然无存，烟消云散。看一看从上到下那些陈旧、专横的言辞，听一听发自那浅薄无知者肺腑的原始低级、毫无理性的心声，就会明白，中国和人类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势力。同时，也就懂得了中国先贤们的苦旨和历代志士仁人的悲愤与绝境；也就懂得蔡元培、胡适一类国士精英们的诉求与奉献为什么是崇高而伟大，至诚而难得的。 对于每一个真正能理清历史的大是大非者，也只有到今天，才能懂得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坚信，终将水落石出”的个中曲折蕴意。毛共所代表、所利用的正是国民原始、落后、愚暗的利益观念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毛共利用抗日爱国情绪，挑拨煽动国民对面临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的不满与背叛，并以放弃马列主义，信仰三民主义，骗取国民政府的信任，并以收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力量，最终推翻国民政府。蒋介石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脑，面对各种明枪暗箭，面对各种误解、冤谤，腹背受敌，忍辱负重地领导着一个同样是内忧外患的政府，最终被这个强大愚暗势力的内外夹击而退居台湾。痛定思痛的蒋公，基于他对一种文明理性的人类良知坚信不移，说出了自己心中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期待国人终有一日会在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水落石出，看清什么是忠奸善恶，什么是真假美丑，什么是文明理性，什么是野蛮兽性。 中国历史上，向有指鹿为马的霸道专横，亦多有屈原、岳飞、蒋介石一类蒙受冤狱的精英伟人。中国文化先贤们为高尚人性选择与设计的人文诉求与终极理想，从古至今，只有少数心灵无邪，目标纯正的仁人志士信奉遵循，而从未对生活在原始愚昧意识中的芸芸众生有所教化。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现代中国人，当应痛定思痛，为维系和接续参与化育人类新文明的中国文化命脉，须有大心大力如胡适先生胸怀至诚那样，为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须有对历史与现实采取冷静的“评判态度”，来重估我们面对的一切观念与价值。在人类即将进入又一个千年之首的今天，义无反顾地去寻觅、呼唤被我们自己忽略遗忘的历史，去接续那些中华精英们以心血、生命艰难维系着的精神诉求与终极理想。 舍此，我们只能愧对化育了人类文明的先民与圣贤，只能在低级、原始、愚暗的境遇中等待自然的淘汰或毁灭后的重新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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