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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若 望 传记 第三部连载之三
镇反的带头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只因左翼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以《文艺报》作为靶子写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其内容实是全面批判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是从未有过的敢于对全国人民尊之为伟大领袖的挑战！其中辛辣的语句如：“五把刀子阉割了中国的文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由政府下令创作出来……”，如果说解放初期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只是捕风捉影，导演和演员并无丝毫反党反毛的意识，『三十万言书』却是白纸黑字明目张胆否定党领导文艺的权威。 毛泽东看了『三十万言书』勃然大怒，他知道打击胡风不能采用批判《武训传》那么简单，他采取了转弯抹角、一步紧一步，自己则躲在幕后，由线民反戈一击，让胡风自乱阵脚等等狡猾手法。 他让《文艺报》加印厚厚一册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语，毛信心十足，深信真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话说，先公布反面材料，为了发动群众。我看完三十万言书，首先觉着他所表达的批评意见，正是我早就想说而又没有勇气说，不能不佩服胡风的勇敢大胆；转而想起全国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泽东，他的“文艺讲话”自认为是世界第一流的杰作，谁个有这么大胆敢于动手拔虎须呢？ 然后联想到自己，连带我主编的《文艺月报》，对当前文艺界出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怎样定位、如何表态呢？我与唐弢、魏金枝商议如何应付之道，他们的心情是左右为难，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样。唯一的出路，还得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和棍棒了。我只得违心地约了几位文艺批评家限时写出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不过有的说他对胡风缺乏了解，有的说既然胡风写了这么长的意见书，要批他起码要用十万二十万字吧。他们都婉言谢绝。后来由作协党组发动党员作家写稿，我写的一篇是驳斥胡风的“五把刀子”，吴强，李子云，肖岱，孙竣青等奉命也写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协的主席，他是全国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敌』当前，他怎能不表态呢？他被迫无奈也写了文章，当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不过题目我已记不清了，至今能记得的，是他从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到路翎也被划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圈子，而提到巴老自己曾参加二届“赴朝慰问团”，并且当路翎的小说刚发表的时候，他还曾欣赏路翎的小说。没话找话说，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评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过发现自己的文章经过《人民文学》主编的加工，把批胡风的调子提得过高，他说：“起初我很不满意，过了一夜，我就心平气和了，现在正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假使照我的原稿发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似乎有意为反革命份子开脱了”。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威慑力量，虽然巴金不愿作违心之论，还是想多留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地，结果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却变得面目全非！ 为了打击胡风，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共讨之的政治运动便迅速展开了。 反戈一击的人物即舒芜，他上缴了胡风友朋间的许多信件，毛泽东如获至宝，正中下怀，特地在《人民日报》分三批刊出，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以“编者按”的名义写了嘲讽刻毒的按语，仅从标题上纲至“反革命集团”来看，胡风份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敌了。 兹摘录一段“按语”：“他们的人很少，过去说是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队伍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引自《毛泽东选集》五卷一六三页) 拆阅私人信件，本身就是违法，根据私人通信的文字作为罪证，那是双重的犯罪。此例一开，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扩大为抄家抄得的日记也可作为文字狱定罪。 应该说：公布三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几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泽东本人双重犯罪的证据。 从以下两节“按语”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指望以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为起点，引向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 (二)许多反革命份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份子，还有更多的其它特务份子或坏份子钻进来了。 从这里，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谋远虑，原来他挑起胡风集团中人狗咬狗，自己坐山观虎斗，把胡风和他的同伴作为带头羊、替罪羊，抓住典型“教育”群众，下一波紧接着将挖出“钻到肝脏内部的特务份子和坏份子”。比起1952 ~1953年的镇反，那时遭镇压的尽是地主和国民党残余(参看本书前一节的“红色恐怖第一夜”)。后来展开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红色恐怖，果然延续到1957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没有毛的“深挖钻在肝脏里面的特务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对潘杨下此毒手！ 这个基本队伍经认真一查，不对了，毛给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风捉影，就是莫须有。 和美蒋特务有密切关系的绿原，原来他给胡风一封信中，向胡风征求意见，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译，胡风还没来得及答复，绿原并没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职，就是凭着这样一封信，毛的按语里就断定绿原是美蒋特务，于是关在秦城监狱五年多，至1962年免于起诉，保得头颅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斗，他的小女儿被逼疯，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谓“反动军官”阿垄，他确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十期毕业，参加过1937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受过伤，后来到过延安，离开延安后，他利用各种关系，向延安送过军事情报。国民党曾发出通缉令捉拿他。 阿垄对共产党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来为阿垄辩护也没人听。在五五年端午节关进秦城监狱。他作一首诗记其事：“汨罗江水故沉沉，江水不如馋谤深，总是娥眉违众女，还将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风的按语里，接连用了三处“不对了”：“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单纯文化人，不对了；过去说是他们好象是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 从他给人定罪的“美蒋特务、反动军官”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经了解倒是真正的“不对了”，也许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这么一来，连英明伟大的毛泽东自身也被否定了。
“胡风份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节介绍文艺界的“胡风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可以说是胡风份子的大本营，如耿庸，张中晓，罗洛，王元化，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华东局 文艺处长刘雪苇，复旦大学则有贾植芳，剧团演员中有王戎，作家协会有王北秋等。 耿庸原是台湾银行里的职员，后来去广州某个报纸做编辑，后转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他被定性为胡风份子，即被捕入狱，株连他的妻子王皓，与她丈夫关在同一看守所，王皓被关了约半年后便放了出来，乘毛的阳谋鼓励大鸣大放，她竟写信给毛主席为丈夫鸣冤叫屈，结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黄浦江，以自杀抗议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后才释出，方知家破人亡，却不知到哪里去收拾妻子的尸骨！ 张中晓，在舒芜提供的张给胡风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图腾”的迷信，故毛的“按语”对他特别严重，半年以后据说他已自杀，张中晓未婚，在上海没有亲人，究竟怎么死的？尸骨到哪里去了等等，谁也不去查究，死得不明不白。 诗人罗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杨友梅在《上海文学》任编辑，(前身即《文艺月报》) 她万里寻夫陪伴充军的丈夫一同劳改。如果不是作家协会领导班子内心同情胡风和他的信徒，杨友梅的壮举也不会获得批准。直至毛死后，胡风问题彻底平反，罗洛夫妇回到上海作家协会，罗洛成了协会的负责人。 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是胡风集团中官衔最高的，在舒芜提供的信中，某人写信给胡风，希望宣传部长放宽审查的尺度，也不问彭柏山是不是照办了，一样把他拉下马；另一位刘雪苇，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较艰深，据说胡风专案组发现刘的文风完全学的胡风，就凭这一点，刘也被圈进胡风集团。 贾植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是由正式开庭起诉的三个胡风份子之一。(其他二人：胡风，阿垄)贾关了十年后才开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贾判刑后，也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 王皓以身殉夫，杨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仅仅以她们对爱情的忠贞，足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刚烈！ 王戎，原是剧团做过话剧演员，他在反胡风运动中，第一波即进了监狱七年，未经起诉即告释放，未满两年，在下一波的反右斗争中，他不愿写大字报响应毛的大鸣大放，又以“坚持胡风反动立场”为由，遭二次入狱，先送安徽白茅岭，后又充军至新疆，前后两次加起来的岁月正巧与苏武牧羊的放逐时间相等。 王元化是位历史学家，通晓英语，其父是北大外语系主任。只是在舒芜提供的信里提到王元化的名字。于是元化成了胡风份子，先由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面谈，鼓励元化起来揭发胡风，他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顶牛顶了四、五个晚上，(又称疲劳轰炸)并无进展，后发觉王元化出现了精神异常现象，孔罗荪，吴强和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码之意，本来，对那位上交近百封书信的线民，上海作家颇为反感，便设计将元化的精神异常略加夸张，报上级宽大处理，市委宣传部同意暂缓追究。王元化总算免了牢狱之灾。 王北秋，在那个线民上缴的书信里，没提到他，因胡风在上海时节属作协单位管辖，作协有什么信件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门，北秋是诗人，到胡风家探讨过新诗，北秋很尊敬他。大概还在机关里称赞过胡风的诗歌吧，这样，王北秋忝列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名单上。他没有拘捕，而黑名单上有份就断送了他的前程，诸如：他的工资不能提级，他的投稿无一个报刊敢于发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秋已年过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风反革命集团”牵涉了两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离监禁者有六十二人，正式定名为“胡风份子”一百零五人。经法庭宣判的只有胡风、阿垄。上述数字中，第一项绝不止两千一百人，像王北秋，就不会统计进去，此外，我还知道有几位“殃及池鱼”的倒楣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经学校校长拿了他的户口簿说明情况，才把这个倒楣鬼放出来；还有一位只是给胡风写过一封信，也被抓进区政府看守所，审问下来，此人从未见过胡风。自1955年5 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为的胡风弄得风声鹤唳，到处捉拿胡风份子。 胡风被剥夺自由三十余年，于1985年“解禁”，已经木然，路翎出狱后也是如此。胡风幸有儿童文学作家梅志自始至终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岁。胡风的忠诚诗友聂绀弩，原是“历史反革命”，充军到北大荒，适值党中央宣布国民党将军一级准于特赦，聂从北大荒“解放”回京，写了一首诗，传抄甚广，诗曰： 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偶拋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 (注：开头两句意含中共治下“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统治) 胡风生还的最后岁月，聂绀弩恰从东北归来，他赋诗“胡风八十”记其事：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屋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 注：第一句指姜子牙八十渭水河边垂钓；第二句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语出《山海经》)
一句戏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节讲到镇反中的潘杨事件。这是五十年代最惊心动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这个内幕的是受潘杨案株连的我的亲家(他的二女儿是我的儿媳)。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将此案的荒唐、离奇公诸于世。 时间是在1952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接待东北来的公安厅长靳某，设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饭店，杨局长带了一名随员卢伯明一同赴宴。席间贵宾不免虚心讨教上海方面的经验，杨局长礼貌地说，几乎没什么经验，靳厅长赞扬主人在使用干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杨帆回答说：公安工作必须深入三教九流，只要知道他们的底细，不用怕，鸡鸣狗盗之徒也能起到别人办不到的功能。 杨帆接管公安局，敢于留用原公安系统的人员，如当过国民党侦缉队的干警，杜月笙，黄金荣的老部下等等，杨帆获罪的罪状之一，据此被渲染成敌我不分。后来竟夸大成潘、杨私设电台与台湾方面勾结。 靳厅长幽默地说了一句：“你是孟尝君，舍下有食客三千咯”！杨帆笑了，接着说：“我的气魄比孟尝君还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杨二人被江青点名，指出他俩是可疑人物，国务院公安部长罗瑞卿慑于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杨，使公安局长关进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杨局长的随员卢伯明是个有心人，他星夜来到市委柯庆施的家中，声言有极重要的机密报告。他把杨帆在大三元上讲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戏言，当作重要机密到市委书记那里邀功。从卢某被柯大鼻子加封为“三五零专案组”和“三五零办公室”主任来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迹可循的。 “三五零办公室”的任务就是捉拿潘、杨的同党，抓不足三千五百人决不收兵，仅上海地区连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统的“党羽”便有两百多人，其中有两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别任吴淞区和闸北区公安局长，也被抓了进去，卢也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这两人与卢的友谊比我还密切。可恨卢伯明成了历史上汤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杨局长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注：汤勤是“审头刺汤”京剧丑角) 我写过一篇题为“青海来客”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凑数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于1964年释回，不幸的是，两年以后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档案袋中留下潘杨同党的材料，他不仅批斗，又第二次入狱，此人在上海监狱里与我同监。他一再关照：千万不要写出真实姓名，家中还有妻子儿女云云。(“青海来客”未发表) “三五零办公室”的绝灭人性处，简直令人发指，据青海所作的潘杨案劳改犯的小统计：上海去的两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时间表特别挑选在贺客盈门办喜事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正准备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铐，不明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车，这一家的喜事顿时作了丧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儿女嫁取办喜事的时辰。看来是由“三五零办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恶作剧。 卢某作恶多端并未受到处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业局的党委书记，他虽则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耻任务，原来取杨帆而代之的夙愿并未达到。 平心而论，恶人当道的社会，必须有恶人可以胡作非为的土壤，藉一句戏言酿成如此荒唐的悲剧，首先就要有柯庆施之流的授权；上有江青假传圣旨的施加压力；还得有无法无天的专政机构保证执行，言论报章的严格封锁等等，才能让一个跳梁小丑“大战鸿图”！
死亡的陷井——阳谋 1956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家大鸣大放，那时我以为是真的，长久蓄积在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藉此机会写了系列杂文，“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悄悄地劝告我，大意为内中恐怕藏着某种玄机，可要当心。唐是党外人士，他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对毛的迷信非常执着，甚至把唐的美意，当作他紧跟不够，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直至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在57年7 月30日的《人民日报》用化名“徐汇”发表了“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其中印证我所写的文章，原文这么写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就是违反了我国宪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鸣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贬的新名词。 这时我才记起唐弢给我的警告，对已经发表的文章感到后悔。 紧接着，张春桥的搭档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批评我的杂文，如“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标题用了胡风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谁家的香花』的标题更明朗更尖刻。这就意味着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一员。 这时，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如何处分？设想得还是轻松的。为着摆脱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险，我连忙写了一篇检讨承认错误，谁知《解放日报》拒绝刊登，(自《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以来，怎能刊出王若望的检讨？) 严厉的惩罚接踵而来，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给文艺月报，岂不是打上门来挑战副主编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权利批驳文坛打手姚文元对我的诬蔑，就在这时，作协党组通知我办移交手续，一般调动工作不必办移交，办移交便是撤职的前奏。作协党组的通知，不仅剥夺了我的工作权，连发表答辩文章的自由也一并剥夺了。 作协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还有一名王延龄(在青年文学刊物《萌芽》编辑部工作)。此人绝顶聪明，却在一个会议上犯了糊涂，他向主持会议的支书胡德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右派？胡以为提这种问题不怀好意，他当场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为支书一句话是跟他开玩笑，直到组织上把两个『王』：王若望、王延龄都调到图书馆整理旧书，才明白王延龄也戴上了帽子。 原来，在腥风血雨中到处寻找右派，上海作协只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这个『比例』却是邓小平部署反右派战役传达了毛泽东交下的百分比指标，『知识份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数是指整个知识份子，还是一个单位，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也没作具体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王延龄为了提出一个问题而上了黑榜，大概是为了凑足上级的指标。这样，王延龄成了『自荐右派』。二十年后，右派份子宣布可以改正了，王延龄属于自荐右派，不在市一级的总名册中，还是那个胡德华，宣布王延龄本来不是右派，所以谈不到『改正』。有关改正右派有少许补助他也享受不到。这一下弄得王延龄哭笑不得，于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赋诗歌咏之： 正册无名另册无 廿年难得是糊涂 江南亲友如相问 幸喜今吾即故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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