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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的反间谍活动谈起 罗 思 义
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大陆文革输出的暴动，左倾亲共份子蜂涌而出，到处放置真假难分的定时炸弹，他们在街头示威，抗议港英政府，到花园道港督府贴大字报，而几份共产党喉舌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商报”、“新晚报”则不断刊出“收回港澳”、“解放台湾”、“和平统一中国”的口号性新闻，潜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又称土共）也藉此机会浮出水面，高叫把“英国帝国主义”的港府打倒，把“美国帝国主义”赶回美国，不容许他们透过香港干涉中国内政。 这时候有一个会说华语的英国人，突然在香港土共势力范围中出现，他把包括华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许多书刊杂志陈列在他开设的书店内供亲共爱毛的人士阅读，经常参加土共举办的颂共扬毛会议，并上台发表谴责英美帝国主义、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的演讲，把毛泽东形容为“世界革命导师”，是“国际共产党旗手”。那种爱毛亲共的狂热表现，使许多自诩“爱国”、“爱毛”的港人及土共羞愧，于是纷纷上门向他请教，并把他视为革命同志、亲共先知，甚至把他纳入土共组织，请他参加所有政治活动，同商反帝大计，不少极端亲共份子甚至向他交心，把左派阵容内幕及活动的细节完全告诉这名英国人。 等到暴动结束，港共瓦解，香港回复平静，这名会说华语而且热爱毛共的英国人突然失踪了，不再在左派阵营中出现，再过若干年，毛死江囚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下野、邓小平复出，有人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发现这名英国人在港府特务组织——香港警务处政治部出现，是一个地位不低的“特别顾问”。政治部的华裔谍报人员这才知道，他是英国远东情报局负责对付中共政权的特务机构官员，地位很高。消息传出，香港左倾团体与亲共组织这才想起：当年港英政府为什么对他们的组织一清二楚，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当港英政府军警决定全面扑灭左派组织、大肆逮捕亲共人士时，所有左派组织与亲共人士都措手不及，纷纷落网，没有一个漏网，甚至新华社（中共驻港的官方办事处）内的一举一动港府也全部掌握，共干无所遁形。根据判断，那名表现极度左倾亲共的英国人就是英国政府派到香港卧底的内线，由此可见，英国反间谍工作做得多么彻底，比当年共谍潜伏在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身边还要高明突出。 我之所以提这段往事，乃是想到从七零年代至今来自台湾极端左倾亲共的一群知识份子，他们之中当然有不少人真心诚意热爱中共政权，愿为中共的革命效死命，但也难免有像前面那名会说华语的英国人，为“国民党”或“国际反华势力”做内线卧底。 一九七五年六月，香港华润公司有两名华人经理突然被香港警务处政治部拘捕，指控他们替台湾国府做中共商业机构内的间谍，港府因有人检举对他们采取行动，并决定审判后把他们驱逐出境送回台湾。 香港华润公司是中共政权设在香港最大的商业团体，当中共还在闭关守国的阶段，他们透过香港华润公司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集团招手。由于华润公司是中共政权代表，就等于是党中央，在公司内做事的人都经过安全过滤，他们不论阶级高低、地位大小，都必需有“一相信党、二相信人民”的忠诚，否则不会受雇用，更不会委以重任。 据华润公司内的人向外说，那两名被捕的经理人，一向表现积极，虽出身于台湾，但对中共政权绝对忠诚，对毛江更是无限热爱。他们的口头禅是：“祖国就是我们父母”、“父母就是毛泽东与江青同志”。因此他们唱起“祖国母亲”的歌曲时特别狂热，经常热泪盈眶。 为了向毛表示忠诚，他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挥舞五星红旗，西装襟上除了毛的头像就一面红旗，谁要是说了一句对毛不满的话，他们立即奋身出面力争，并痛贬对毛不满的人，那种忠诚，连香港土共与地下党人也自愧不如。 因此这两名华润公司的经理人，不但被港共组织罗致加入，并邀请他们出席一切港共活动，不但让他们送往迎来，还让他们主持核心政策，举办种种颂共扬毛会议，甚至要他们献策给中共如何防范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活动，不让特务在香港破坏“祖国”的形象。 因此，当港府把这两名经理人拘捕指控他们为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时，华润公司上下均为此惊诧，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这两个人是如此热爱“新中国”与“毛主席”，是又红又专的“爱国人士”。但是这是事实，最后这两名国府特务被送回台湾。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太阳报揭露，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即前新华社）办公厅行政秘书长蔡小洪被英国政府收买吸收，出卖中共机密情报给英国牟利，得款港币六百万元，事发前他已把妻儿移转到英国取得永久居留权，他自己则被中共诱回中国大陆审判关禁。 蔡小洪出身于共产党的“间谍世家”，他的父亲蔡诚是中共元老，出身于中共革命圣地——延安，中共建政后在公安部门工作，一九八八年任中共司法部部长，后转任人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根正苗红的蔡小洪也不简单，除了成份好之外，他的表现也很积极，对属下的忠诚十分注意，经常批评中共所反对的事物。他痛恨民运份子与香港民主派人士，抨击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做“丢中国人面子”的事。总之，他恨中共党中央所恨、爱中共党中央所爱，一副忠贞不二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竟成为英国派入中共核心卧底的特务，为英国反间谍部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 七零年代保钓运动掀起，台湾一撮在美国留学而学有所成的知识份子精英纷纷转向投共，对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深恶痛绝。这时候，有一名来自香港在哈佛攻读法律的青年黄贤，仗着他中英文俱佳，挺身而出与台湾精英一同吹捧毛江，赞扬“新中国”、痛骂“英美帝国主义”，所有亲共的言论文字均由黄贤整理，寄到美国重要传媒及中文左倾刊物刊出，其慷慨激昂、亲共爱毛的表现令人感动。没有想到一九八零年代毛死江囚之后，黄贤去中国大陆“为国效劳”，竟被中共机构发现他是美国间谍，是美国情治机构派入亲共左派组织卧底的“内奸”，于是把他拘捕关了十年，后来由于“美帝”出面干预，才把他放了出来。 类似上面的例子很多，因此判断一个人的立场，不能光看他的表现，通常表现得最积极的人，而且唯恐别人不知他忠诚的人，很可能就是最积极的“反动派”。 导致我有这种想法的是一名在美东地区以左倾驰名的华裔学者程某，他来自台湾，在费城一家大学教书。零四年春节期间，他在费城举办了一个叫“锦绣中华”的新年晚会，邀请中共驻纽约的干部黄惠康参加。当晚会开始不久，法轮功开办的“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的女记者孙丽杰持费城政府发的记者证到会场采访，当程某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时，立即冲上去破口大骂，向黄惠康表现他与法轮功势不两立的斗志，最后甚至动手把女记者拉出去，不准她到场采访。他的理由是：他不欢迎法轮功的人到会场。最后甚至报警把女记者孙丽杰赶出会场。其表现之积极，即使文革狂热的红卫兵也无法与他比拟，他对中共之忠诚已到了反常的地步，令人不胜诧异。 程某最反常的表现还是在华府“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举办的一个对谈节目上，当时主持人周幼康安排他与来自大陆的高文谦先生对谈有关中共“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功过。程某为了护毛，竟在现场直播的对谈会上发作，破口大骂高文谦不应该抨击毛泽东，并指高文谦说中共在大陆搞政治运动害死逾亿中国人、六零年代大跃进制造的饥荒饿死四千万人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是高文谦捏造的谎言，没有证据，也不是事实。 据周幼康事后说，程某知道节目是直接播出，表现得特别积极，七情上面，气愤溢于言表，好象高文谦骂了他的父母、诋毁了他的祖宗。 高文谦是中共党内研究党史的学者，最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评论周恩来的书，他根据史料描述周如何与毛狼狈为奸在文革中整死不少高干军头、学者专家。这本书出版后颇为畅销，引起广泛注意。高文谦为了促销此书，在美东各地举办了多次座谈会，接受读者提问，并根据他亲身经历说出毛江时代“红色恐怖”的可怕，并指出毛是杀人狂魔。 五零年代大陆沦共随着父母逃去台湾的程某，出身于国民党的官宦世家。由于五零年代中共高叫“血洗台湾”，程某恐中共入侵台湾，一九五六年又从台湾逃来美国，借求学深造之名在美国留下来变成“一介侨民”，并入籍美国成为“美帝公民”。 不甘寂寞的程某，七零年代借保钓之名亲共，但由于七零年代热爱毛江的左倾份子众多，且都有一点名气地位，程某虽表现积极，但引不起中共方面重视。到了九零年代，当年风起云涌的左仔或功成利就、或销声匿迹，给了程某出头的机会。于是他借“反台独”得到共干青睐，为中共发起的“反独促统”挂帅，并蒙三级共干钱其琛接见，成为中南海红地毯上的娇客。 可惜中共耗巨资成立的“反独促统”在海外始终成不了气候。而挂帅的程某也玩不出什么花样，因此借高文谦对谈发飙表态，讨好中共政权，没有想到被高文谦与若干大陆来的学者以如掾巨笔挥洒击倒。 大陆学者朱学渊指程某是“国民党后裔”，其实应该是“国民党余孽”。他父辈一代的国民党人治国有能、反共无略，让共产党以苏共供应的枪杆子夺去政权，逃去台湾，不思闭门思过、将功赎罪，相反潜逃抵美后投共，为虎作伥。 其实，高文谦对中共及毛周的批评，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事实，甚至可以说是常识，但程某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反对，而且破口大骂。他这种反常的亲共言行，对大陆出来的人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使他们更痛恨中共的宣传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更让人想到前面所说的几个反间谍的例子。因为程某促使大陆移民对中共的反感，因此使人怀疑他真正的身份与背景。 另有一个在纽约地区以左驰名的花某人。此人不但来自台湾，而且是台湾本地人，世代都居住在台湾。他曾经在台湾的国立大学研读历史，来美国留学又取得硕士学位，并考入联合国担任中文翻译的工作。 起初有人以为他之所以积极亲共是为了维持他在联合国的职位与那份优厚的薪金，但后来他从联合国退休，亲共的表现更变本加厉。不久前，他在华埠一个欢迎共干的宴会上，驱逐并殴打法轮功会员，同时与来自大陆为中共效犬马之劳的华埠侨联会员负责人梁某一同露面出手殴打异议人士，其表现疯狂且反常。 程某、花某都很清楚，当年逃避中共追杀跑去台湾的外省人，或者留在台湾被日本人统治过的台湾本地人，在中共所订的成份中是罪大恶极的黑五类份子，中共如果在五零年代“解放”台湾，他们都是血洗的对象，没有一个可以苟活。 他们在台湾安居乐业，隔了一个海峡目睹中国老百姓在中共腥风血雨的统治下所过的日子，应该对国府与蒋介石的护台心存感激，对中共政权有所戒备，结果他们表现相反，其相反的程度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只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不论在美国多么颠沛流离、多么不满“美帝”、多么不适应美国生活，他们就是死也不回那个超英赶美、既富又强的“伟大祖国”安居乐业，这究竟又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海外生活过的人应该知道，海外左倾亲共的人有两大类：一类是骗中共政权的人；一类是被中共骗的人。前者是坏，后者是蠢，蠢的人不可救药，坏的人一定另有目的。现在要追究的是，他们的目的何在？ 不久前，有来自中国大陆学者投稿到美国华文报纸发表，指得到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学者杨振宁之所以吹捧毛共，之所以热爱共产党，是遭到中共戏弄，被中共掩盖真相，蒙蔽了理智。 那位学者在大陆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稔熟，知道杨武之在大陆被中共整肃的经过，也知道中共如何透过杨武之向杨振宁统战的详细过程。并说，杨振宁在美国到处演讲吹捧毛江、赞扬“新中国”，其资料都是中共提供，杨振宁被这些资料迷惑，真以为中共已使中国强大，所以乐于为中共宣传。 但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杨振宁被中共戏弄蒙骗，相反，以杨振宁之聪明应该是他戏弄蒙骗中共，否则，他的父母怎么可能在七零年代后受到中共的特级优遇，把他们从人下人的臭老九地位提高到“爱国有功”的人上人地位，杨振宁又怎么可能被中共把他请入清华大学那栋价值人民币五百万元、美仑美奂的别墅内居住。 另外一种可能是，以一个爱中共的学者的地位，可以进入中共的高科技范围去了解中共核武器的发展，这些情报都是美国政府不知道而极希望知道的机密。 杨振宁当中共在六零年代试爆原子弹成功，到了七零年代试爆氢弹，接着人造卫星上天，凡此种种都是中共高科技发展的成就。美国政府怀疑中共的高科技发展一定有秘密来源，要探究真相，必需有相当物理造诣的人，而且是被中共信任的人去调查，美国才可以掌握邪恶制度下的流氓国家的实力与他们的疯狂野心。 杨振宁并非不知道中共过去五十多年来种种祸国殃民、残杀无辜的恶行，也知道文革中有二千万人被中共杀害，有一亿人被冲击，但他却对外宣称，在文革中只死了五个人，文革使中国更强大，文革是毛最伟大的成就。这些反常的话，岂会从杨振宁那样聪明的人口中说出来？ 相信以共产党人的诡诈，以共干的刁钻，也必然怀疑过杨振宁所说反常理的违心话，因此他们将计就计干脆利用杨的违心话去为他们的暴行掩盖，各取所需、各怀鬼胎，这些真相必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如果杨振宁盲目吹捧中共，是替美国制裁共产流氓国家从事情报工作，那么他今日之媚共亲共不但不应谴责，而且应该赞扬。 海外华人都不应该忘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毙命不久，他的老婆江青与几个亲信爪牙在一场政变中被拘捕审判，也就是中共对外宣称的“一举粉碎四人帮”，那一天中共核心喉舌——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是：江青、姚文元、张春桥是国民党潜伏在共产阵营内的大特务，而王洪文则是新生资产阶级，是江青的工具兼面首。 中共的常用惯技是把敌对份子或要整肃的对象打成“国民党特务”或“美蒋特务”，连刘少奇被打倒时也曾戴过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周恩来也曾因用“伍豪”的名字刊登过脱共启事而被怀疑是被国民党收买。当然这些栽赃都是不当的，刘周两人与毛一样，都是马恩列斯的忠实信徒，他们只是毛手下败将而已，这是不庸置疑的事实。 只有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颇有事实根据。首先，江青曾经因亲共被国民党拘捕，后来无罪释放，然后跑去延安成为毛的压寨夫人；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根据中共血统论，姚文元岂会走上与他父亲相反的道路；张春桥更不用说，他也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凡此种种，均构成中共向他们戴国民党特务帽子的理由。 何况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毛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整肃中共核心的高干与军头，把他们一个个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种残酷惨烈，即使国民党当年反攻大陆成功也做不出来。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些帮中共打垮国民党的军头、帮中共染红江山的干部，在杀害国民党人、在“解放”初期杀害无辜老百姓过程中，都扮演过积极的角色，江青把他们整治“反动派”与老百姓的手法用在他们身上，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为国民党报仇，为老百姓伸冤，这不是国民党人是什么？ 走笔至此，想起两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西岸的陈文英女士。此人是西岸知名的亲共侨领，热心与中共高干攀交情，是西岸亲共组织中最受瞩目的左倾人士。其亲共媚共的表现，不但受到“党和人民”欣赏，更为中共“垂帘听政”的军委主席江泽民所关切，江泽民在某次访美之前，还把陈文英当作他在美国的“亲人”，他与陈文英的关系不言而喻。 像陈文英这样一个为中共在美国开路的“急先锋”，最后暴露的身份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受薪工作人员，联邦调查局之所以公开她的身份并向法院检控她，是因为她与两位顶头上司有亲密的男女关系，而且怀疑她与中共特务组织有联系，把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情报透露给中共，对联邦调查局构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但陈文英到了法庭，却声泪俱下向法官否认她与中共特务组织有联系，更否认她把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情报送给中共当局。她说，她之所以接近中共各级头目共干，完全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为美国政府服务，提供给美国有关中共的情报，绝对可靠且合乎联邦调查局给她的百万元酬金。 为陈文英辩护的律师更举证说明陈文英并非双面间谍，而是打入中共内部与高层套取情报，出生入死，冒最大的风险，这一切都缘于陈文英“热爱美国”。 也许因为陈文英果真热爱美国，法官允许她以百万元担保外出候传。假如陈文英果真是中共间谍，保释出来之后，她应该由中共特务组织把她护送回“社会主义祖国”，把她当作“对抗美帝的巾帼英雄”来吹捧，结果是：陈文英出来之后，透过律师向外界解释：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对美国最有贡献的谍报人员，律师甚至把她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中共机密情报资料影印当作证据呈庭供法官参考，藉以说明陈文英只是打入华人亲共组织的联邦调查局卧底探员，是美国防共、抗共最有力的情报工作人员。 有人说，陈文英之所以作此姿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了脱身，但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西岸的中共驻美干部不再与她来往，亲共左倾人士纷纷与她划清界限，甚至有左仔指责她“出卖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现在还不知道陈文英最后的结果如何，不过只要她仍留在美国，仍然保持她美国公民的身份，她就是美国反间谍的样版。 同样的例子在纽约地区也屡有所见，只是闹出的风波不大，有些甚至尚未暴露身份，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一名姓张的华人。此人来自台湾，是中华民国陆军官校毕业后在装甲部队服役，熟悉坦克战与反坦克战，退役来美国后，千方百计与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武官联系，表示可以替中共在美国买一批反坦克拖二式飞弹送去大陆仿造，将来攻打台湾可以消灭台湾的装甲车。 中共驻联合国的武官当然求之不得，立即委托张姓华人在美国的军火市场找“货源”，张姓华人明知美国军火是管制物资，不可私下随便买卖，但仍强行为之，结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设下假局引张姓华人及若干共犯入壳，最后张某供出幕后的中共高干（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粉碎了中共想在美国购军火的阴谋。表面上看，似乎张某为了牟利而卖军火给中共，事实是军火生意没有做成，反让美国政府抓住中共在美国活动的把柄。 有人抨击张某亲共行径可耻，其实很可能是张姓华人“曲线反共”才设下陷中共于不义的假局。因此有人判断，张某可能是国民党派出来的特务，也可能是美国方面利用张某去做反间谍。 另外一名黄姓华人，他曾经在九零年代初奉联邦调查局之命，以卧底身份打入在美国生根的华人帮派组织，查出该帮派在美国杀害一名华人作家的经过，最后把几个帮派头目被捕入狱，当此案开庭时，该黄姓华人还出庭作证，历述他冒险犯难卧底的经过。 现在这个黄姓华人出现在纽约华埠亲共团体与左派圈中，非常活跃，在许多左倾份子的活动中均可见此人手摇五星红旗、口叫共产党万岁，表现之积极，使偷渡来美发迹的某些福建人自愧不如。因此有人曾质疑黄某的身份，黄某则矢口否认他与联邦调查局有关，更非联邦调查局派他到亲共团体中卧底，他之所以挺身而出为中共在美国活动，纯粹因“爱国心”驱使，不是阴谋，也没有不正当的目的。 近年来，台湾岛内省籍分歧、族群对立严重，甚至可能导致动乱，有人认为这是台独份子中的基本教义派偏激所为。但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中共派在岛上与海外的特务挑拨、破坏，根据中共统战法则，分化敌人阵营、制造敌人内部矛盾，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与当年二二八事变共产党人居中离间导致动乱流血相似，所以直到今日，中共还说二二八事变是台湾人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反抗行动，是大陆沦共前众多造反暴行中的一个。 今日中共不会放弃他们战无不胜、无往不利的统战武器，面对台湾省籍冲突、族群仇视，他们当然会派出他们的特务去台湾，鼓吹台独，跟在台独份子后面痛骂国民党外来政权迫害台湾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又指责外省人与军队在台湾享受特权，把台湾人踩在脚下之种种“恶行”，最后甚至否定中华民国国号、国旗（这是中共政权心头大患，也是他们五十四年来处心积虑的目标）。只有这样分化，台湾的外省人才会被迫投共，或扮演吴三桂引共军登陆台湾。这样中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放台湾，占领台湾，把台湾二千三百万人顺利地纳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达成他们所说的“祖国统一大业”。 中共上述统战手法（也就是反间行动），曾经成功地瓦解了海外民运阵营，并把民运阵营中的头面人物弄得灰头土脸，他们造谣中伤、分化瓦解，使民运阵营中几个主要人物互相敌对仇视，这其中有一个中共反间谍人员的表现最为积极，效果也最大。他的反间方法是伪装成积极的反共份子，与民运头面人物结识，拉拢交情，然后向他们说自己擅长投资股票，曾帮助不少大陆来美人士投资致富，假如他们有积蓄拿出来让他投资，他保证短期内使他们的财富倍增。 这些民运头面人物其实并不富裕，当然希望这些钱可以投资赚点钱，于是把部份存款交给冯某投资，过了一段时间，冯某便向投资者说：投资已经获利。于是他把赚来的钱交给投资者，使投资者的信心提高，最后把全部积蓄交给冯某再去投资，到了最后，冯某哭丧着脸向投资者说，运气不好，投下去的钱全部赔光。他自己也赔了不少钱。 有些民运人士不相信投资可以赚钱，或者向他表示没有投资的本钱。冯某自有他的办法使对方入壳掏钱出来，他的办法是，他借钱给对方投资，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一笔说是投资赚来的钱分给借钱者，说是投资该得的利润，借钱者收下这钱，岂会再借钱投资？只好自掏腰包把积蓄拿出来交给对方，直到冯宣称赔光才觉悟，但一切已经太迟。 这位男子不承认他的行为是诈骗，他说，他只是协助“祖国”对付流浪在海外的“叛徒”、“卖国贼”，他虽被受害人痛恨，却得到来自“祖国”的赞扬，“祖国”为他冠上“爱国人士”的头衔。其实，此人才是真正的“反间谍”份子。据说此刻这名“公私兼顾”的冯某已经是拥有百万身家的“成功商人”，数年前就已经到处跟人吹嘘他已经拥有十几栋房产。中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民运阵营中头面人物弄得倾家荡产、灰头土脸，再也没有余力去与中共对抗，这就是中共反间谍工作最值得自豪的成就。 反间谍工作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一种打击对方的方法。因此，在此乱世，我们在一切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不应对任何人论定，甚至盖棺也无法知道真相。基于此，我们不再谴责在海外表现积极的亲共与媚共份子，说不定他们才是真正反共爱国的义烈人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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