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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读父女档小说 陈家骅
《长恨歌》是王安忆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大家所熟知的。那时我还在美西金山湾。上海朋友来信:王安忆出版了长篇小说《长恨歌》,是部较长的小说。如此而已,简单到没有一字下文。引起我的猜想,长恨?写毛吧。“无法无天几十年”,走上了神坛,结果连太太也保不住,岂不悲哉!或许写了彭德怀一类,南征北战,还打到外国,拚了老命,结果“炮打功臣楼”悲惨死去;可能写了人所共知的鲁迅大将冯雪峰、黄源、胡风、丁玲、萧军等诸如此类众多的一群,为中共奋斗十几二十年,不仅没享到胜利果实,只赠以右字号铁帽一顶,恨恨而终;也可能是九千万“不自然”死亡者的哀歌;或为大受折腾的一亿户家庭作不平之鸣!我急欲读到这部较长的小说,长恨些什么?颇有悬疑,费我猜想。 很快书到手了。意外地竟收到两部,另一部是王安忆令尊王啸平先生写的小说“和平岁月”。急不及待地看下去。当然南辕北辙,和我的猜测毫无共同之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收获极大,有幸读到了“和平岁月”,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佳作,让我拍案叫绝。 第一次见到王安忆,是四十年以前了。她才脱离襁褓,保姆带她姊妹进了编辑组。有一度组里四女一男,不消说那个男的,就是我了。我恰恰坐在她母亲茹志鹃对过的写字台上,近水楼台,让我有机会仔细打量了两个小不点儿。编辑组另有位特殊编辑,独个儿另住一室,以后居然成了毛泽东的大将。开始红得发紫,接着大倒其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谓也。此人就是所谓“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 王安娜、安忆姊妹由她母亲带着和大家见面,以后去了右旁的编委室,又去了左边的通联组。编委除主编巴金不坐班,坐镇着唐弢、黄源、魏金枝、以群、王西彦和王若望。通联组八位编辑,都二十上下,是华东各省推荐上来的文学新秀。我们几个都三十开外,组长年龄较大,是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罗洪,今年高夀九十四岁,还在勤奋耕耘;除了那次和王安忆姊妹初见初识,以后在各种场合还见到过慢慢在长大的她姊妹俩多次。自然仍然是小不点儿。 我被农场禁锢二十几年,拨乱反正才回到上海。无巧不巧,第一天就读到王安忆写的有关纺织女工的小说。多年不见,她已是位初露头角的大姑娘了,真要刮目相看。当时文学还笼罩在歌功颂德的政治气氛下,她的小说似乎和这种有些脱节,颇感新鲜。不知是她有意为之,还是信手写下,忍不住写了封信给她。祝她跨出了良好的一步,要她向世界名著学习。不过觉得不能太花时间在阅读上,以致分了心,影响了写作,遂要她专攻小说之王莫泊桑一家。为了避免一条一条的行文啰嗦和呆板,把提出的几点,归结成四行诗,重点放在学习小说之王上。不久在她父母家里见到了她。当读到她较长的小说《小鲍荘》,揣度到她不是随手而为,而是有意地在摸索,觉得可喜,对她有很大的期待。以后我到了美国,年前又从美西移居美东。 无疑《长恨歌》写得很努力,精工细琢很有一读的必要。不过像她这样在你死我活激烈斗争环境中滚过来的中年作家,写出《长恨歌》这样一种作品,可说是个奇迹,而且是非凡的奇迹。之所以说奇迹,因为是部和尘世格格不入的小说;这恰好说明,作者仍然在摸索之下,朦胧之中。比之她十几年前所写的“小鲍荘”,我以为她追求的足迹稳健有余,开拓不足,没有放胆向前,着眼实处。这部出于“好心”的和平温馨之作,简直是败笔,恕我直言。 虽然《长恨歌》比较成熟,艺术性也强,十分精细,也较耐看。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我宁愿回看她富有生气不免有些粗糙的“小鲍荘”。 话得说回来,如果没有长达三十年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恐怖,如果没有文革的血腥,没有九千万人的“不自然”死亡,没有一亿个家庭的受到折腾之灾,就是说,把作者的生活面推到抗战以前,处于比较自由、和平和富裕的那个时刻,那么这部较长的《长恨歌》,倒是首屈一指的了。我之所以有不满足的感觉,且没密藏心底,而要形之于笔,没有笔下留情,因为实在和社会距离太远。处身于阶级斗争的恐怖中,所见到的只是斗争和牢狱。可是在《长恨歌》中,对这种感受和气氛很难发现,作家笔触所及,只是淡化到了无法淡化的朦胧水墨画,自然毫无诗意,只有不自然的感觉;和社会世态格格不入,相差远矣! 为了说明我的这种感觉,用不着兜圈子,跑远路,搬理论或者引用中外古今的什么学说,有一个极其现成的绝妙例子,只要一读差不多时候出版的她父亲王啸平先生的佳作《和平岁月》,就立见分晓,一目了然,始信我言之不谬。某些方面,可能王啸平先生的小说,不及他女儿的《长恨歌》细致,但是王老先生的《和平岁月》是杰作,是文学精品。我要诚挚地向大家推荐,读一读父女档的另一佳作《和平岁月》,那么你就可以捉摸到毛时代的一个侧面。谚云:愤怒出诗人,依此类推,愤怒也应该出小说家。《和平岁月》之所以成功,使我手不释卷,一读再读,文学史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因为他有强烈的爱憎,或者说他有难以掩遮的感情;而《长恨歌》所缺乏的正是这些。它仿佛是出世者平心静气、修身养性之作,缺乏社会环境的勾画,缺乏受害者的血泪,缺乏阶级社会人斗人,害人的心理状态的折射。当然文学作品没有尺寸可以量出高下,也无法算出轻重和优缺点的百分比。不过两相比较,还是高下易明,轻重立见,似乎用了试金石。 新闻记者不仅仅有闻必录,而是为民喉舌。既然如此,作家也应肩负这一重任。有人说,作家的作品多少带有自传色彩,因为人人对家庭既认识又理解,自然也有感情。离开这些,作品对人就没有痛痒,激不起共鸣。不言而喻,这是真知卓见。我觉得王安忆不仅要研究她父亲的大作,回顾她的家庭,还应该重温一下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她多次进出编辑部,她母亲又是编辑部的特殊人物。回忆一下编辑部青、中、老年编辑,无一逃脱阶级斗争可怕可悲的灾难,整个的社会现实,就一目了然。哲人说,一粒沙子能反映世界,这二十个人的集体,小而言之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广而言之岂非国家的缩影!要认识什么是阶级斗争,这个编辑部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了。 有位女编辑,三反时,被怀疑贪污,斗得死去活来。问题在于她怀孕足月,行将分娩,“打虎”人员对她的残酷行径,令人发指;反胡风时,通联组两位编辑跌了进去;这时鲁迅研究者雪苇恰恰调来担任副主编,他有点大刀阔斧,但是不过半个月,我应约去他住所“逸园”看他,已经失踪;新派的另一副主编王元化,还未走马上任,登堂入室,也半途消失;他们都牵涉到胡风问题。更冤枉的莫过于通联组那个女编辑杨,刚巧在和出版单位的编辑罗恋爱,对方也牵涉到这个问题,就随之流放到大西北,一去二十几年。编辑室主任,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横加逼害,审查来审查去,自然是莫须有的,还是不放过他,把他赶出编辑部,贬到外地永远离开了上海。 此时此际,副主编黄源和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和另一位被送农场洗脑,一去二十几年;漫漫岁月,甚么滋味都尝过。我家破人亡;他带了全家,祸延子孙。以后王若望流放美国,晚年重病,有家归不得,客死他乡。 主编巴金先生一直被目为黑老K,动辄得咎,白天强笑,晚间呜咽,每次政治运动都受到折腾,文革中尤甚;五四时代的老作家、编委魏金枝,七十高龄了,关押牛棚,苦不堪言,牙病中,想吃块乳腐而不可得,长年压抑,欎欎而终;编委王西彦被冠以“最大的学术权威”,作为轮流揪斗的活靶子,惨不忍睹;翻译高尔基“给青年作家”的编委、理论家以群,受不了摧残和羞辱,他跳了楼,以生命来抗争;王小波竭力推崇、视之为老师的王道亁,系编辑部副主任,也逼得无路可走,十分凄惨,痛苦难言;王安忆的母亲编辑茹志鹃,是内定独一无二,只此一家,重点而又重点的培养对象,这种幸运在上海文学界唯她一人,文革中也过不了关;几位通联组青年编辑,应该过的平顺一些吧,但一样被批被斗。有胡风问题,有右派问题,有弄不清什么问题的,或被关押,或羁身农场,或全家流放到北大荒,每每想到编辑部二十位不幸的同仁及其子女,常常使我恶梦连连,彻夜难安,打击太大,受害太深之故也。 至于王安忆的父亲,他不属编辑部,不再赘述,不过作为艺术家,又是从海外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的志士,遭遇之惨无法言表。从如此这般的情况出发,每读《长恨歌》不免感到有恨在哪里之叹!王安忆的少年时期,正处于激烈内斗你死我活的疯狂岁月,稍稍长大,又碰到文革的灾难,她就是个在农村备受煎熬的知识青年。我觉得作家应该去发掘人们深感痛痒的问题,而不是脱离生活实际,不食人间烟火似的钻进了象牙之塔。王安忆是“大手笔”,是“著名作家”,希望向实际扫描。 当然作为读者,不应该要求作家怎么写,写甚么;但也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提供作家做一个参考吧!这就是我写这短文的心愿。希望作家舍弃小我,拥抱大我,目光向下,雪中送炭。我们要了解的是毛时代三十年间家破人亡的血泪哀歌,和平及温馨只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梦,是纸上的画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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