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王若望自傳 第三部連載之四
抓右派的拉網戰術 我是在七月三十日被張春橋的一篇文章定為右派，而由毛執筆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早在六月八日。我被拉出來當上右派晚了兩個月，因我仍在圖書館工作，才得知領導層中有些同志還是想力挽狂瀾，設法抵制反右運動，在反右剛開始的第一階段，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和副部長周而複，也曾阻止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冊。宣傳部辦公室還打電話給我兩個『心』字的勸告：『儘管放心，不過寫文章要小心』。市委宣傳部兩個部長是反對文教書記張春橋的跋扈的。後來聽說周而複為此寫了檢討，而張春橋卡住，不讓他過關。 以吳強、孔羅蓀為首的作協黨組也不同意把王某打成右派，一位黨組成員在討論右派黑名單時，為我說好話曰：「王若望黨齡比在座的都長，又是無產階級出身，他在反胡風鬥爭中表現積極，王若望是右派的話，我們都是右派了」。這位同志在第二年的『右派補課』中，他自己也成了右派，並開除了黨籍。( 補課補上的右派，稱作『補課右派』 ) 黨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抓右派的戰術，跟他撒大網搞嚴打有相似之處(『嚴打』即嚴厲打擊流氓刑事犯的簡稱)，先抓住幾個『要犯』，然後向縱深拉網，學的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幾何級數擴大戰果。 試以活靶子王若望為例，王是第一被捉拿的要犯，然後四面開花，不久將安徽勞動局工作的三弟王鶴打成右派，我的小弟弟雷華在青島海軍當兵，按黨中央指示，部隊裏不搞反右，但從他的哥哥是『要犯』的血緣關係上小弟弟雷華未能逃過這一劫，他被軍隊押送回我的老家，並向親鄰宣佈雷華是右派，交群眾監督改造，連經商或進街道工廠的資格都沒有，祇能下田幹勞役。 孟子曰：「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梁惠王篇)，即不能禁止人民在水中捕魚；不得株連犯罪者的子女 )。孟子所說犯罪者是真有罪，而當今的「右派份子」卻是莫須有哪！ 在一個陰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市度過可憐的禮拜六，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訴我：「前天來了一個自稱代表組織的人，對我說：『你要做黨員還是要王若望？由你選擇』」。 我妻子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我們有這麼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從那以後，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塌了，許多反常的行為出現了。有時，她會抱住我嚎啕大哭；有時嘴裏罵著：「你為什麼要反黨」？並且用頭撞我，踢我。我那時非常馴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點違拗的意思也沒有。我意識到，她把心裏的怨恨朝我身上發泄，或許能減輕她內心的痛楚，叫我赴湯蹈火我都樂意幹。我深深地譴責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闖下了滔天大禍，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須管束自己，千萬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頭腦清醒去伺候她，安慰她，報答她。 整個家庭，這幾年中籠罩著陰沈和哀愁的氣氛。我去農村下放勞動，不把我當人看待的那種歧視和政治壓力，並沒有損傷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實說，這一切對我已經失去了威懾作用，因為我的神經變麻木了，我的感官變遲鈍了。縈繞在我心頭的唯一的懸念，便是我的神經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現在怎麼樣呢？她肯按時吃藥嗎？我不在她跟前，她會砸碎家裏的什麼東西吧？一時腦筋想不通，她會從窗口跳下去嗎……」？ 當我一想到這個可能發生的悲劇場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己地向朝西的大路上奔過去。直奔得兩腿酸麻，上氣不接下氣，這才停下來，我才悟到剛才那個悲劇不過是心造的幻影，這是不可告人的內心的悸動。我拍拍自己的前額，自問自答地說：「王若望啊，沈住氣吧，首先不要讓自己得了分裂症。為了李明，為了我們的孩子，必須活下去，千萬不能得精神病呀」！並且意識到我是在這裏「監督勞動」，不辭而行又會招來新的折磨，於是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又慢慢走回來。 李明始終站在我這一邊，她是以整個生命捍衛愛情的忠貞，見面時，她沒有批評過我闖了大禍的雜文有什麼差錯。 經過這一場折騰，我們之間的愛情又昇華到一個更高的高度，我教會她下象棋，我跟她一起朗讀《西廂記》，我還教她如何欣賞唐詩。蒸汽機車的馬力也沒能把我倆拆開，我們反而凝結得更緊密，誰也離不開誰。過去我們倆由於都擔負著繁重的工作，一直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來消受陶醉藝術裏的天倫之樂，如今我們倆無官一身輕，有足夠的餘暇把自己的宿舍經營成一個安樂窩，把外界的一切政治歧視，無謂的懲罰，卑劣的虐殺扔到九霄雲外去了。祇有一次，我又惹她哭了，那是我漫不經心地回憶起她在神經失常的時候打了我，她聽了我的這段痛苦的回憶，臉色忽然變得蒼白，一定要看打在什麼地方，並說：「我從來不曾打過你呀！打痛了嗎？」一面說著，就伏在我身上哭起來了。這時我說不出一句話來，祇覺著鼻子酸，眼睛濕潤了，我真懊悔不該再說這些無聊的話。我早有體會，不要朝後看這個提法是多麼正確！ 在百家爭鳴的第一階段，康生跟在毛澤東後頭也來上海鼓勵大家鳴放，他在「文藝會堂」召見文藝界人士，我聽康生傳達毛的兩句名言：「黨外無黨，帝王將相；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沒有牆，沒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這一啟發下，寫了支持「拆牆」的文字。半個月以後，《解放日報》用頭版頭條以贊許的語氣做標題，「王若望提出黨外有牆的主張」(原稿的副題是「康生談黨外有牆」，編輯部刪去了康生的名字。 這樣便掀起了批鬥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鬥會上申辯道：「這兩句話原是康生同志說的，到會的作家都聽到的吧？這筆賬怎麼算到我的頭上」？台下觀眾卻以喊口號壓倒了我的申辯。這樣的批鬥會共開了三次。記得有一次，遠調至山東的作家劉知俠特地趕來上海，厲聲批判王若望。他發言的內容提到了當年孫竣青小集團如何受王某壓抑的老賬，我在被告席上祇有苦笑而已。 凡外出公幹，按制度可以公費報銷全部旅費，而劉知俠從青島遠道而來，全部自費，足見其鬥爭性之強矣。 再舉另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就在我的故鄉武進縣施行過。由於黨政部門沒法湊足上峰頒下的右派份子的指標，有位熟悉政治運動的『智叟』獻計曰：如此這般，縣委書記覺得此計甚妙，便挑選在端午節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學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大擺筵席，說過端午節，請大家聚餐。 當時正逢外面大鳴大放空氣高漲，右派帽子還沒有出籠，來賓在酒足飯飽之餘，就很自然地議論反右的消息，什麼人是右派等等作為談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記下張三李四發議論的精彩部分。宴會散席，他們的右派論點也就編織停當，於是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規定的名額。 為什麼挑選班主任和語文教師呢？據告知我的老師解釋道：祇有教師中的尖子，發起議論來才有骨頭，至於把教師中的骨幹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必然影響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縣委書記和教育局長哪裡會顧及它的後果呢？ 令人不勝驚異的是：為了湊指標向上邀功，連安排做記錄的心腹，也有幾人上了右派黑名冊。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級最高的。沙的妻子陳修良，曾任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日後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談沙文漢的挨整，卻談了另一位極右份子楊朝龍的故事： 楊朝龍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長，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軼因皆是沙文漢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陳修良誤以為發覺李宗仁比蔣介石有其開明之處，那時在上海監獄中關著三十多名政治犯，陳修良便通過溯因去說服楊朝龍，曉以大義，趁早釋放中共的政治犯，將功折罪，幾經轉折，在解放軍在山東取得大捷後，楊朝龍設法將全部政治犯釋放。應該說，楊是有功之臣，祇是為了他響應大鳴大放，在發言中講了「應將政治和法律分開」等語，就把楊劃入極右派，沒收其家產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殺而死，子女三人同時劃為右派。楊本人判無期徒刑，他在獄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獄，祇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滿頭白髮，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說，三反五反運動成了自殺的高潮，連陳毅市長都說：「跳樓自殺者就像降落傘部隊！」那麼反右運動引起自殺事件肯定超過三反五反。 至今我還記得：祇因說了句「黨天下」就成為右派的儲安平，最後連屍體都不知在何方；電影演員石暉剛演完「霧海夜航」，在反右第一波時乘寧波輪船躍進大海而自殺。胡適在大陸的兒子胡恩杜，任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看到《人民日報》刊出他與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妄圖「合夥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的消息，胡恩杜即自殺身亡；在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的女技術員黃倩，因叔祖是大流氓黃金榮，哥哥又在台灣，出身成份不好，一連幾晚的批鬥大會，這位剛從大學畢業的二十歲青年最後上吊自殺，第二天還召開了「批評右派黃倩謬論大會」，發動大家批判冤魂。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在右派補課階段，也被劃進右派，延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尚未登場，傅雷夫婦開了煤氣一同自盡。文化界為此悵恨不已，對傅雷夫婦之死有人總結了兩句話：反右跟上末班車，文革趕上頭班車。是對一茬接一茬的政治運動的一種冷嘲。 《文匯報》被毛點名批判為「……資產階級右派方向」，故那裏的右派份子特別多，全社一百餘人就有三十多名右派，社長徐鑄成當然逃不了！該報社管理部主任梅煥藻跳樓自殺，範琰為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專訪，他和流沙河一同被打成右派；另有該報駐京記者浦熙修女士，她是羅隆基維持了十年之久的愛人，這就成了章羅聯盟與上海右派集團串通一氣的女幹將，當然成了極右派，還有一位記者劉光華，報導了北京的民主牆，被定為極右分子，押送北大荒勞改。該報社的其他的右派份子就「不及備載」了。 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拉大網搜捕右派，所有基層組織則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邀功請賞，製造右派，於是產生了許多延伸的新名詞，使帽子店花色品種多姿多彩。諸如有自薦右派，內控右派，點頭右派(欣賞大鳴大放中右派言論而點頭者)，候補右派(五八年補課中軋進的右派)，極右派，又謂『極右份子』，佔比數較多的尚有株連右派，血統右派及夫妻右派等等。一九七八年給右派份子改正，官方公佈的數字為五十五萬名，不能改正的祇有六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和林希翎。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彭文應拒不認罪，他的次子自殺身亡；上級文件駁回林希翎的申訴，批示曰：「林為右派份子，不是錯劃，不予改正」，她也是拒不認罪。據《陽謀》的作者丁抒的統計，自1957年開始劃入反革命右派者八十多萬，再加上二十二萬候補右派，共計一百零二萬人。 回想當年赴朝慰問團，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六個不許改正的彭文應、陳仁炳二人，劃入中央級的極右份子，另外還有復旦生物系教授張孟聞，《文匯報》社長徐鑄成和赴朝慰問團秘書長王若望，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右派份子濟濟，成群結隊，其密集程度可見一斑。
林昭之死――之一 我先是認識林昭的妹妹即林凡女醫師。先從我的年輕朋友徐建講起，原來徐被打成右派，是受我的株連，他在國防工業飛機修理廠任工會文教部長，工會系統紛紛請我去做報告，他曾邀我到該廠去演講過一次，他又在黑板報出過特刊，讓聽眾發表意見。 就憑這一事實，徐君被說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爪牙，這時的黑板報一變而為批判小右派徐建的小字報。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攆出「要害部門」，也許該廠的領導對這位工會部長手下留情，沒有發配邊遠地區勞改，而是分配至浦東一家玻璃廠，交群眾監督改造。其中我有一部分責任。他對這場反右鬥爭滿腹牢騷，怨有頭，債有主，正是王若望害得他戴上了緊箍咒，他設法找到我的住所，熱淚盈眶地吐苦水。我講了自己的遭際，他收起淚水：比起你受的委屈，我的陪綁也就不算什麼了。 以後徐到我家來過幾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廠沒有女工，顯然是光棍漢嚶嚶求偶的一種暗示。對這一類婆婆媽媽的事，從來不熱心的我，甘願為他出一臂之力，實由於內心浮起負疚的歉意，如有將功補過的可能，當然是義不容辭了！ 我於是拜訪親家高先生，我向他提出可否物色一個姑娘，我簡單介紹了男方年齡、文化程度，以及頭上有頂「帽子」，提出要女方留心。親家想起他的朋友許憲民的二女兒叫彭令凡醫師，也是由於出身成份不好，尚待字閨中。我把徐建領到家中，覺得徐建高高身材( 因上海的少女對男方的身高特別計較，故說媒也得從女方的角度衡量男方 )，目光中雖透著憂鬱，但掩蓋不了男子漢的英武氣概。親家有信心為林凡小姐搭橋撮合。這樣，我便認識了林凡醫師，她身材顯得矮小，面色有點兒蒼白，矜持中帶著靦腆，衣著樸素得近乎男性化。我在她跟前又為徐郎美言了一番，安排在復興西路我的寓所讓他們見面，當她點點頭表示「滿意」時，我和親家都為此感到高興。往後，徐郎在另外什麼地方和林凡會面，媒人祇等待撈一頓喜酒喝了。 從徐建贈給對方一件別出心裁的信物，旁邊的人即可看出他是愛得多麼深！是細工打磨兩塊不銹鋼材料設計成太極圖似的兩顆心可分可合，用拉丁字將二人的名字分別刻在兩顆心上。信物小巧玲瓏，正好掛在鑰匙鏈上。 沒料想到這麼一對天作之合的情侶，而且接受了定情的信物即意味著訂婚，卻走上了幾千年不斷重復演出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式的悲劇，從中作梗的卻是林凡的母親許憲民，她堅決反對女兒的婚姻，如果說歷史上的「梁祝哀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麼，徐、彭的愛情悲劇卻是政治因素起了破壞作用。 有一天許老太親自來到我的宿舍，我恭敬地請她裏邊坐，她不肯，不聲不響站在門外，似乎特地給我家站崗來的。這是我頭一次認識許老太，她頭上裹著黑紗巾，滿臉的肅殺之氣表現了性格的剛烈，她喃喃地嚷嚷著，帶著蘇州口音說：「我要找徐建說句話」。我勸她：「徐建不曾來過」。她還是不走。我的住處是一幢高樓的第五層，上上下下的鄰居都經過這裏，大樓裏便傳開了王家門前來了個瘋婆子。我祇得請高先生出面，勸說她這件事容易了結，許老太並不瘋，她便乖乖地跟親家走了。 許老太氣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個右派的女婿呢？她爸爸遭鎮壓害了我一家子，難道還不夠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萬般好，頭上有一頂右派帽子就不是『人』！這就是看不見摸不著而威力無比的「政治因素」了。 設身處地為林凡的媽媽想想，那個「政治因素」確是無法逾越的障礙。 在那個時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無窮感歎，「黑五郎」，即指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是也。 林凡和徐建被迫割斷了來往，許老太達到了目的，她請我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張舊照片給我看。我是從照片上認識了她的大女兒林昭，照片上的林昭祇有十五六歲，比林凡更美麗，前額的頭髮剪成劉海形，一付稚氣天真的面孔，透著一雙賽過媽媽的眼睛。 林昭的父親參加過考試院的文官考試，做過安徽省的霍山縣長，鎮反第一批的鎮壓對象，就把彭縣長判了死刑。父親慘遭殺害，給兩個女兒的命運留下陰影，林凡變得謹小慎微，沈默寡言，姐姐則變得更為激烈，開始用批判和懷疑的眼光對待中共的新貴們。還有一個弟弟彭榮華，這個青年則變得有點玩世不恭，對兩個姐姐的關係不冷不熱，他自學日語，能著手翻譯日本的俳句。
生當作人傑，死也為鬼雄――林昭之死之二 十九歲的林昭曾在《常州民報》當過記者，她邊寫新聞稿，一邊提高文學水平。二十歲轉入北大新聞系，在大鳴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的不幸的「蛇」，北大學生中的兩名女將被打成右派：一位叫林希翎，第二名即林昭，外界誤以為她倆是一母所生，其實林昭姓彭，在鎮反運動中，死刑犯的子女以為拋棄父系的姓或許能不予株連，而彭家姊妹不以為然，戶口簿上還是跟父親的姓氏，這裏面就透出她們消極的倔強。 北大對林昭的處分是開除學籍，回老家交群眾監督改造，那時她的老家在蘇州，驅逐出校的林昭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聯繫六、七位北京和常州的同學，辦起題為《星火》的刊物。她在上面發表一首詩，把自己比做竊火到人間的普羅米修士，該刊沒辦了兩期，就被公安部門破獲，其他六位同學也一網打盡。同案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祇有林昭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許老太對我說：大姑娘判得這麼重，祇因她是右派，還由於父親是被鎮壓的反革命，林昭本人在法庭上又公然與法庭頂嘴，她在關押期間偷偷地寫了「天鵝之歌」的詩，法官指出詩是反黨的罪證，十分反動。這姑娘說她不過是一隻純潔的天鵝，嚮往在天空自由飛翔，沒有別的意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許老太家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自我介紹姓章，他是跟同學林昭一同辦《星火》判刑七年，剛刑滿釋放，便尋到上海的地址，所以一出獄就來林昭的老家尋訪，他並坦承在北大時已跟林昭訂下山盟海誓，要媽媽設法讓他無論如何跟林昭學妹見一次面。此人的懇切和剛出獄的光頭標記證明這個姓章的不像是公安線上的人。許老太勸說姓章的早點死掉這份心吧，她講了大姑娘在裏面判刑二十年咧，那就耽誤了章同志的青春。他熱淚盈眶，竟聲言非林昭不娶，守她一輩子也在所不惜。 小章對愛情如此忠貞，這樣的小夥子現今似乎不多了，共產黨活活拆散這對佳偶，做媽媽的以為深深感到遺憾。許老太寧願把一個月難得有一次探監的機會讓他去進行一場冒險。聰明的小章根據自己七年牢獄生活的體驗，把媽媽的設計補充的更加周詳。 小章來到提籃橋監獄。填親屬接見表時，他亮出自己北大學生證，編造了一段自己曾與監犯訂過婚約，願意勸說她奉公守法，爭取最高法庭寬大處理云云。監獄官不明有詐，偏偏這個女犯在裏頭行為乖張，連母親的勸告都聽不進去，有過愛情關係的未婚夫對改造她的思想或許有作用。 小章終於見到了夢寐思之的林昭，一旁站著獄警，他對她說了一番好好的接受訓導員教訓，真正認罪服法，爭取減刑，還是有指望，我保證在外頭等你之類的話，而女犯的臉部沒有表情，卻以詩歌的語言說了這樣的話：我是折斷了翅膀的白天鵝；祇有呆鵝才幻想維持這個死亡了的愛情。 下個月探監的日子，許老太頭上披著黑紗來到提籃橋監獄(平時她並不披黑紗)，獄警告知她，女犯林昭在裏頭還是不老實，希望做娘的給她一點勸告，媽媽問：女兒在裏頭幹了什麼不老實的事呢？獄警說：我們讓她在工場做生活，正經活不做，卻剪下一塊白布繡上一個大大的「冤」字。許老太不該插上以下的一句話：「她心裏是有冤枉呀！」弄得獄警下不了台，很生氣的回答她：「看來你的探監對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這裏看出媽媽也是那副剛烈脾氣。正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就學不會小章那樣，看著監獄官的眼色行事。 下個月探監的日子，改由林凡前往，帶回來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監獄當局不但不讓姐姐做裁縫生活，為了處罰她，還將她關入單身牢房，那年頭正是語錄歌流行的狂熱歲月，連監獄裏的大喇叭都不斷播放喧囂乏味的語錄歌，林昭沒武器來抵抗令人作嘔的噪音，竟把她的頭髮浸在馬桶裏，用熏人的臭氣來沖淡鬼哭聲號的語錄歌廣播。 當林昭用塊白布繡出「冤」字的時節，文革第一階段的紅衛兵印了五花八門的造反派小報，我從《井岡山造反報》上看到了一條好消息，報導中央文革小組兩個紅人，接見一名姓錢的戴過右派帽子的地主份子，解釋錢某的地主份子是錯劃，右派份子是一場誤會，中央文革小組兩個領導才召見他云云。這條喜訊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認識他，聯繫到林昭的冤案，我忽發奇想，把這一期《井岡山造反報》送到許老太那裏，她大喜過望，竭力支持我的計劃，於是聯繫五個青年朋友，她們皆參加過第一期的紅衛兵隊伍，我至今記得他們的名字：俞建民，金龍、銀龍兄弟等，他們帶了我寫給中央文革副組長王力為林昭說情的信，路費由許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訪中央文革。 結果可想而知，這幾位紅衛兵被中央文革聯絡小組當場攆了出來，可說是無功而返。這一步棋大大的錯了，說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將王若望的信件存檔，留下王某為右派份子翻案的筆跡，兩年以後我被拘捕入獄，這條事實成了罪狀一條，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一九六八年勞動節的前夕，政法部門突然改判林昭死刑，立即執行。後派了一個公安人員通知家屬收屍，並索取一枚子彈費用，一角五分錢。 幸而有位隱姓埋名的好事者悄悄地保存了林昭生前用血寫的「血書」，最後的一節：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液！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這就是「死而為鬼雄」留給我們的大寫的「血跡」！ 過了勞動節，街道委員會宣佈許憲民為歷史反革命份子。許老太的剛烈性格不減，就在當天黃昏時節，她穿了孝服至靜安寺電車軌道，讓側面而過的電車把她碾死，但僥倖沒有闖入車輪之間，被車箱突出的部分反彈出來，祇是破了頭皮和盆骨骨折，立刻送醫院急救，她老人家沒有死成，沒住多久她活著從醫院出來，許老太讓林凡帶一根拐杖去接她。看來老太仍然丟不開這個殘暴的世界，她牽掛著兩個孩子。 她負傷以後我前往她家中問候，她神經緊張地招呼我快走，生怕街道小組長就在跟前。我問她：「林凡醫師常來看你嗎」？許老太說：「她到了美國」，並把舊金山的地址抄給了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