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無法告別的革命 曉 黑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些人從崇拜革命到害怕起革命來，仿佛革命就是粗魯的，殘酷的，改良就一定是科學的文明的有助於社會穩定的。讀李澤厚與劉再複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光是標題就令人感到困惑。李澤厚並不是發動了一場革命的革命家，也不是倡導了一輩子革命的宣傳家，何以突然要告別革命？（這話如果由格瓦拉來宣佈更有資格）是他自己要告別，還是勸別人告別？革命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他有什麼資格要別的人告別革命呢？在《近代思想史論》中，李先生還循著老例指出康梁的保守性，現在卻又與時俱進地肯定康有為的價值了。在這本可稱為「思痛錄」的書中，曾經「咸與維新」結果吃了趙家一棒的李澤厚還反思出一個生存和吃飯哲學。人活著，當然要吃飯，但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個簡單的道理是「雷鋒」說的，並不需要哲學家來論證，如果一定要提到哲學高度，那麼其暗含的意思大致是除了吃飯生存，人最好少想點其他的，更不要侈談什麼革命，按照康有為的設想，中國人民總有一天可以拖著辮子走進大同極樂世界的嘛。如果吃飯就是李澤厚「告別革命」後的理想，那真是返樸歸真得像阿Q 抱著羅蔔回了土穀祠。但是李澤厚忘了，以為自己已經告別了革命的阿Q卻告別不了反革命，最後還是被捉去殺了。究其根源，這叫「不許革命」，主動權在人家手裏，你還自我安慰，覺得是自己祇要揮一揮衣袖就可以告別的了。 今日的上海灘有一個一向主張由權威領袖統治中國的權威癖歷史教授蕭功秦，尤其嚴肅的呼籲，要警惕革命性的變革。表面上看來，中國的教授們越來越「人性化」了，擔心革命會帶來社會的動蕩，好像很會為我們的大眾蒼生考慮，深怕中國人發生想做奴隸都做不得的悲哀，憂國憂民之心可鑑。實際上，他們故意將革命等同於動蕩，抹殺了革命的進步實質。而這蕭功秦一邊警惕革命，說孫中山太「浪漫」，一邊公開為袁世凱歌功頌德，這讓人恍然大悟：原來警惕革命的目的，未必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是在替袁世凱們獻計獻策，要穩定的是奴隸主們的位置。奇怪的是，蕭教授對於防止發生革命充滿警惕性，卻偏偏不去警惕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不警惕袁世凱的出賣，暗殺，鎮壓，復辟，一心想在不「浪漫」的「新權威」的旗幟下將「新中國」帶入蕭教授所期望的「現代化。」 蕭功秦教授還把韓國的朴正熙也供奉為新權威主義的偶像，卻不提韓國的民主浪潮如何一次次以勇氣和鮮血衝擊專制，並帶來真正的社會進步。 他似乎也忘了，袁世凱和朴正熙一個憂懼而死，一個被刺身亡，做這用命換來的新權威，誰願意？ 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繡花做文章，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主要強調其暴力的一面；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狂歡節，符合其娛樂性的形式一面。儘管革命常常帶有暴力內涵，革命的本意，卻絕不僅僅是在暴力中狂歡，這樣的定義，無疑也是對革命的歪曲。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革命（revolution）一詞指的是「既有制度的根本的，快速的，不可逆轉的改變」 （Fundamental, rapid, and often irreversibl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order）如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不似在中國，祇要農民造反狂歡，就稱為革命。不具備根本變革內涵的，英文中祇能叫反叛（rebellion）。因此，英文的中國史著作中，將洪秀全們和義和拳們的活動，一概叫做rebellion。從這一定義看，革命不一定意味著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著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和平地改變政權的性質，如捷克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終結了共產黨的統治，無疑就是一場偉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這樣看來，中國歷史上不過是一哄而起的反叛太多，貨真價實的革命並不是太多，其實是太少。 美國的政治學者對革命的起源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強調社會基礎，有的關注革命者的心理驅動和意識形態，有的則注重政權本身的適應能力。例如，Theda Skocpal 認為，現代革命是否發生，並不是革命家進行有意識煽動的結果，而是舊政權軍事和行政自行崩潰與國際環境綜合作用帶來的。不論從何種意義上，革命都將是客觀存在的。當某種專制制度已經衰朽，而又實在無法自我更新的時候，終究會出現一場民主革命，以除舊布新。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並不是革命者，但他在1870年代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論及中國時就已經提到，滿清不滅亡，再來一百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對一個不可救藥的政權的道德判決和對大革命的預言， 可是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學者還在嘀嘀咕咕：假如就按康有為那樣改良下去……好像剝奪了康有為改良機會，而且到處追殺他的不是清王朝，倒是革命派。是啊，中國人為什麼不再早點「告別革命？」 假如還有半口剩飯吃，那就在西太后的領導下這樣變革下去，或者就緊密團結在袁世凱的周圍那樣改良下去，直到他們毫不浪漫的屠刀落下來。 變革和革命是在發展中相互交織的，並沒有絕對的模式。和平的發展會為革命性的變革準備物質和心理條件，但未必能替代一次根本的劇烈改變。今天，中國革命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民主的，享有充分民權的現代社會――並沒有實現，也就是說，革命尚未真正成功，何來告別一說？當數以千萬計的人命連革命的力氣都沒有就被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連革命的念頭都不敢有就被掃射而死時，不見教授們呼籲告別這暴虐，警惕這殘忍，卻面對著偷生的幸存者宣佈從今以後告別革命。這是什麼邏輯和理論？當專制的牢籠套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站起來反抗專制的，是每一個身受其害的人，這種反抗的力量深深地蘊藏在民眾中間，而同時，專制也同樣地腐蝕和戕害著政權本身，減弱政權化解局部危機的能力，促使它在全面危機中自行崩潰。革命基本上來源於這兩種力量。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社會經濟也曾經進步，也曾經有一點一滴改良的可能，終究是積重難返，擋不住崩潰的大潮。革命的發生與否，絕不是幾個勸大家回家吃吃飯或夢想權威賜與穩定的學者說了算，也不是他們一廂情願告別得了的。最終，李澤厚們恐怕告別不了革命，革命倒一定會告別李澤厚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