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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第 一 谤 书 李 宗 仁 回 忆 录 批 判 黎望树
编者按：中国大陆学者黎望树教授刚刚完成的这部著述，是中国大陆学界二十年历史反思的又一个重要硕果。它对被《李宗仁回忆录》一书所窜改的民国历史、污辱的历史领袖、和刻意要颠倒黑白地予以或贬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驳驳的事实，也就是揭开尘封之后的历史真实，进行了重新的指证；在对“是谁捍卫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谁才是中国艰难共和历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谁才真正地领导了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和谁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国家民族的罪人？”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事实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该文涉及到大中华民国政界和海外学界的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学者专家，所以，本刊一方面全文发表“批判”一文，一方面欢迎“反批判”，只要是有事实有根据的反驳，本刊都会予以刊载，以利于展开对大中华民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识，为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倒历史谎言、推动中国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作出我们平凡但却是应有的贡献。
正文：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六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其最早版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的，海外版则是香港南粤出版社——中共官营的三联书店附属机构——推出的。李氏口授本书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注1)。大陆版印行于一九八○年，正是叶剑英所说的“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就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份子”，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还不包括挨批挨斗者)；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76%、中央军委主席的86%、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都受到残酷迫害。绵延十年的武斗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才六千亿元)，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开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严肃课题。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空军最先进的米格十九机长范园焱毅然驾机投奔自由，降落于台南空军基地。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为了收拾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中共新当权派软硬兼施，意欲抵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亿万同胞的感召力，软的一手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方针，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梦》等诋毁中华民国领袖的谤书，其中《李宗仁回忆录》正是起了一般小说、传记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过气政客的自传，和他在自传中对蒋介石喋喋不休的诬骂，更以一贯的强制性宣传，来强迫大陆读者接受李氏的偏颇和伪善言辞，进而迫使大陆人民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冀望。 李传的海外版印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时，大陆民众已经经历了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等政治运动，城乡间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机，各级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人民普遍丧失理想，目光短浅，追求物质享受，崇尚“一切向钱看”，因精神空虚而行为失检，道德水准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军机师接连发生了吴荣根、孙天勤、王学成、萧天润、陈宝忠等驾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轰五机、米格十九等投奔台湾的事件，台湾方面则揭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号。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传，藉李宗仁这个退职总统之口，渲染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治腐化”，企图重新鼓吹“祗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李宗仁回忆录》究竟卖了多少本？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先生亲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刚在台演讲时，示意引言人说销行一百万本，陈氏认为“无论如何，至少销行了数十万本”(3)。 中国大陆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只剩下八出“革命样板戏”，文学作品只印风派作家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际，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诨厚书，讲的尽是闻所未闻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时洛阳纸贵；就以大陆两千多个县68.78万家学校来计，售出几十万册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作为一件统战工具，李宗仁是名利双收的。奇怪的是，在号称“复兴基地”的台湾，由于长期戒严所形成的压抑、逆反情绪作崇，复经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忆录》也创下不俗的销售记录，例如堂堂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的一等秘书、驻荷兰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开宣称“看了(此书)我一直对李宗仁有份好感，这是教科书及社会宣传中诸多的捧蒋介石的文牍所不能比的”，这位简任官未读完全书就断言“写的是真的，读来合情合理，较易取信于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看了让人对中国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来说，在台湾，读书甚少、对近代史涉猎不深的人，对此书会顶礼膜拜视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实学、博览群书的历史学家则不约而同认为中共倾销《李传》，只是“为诋毁我领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衬托出李宗仁的偏激与无知”。(5) 陈存恭论文发表于十八年前，当时大陆上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故四万余言的论文偏重于抗战爆发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对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云“李宗仁回忆录每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蒋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击，谓其用权术、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夸‘忠厚坦诚’，然而从李、黄在广西崛起的过程，即可发现他们多次动用权术。李氏为了整饬军纪，在没有充份证据下处死一名罪不至于死的士兵，只因此士兵是李的同乡，拿来杀鸡儆猴，这是他承认自己用权术的一次。在政治立场和战略计划方面，他表面上曾服从过粤军陈炯明，嗣即服从再起的陆荣廷，他诱劝陆放过黄绍竑而北上与沈鸿英争桂林，他欺骗从南宁来访的林俊廷，最后联合不得人望的沈鸿英偷袭南宁，再联合粤军讨沈鸿英，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诈术的运用。至于黄绍竑部，先接受沈鸿英号令而移军于梧州附近，趁沉军失利而夺取梧州，再以鸿门宴擒杀冯葆初，偷袭同属大本营的陈天太，亦无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运用。”(6) 在李宗仁纵横捭阖的廿世纪上半叶，割据中国南北的大小军阀何止六、七十人，为何李氏得天独厚要劳动哥伦比亚大学派遣专人耗时七年去制作口述历史？那是因为他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当了四百零一天中华民国代总统(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离职脱离岗位)，然而李传仅以8.9%的篇幅记述这位大总统的“政绩”，即使加上副总统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嘘自己护国、护法、统一广西、北伐、抗战等等功绩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摄总统职之前，国军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打了几场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万忠勇官兵杀身成仁，但在李宗仁执政一年中，共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几无激烈战事。这就是李宗仁讳言那一年经历的根本原因。
唐德刚说李宗仁是“忠诚厚道的前辈”“温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从李宗仁口授的这部回忆录中可知，李宗仁是一个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诸如，他哓哓不休反复强调“他(蒋介石)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夸耀的——“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坐拥半壁河山”——“我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从四十八年后公开的绝密档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总统府外事局专员)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10)。蒋介石下野后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在口授自传稿时，李犹振振有词云：“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按；此处李氏故意不提黄启汉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12)。又说“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13)然而黄启汉在回忆录中坦承启身前夕“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在他房间谈话，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已经叫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有廿六年中共党龄)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这是第一次，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飞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义安排搭乘国军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
“到南京后，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随上海和平代表团北上是第二次，那时刘仲华奉令暂留北平，二月十三日专机北上时携去刘仲华的妻子及三个儿女，行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和我在霞飞路黄绍竑家谈话，要我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要口头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无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转交到李克农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代表团南返时，我叫刘仲华向李宗仁谎称我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四月三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的话，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认为对八项原则(包括第一条惩办战犯)为谈判基础的问题，完全可以接受。接着，他叫人找秘书黄雪，当面交代起草电稿打给毛泽东，再次表示诚恳求和”。(14)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会议时未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事实上当时南京卫戍部队全系黄埔系军队，桂系全无行动自由。李、白私下与共方密使往来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将曾公开宣称：“如李代总统要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请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开会！”又说“如李代总统要向共党投降，安全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担的”(16)。这些坚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觅不到投共的间隙。 蒋介石是否“自毁长城，开门揖盗”让共军席卷江南呢？请看周宏涛回忆：“阎锡山组阁之前，先到台湾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财金分为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上海、青岛等沿海重要港口，对内外正式宣布为作战地带，陆海空交通实施封锁。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权责，中央应划区督导与辅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员会方面，东区、西区各设分会，东在台湾，西在重庆。以及肃清政府统治区域内党政军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纵队”，“江静轮驶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军长自甬县坐机帆船来见，蒋介石对防务方面指示颇多，以求保住浙东”“(十一月九日)蒋介石决定赶赴重庆，坚守大陆最后一片国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声不断，黄少谷数次请蒋介石离渝，但蒋介石认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坚持要在重庆留到最后一刻……飞机离地的一刻，已可见得有共军持枪向我们射击”“(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随蒋介石飞往舟山群岛，这趟秘密行程极为危险，有遭中共军机袭击的可能”(17)。周宏涛追随蒋介石左右十五年，历任侍从秘书、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蒋介石身边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荣耀与苦楚。基于侍从室人员守分守密的纪律约束，他从未论述过中枢机密，直至他临终前几个月，深感应该为历史留下见证，才口述了这部回忆录，其内容主要取材于几十年的日记，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从上述记载可见，在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陆部份江山，并非李宗仁所说他于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弃大陆。此后阎锡山确实遵照指示，全力保卫华南并且下令封锁沦陷区的港口，派空军轰炸各个港口，多艘不顾禁令停靠的外籍轮船因此受损；在外交战线，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苏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切尽皆彰明昭著记于史册，绝非一部私人口授传记所能抹煞的。
李宗仁口授自传时称：“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又说亥敬电“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埋怨京沪港新闻界“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18)事实上，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阎锡山赴沪向蒋提出六条方案，作为他离桂飞穗主政的先决条件，其中第六条系“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19)，无异自掴巴掌。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系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张发奎飞桂林时与李宗仁、甘介侯、韦永成等会谈两次的记录，最后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权。前者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指蒋)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居正、阎锡山等在桂林夜谈的《谈话记录》，不仅要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密件油印仅数份，寄交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一份、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两份、派专机送蒋介石一份，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20)对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21) 李宗仁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则有如下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逼蒋下台。”(22)
时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陈存恭教授访问时坦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征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熏心，避不见总统。我曾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24)。
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25)。这也是欺人之谈。解密档案显示，白崇禧在通电逼宫后十九天便“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讲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介石下野后一周，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四野)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26)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会战前力主白崇禧统一指挥黄淮平原战区，反对分割成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部，这也是他过高地估计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国军在华北节节取胜时，白崇禧调动华中剿总十二个整编师加上保安团队共计卅多万人马，在大别山清剿共军三个多月，却不曾见到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黄泛区的共军破坏得寸步难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打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接连被共军攻占，坐镇襄阳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一再呼救，无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编第七师的行军速度却比乌龟都慢，以致于襄阳城破时康泽被共军陈赓部生擒，导致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渡长江前就能早早地进占荆门，进而控制宜昌；更使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被共军先期布置好了障碍与封锁线。总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华中剿总辖下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比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阳失陷后，孤立了四个月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竟献城投共。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张及师以上军官扣押解送广州审讯，白氏却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叛逃。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而华中先败的恶果或多或少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失利(27)。据白的副手、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宋希濂回忆，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部第二十、廿八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增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国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让第二十军调走，但又竭力阻挠第二军东下，还派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顾祝同、蒋介石的电话都被他顶回去，且命令第二军返回沙市。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聿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宋希濂认为，抗战胜利后李、白力主戡乱、反对和谈，是为了让中央军与共军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便可从中取利；不让张淦兵团与宋希濂兵团东下解围，就是希望中央仅剩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蒋介石献三策，其上策系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战场，来一个主力作战，定能打垮共军，可惜白氏按兵不动，结果是全军覆没，而白崇禧也没有保住武汉。(29) 回顾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这个华中军政长官也是有愧职守的。据华中战区一位汽车兵团主管回忆：“桂林为广西省会，又为白长官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准备，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极的整备，故于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协调联络，而决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前并未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但见“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车辆长龙估计达二千五百辆之多，延绵数公里。码头上仅有渡船两艘，每次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多装运二百辆，我们兵团的车辆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月。我于失望之余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既欲撤退，为何连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先搭建呢？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假若预作准备，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本兵团的汽车陆续渡过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时，共军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步枪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浇灌汽油予以焚毁，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后，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到南宁才知长官公署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犹如群龙之无首，只能各自逃生。距南宁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边亦早已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一样只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军逼近南宁，城郭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我兵团车辆已过江的仅三十余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率已过江的车辆向钦州方向前进，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一条小江，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枪声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里，等枪声停息回来，才知刚才放枪的是广西土共，已把车上的所有物资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闻远处枪炮声，于是又急行军飞奔，同行百余人大都被冲散，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我身边只剩下一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装扮难民入镇……”(30)一个汽车兵团在短短半个月就损失全部五百多辆美制卡车，人员只剩下四员，由此可以想见白崇禧几十万大军覆灭的惨况，这一切都能归咎于蒋介石吗？
李宗仁的所谓“厉精图治”又怎么回事呢？据一位参与密勿的桂系高官回忆，“在每次‘御前会议’之时，他更显得十分萎靡，任由与会人员说来说去，他只有呆在那发楞！有时勉强抖擞一下精神，插进几句话，也常不得要领，有时甚至走到旁边沙发上躺一会，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后问大家究竟有什么决定？”“最令人不解者则是政府播迁到广州之后，军费的开支还是按照正规官兵五百五十万员额计算，许多部队早已整个溃散，但空额番号犹存，联勤总部照常向国库支领粮饷。后经财政部与联勤总部多次会商，才算减少了五十万名额，仍按官兵五百万员发付。这一举措旷古未闻，且破了历朝军队中‘吃空子’的纪录。这么多的粮饷究竟去了哪里？大部份进了少数人的私囊。经手人员从国库的前门把一箱箱刚印好的金圆券抬出来时，若非马上在路边换成美钞银元，便是抬进小银行、钱庄，变成金条。中共特别收买了一大批人专做这一类政治找换生意，使金融更见混乱，金圆券贬值更为迅速。还有一种舞弊弄钱的方法是，经理人员与粮商勾结开设粮店供应军粮，仅购进少数食米作为筹码，用大卡车由前门装进军营，再于夜间从后门悄悄运返粮店，这间粮店便变成了聚宝盆，因而财源滚滚。即使上峰派员清查也是徒然。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直接或透过土匪向军械库购买枪弹，大批固所欢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结果国军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断流到共军手中。那时有几处军械库的爆炸，就是管库人员消灭证据最毒的手段。有人将这些事情向李宗仁报告，照例他总是那么狠狠地咒骂几句，结果也只有深深叹一口气，表示绝望。他对人说，不是他不想干，而是没人替他去彻底执行命令。”为什么令行不止呢？“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张军毡之外别无长物。一日两餐，饭是砂石鼠粪加上碎米，下饭之物只有连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酱油水，加上两片菜叶一把辣椒”(31)，用这样的军队，焉能有效“防堵”共军？ 左传有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宫前曾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国府处于当日的窘境，是由于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于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引用李宗仁这位中国军政大员的自供，把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与蒋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马歇尔偏袒中共而贻误戡乱战事所应负的巨大责任。这本白皮书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立杆见影的，不单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对华援助款，导致美援就此中断，最令人沮丧的是国军将领固守广州的决心也为之动摇。(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黄、深文周纳，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上述事实足证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对他那洋洋洒洒六十万言的口述自传自可见微知著、洞烛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广西吹嘘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行政效率为全国各省之冠、教育与经建齐头并进，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云云。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装三千五百万言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其中第十八辑选载了李、白旧属七十六人所撰回忆录六十八篇，无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连篇鬼话。国防部保密局广西站玉林组组长潘澄清在《侧记广西两件贪污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专员欧仰羲勾结米商走私大米一百万斤，事被梧州专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获，于是梁、欧同流合污，将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专署官兵瓜分净尽。这种无法无天、强夺民财的行径，因欧仰羲与省府主席黄旭初是同学拜把关系，黄氏非但不予追究，还调升欧为广西田粮处长要职。共军入邕前，欧仰羲挟带公款黄金数千两乘飞机逃亡香港。玉林专员罗活贩卖鸦片，储藏于玉林城内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烟处处长陈伟民派查缉官兵十余人前往搜查。罗活闻讯命令参谋主任陈国名率两连保安队赶至，在所有制高点与交通要道都架起机关枪。陈伟民的后台是李宗仁，罗活的死党是白崇禧，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两烟土被罗活运走，罗活从少将升任中将。广西桂林市市长韦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广西大开烟赌》(34)一文中披露，大陆沦陷前，新桂系头目大开烟赌加紧搜刮。黄旭初乘机设立禁烟督办公署，并在大小城镇设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黄旭初、韦云淞的亲友，名义上禁烟，实际是开烟纵烟，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强迫征购征税，每斤烟土收购价五元大洋，运至外省与港澳可赚十几倍，一年内销售烟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为一九四九年后黄旭初、韦云淞、民政厅厅长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销。一九四九年夏，黄旭初还示意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以征收娱乐捐名义开赌，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赌捐三万大洋，小县也有三千元，开赌五个月收入不菲。韦贽唐还把广西财库的金银外币携至香港私吞，黄旭初对他无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对方抓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桂北纵队参谋长阳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汉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圆券急剧贬值的机会，以私人名义向中央银行透支几千亿金圆券，用以兑换黄金，三个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圆券归还，从中套取了大量黄金。据金圆券的推手、当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回忆，金圆券发行后“共约收到美金四——五亿元之间……当时上海收兑者均送中央；平津、广州各(上缴)一部份；武汉，则为当地军人扣留，并未解缴。”(36)白崇禧日后赴台尽情淫乐、耗卅五万元亵玩民社党主席傅荣之妻，还服食春药同西门町易怡整型医院一名张姓妙龄护士玩“援交”游戏以至脱阳而死(37)，靠的都是这类民脂民膏。李、白还以筹饷为名，提取武汉、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纱、直贡呢、汽油、酒精运往广西换取黄金。仅华中剿总经理委员会主任唐纪一人就携黄金三千两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军的军需处长向中央领得军饷后，都要到剿总经理委员会集中办公，由唐纪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转发各部队。名义上是截留充足公积金，实际上进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夸耀白崇禧清廉，是恶人互相抬轿。李宗仁本人将国库公帑数百万大洋偷至美国，迄今未予归还。(38)像这样对下级官兵敲骨吸髓的军阀，能指望广大士兵为他俩拼死作战吗？
从敌方档案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蒋介石“听任敌人蚕食”“一味拖延”，然他无视以下铁的事实：九•一八以后四个多月的淞沪抗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寇三易主帅；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战、一九三五年的内蒙百灵庙大捷，都是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的。李宗仁屡次以《塘沽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来羞辱蒋介石，却不论及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枝，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协定与淞沪停战协定的屈辱，换来了八年的时间，使中国练成十个师的精兵，组建了一支小型空军，储备了应付突袭的弹药军火。就以上述力量，国军在八•一三沪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同日寇硬拼，毙伤日军近卅万。据日军防卫厅发表的战史丛书，八年内日军损失四十多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抗战头两年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军第十八联队共伤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补人员)，而该单位定额仅三千五百人。
早在卅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个。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出入口的封锁，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斧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41)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对强敌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却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西安事变之前，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开始全面抗战，断不至于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亩土地破坏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
备战工作未曾就绪便轻易开战的后果是：抗战头两年陆军精锐牺牲殆尽，雏型的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闭长江。是故每次战役国军损失都两三倍于日军。长城抗战时，国军士兵往往没见到敌军的影踪，就整排整连地葬送于日军凛冽的炮火之中，就这样，蒋介石还是派兵入热河与日寇决一死战。承德失守后，他急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全部投入战场，行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抱必死的决心，不许贪生退却。马当要塞失守前，检阅守军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云：“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曾亲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步兵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配备一百余挺)，每挺仅配备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内即射完。但这个团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后全团一千五百人战死六百负伤五百，剩余四百人奉命退却。在某些战场，国军阵亡人数是日军的二十多倍。据日军大本营一名大佐估计，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团队以及征调农民，故素质每况愈下，即使后期维持兵员三百万也只拥有步枪一百万枝，即以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来说，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吨也全赖美援空运，而那时大后方全年产钢仅一万三千吨。(42)衡阳巷战时，国军是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寇的机枪大炮，事缘苦战两三年后，库存弹药耗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七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九月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持日本而仅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那时美国运废铁支持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真正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正是现实势利的美英法苏等国。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敌军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的国军头骨达五万余颗，这还能说蒋介石“消极不抵抗”吗？
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亲日卖国者的确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祸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不准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还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编遣会议通过决议：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白崇禧则在河北阴谋响应，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离津，秘密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这一消息为白之旧部、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所悉，乃将此事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她遂商诸桂系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43)。 日本帝国此一富有远见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收到实效的。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钟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万言《陈济棠》一书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军部便通过亲日派的萧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九三一年陈济棠联桂反蒋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而后，双方接触日益频繁。”连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学习飞行技术和购买军火，也聘请日本军官前来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等军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顾问等。：“陈济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样向日本购买军火和接触官员，还派中校以上军官多人和广州警务人员多名，分别到日本、台湾进行军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本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此。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六•一’事变后，陈济棠又请来一百多名日本军官，住在广州新亚酒店和沙面某旅馆，请他们分赴东江、北江地区和广州天河机场视察军事，还拟派他们出任广东陆海空三军顾问，以协助指挥反蒋战争，甚至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军进占华北、骚扰闽南，藉以牵制南京政府。显然，西南的抗日反蒋运动之‘抗日’是假，反蒋是真。为了推翻中央，他们甚至不惜‘联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对报界谈话中，都居然承认桂省军队内有日本教练，也不否认对桂出售军火……因此可以说，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怂恿，增强了陈济棠他们的反蒋勇气，其至敢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涂写‘抗日’的字样。”(45)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证实了两广军阀勾结日寇背叛国家的卑劣行径。李文提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结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军部曾派日轮两艘满载军火、飞机驶入黄埔交给桂系接收；广东军阀陈济棠则于翌年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二十万发，还有几门山炮。凡此都说明，李、白、陈与日本军阀勾结由来已久，所谓“抗日救国”云乎哉，实系掩耳盗铃。李洁之还揭露，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叛乱前，先派其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穗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陈以“抗日”名义公开发动叛乱后，陈济棠礼聘日本军官百人分派到陆海军充任顾问，其中卅人饬由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派员带领到天河、白云两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遂种下了日后黄光锐率部起义归顺中央的因由。(46)
李宗仁除了渲染“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48)，还制造了蒋介石对胡汉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监禁”的谰言，进而抨击蒋介石“独裁，目无纲纪。”(49) 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两广事变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冯部吉鸿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孙殿英欲西进会同西北军与红军摧毁回教马家军，胡氏即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付廿万元。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卅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径，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闽变失败后，日方不断派人到香港联络胡汉民，表示愿意提供武器、金钱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意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中央政府(51)，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两广军阀“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属意的闽变头目陈铭枢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天，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那确实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一九三一年胡汉民在汤山被软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为他反对制宪、反对还政于民、反对指定与圈选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多方阻挠与刁难重要法案的审议，以致妨碍了中国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但其直接原因与内幕秘辛是外界并不知晓的。 “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有两大条款： 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二百万。 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 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 ，立将胡软禁汤山。
为免此事攻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当局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那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秘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学良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 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那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 后来胡以中央派赴欧洲考察名义出国，民廿四年返国，中央迭电胡要其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过却，那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某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冲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黄旭初也证实了胡汉民乞求日本帝国援助来颠覆中央政府的阴谋，一九五三年黄氏在日本走访七十岁的日本经济复兴协会会长十河信二氏时，这位抗战前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在北平出任兴中公司社长的老牌特务承认：“胡汉民先生在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期间，曾亲拟《中日合作安定东亚意见书》，自己签名后，交我携归日本报告当局。其时冈田首相甚表赞同，而藏相高桥是清则表反对。其理由为：若借款五千万予中国，帮助华北与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难得归还，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传中一再吹嘘他辖下五战区“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自诩“大公无私，量材器使”，还借蒋介石之口赞他自己“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借庞炳勋之口说他自己“德威两重”，又说“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犹称“我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54)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李谈他“亲自指挥全线出击”赢得抗战以来这一空前胜利，却只字不提究竟是谁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光荣胜利。倒是日军大本营的战史记录表明，在李宗仁蜷缩于危城徐州、坐以待毙时，“中国唯一的铁军”——卢汉所率的滇军第六十军急行军从武汉增援徐州，解了李将军之围，据卢汉回忆：“我军在昆明出发时原有十二个团，官兵共四万余人，经此(禹王山)战役，伤亡已过大半，仅剩二万余人，中上级军官伤亡亦大，计旅长阵亡一人，负伤一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经过整编，仅余五个团(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军守徐州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叫已血战廿七天牺牲惨重的六十军固守陇海、津浦东西南北四面铁路俱已切断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离徐州，扔下了六十军，既无反攻布置，又无友军协助，只是让卢汉守不住徐州就打游击。卢汉极为气忿，最后经孙连仲同意才随大部队后撤。
滇军的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无能指挥，命机械化部队去抢攻禹王山，以致丧失机动能力，造成不应有的惨重伤亡，让云南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最新式武器丢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危时，唐继尧通电就任副元帅，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前锋龙云部与李宗仁的桂军曾有一场恶战，事隔十三年，卢汉不念夙仇，十万火急赶到台儿庄救李，但李宗仁以怨报德，竟将卢汉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凛冽炮火来消灭滇军，致使龙云和卢汉怒不可遏，种下了一九四九年冬卢汉投共、拆李宗仁台脚的因由，此是后事。李宗仁信口开河，是谓军阀本性。然而唐德刚自称“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56)，实际上却连蒋介石在三次特电嘉奖慰问六十军的电报中，以及蒋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嘉奖电中，曾一再称他们“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若盘石，抑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等统统一笔抹煞，对六十军的赫赫功勋三缄其口，真是有亏史德！ 李宗仁非但贪功冒功，还要诬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属。他说汤恩伯军团“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渠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57)中共官营的电影公司根据李宗仁这番谰言，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其旁白云：“汤恩伯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危时，一个团的兵力都不愿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实力。”为此，在台儿庄战役任国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团长的李以劻(后官至一二一军中将军长)根据抗战日记撰文直斥其谬曰：“查二十军团所指挥的八十五军、五十二军和独立一一○师张轸部，伤亡近万，东与阪垣五师团昄本旅团作战，西与矶谷师团的濑谷旅团作战，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而汤恩伯最后为了顾全大局，终以全力向西侧击进攻台儿庄之敌而迫使敌军溃退，致使台儿庄大战胜利。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建立主功，汤军团协攻之功是不可没的；说汤军团长避战是不公平的。汤恩伯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国军中是一员战将，他在南口大战中立过殊勋，所率的十三军是能征惯战的部队。”李宗仁却说：“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藉吹嘘杂牌部队而炫耀自己，电影《血战台儿庄》也照单全收，李以劻则抨击该影片“还有一个偏见，认为临沂之战是地方杂牌系军队打的，台儿庄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显示了中央系军队作战不力，这一说法及观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优缺。台儿庄大战两系军队伤亡均惨重，能说中央军战力差吗？如此说法对不起伤亡官兵，也是对不起战士英魂的。”(58)
李宗仁在共军渡江前早萌叛志，只因京沪杭警卫总司令汤恩伯将军监视严密，使其无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传时对汤将军倾倒大批诬蔑不实之词，说汤征调民工、视民命如草芥、屡打败仗、暴戾嗜杀等等，进而指责蒋介石将“国人皆曰可杀者”倚为心腹。中共百般丑化汤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围剿汤将军指挥八十九师等喋血驿前，鏖兵白水、贯桥五昼夜，扫穴犁庭，使共军全线崩溃，尸骨积山，流血成河，彭德怀仅以身免，被共军盘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复，朱、毛被迫夺路西窜。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陕，进犯山西，汤将军指挥三个师在晋东南渡河，直拊敌背，连破共军于大宁，逼其逃回陕北。汤又率十三军渡河追击，绥德、瓦窑堡连战皆捷，打得共军仅剩五千残部，后因奉命增援傅作义部收复百灵庙，致使剿共军事功亏一篑。汤自中原大战光复归德崭露头角，敉平闽变时是底定福州的先锋。抗战初期由绥东挺进南口，迎头堵击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战十昼夜，终以劣势装备、少数兵力，摧折强寇的西进凶焰，杀伤敌军近万，这是华北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大战役。中共与李宗仁恣意攻击汤恩伯失守郑州、许昌，那是日军以廿万精锐猛攻，汤氏步步设防，节节抵抗，不分昼夜连续十数日与士兵一起行军作战，终于阻敌于卢氏、鲁山一带，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役本欲消灭汤集团主力，其结果则完全失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学生，设立战区中学，供应全部衣食，慰劳伤患遗属，还组织军眷劳动，缝制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战后期光复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载于史册。戡乱后期，大陆民心士气动摇，然汤氏于国家危疑震撼之际力排众议，在沪宁竖起坚决鲜明的反共旗帜，并设立短期军干训练班；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廿多公里战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掩体碉堡一万多座，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补的两三个军以及由东北、徐蚌战场溃退南下的残部抵御共军八个军的围攻，取得了击毙共军七千六百多人、伤两万四千六百人之战绩(59)。俟抢运重要物资金钱的任务顺利完成，才从容布置撤退，以七万吨船舶将八万大军运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师在金门古宁头大败共军，更为复兴基地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医，连医药费都要到处张罗，死后几乎无以为殓，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与中共对他的共同诽谤。
中共切齿痛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因这三员勇将始终忠于党国，从不动摇。于是，李宗仁鹦鹉学舌，也强聒不舍。譬如他一再重复陈诚“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日的游击队一律解散，于是共军乘虚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万伪军，林彪乃乘机延揽，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60)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达成的《双十会谈协定》要求政府整编全国军队，政治协商会议又规定全国军队从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六十个师，整编工作由军调处执行部监督。由于马歇尔偏袒中共，共军乘机扩充成九十万人，而国军则被裁撤七十多万人，在美方压力下，中枢绝无财力收编东北的四、五十万伪满军队。当时国家处境艰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苛责蒋介石与陈诚。何况，东北伪满军队并非一律解散的。据王铁汉将军称：“日本投降时，伪满军队共二十四个师，一半投共；后来中央改变政策，其余十二个师乃归国军收编，终以中央派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个师投共，所剩由中央军分散收编”。(61)据曾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总队少将总队长的刘志回忆，“当时东北情势，混乱的程度远非局外人所可想象，即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因素来说，对这批数量庞大而又极度复杂的伪军，如果要陈诚断然决定加以收编的话，那是办不到的事”。(62)查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毕业，早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连连长，随国父出征西江时，亲冒矢石，胸部中弹。后来两次东征皆身先士卒，克复梅县、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龙潭大战时，他扶病攻占外围据点，剿共时率十八军用坑道战术解赣州之围，击溃朱、毛、彭围城部众十余万，后连破匪巢瑞金、宁都、会昌等地；抗战初期主持淞沪作战，率第十五集团军紧守阵地，苦撑三个月，粉碎日寇三个月亡华之迷梦。凡此种种，均证明陈诚绝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幸进之徒。 李宗仁还说，四平街会战后“林彪败退，白崇禧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覆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对“暂缓追击”令的认识竟不如他的世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号令三军的统帅，只不过一介文人，但他在五万言历史随笔中坦言“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蒋于五月廿五日给宋子文的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廿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追击”“蒋于十月毅然下令进军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了对国军的美援八个月”“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逐渐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马歇尔“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而实际上马歇尔所为，尽皆长共军志气而灭国军威风。对于李宗仁前述言论，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64) 曾任东北行营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的金典戎则毫不讳言“那时的东北情况，和后来韩战的情势完全相同，即军事上的行动必须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当时李宗仁撂挑失职，胡命令属下五个军集中成都平原决战，另派一个师空运西昌作保卫后方准备。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设防布阵，四面叛军与共军几同虎豹财狼，分别缠战与伏击，此时五个军各自为战，通讯设施多被破坏，无法一一取得联络。邓锡侯又勾结共方密谋劫持蒋介石，幸胡早已空运两个师担任成都城防，以六万官兵抵抗围攻成都之六十万共军，旋转进西昌组织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坚守西康四个月，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才于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飞机撤台，堪称无愧于党国，绝不是什么“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事实上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胜负的，胡部与马家军曾合力包围咸阳，大有夺回西安之势。共军西进时，屡次向秦岭山脉胡宗南防线仰攻，尽皆损失惨重。此时马家军与胡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却联系，国军空军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马都陷于孤军苦战的窘境，绝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应的问题。后来共军廿万人围攻马步芳守兰州的六、七万疲兵，兰州失守乃是大势所趋。 胡宗南是一员勇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他在团长何应钦麾下任机枪连排长，棉湖一役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军后方高地，封锁陈军主力退路，使之溃不成军；第二次东征时，他率第六连冲上河婆最高山横峰的敌阵，一举歼灭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尸横遍野。事后蒋介石利用缴获武器编成三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自此胡宗南崭露头角，深为蒋介石所倚重。北伐时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团担任攻坚先锋，每战必克。抗战时大败日军于灵宝，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时，蒋介石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所以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唯一在去台湾前就获上将衔的将领。李宗仁在他死后多年犹出言诽谤，实在于心有愧！
另两位名将胡琏、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蒋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实是，共军林彪部率众南下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时，胡琏将军曾亲往广州向国防部请缨保卫广州，还作了在大庾、宜章间隘道掩袭林彪后部之作战计划，然而国防部因十二兵团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参加保卫广州之战。(67)后来胡琏以十二兵团主力肃请闽西、粤东土共与叛军，集结潮汕地区，还扩编了一个第十九军，不久就投入金门古宁头之战，为保卫复兴基地台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宗仁的前述论调也的确蒙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窍。元老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专门拜访了阎锡山内阁的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问道：“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张将军毫不犹豫地解答了这一问题：“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将军投向了共产党。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将军统辖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68)张发奎会晤顾维钧时对蒋介石作了十分严厉的抨击，但在所谓“破坏屏障”问题上，并未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说：“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69)实际上，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六个军，除陈克非的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斗力脆弱。当时白崇禧的算盘是保有两广地盘，等待美援到来；然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从李宗仁治下两广的乱象(70)估计两广难保，唯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发动反攻。蒋介石认为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见关麟征、宋希濂时就指示宋希濂从湘西退守鄂西一带山地，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退到芷江、阮陵一带可以协同巩固川东门口。从后来战事发展来看，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李、白偏安两广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谴责陈明仁的叛变，却责怪蒋介石，那是无理取闹。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赵援为一二四军军长，擅自拉走队伍，对士气影响不小。鄂西系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已到罗掘俱穷境地，深秋天气寒冷，士兵穿著军衣，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影响士气。到“两航”叛变发生，空运能力骤减，恩施机场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将尸位素餐、一无所能，就连外交官顾维钧都看不顺眼：“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玩忽法统。顾大使当初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 这显然是贼喊捉贼。据顾维钧回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代理团长韩上校向他报告：“当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给他看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称‘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这样的大事竟一无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船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71)究竟谁在“玩忽法统”、甚至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吗？李宗仁透过司徒雷登直接要求华府停止对华军援，嗷嗷待哺的前线官兵又透过国防部与行政院呼吁美国增加军援与经援，驻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后却要负责补救。然而顾大使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竭力游说艾奇逊向中国拨款五千万美元以抑制通涨，他安排甘介侯会见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以及魏德迈，拜访国防部长约翰逊求援，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等等。顾维钧对李宗仁有精辟的评论：“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谈失败，共军已横渡长江，他已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丝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72)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与九月九日，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邓华、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光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李宗仁不谴责美国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责怪中央不对高树勋“论功行赏”，堪称全无心肝。(74)
黄伯韬战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丘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丘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76) 丘清泉擅打硬仗，戡乱时于苏皖鲁豫地区，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数兵力击溃五六倍的共军。钜野之战，以两个师击溃刘伯承七个纵队；鲁西金乡之战，以不足一师之众击溃陈毅六个纵队。所以共军闻悉丘兵团兼程东下，先由陈毅派四个纵队赶往碾庄与徐州之间之大庙、鼓山附近，占领群山地带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逸待劳等候丘兵团，阻止丘黄两兵团会师碾庄。同时，刘伯承派出主力，越过津浦路，与陈毅部遥相呼应，佯装进攻徐州机场，让丘兵团不敢轻易东进，俾使包围碾庄的陈毅部得以从容部署，先解决黄伯韬兵团。双方在群山地区展开一场拉锯战难解难分之际，正是黄伯韬兵团弹尽援绝之时。共军消灭黄兵团后，不欲与丘兵团硬拼，乃自动后撤。此时徐州南部之刘伯承部又集结主力沿津浦线西侧进窥徐州。于是，扑了个空的丘清泉又奉命向南迎击共军。事后，共方故意谣传“丘清泉见死不救”，旨在扰乱国军军心。平心而论，丘清泉勇则勇矣，然以一个兵团十二万人对付陈毅刘伯承近五十万精兵，谈何容易！苛责丘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责任。当丘清泉在砀山奉命援黄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了，陈毅便利用这三日两夜的充份时间把阻援部队配备在鼓山以西纵深数十里的崇山峻岭地带，完成了阵地构筑，使丘兵团的救援行动完全成了仰攻与攻坚的阵地战。倘剿总的命令早发两日，丘兵团绝不致于耗四昼夜浴血奋战才攻到鼓山。再者，刘伯承几个纵队的调动，徐州剿总竟毫无情报，听任丘兵团腹背受敌，也不调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兵团出援，坐观战局日益恶化，刘峙的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乃是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症结。(77)
“原属西北系之×××将军易帜为中共改编”，这又是李宗仁、唐德刚故弄玄虚。中共的编辑老爷考证此×××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78)。其实骑兵第九军军长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携眷由南疆出境的，陇东兵团中将总指挥马继援是八月卅一日离开西宁的，他临行给旅以上军官写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属“再等机会，不要使我家乡变为战场，不要使我父老饥寒逃难……决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完全毁坏，各自回家。回家后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种种破坏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变为民间的便衣战士。”据共方的统计，西北地区国军陶峙岳、马家回军等共有20.56万人“起义”，但韩战爆发后，陕甘青宁新五省有十三万人反水，加上随牧的民众共二十二万多人。共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出动14.4万官兵，耗费六个春秋才歼灭了这四百七十股义军计12.9万人，共军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宁夏军区副参谋长曹动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阵亡。(79)这就是所谓马家军易帜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论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云南等省，中共却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蒋介石养痈遗患。 事实上，云南是共方渗透最深的省份。抗战期间龙云荣任陆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却暗中勾结中共在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系，中共南方局专派华冈赴滇洽谈。龙氏为割据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统军警，使之不能进驻昆明，且故意藉左倾知识份子力量牵制中央，乃将昆明变成反抗中央的舆论阵地，还对中共外围组织“民盟”的反政府活动出钱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战胜利后，中央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所有职务，他怀恨在心，乃透过各种渠道示意在东北戡乱的滇军将领潘朔端、黄子华、曾泽生相继投共，又让继他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在锦州被俘洗脑后遣回云南的张秉昌等廿八名军官安插于省保安司令部侍机哗变。卢汉按共方指示，给中共“边纵”朱家璧送去步枪五百多支、机枪三十挺、子弹数万发。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卢汉还亲笔写了决心书托中共密使米一痕经香港飞北平送交周恩来要求共军迅速入滇，内外夹击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指挥滇军第九十三军与共军陈赓部、朱家璧“边纵”合围国军，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卢汉还将国防部、联勤总部刚飞抵昆明的各级军官，自上将魏益三以下三千多人一网打尽，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连潜伏都失去希望。(81)
李氏说中共无法渗透山东，简直在说梦话。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鲁西特委与鲁西北特委就发展了四千五百名党员，基层组织从县、区渗透到乡、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中共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廿七万人，民兵七十一万人，攻占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说中共无法渗透四川，更属语无伦次。胜利后严重打击政府威信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就发生在四川重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党发动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学校停课。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就在四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华蓥山游击队的事迹还被写成小说《红岩》卖了三千万册，其作者罗广斌竟是国军驻川的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实，还表现在对中共暴政的美化与颂扬，以作为日后投靠的资本。他侈言：“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没有内战了”。(83)他远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际，竟对中国大陆亿万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难充耳不闻。英国一九八九年版的《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第203页《大屠杀》条目下记载着以下血淋淋的数字： “人类有史以来最怵目惊心的杀戮发生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两千六百三十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丧生。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苏联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六百七十万人被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则有一千三百三十万人被杀。 “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处死117.6万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处死一百五十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五○至一九五三)，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系指国军游击战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宣布，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万人被中共政权处死，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经承认的文革十年杀害两千万民众的数字。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华克报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时，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至六千一百七十万人死于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杂志宣告，中共已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四千名无辜百姓。” 坚尼斯世界纪录是当代最具权威水准的国际统计年鉴，她拥有数以千计的专职调查人员，她的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该书每年再版，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法律、教育、军事各个领域中广泛搜集最新资料，经核实后作出修订。可悲的是，以上惨痛的纪录自一九七○年版坚尼斯世界纪录问世以来，逾三份之一世纪始终未被纠正、修订或者打破。中共也从未对此血腥纪录表示异议。上述数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来历次“严打”运动、天安门六•四屠杀以及数以千万计的杀婴、杀胎儿纪录。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实是：中共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不是两支军队的交战，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权曾经杀害过上亿的子民，也没有一个政权能如此做尽坏事又说尽好话，乃至统战它昔日的死敌来为自己歌功颂德。
“举世最大的饥馑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陆，那三年间饿死了三千万人。”据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三年灾荒饿死了两千七百万人。但据一九八○年中共高级党校廿九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估算，饿死人口数字为五至六千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禄、希特勒、秦始皇、隋炀帝都未造就过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套汇移至外国。(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会自叹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齿说“蒋先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按：应系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圣呢？史量才以《申报》财力接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后，曾阴谋组织上海独立运动，欲以抗日为名，将上海脱离中华民国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面，自然为国法所不容。杨永泰是因向日本军方出卖中国军事机密，事泄后被军统制裁身亡的。(86)张宗昌死于被他枉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郑金声之子郑继成的复仇子弹。整个枪击案由韩复渠与石友三策划，旨在收编张的山东残部。孙传芳死于被他枉杀的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之女施剑翘的复仇子弹。唐绍仪有成立“军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战爆发后密晤日酋土肥原证据确凿被军统人员制裁而死。李公朴、闻一多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枪杀的，此事与蒋介石毫不相干。邓演达一九三一年八月与陈铭枢、杨杏佛在沪密谋军事叛乱，商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剿共，将部队从吉安往泰和趋赣州入广东，与广东部队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乱基地，并商定由邓去江西陈诚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发动叛乱，首先攻取南昌，同时发动武汉、西安、华北方面杨虎城、冯玉祥等一齐响应，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事泄后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捕杀。至于赖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枪杀的。(87)据王天培手下第十军中将参军孟绍濂回忆：“王天培第十军以久惫之师独当张宗昌、孙传芳联军，力尽援绝溃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视不救，不派第七军支援。是何应钦以擅自退却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张静江、吴稚晖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蒋介石安置别处，蒋令移押杭州。不料蒋赴日不久，何应钦密令杭州保安机关秘密杀王。何杀王系报私仇，因王天培在贵州曾驱逐王文华，使何应钦失怙”。(88)蒋介石复职后，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经军事委员会议决，照陆军上将阵亡例给恤廿年。可见前述：“借端枪毙”说，都是李宗仁睁眼说瞎话。
李宗仁口口声声指责蒋介石“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图在桂军开赴前线抗日之际阴谋夺取广西的政权”罪名，将他的心腹重臣、特务头子王公度及其亲信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宝垣、崔真吾等枪决，便暴露了桂系特务机关之残害百姓、鱼肉人民远甚于中央系的调统人员。 自一九三○年桂系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红人，是猎人的功狗。一九三○年李、白集团成立秘密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一九三二年改组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一九三四年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都是李、白用来团结内部、对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组织，旨在取代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前期，王公度任书记，后期任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同志会的外围组织是王公度组织的“青年军人读书进德会”，入会者须向李、白画象举手宣誓“绝对服从领袖(指李、白)，严守秘密”，加入者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兼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省党部常委、中央军校一分校(南宁)政训处长、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等等，连儿童机构都不放过，广西童军训练所成立时要兼任教育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政策，创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论军校、党政研究所、童训所和民团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组织同学会、通讯社。这些组织都由王公度及其亲信掌控，以执行情报搜集任务；李、白所设特务组织“乐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务理事。王公度被杀，原因之一是他为了搜集中央政府情报，竟同日本特务勾结，东窗事发后使李、白都感到尴尬；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系部队中搞秘密组织，惹得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于死地。由此可见李宗仁麾下特务活动的猖獗。李宗仁杀王公度是杀“功狗”，目的在于讨好桂系军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摆脱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这已成为李宗仁的一块心病。 据桂系一七○师师长、后来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许高阳遗孀黄纫秋回忆，她旅居美国新泽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妇打麻将的八年间，亲耳听到郭德洁同丈夫斗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产党，他们杀了你的弟兄与妹夫，你还要佩服他们。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说：“他们反对他(指毛)，自然挨杀呀！革命嘛！哪个不杀人呢？我也杀过人的呀！”黄写道：“我一听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说：我不知你也会杀人的，那我要问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杀的呀？他听时一呆，问：你认识王公度吗？我说：你忘了吗？我结婚时原是请你作证婚人的，但那天你要开会，才临时改请王公度。我在南宁四年，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王的夫人对我非常同情，也是我仅有的朋友。后来我在南京听到王被杀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我打听他为什么被杀？他们说：你杀他因为他是共产党。但现在你自己又捧共产党，那王公度岂不死得非常冤枉哟！他(指李宗仁)一时语塞半晌，始说：他是什么共产党？我问：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杀他呢？李说：他想造反呀！这我不知，也未听别人说过。王死后，家产全被没收，王夫人与儿女靠乞讨度日……”(89)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在其回忆录中特地为王公度之死耗费了十二页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河滨度暑，有一天刘仲容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一段时期，李宗仁长期留粤，广西内部的事，他并不过问。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黄旭初提出王公度的问题，他也莫明其妙。后来在王案进程中，黄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后低斟密酌、罗织罪名，竟使李无法保护王公度的生命，这一切，他怎么能够解释呢？”(90)既然对自己的心腹、桂系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纵容桂军抢掠强奸，甚至纵兵枪杀他的上司、广西省省长马君武的爱妾。(91)
当时中共在北平负责学运的职业学生费迪生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唅紧密配合，在大学校园鼓动学潮。治安当局依法拘捕费迪生后，张芸俊径自找郭德洁说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让他继续从事颠覆工作。(92)所以，当李宗仁说：“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沈阳，实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个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93)时，人们就见怪不怪了。 查卫立煌长期与中共私通款曲，在战区司令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请加入中共，由西安联络处红军总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更大”。此后向共军运送大量军火器材、私下释放共谍杨公素、孟用潜、赵寿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沈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占营口、三月十四日夺四平，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借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沈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沈阳兵力，渖、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卅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渖、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投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范汉杰被俘(按：时隔八年多，范汉杰在“战犯管理所”犹余恨未消，对李以劻大骂卫立煌是出卖东北给共军的大功臣，锦洲之败是卫氏按兵不救所造成。范汉杰被俘后囚禁于佳木斯监狱，受林彪酷刑虐待，与廖耀湘、卢浚泉等兵团司令一齐戴重镣六年之久)。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沈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沈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卫抢先登机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卅万人牺牲的惨局。有关卫立煌向共方拍密码电报出卖机密军事情报的细节，早由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著书(94)披露，连共产党都承认卫立煌吃里扒外，李宗仁还要声嘶力竭为卫鸣冤叫屈。赵荣声的回忆录在大陆卖了十一万本，当时在大陆当“客座教授”的唐德刚偏偏视而不见，不知他的学术良知何在？
李宗仁指鹿为马的又一例是声称陈仪被捕法办是“蒋先生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欲加之罪”“蒋经国挟嫌报复”“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95)。李宗仁万万想不到，他对唐德刚胡诌的“先被枪毙以灭口”的陈仪小同乡、“闲散军官”胡允恭比陈仪多活了几十年，还与同时被陈仪派去煽惑汤恩伯的陈仪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和《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在大陆报刊公开发表，还由台湾杂志全文转载。(96)丁名楠当时任陈仪的机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陈仪派他携带其亲笔信和另纸开列的五项条件去上海面呈汤恩伯，五项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根据共方标准改编所属部队等。丁名楠在陈仪公馆的客厅结识了曾任福建县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胡还建议在五项上再加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军过江”，丁又上楼请示，获得了陈仪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汤恩伯公馆亲自将信交到汤恩伯手，一周后再次奉陈仪命持亲笔信去上海见汤，信中内容有二：一介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汤委任丁为秘书。汤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为秘书。丁回杭后，陈仪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邮代电”给汤恩伯看一下，内容主要是请求李宗仁调走浙赣路浙江境内沿线驻扎的国军和停止在浙江征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到陈仪沪寓搜捕陈仪，他还乘隙示意在身边的女儿陈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则说，陈仪从陈铭枢口中知悉胡允恭系中共地下党员后，即召见胡，经直接商谈，订立了几条口头协定，包括改编保安团队为两个乙种师援引解放军渡江、释放政治犯等。事后陈仪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个戡乱大队，还将该队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开释。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汤恩伯态度有变，立即停止会晤汤，故避过了军警追捕。 倘若不是经济开放热潮迫使中共公开文史资料，那么李宗仁的“谤言”及唐德刚的“整理”恐怕至今仍要使蒋介石在黄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属的文胆李龙镳对此作了以下评论：“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认为蒋枪毙陈仪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这恐怕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作如是观。陈仪自己尚且心里有数，自认必死无疑。事缘陈仪写信给他的义子汤恩伯，要他乘蒋去上海巡视时，把蒋扣起来，戴罪立功。按照陈仪的计划，老蒋的生命一定难保。这一步致命毒棋，无论换了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同样步骤，无余地可言，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蒋若不杀陈仪，是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等于直接鼓励其他部下挟持上官作为投靠晋身之阶。此风可助长乎？这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卖主求荣，实难得有人同情。”(97)
李宗仁另一同恶相济行径是为大贪污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忆录中说：“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帐，结果并无(毛)帐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98) 从蒋介石机要室主任周宏涛日记可知，事实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系毛邦初向蒋介石检举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采购军机与航空用油有弊，又将四十万美元公款自美汇到香港私人户头。经查明，周至柔采购军机报价比毛邦初报价更低，而空军存于香港的历年结余军费并未动用过，且早已列入空军财监会的帐上有案可稽。蒋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国述职，并下令结束空军驻美办事处。然毛邦初在美国生活糜烂，挪用公款几百万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银行户头，另外买了两百万可兑现的美国不记名国库券，因畏罪而抗命拒办移交，且透过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抨击中华民国政府，以致影响了美国援华法案的顺利通过。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涛奉命与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查良鉴、总统侍从武官夏功权等一行五人飞美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经查次长对中国银行查帐发现，战后毛邦初在美国任职六年期间大肆挥霍，花光了五百八十万美元办公费，还超支卅八万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个华侨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国府所聘律师入禀华盛顿地方法院，十日后美国各报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称他才是合法总统，毛邦初职务由他任命，蒋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诉讼无效。十二月六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李宗仁访问记，他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将会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败诉。周宏涛返国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驾车追撞周氏座车。毛氏眼看美国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审结前携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国法院判决国府有权向毛邦初索还六百卅六万余美元。(99) 负责外交折冲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以一章(十八页)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说，经过六年在美国、瑞士、墨西哥三国法院提起诉讼，耗费巨万(光是在美国就聘了四家律师行)，陆续追回了约五百万美元，最后毛氏留下廿万元维持生活，同政府达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华民国最需要美援之时恶人先告状，直接影响到前线军事。明显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军连续攻击国军驻守的浙闽沿海小岛时，守军暂处劣势，但空军油料购买遇阻，使得空军无法经常起飞支援。而李宗仁为了他个人争名夺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把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国，在丧失大陆后辛苦重建的形象几乎破坏殆尽，故其人格是极为卑鄙无耻的。
李宗仁的血口喷人、无中生有，特别表现在对蒋介石人格的恣意诬蔑，他说蒋“对共军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共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可南下截击，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他还大肆吹嘘白崇禧指挥桂军在桂北边境以寡敌众，使得“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胀了必会爆炸，广西版与香港版的“李传”都用脚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 “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时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102)
白崇禧的“小诸葛”外号，只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万言的李宗仁回忆录，讳言桂南会战，因为“桂南系第四战区作战区域，这场战事当归战区长官指挥才合理。不料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建议由行营直接指挥，设指挥所于迁江县。一九三九年年底，调集两广地区四个军、中央系三个军加入会战，在昆仑关附近作战兼旬之后，中央才电令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于一九四○年一月上旬至迁江协同指挥。张到达时战事已失败，行营指挥所拟好撤退命令要张签署，并负指挥错误的责任。蒋介石不久即召开柳州会议整顿纪律，将白崇禧降一级，张被记大过。张发奎对此事很不满意。一九四二年张招待我与区寿年等晚餐，席间大骂白崇禧乱指挥，破坏指挥系统，招致大败(南宁失陷)。他说，在四战区作战序列另行设一个指挥机构，越级指挥，古往今来世界战史上是无前例的。当时他心情十分激动。”(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使用六个师团、十二万兵力进攻长沙，长江上的日舰也向岳阳集中支援。战前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到株州要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部队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将长沙以北含洞庭湖各县完全放弃。薛岳坚主固守长沙及湘北。白氏曰，长期抗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应作过早决战，而应保存实力，争取长期时间，更不可争功邀功，徒逞血气之勇。且湘北及长沙地形，利于攻而不宜守，因此种种，应执行命令，且战且退，放弃长沙以北，固守长沙东南地区。薛将军至此勃然大怒，指责白氏“第一不明抗战国策，枉为副参谋总长。抗战则必抗必战，乃能争取长期胜利；第二责白氏不读兵书，不读地图，不知长沙与湘北地形山岳湖沼，错综复杂，可战可守。今湘北工事坚固，民心士气旺盛，湘北道路已彻底破坏，敌我武器逐渐相等，敌为骄兵，我为哀兵，我党政军民同仇敌忾，正反败为胜、千载一时良机。若依你妙计，将九战区长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阳，你之用意只是叫我们为广西看守门户，请问如何看守？广西有多少兵源、粮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广西。今太湖鄱阳湖已失，仅余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两广湖北川黔亦难固守，请问你参的是什么谋？是否准备做亡国大夫？”陈诚见白氏无辞以答窘态毕露，乃转圜问曰“伯陵兄，你自信有胜算吗？”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证，如不能固守长沙，决自杀以谢委员长，自杀以谢天下”。其后续谈作战方案，需要何项支援。白氏默无一言，陈诚乃饬开车而去。薛将军遂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得杀、伤日军四万余人之辉煌战果。日军败退后，白崇禧乃饬人先行通知衡阳新闻界及绅商领袖人物，乘夜车由桂林赶至衡阳发布战胜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报章以大字标题盛赞白崇禧之“丰功伟绩”，“指挥若定”云云(104)。由此可见李、白人格之卑污。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任北平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105)据金典戎回忆：“李宗仁在外貌上虽显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却特别强盛。北平行营表面上指挥第十一(孙连仲)、第十二(傅作义)两个战区，实际上不能过问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所以行营和战区长官部权力上的争夺战集中在北平的敌伪产业、接收下来的物资以及一切生财有道的工厂企业。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实的孙连仲，另组一个敌伪产业调查委员会，将对敌伪产业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行营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区，又是仅次于南京的军政中心，敌伪要人的住宅很多，经调查检举被查封的房产与物资不下千余起。这些被冻结的东西，想启封解冻，就要靠法币与金条”(106)，如此这般，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宗仁在北平行辕(营)三年，能撷取故宫宝物十大箱了。
在研究李、白的罪恶一生时，人们发现戡乱战事期间长期在国防部执掌作战机要的刘斐、郭汝瑰、韩练成尽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谍。刘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军令部次长，“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赏识，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迁，由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而第三厅(作战)厅长而徐州陆总参谋长，在四年戡乱战事中，他与共谍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提供了历次会战的绝密军情，帮共产党打败几百万精锐国军。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以军长身份故意将四十六、七十三军引入共军口袋，导致这两个军覆灭。事后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责陈诚指挥无能，致使陈氏由参谋总长降为东北地区的指挥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张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团名单交李宗仁批准时，李特意加上刘斐的名字(108)。另据黄纫秋证明，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和武官最欣赏者就是刘斐。(109)这就不难明白，几百万国军怎样兵败如山倒了。从李宗仁口述的回忆录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颂军阀，包庇叛逆的：对土匪出身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赞为“无大过可言，治绩比蒋先生颇有足多者”；对助纣为虐、协助陈逆炯明率军围攻总统府逐走孙中山、与革命军鏖战四年数度攻打革命大本营广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护军使、粤军总指挥、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的叛徒林虎，则誉为“勇敢善战，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只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过中尉排长。林虎的反复无常、离经叛道，也确实对李宗仁叛变投共有所启发与影响。后来，当共军逼近陪都重庆、李宗仁专机飞昆明时，他每晚都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谈至深宵。其时，卢汉虽建议由二人联名发电诱蒋介石赴昆明，趁机扣押蒋介石施以凌迟酷刑，李宗仁只为担心卢汉会把他自己也一并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议的是李宗仁将赋性桀骜、狂妄自大的美国人史迪威吹捧为“赫赫的战将”(111)可是翻遍这本六十万言厚书，未见李宗仁说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战功”。此人毕业于军校后，曾充任美国根据辛丑和约而派驻天津的占领军之语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罗斯福将这位生平从未打过一仗的史迪威介绍给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是一大失策。由于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拥有优势装备的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要劳动国军第卅八师前往救援，英军脱险后他又置数万国军于不顾，擅自离队入印度，致使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战场，为了帮助史迪威报仇雪耻却陷身印缅丛林，而我们自己因兵员不足损失了廿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个机场，牺牲了装备窳劣的近六十万军队，使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遭到烧杀掳掠。在中国抗战最艰困的日子，他将原在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轰炸机队全部调埃及助英作战，且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转交给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五百架飞机之作战计划、中印空运每日保住五千吨数量之承诺；在豫中会战吃紧时，蒋介石电史氏借用五百吨汽油与停泊在成都机场的二百架驱逐机，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发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压迫、三次要挟中国政府，以停拨援华物资相威胁，逼我远征军出击，令他成为丛林英雄。当华东战事最危急之际，他以租借物资分配人之身份，对已运至昆明可供华东战场使用之物资拒绝放行。日军逼近桂林时，中国远征军在怒江前线与日军恶战，蒋介石欲调部份远征军回援黔桂，史氏竟亲飞桂林自毁美军机场，甚至要将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军。像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跋扈洋人，只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岂不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吗？
李宗仁论及沈鸿英时，称其“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论及刘震寰则称之为“反骨仔”。(112)这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据刘仲容回忆，早在西安事变前，李宗仁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张、杨电报，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刘遂于事变前五日到达。事变发生后，刘以广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开活动。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刘仲容秘密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并答应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团赴广西见李、白。此后，张云逸到广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战爆发后，刘仲容代表李、白长驻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刘离延安时，毛泽东亲函介绍刘给在武汉的周恩来，为中共军委会情报科做地下工作。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十四年，官至国防部参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泽东乞和，向毛周汇报长达七小时。此人两次北上，来去安全，均系李宗仁向毛泽东担保。 从李氏自述知，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决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办妥签证，美国驻华代办师枢安则坦率对外交部北美司长陈岱础说“李代总统出国时，美国方面并不欢迎，后因他是出国治病，也就未便拒绝。”据周宏涛记录，李宗仁抵香港后态度数变，起初解释赴港的理由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不合及蒋介石即将复职，随后于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蒋介石一函，坚称要赴美治疗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电蒋介石，称李宗仁“决心解除代总统职务请钧座复总统职”。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国终于准许他赴美，态度又变卦了，他以亲笔函致蒋介石，称“在私为根治旧疾、在公则实欲藉此争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财政上之极度困难”，连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丘昌渭也对此种行径极为愤慨，强调不能以国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国外的护身符。(113) 在竞选副总统的日子里，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国大代表，让他们免费在五、六家饭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娱乐活动。(114)然而流亡美国后，失去了国库这棵摇钱树，他就不能继续挥金如土了，“起初带着一大堆随员，光是食、住、行三样就够头疼了。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付出的代价不但得不偿失，且很快就产生坐吃山空的烦恼了，这才开始节流，遣散随员，搬到较纽约生活程度低的新泽西州，花三万美元买了一栋小平房”。郭德洁素以吝啬见称，“每周煮一锅饭，一碗菜，且是一成不变的碎肉炒青豆，放进冰箱就解决一星期的民生问题”“两个儿子，一是嫡出，一是抱养，两个儿子都因爱母而仇父。在李最凄凉最需要亲情安慰的岁月，他获得的是冷冰冰的反应。仅凭此点，美国对他确系毫无留恋的地方。在大陆至少还有些亲朋故旧可闲话桑麻，共叙家常，这也是吸引他回国的原因之一吧！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数十年的人物，突然变得有国难投无家可归，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寸步难行的环境中，既无家室温暖，也无天伦之乐，终日看报面壁，面壁看报，度过形同幽禁长达十六年的岁月，暮年他的心情苦闷岂是局外人所能体会？”(115)
“因久处高位，对世俗人情也日渐生疏，故在投资方面很容易受骗，先是玩股票被一广东华侨蚀了一大笔，后又投资一位开旅馆的广东人，无端端蚀了五万美元。可见他很容易受骗。他由反共、亲共到投共的转变也是如此，他看的报章杂志是清一色的左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对那些一面之词照单全收从不置疑，故不知不觉地自动洗脑。他读了太多的中共宣传品，走火入魔地单相思”。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刘仲容告诉我，李宗仁回国是他奉周恩来之命暗中策划的，因程思远在港生活困难，写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笔钱给程，要他回国看看，并介绍程见周恩来。几次会见之后，周要刘先给李宗仁二十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手，不要经过银行与外人。周说：我们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国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国的，故先给他一笔生活费。”(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致函香港的程思远起草《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号。同年五月他让程思远秘密北上，向中共表达了他想归国的愿望，然中共怀疑他还想回去发展第三势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辕时，曾向故宫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内书画作装饰，当选总统后未予归还，一九四九年冬携去美国。据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担负与李宗仁日常联系并陪他外出参观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将自己收藏的一部份书画作品送回国，声称当年自己是花了十一万美金购买的。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的价格，顶多值三千美金。毛泽东得知这件事，答应给他十二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十一万，就给他十二万’李宗仁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特意嘱咐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证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按：不视作谈判对手)以免引起误会”。接着，程思远赴瑞士苏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过五关”条件，即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庭关、社会关、生活关。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归。宋坤对四不的解释是“如果不摆脱美国的关系，出现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响，是要惹出麻烦的。鉴于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事情；李宗仁是蒋的政敌，如果由李宗仁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要导致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化，正如周总理所说，已经告诉了台湾当局，我们不会利用李德邻反蒋，所以李宗仁归国后不能插手台湾问题；就第三势力的问题来说，李宗仁曾经热心于此，在这上面花费过不少精力。后来他组织第三势力的活动失败了，既然是要归国定居，理所当然要彻底断绝这种念头，不能再搞第三势力、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了。”(117) 郭德洁去香港晤程思远与收钱，还找了个算命的，对方说她是正宫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说，李宗仁要东山再起呢，说不定蒋介石想开了，或者毛泽东上了西天，当然是李宗仁重登宝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开花她也说是铁树开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归的爆发点，是那年郭德洁查出罹患癌症，她不舍得在美国动用私蓄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而期望能倚靠大陆高干的特殊医疗待遇而出现奇迹。还有一种对外解嘲的说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亲友。自他回归后许多部下和亲友都获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后正值文革动乱，他在抄家潮中度过了三年半心惊肉跳的岁月。郭德洁死后，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称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国大陆与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联络，以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此案牵涉高干甚多，成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于李宗仁本人，则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药毒死的。(118)据刘仲容说，李一回大陆，刘与他寸步不离。刘的任务是每天要记下李的言论及所见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妇回大陆，仅享受了短暂的风光，却成全了程思远的富贵荣华。(119)
据宋坤回忆，他陪同李宗仁拜谒廖仲恺墓时，李曾大骂：“老蒋是流氓，先杀廖先生打击左派，后来又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及蒋介石“发动三月廿日中山舰事变”。(120)关于刺廖案主犯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审判长本系周恩来。破案经过是，张国桢等人在广州大塘李福林私宅举行颠覆国民政府的会议，廖被刺身亡后，李福林怕东窗事发，于是出面自首。这样一个早已水落石出的旧案还要翻出来诿过蒋介石，真系颠倒是非。 至于中山舰事件，近年公布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显示，蒋介石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则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介石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处死。事发时，蒋介石在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121)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弄清史实、拨云见日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曾被中共党史与理论权威胡乔木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意谓此文作者杨天石在历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已证明“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宪警冲突，荷枪实弹的宪兵杀死上海交通警七人、伤七人；无辜行人死四人，伤二人。这宗发生在繁华市中心金都大戏院的惨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罢岗，整个上海交通枢纽宣告瘫痪，中共上海地下党乘机煽动警察组团赴京请愿，还编印《伸雪报》，扩大事态打击政府威信。事值美国特使魏德迈到沪，影响极坏。蒋介石遂下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等大批中央大员到沪查办。军法审判结果，因掌掴警察并首先开枪的罪魁祸首、宪兵排长李豫泰竟从宽发落，仅判徒刑二年，只因他是李宗仁的侄儿；另枪决上等兵罗国新顶罪。警察方面两名分局局长被撤职。(122)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李宗仁确实做到以德报怨、仁至义尽。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据黄纫秋文章披露，李宗仁侨居纽泽西期间“来访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怜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无官一身轻云云。可见李宗仁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客，他说的话多数不能置信。 对于李宗仁的上半生，陈存恭教授有如下评价：“李宗仁对北伐后第一个大动乱难辞其咎，他隐瞒了许多要点，刻意将挑起战祸的责任反而归诸鲁涤平及中央，未免荒诞。最不幸的是北伐后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后兵连祸结，从十八年打到十九年。冯玉祥既与桂系先有勾结，势非决战不可，而阎锡山在众多反叛份子怂恿鼓励下动兵，这些地方军系或为保持并扩大割据的地盘，或为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力，先后叛变，形成北伐后的大动乱”。(123)唐德刚氏虽然阿谀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复覆、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椿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125) 。李宗仁难逃历史罪责罪责。
《李宗仁回忆录》的撰写，耗用了近六年光阴，唐德刚自称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费力最大、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完稿于一九六四年，却人为地延宕到一九八○年由中共在大陆首印，亦即在先总统蒋介石逝世五年后才拋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广州梅花村训蒋的过失和罪恶”等等均已成为孤证，失去了当事人印证的机会。虽然唐德刚声言已将李宗仁的聊天纪录“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所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门烘托出来”(126)，但这部唐氏自诩“势必永传后世的民国信史”，却大多数事件、情节不注明时间年月，这就为该传主的歪缠、颠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传英文版导言说，此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刚则自夸此书“势必永传后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说了一句“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129)然而读者不难发觉，唐德刚的行文是有两手准备的。他既说“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130)，又说“著述史料之搜集、写作计划之拟订，新式史学方法之运用与全部文稿之撰写等等，则全是我一手包办的”。(131)既说此书“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报导”(132)，又说“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133)；既说“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134)，又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135)既自夸“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纪录”(136) “是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137)，却又称：“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138)其言之“反复无理”，昭然若揭。 唐德刚在撰写过程中也常常是颠三倒四，自我掴掌。譬如“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139)，却又断言“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140)这种种显示，自称历史学家的唐德刚氏所秉持的学术信条就是：首鼠两端，左右逢源；正反论点兼蓄，因此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一种学术掮客的投机耍滑学风被他携入大陆，灌输到万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脑海中，误人子弟已经整整一个时代。 然而，唐德刚的大作，只会误导一些读书很少的、与世隔绝的年青人，以及毫无历史常识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象李宗仁回忆录这样的谤书尽管销售一百多万册，但总有被人拆穿西洋镜的一天。君不见大陆上新华书店的“毛选专柜”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吗？想当年毛选印行十亿册以上，不少家庭拥有七、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强迫人民购买的，也有各单位作为职工福利馈赠的；然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工厂、学校、街道大扫除时纷纷将毛著成捆成捆装上大卡车送去废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难上加难。《李宗仁回忆录》从畅销到被人们唾弃，当也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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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原载唐著《史学与红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页一七四。 (2)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页三三一。 (3) 陈存恭《从李宗仁回忆录论新桂系与中央的关系》，载《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一辑，中华民国国史馆编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页二六八。 (4) 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史腰斩的经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页六十七。 (5) 同(3)，页二六七、二九○。 (6) 同(3)，页二二四。 (7) 同(1)，页一六四。 (8) 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页六二三、六三○、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9) 同(8)，页六三五。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页八三九，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11) 同注(10)，页八四四。 (12) 同(8)，页六○八。 (13) 同(8)，页六○○。 (1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一九八六年版，页十--二十八。 (15) 刘仲容《白崇禧逼蒋下野前后》，载《新桂系纪实》下册，页一一七。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年十月版。 (16) 朱振声《汤恩伯与保卫大上海之战》，香港《春秋》杂志第三○八期，页二六。 (17) 周宏涛 《蒋介石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二○○三年九月版，页一一九、一三○、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18) 同(8)，页六二四、五九六。 (19) 同((8)，页六三七。 (20)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四七八--四八六。 (21)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页八六。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22) 同(15)，页一一六，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23) 同(17)，页四一四、八六、九二。 (24) 陈存恭访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页八七八。 (25) 同注(8)，页六五五。 (26) 同注(10)，页八三五--八八七。 (27) 东方绿《小诸葛白崇禧与华中之战》，《春秋》杂志第四○三期页十二。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样逼退蒋介石》，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页四十七。 (29)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一月版，页二六一。 (30) 蛰翁《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载《春秋》杂志第四五四期，页十三--十四。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总统前后》，载《春秋》第卅六期，页八。 (32) 同(17)，页一三九--一四○。 (3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二○○二年版，页二五九。 (34) 同(33)，页二八二。 (35) 同(33)，页二八四。 (36)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十。 (37)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页二三七--二四○。 (38) 据一位接近李宗仁与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龙镳披露，李宗仁携往美国一百多万美金，多数由其长子李幼邻掌控，其中财政部长刘攻芸拨付三十万美元、华中剿总公帑三十万、广西财政(存于香港银行)二十万、广西钨矿存款二十五万、李宗仁宦囊十八万、郭德洁私蓄八万。他在北平行辕任上，撷取了故宫宝物十大箱，均存放于纽泽西州住宅的地库，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鸿的名画。郭德洁亲口对黄纫秋承认，李宗仁出国前，刘攻芸给了卅万美元，为此，刘丢了官，还挨老蒋大骂一顿。又据黄启汉文章披露，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大洋四百万，由于央行没有这么多的现洋，其中一部份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此事由央行业务局白怀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黄启汉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时，李亲口证实确有其事，还说白曾托他问询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有无办法帮他把黄金运进香港。[ 同(14)，页三九)。 (39) 同(8)，页四四五、六七六。 (4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页一九七，中华书局出版。 (41) 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研究》，系二○○二年八月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2)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页二○九、二一七。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43) 同(8)，页四○二。 (44) 同(8)，页四四七。 (45) 钟卓安《陈济棠》，页二○九--二一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46) 《李洁之文存》，页三○三。广东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九月版。 (47) 同(3)，页二五○--二五一。 (48) 同(8)，页四二五。 (49) 同(8)，页四一七。 (50) 同(20)，页五五八。 (51)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同注(20)，页三○三--三四九。 (52) 陶然《胡汉民被困汤山内幕》，载《春秋》杂志第六八七期，页三三。 (53) 黄旭初《东游见闻再记》，载《春秋》第三二○期，页一六，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54) 同(8)，页五○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 (55) 卢汉《第六十军赴徐州作战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年十二月版，页一六五--一六八。 (56) 同(1)，页一六八。 (57) 同(8)，页四七八、四七九。 (58) 李以劻《亲历台儿庄大战》，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页五二。 (59) 伤亡统计引自共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会合编之《警备大上海》一书，页九。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发行。 (60) 同(8)，页五五六、五八九。 (61) 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第三册，页一三一，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62) 士心《陈诚副总统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页十四--十五。 (63) 同(8)，页五九○。 (64) 白先勇《父亲的憾恨》，刊香港《素叶文学》第六十八期，页四三、四七、四九。二○○○年十二月版。 (65) 金典戎《哈尔滨灯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页七。 (66) 同(8)，页六四七。 (67) 王禹廷《胡琏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页一四五。 (68) 《顾维钧回忆录》，页八九四。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69) 同(8)，页六四二。 (70) 顾维钧回忆录也提到：“一个刚从台湾和广州回来的人，把广州描绘成一个放荡坠落、道德败坏的地方。那里有一种绝望和醉生梦死的气氛。据说人人都盼望三样东西来帮助拯救中国：美国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奇迹。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工作，也不想战斗”。同(68)，页八三○。 (71) 同(68)，页八二七。 (72) 同(68)，页八三○。 (73) 同(8)，页五六三。 (74) 李龙镳《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战略空运》，刊《春秋》第八四○期，页十一--十六。有关美国帮助共军将高级将领空运到内战前线之事，也可见《聂荣臻回忆录》，页五二六。 (75) 同(8)，页五二二。 (76) 同(8)，页五九四。 (77) 马不羁《徐蚌会战见闻录》，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页十六。 (78) 同(8)，页六四七。 (79) 一野战史办公室《西北大剿匪》页四、二七、四三○。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80) 同(8)，页五四二。 (81) 同(33)，第十一辑，页四九九，云南绥靖公署高参刘文潮《云南起义前后的见闻》。 (82)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页六五○，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83) 同(8)，页六二○。 (84) 《博讯网》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报导。 (85) 同(8)，页五四三。 (86) 事见魏肇权《杨永泰被刺之谜》，载北京《法制文学选刊》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87) 辛平编著《民国将领传》，页三一五。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88) 孟绍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辑，页八五六。 (89) 黄纫秋《我所认识的郭德洁--兼谈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陆前后》，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页九三。 (90) 程思远《政海秘辛》，页一○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内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91) 同(8)，页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营时国共间谍斗智纪实》，载《春秋》二○八期页十五。 (93) 同(8)，页五九二。 (94)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95) 同(8)，页六二五。 (96) 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页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97) 李龙镳《论孔祥熙为国理财为功为过？》，载《春秋》第九一九期，页二十。 (98) 同(8)，页六二二。 (99) 同(17)，页三一三--三三五。 (100) 同(68)，一○○○--一○一七《毛邦初与周至柔之争及这些问题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 (101) 同(8)，页六七六、四二七。 (102) 同(8)，页四二八。 (103) 李以劻《记张发奎将军在抗日战场的轶事》，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页五四。 (104) 陈梦因《儒将薛岳百岁荣寿》，载《大成》第二五三期。 (105) 同(8)，页五六九。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孙连仲斗法记往》，载《春秋》一九五期，页四。 (107) 程思远撰《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载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页十三。 (108) 同(8)，页六一五。 (109) 同(89)，刊《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页三三。 (110) 同(8)，页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111) 同(8)，页五三三。 (112) 同(8)，页一二六、一二九。 (113) 同(8)，页一九七--二○四。 (114) 同(70)，页八四三。 (115) 黄纫秋《李宗仁回国投共前见闻》，载《传记文学》八十二卷第二期，页一四。 (116) 同(89)，页九六。 (117) 宋坤《追忆李宗仁归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四○辑《统战史话》栏，文史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 (118) 同(1)，页一九三。 (119) 同(89)，页九六。 (120) 同(8)，页二一一。 (121) 《中山舰事件之谜》，载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一○七--一二九。 (122) 柳和清《金都血案亲历记》载《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辑，页二○八。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一年十二月版。 (123) 同(3)，页二四二。 (124) 同(8)，《序言》页七、八。 (125) 同(8)，《序言》页四。 (126) 同(1)，页一六八。 (127) 同(1)，页一五三。 (128) 同(8)，《序言》页九。 (129) 同(8)，页六三九。 (130) 同(8)，《序言》页八。 (131) 同(1)，页一五二。 (132) 同(8)， 《序言》页一。 (133) 同(1)，页一六八。 (134) 同(1)，页一七一。 (135) 《文学与口述历史》，同(1)，页二五。 (136) 同(8)，《序言》，页一。 (137) 同(1)，页一五六。 (138) 同(1)，页一七五。 (139) 同(1)，页一四八。 (140) 同(8)，《序言》，页六。 (141) 夏志清《谏友篇--兼评唐德刚《海外读红楼》》，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页四二--五三。 (142) 宋淇《未识其小，焉能说大？》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页四九。 (143) 苏雪林自费出版的文学评论集《犹太之吻》。 (144) 唐德刚《我犯罪了，并无解说》，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页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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