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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自传 第三部连载之四
抓右派的拉网战术 我是在七月三十日被张春桥的一篇文章定为右派，而由毛执笔写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早在六月八日。我被拉出来当上右派晚了两个月，因我仍在图书馆工作，才得知领导层中有些同志还是想力挽狂澜，设法抵制反右运动，在反右刚开始的第一阶段，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副部长周而复，也曾阻止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册。宣传部办公室还打电话给我两个‘心’字的劝告：‘尽管放心，不过写文章要小心’。市委宣传部两个部长是反对文教书记张春桥的跋扈的。后来听说周而复为此写了检讨，而张春桥卡住，不让他过关。 以吴强、孔罗荪为首的作协党组也不同意把王某打成右派，一位党组成员在讨论右派黑名单时，为我说好话曰：“王若望党龄比在座的都长，又是无产阶级出身，他在反胡风斗争中表现积极，王若望是右派的话，我们都是右派了”。这位同志在第二年的‘右派补课’中，他自己也成了右派，并开除了党籍。( 补课补上的右派，称作‘补课右派’ ) 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抓右派的战术，跟他撒大网搞严打有相似之处(‘严打’即严厉打击流氓刑事犯的简称)，先抓住几个‘要犯’，然后向纵深拉网，学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几何级数扩大战果。 试以活靶子王若望为例，王是第一被捉拿的要犯，然后四面开花，不久将安徽劳动局工作的三弟王鹤打成右派，我的小弟弟雷华在青岛海军当兵，按党中央指示，部队里不搞反右，但从他的哥哥是‘要犯’的血缘关系上小弟弟雷华未能逃过这一劫，他被军队押送回我的老家，并向亲邻宣布雷华是右派，交群众监督改造，连经商或进街道工厂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下田干劳役。 孟子曰：“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梁惠王篇)，即不能禁止人民在水中捕鱼；不得株连犯罪者的子女 )。孟子所说犯罪者是真有罪，而当今的“右派份子”却是莫须有哪！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市度过可怜的礼拜六，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诉我：“前天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我说：‘你要做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选择’”。 我妻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塌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有时，她会抱住我嚎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踢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头脑清醒去伺候她，安慰她，报答她。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和哀愁的气氛。我去农村下放劳动，不把我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对我已经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我的神经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按时吃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的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会从窗口跳下去吗……”？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己地向朝西的大路上奔过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来，我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李明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她是以整个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见面时，她没有批评过我闯了大祸的杂文有什么差错。 经过这一场折腾，我们之间的爱情又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教会她下象棋，我跟她一起朗读《西厢记》，我还教她如何欣赏唐诗。蒸汽机车的马力也没能把我俩拆开，我们反而凝结得更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过去我们俩由于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一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消受陶醉艺术里的天伦之乐，如今我们俩无官一身轻，有足够的余暇把自己的宿舍经营成一个安乐窝，把外界的一切政治歧视，无谓的惩罚，卑劣的虐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次，我又惹她哭了，那是我漫不经心地回忆起她在神经失常的时候打了我，她听了我的这段痛苦的回忆，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一定要看打在什么地方，并说：“我从来不曾打过你呀！打痛了吗？”一面说着，就伏在我身上哭起来了。这时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觉着鼻子酸，眼睛湿润了，我真懊悔不该再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早有体会，不要朝后看这个提法是多么正确！ 在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康生跟在毛泽东后头也来上海鼓励大家鸣放，他在“文艺会堂”召见文艺界人士，我听康生传达毛的两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将相；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这一启发下，写了支持“拆墙”的文字。半个月以后，《解放日报》用头版头条以赞许的语气做标题，“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原稿的副题是“康生谈党外有墙”，编辑部删去了康生的名字。 这样便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斗会上申辩道：“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的头上”？台下观众却以喊口号压倒了我的申辩。这样的批斗会共开了三次。记得有一次，远调至山东的作家刘知侠特地赶来上海，厉声批判王若望。他发言的内容提到了当年孙竣青小集团如何受王某压抑的老账，我在被告席上只有苦笑而已。 凡外出公干，按制度可以公费报销全部旅费，而刘知侠从青岛远道而来，全部自费，足见其斗争性之强矣。 再举另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就在我的故乡武进县施行过。由于党政部门没法凑足上峰颁下的右派份子的指标，有位熟悉政治运动的‘智叟’献计曰：如此这般，县委书记觉得此计甚妙，便挑选在端午节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学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大摆筵席，说过端午节，请大家聚餐。 当时正逢外面大鸣大放空气高涨，右派帽子还没有出笼，来宾在酒足饭饱之余，就很自然地议论反右的消息，什么人是右派等等作为谈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记下张三李四发议论的精彩部分。宴会散席，他们的右派论点也就编织停当，于是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规定的名额。 为什么挑选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呢？据告知我的老师解释道：只有教师中的尖子，发起议论来才有骨头，至于把教师中的骨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必然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哪里会顾及它的后果呢？ 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为了凑指标向上邀功，连安排做记录的心腹，也有几人上了右派黑名册。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级最高的。沙的妻子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日后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谈沙文汉的挨整，却谈了另一位极右份子杨朝龙的故事： 杨朝龙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长，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轶因皆是沙文汉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陈修良误以为发觉李宗仁比蒋介石有其开明之处，那时在上海监狱中关着三十多名政治犯，陈修良便通过溯因去说服杨朝龙，晓以大义，趁早释放中共的政治犯，将功折罪，几经转折，在解放军在山东取得大捷后，杨朝龙设法将全部政治犯释放。应该说，杨是有功之臣，只是为了他响应大鸣大放，在发言中讲了“应将政治和法律分开”等语，就把杨划入极右派，没收其家产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杀而死，子女三人同时划为右派。杨本人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狱，只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满头白发，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说，三反五反运动成了自杀的高潮，连陈毅市长都说：“跳楼自杀者就象降落伞部队！”那么反右运动引起自杀事件肯定超过三反五反。 至今我还记得：只因说了句“党天下”就成为右派的储安平，最后连尸体都不知在何方；电影演员石晖刚演完“雾海夜航”，在反右第一波时乘宁波轮船跃进大海而自杀。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恩杜，任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因看到《人民日报》刊出他与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妄图“合伙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的消息，胡恩杜即自杀身亡；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的女技术员黄倩，因叔祖是大流氓黄金荣，哥哥又在台湾，出身成份不好，一连几晚的批斗大会，这位刚从大学毕业的二十岁青年最后上吊自杀，第二天还召开了“批评右派黄倩谬论大会”，发动大家批判冤魂。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右派补课阶段，也被划进右派，延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尚未登场，傅雷夫妇开了煤气一同自尽。文化界为此怅恨不已，对傅雷夫妇之死有人总结了两句话：反右跟上末班车，文革赶上头班车。是对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的一种冷嘲。 《文汇报》被毛点名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方向”，故那里的右派份子特别多，全社一百余人就有三十多名右派，社长徐铸成当然逃不了！该报社管理部主任梅焕藻跳楼自杀，范琰为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专访，他和流沙河一同被打成右派；另有该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女士，她是罗隆基维持了十年之久的爱人，这就成了章罗联盟与上海右派集团串通一气的女干将，当然成了极右派，还有一位记者刘光华，报导了北京的民主墙，被定为极右分子，押送北大荒劳改。该报社的其他的右派份子就“不及备载”了。 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拉大网搜捕右派，所有基层组织则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邀功请赏，制造右派，于是产生了许多延伸的新名词，使帽子店花色品种多姿多彩。诸如有自荐右派，内控右派，点头右派(欣赏大鸣大放中右派言论而点头者)，候补右派(五八年补课中轧进的右派)，极右派，又谓‘极右份子’，占比数较多的尚有株连右派，血统右派及夫妻右派等等。一九七八年给右派份子改正，官方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五万名，不能改正的只有六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和林希翎。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彭文应拒不认罪，他的次子自杀身亡；上级文件驳回林希翎的申诉，批示曰：“林为右派份子，不是错划，不予改正”，她也是拒不认罪。据《阳谋》的作者丁抒的统计，自1957年开始划入反革命右派者八十多万，再加上二十二万候补右派，共计一百零二万人。 回想当年赴朝慰问团，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六个不许改正的彭文应、陈仁炳二人，划入中央级的极右份子，另外还有复旦生物系教授张孟闻，《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和赴朝慰问团秘书长王若望，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右派份子济济，成群结队，其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林昭之死——之一 我先是认识林昭的妹妹即林凡女医师。先从我的年轻朋友徐建讲起，原来徐被打成右派，是受我的株连，他在国防工业飞机修理厂任工会文教部长，工会系统纷纷请我去做报告，他曾邀我到该厂去演讲过一次，他又在黑板报出过特刊，让听众发表意见。 就凭这一事实，徐君被说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爪牙，这时的黑板报一变而为批判小右派徐建的小字报。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撵出“要害部门”，也许该厂的领导对这位工会部长手下留情，没有发配边远地区劳改，而是分配至浦东一家玻璃厂，交群众监督改造。其中我有一部分责任。他对这场反右斗争满腹牢骚，怨有头，债有主，正是王若望害得他戴上了紧箍咒，他设法找到我的住所，热泪盈眶地吐苦水。我讲了自己的遭际，他收起泪水：比起你受的委屈，我的陪绑也就不算什么了。 以后徐到我家来过几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厂没有女工，显然是光棍汉嘤嘤求偶的一种暗示。对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事，从来不热心的我，甘愿为他出一臂之力，实由于内心浮起负疚的歉意，如有将功补过的可能，当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于是拜访亲家高先生，我向他提出可否物色一个姑娘，我简单介绍了男方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头上有顶“帽子”，提出要女方留心。亲家想起他的朋友许宪民的二女儿叫彭令凡医师，也是由于出身成份不好，尚待字闺中。我把徐建领到家中，觉得徐建高高身材( 因上海的少女对男方的身高特别计较，故说媒也得从女方的角度衡量男方 )，目光中虽透着忧郁，但掩盖不了男子汉的英武气概。亲家有信心为林凡小姐搭桥撮合。这样，我便认识了林凡医师，她身材显得矮小，面色有点儿苍白，矜持中带着腼腆，衣着朴素得近乎男性化。我在她跟前又为徐郎美言了一番，安排在复兴西路我的寓所让他们见面，当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时，我和亲家都为此感到高兴。往后，徐郎在另外什么地方和林凡会面，媒人只等待捞一顿喜酒喝了。 从徐建赠给对方一件别出心裁的信物，旁边的人即可看出他是爱得多么深！是细工打磨两块不锈钢材料设计成太极图似的两颗心可分可合，用拉丁字将二人的名字分别刻在两颗心上。信物小巧玲珑，正好挂在钥匙链上。 没料想到这么一对天作之合的情侣，而且接受了定情的信物即意味着订婚，却走上了几千年不断重复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从中作梗的却是林凡的母亲许宪民，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姻，如果说历史上的“梁祝哀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么，徐、彭的爱情悲剧却是政治因素起了破坏作用。 有一天许老太亲自来到我的宿舍，我恭敬地请她里边坐，她不肯，不声不响站在门外，似乎特地给我家站岗来的。这是我头一次认识许老太，她头上裹着黑纱巾，满脸的肃杀之气表现了性格的刚烈，她喃喃地嚷嚷着，带着苏州口音说：“我要找徐建说句话”。我劝她：“徐建不曾来过”。她还是不走。我的住处是一幢高楼的第五层，上上下下的邻居都经过这里，大楼里便传开了王家门前来了个疯婆子。我只得请高先生出面，劝说她这件事容易了结，许老太并不疯，她便乖乖地跟亲家走了。 许老太气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婿呢？她爸爸遭镇压害了我一家子，难道还不够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万般好，头上有一顶右派帽子就不是‘人’！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威力无比的“政治因素”了。 设身处地为林凡的妈妈想想，那个“政治因素”确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那个时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无穷感叹，“黑五郎”，即指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也。 林凡和徐建被迫割断了来往，许老太达到了目的，她请我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张旧照片给我看。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了她的大女儿林昭，照片上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比林凡更美丽，前额的头发剪成刘海形，一付稚气天真的面孔，透着一双赛过妈妈的眼睛。 林昭的父亲参加过考试院的文官考试，做过安徽省的霍山县长，镇反第一批的镇压对象，就把彭县长判了死刑。父亲惨遭杀害，给两个女儿的命运留下阴影，林凡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姐姐则变得更为激烈，开始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对待中共的新贵们。还有一个弟弟彭荣华，这个青年则变得有点玩世不恭，对两个姐姐的关系不冷不热，他自学日语，能着手翻译日本的俳句。
生当作人杰，死也为鬼雄——林昭之死之二 十九岁的林昭曾在《常州民报》当过记者，她边写新闻稿，一边提高文学水平。二十岁转入北大新闻系，在大鸣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的不幸的“蛇”，北大学生中的两名女将被打成右派：一位叫林希翎，第二名即林昭，外界误以为她俩是一母所生，其实林昭姓彭，在镇反运动中，死刑犯的子女以为拋弃父系的姓或许能不予株连，而彭家姊妹不以为然，户口簿上还是跟父亲的姓氏，这里面就透出她们消极的倔强。 北大对林昭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回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那时她的老家在苏州，驱逐出校的林昭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联系六、七位北京和常州的同学，办起题为《星火》的刊物。她在上面发表一首诗，把自己比做窃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士，该刊没办了两期，就被公安部门破获，其他六位同学也一网打尽。同案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只有林昭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许老太对我说：大姑娘判得这么重，只因她是右派，还由于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林昭本人在法庭上又公然与法庭顶嘴，她在关押期间偷偷地写了“天鹅之歌”的诗，法官指出诗是反党的罪证，十分反动。这姑娘说她不过是一只纯洁的天鹅，向往在天空自由飞翔，没有别的意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许老太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自我介绍姓章，他是跟同学林昭一同办《星火》判刑七年，刚刑满释放，便寻到上海的地址，所以一出狱就来林昭的老家寻访，他并坦承在北大时已跟林昭订下山盟海誓，要妈妈设法让他无论如何跟林昭学妹见一次面。此人的恳切和刚出狱的光头标记证明这个姓章的不象是公安线上的人。许老太劝说姓章的早点死掉这份心吧，她讲了大姑娘在里面判刑二十年咧，那就耽误了章同志的青春。他热泪盈眶，竟声言非林昭不娶，守她一辈子也在所不惜。 小章对爱情如此忠贞，这样的小伙子现今似乎不多了，共产党活活拆散这对佳偶，做妈妈的以为深深感到遗憾。许老太宁愿把一个月难得有一次探监的机会让他去进行一场冒险。聪明的小章根据自己七年牢狱生活的体验，把妈妈的设计补充的更加周详。 小章来到提篮桥监狱。填亲属接见表时，他亮出自己北大学生证，编造了一段自己曾与监犯订过婚约，愿意劝说她奉公守法，争取最高法庭宽大处理云云。监狱官不明有诈，偏偏这个女犯在里头行为乖张，连母亲的劝告都听不进去，有过爱情关系的未婚夫对改造她的思想或许有作用。 小章终于见到了梦寐思之的林昭，一旁站着狱警，他对她说了一番好好的接受训导员教训，真正认罪服法，争取减刑，还是有指望，我保证在外头等你之类的话，而女犯的脸部没有表情，却以诗歌的语言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折断了翅膀的白天鹅；只有呆鹅才幻想维持这个死亡了的爱情。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许老太头上披着黑纱来到提篮桥监狱(平时她并不披黑纱)，狱警告知她，女犯林昭在里头还是不老实，希望做娘的给她一点劝告，妈妈问：女儿在里头干了什么不老实的事呢？狱警说：我们让她在工场做生活，正经活不做，却剪下一块白布绣上一个大大的“冤”字。许老太不该插上以下的一句话：“她心里是有冤枉呀！”弄得狱警下不了台，很生气的回答她：“看来你的探监对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这里看出妈妈也是那副刚烈脾气。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就学不会小章那样，看着监狱官的眼色行事。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改由林凡前往，带回来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监狱当局不但不让姐姐做裁缝生活，为了处罚她，还将她关入单身牢房，那年头正是语录歌流行的狂热岁月，连监狱里的大喇叭都不断播放喧嚣乏味的语录歌，林昭没武器来抵抗令人作呕的噪音，竟把她的头发浸在马桶里，用熏人的臭气来冲淡鬼哭声号的语录歌广播。 当林昭用块白布绣出“冤”字的时节，文革第一阶段的红卫兵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小报，我从《井冈山造反报》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报导中央文革小组两个红人，接见一名姓钱的戴过右派帽子的地主份子，解释钱某的地主份子是错划，右派份子是一场误会，中央文革小组两个领导才召见他云云。这条喜讯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认识他，联系到林昭的冤案，我忽发奇想，把这一期《井冈山造反报》送到许老太那里，她大喜过望，竭力支持我的计划，于是联系五个青年朋友，她们皆参加过第一期的红卫兵队伍，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俞建民，金龙、银龙兄弟等，他们带了我写给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为林昭说情的信，路费由许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访中央文革。 结果可想而知，这几位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联络小组当场撵了出来，可说是无功而返。这一步棋大大的错了，说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将王若望的信件存档，留下王某为右派份子翻案的笔迹，两年以后我被拘捕入狱，这条事实成了罪状一条，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一九六八年劳动节的前夕，政法部门突然改判林昭死刑，立即执行。后派了一个公安人员通知家属收尸，并索取一枚子弹费用，一角五分钱。 幸而有位隐姓埋名的好事者悄悄地保存了林昭生前用血写的“血书”，最后的一节：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液！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这就是“死而为鬼雄”留给我们的大写的“血迹”！ 过了劳动节，街道委员会宣布许宪民为历史反革命份子。许老太的刚烈性格不减，就在当天黄昏时节，她穿了孝服至静安寺电车轨道，让侧面而过的电车把她碾死，但侥幸没有闯入车轮之间，被车箱突出的部分反弹出来，只是破了头皮和盆骨骨折，立刻送医院急救，她老人家没有死成，没住多久她活着从医院出来，许老太让林凡带一根拐杖去接她。看来老太仍然丢不开这个残暴的世界，她牵挂着两个孩子。 她负伤以后我前往她家中问候，她神经紧张地招呼我快走，生怕街道小组长就在跟前。我问她：“林凡医师常来看你吗”？许老太说：“她到了美国”，并把旧金山的地址抄给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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