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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6日 前言： 十二月十日，隶属台湾政府的“全侨盟”纽约研讨会“不欢而散”，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事件”。台湾的《中央社》也已经发出了不实的报导。网上也已经“热闹”了起来。所以，洪哲胜先生才会在网站上始则“破口大骂”，继则“开口大笑”，“形象”生动而又复杂。我是这次研讨会的参加者和这个事件的牵连者，从台湾官方中央社的“倾向”来看，我更是这次事件的“肇事者”。所以，我才感到有必要将我之所以介入了这次研讨会的始末，如实地交代出来，以对得起事实，对得起真正的关心者。
始末： 一、十二月初，阿修伯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全侨盟”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会议的名称是“中华民国和台湾国要和平相处”，我很诧异。但阿修伯是我尊敬的一位台湾作家，而且他有着鲜明的反对“恶性台独”立场。所以，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
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经过很慎重的思考之后，打电话给黄花岗杂志的义工陆耘先生说，“我认为全侨盟这个会议的名称十分不妥，因为，台湾至今尚不存在一个台湾国，何来中华民国与台湾国和平相处的问题？”所以，我请求陆耘为我打个电话给阿修伯，告诉他我不能参加，因为我知道陆耘和阿修伯很熟，还是这次会议主持人、台湾国民党中央顾问王涵万先生的好朋友。陆耘答应了。
三、当晚，在我给陆耘打完电话之后不久，阿修伯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会议名称已经改成“台湾大选和国家认同”了。我对他说，就是这样，我也不适合参加。未等我说明原因，阿修伯就着急地说：“请你参加，就是为了要你这块牌子，有你去，就会有人去听，许多人都喜欢听你讲演。我们马上就要发消息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我一向敬重他，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找我。我感到莫可奈何。扐我确实是很不情愿。因为，当他突然告诉我已经决定“也请”洪哲胜先生作主讲时，这个会议的目的，我已经猜到了几分。我仍然在犹豫。
四、新闻很快就出来了。立即就有新闻界和侨界的朋友打电话来劝告我，希望我不要参加。我理解他们，但是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也没有再犹豫。因为人应该有担当，况我“自有原则”。未想，八号下午，陆耘突然打电话来说，他刚刚和旧金山的王希哲先生通了电话，也对他说了纽约这个会的事情，还说王表示遗憾，太晚了，不然他也想来参加，但是来不及了。我一听，就让陆立即给王去个电话，要王给我打个电话。半个小时以后，王的电话来了，我就说：“我刚刚读完你的稿子，认为写得很好……你干脆来吧，也参加一下会议，争取做个发言，当面沟通沟通。”因为我知道他和洪一直在网上有论战，大家见面生情，坐下来好好谈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原来都是朋友。王听我这么一说，就答应了，并且决定第二天（九号）就赶来。于是我就打电话告诉陆耘，请他告诉会议的主持人王涵万先生，是否能够安排王希哲在会上发言。
五、九日傍晚，王希哲先生到纽约，是陆耘去接的。他告诉王希哲先生，王涵万先生当晚就要请他吃饭，并要告诉他这一次不能安排发言，但许诺“将来可以再为王希哲安排一个专场讲演”。当晚，王希哲先生与我们一起用餐时，我看他有些失望，就告诉他说：“如果当真不给发言，我就将我的发言时间让给你。”这时，我仍然认为，他们不会做得这样“绝”。
六、十日中午，王涵万先生请王西哲先生吃饭，明确告诉王说“我们不能安排发言”。陆耘在座。十日下午二时，会议一开场，王涵万先生就宣布，他已经和王希哲先生有了“君子协定”，这次会议不安排他发言。而且重复说明，十分坚决，没有余地。会场上有许多人、包括我这个知情人，都有些诧异。我遂决定只讲三分钟，然后将我的发言时间让给王希哲先生。
七、在洪、刘（阿修伯）发言后，由我发言。我便站起来和颜悦色地说：其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学者和文化人，而研讨会的题目过于政治化、现实化，总觉得我讲有些不合适。其二，我一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乌云下的民主”，只要中共这块乌云一天不能烟消云散，台湾就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对台湾问题关心得不够，缺乏研究。其三，我与台湾朝野任何党派均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又不是民运人士；相反，海外民运却与台湾朝野各家党派有着很久远和很现实的历史关系，由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讲话，可能更合适。其四，王希哲先生是一位一贯追求中国民主统一的杰出民运人士，而且对台海问题素来关心，很有研究，何况他远道而来，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发言时间让给他，请求会议主持人同意。我的话刚刚说完，会场上就有很多人鼓掌，赞成我说的，欢迎王先生发言，没有一个人反对，气氛很是和谐、热烈。然而，主持人王涵万先生却重申会议纪律和决定，并说他和王希哲已经有君子协定，绝然不予同意，连王希哲站起来十分谦逊地说，“我和你的君子协定是不另外安排我发言，现在灏年兄将他自己发言的时间让给了我，会场上大家都赞成，更没有人反对，让我发言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王涵望先生仍表示绝无商量的余地。
八、此时，大约有近十余人已经站起身来要离开会场，还有人说，不给人讲话，这会还有什么开头？老兵会的张家林先生这时也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兵会全体退出。”老兵们果然都站了起来，准备退场。这种情形，非我所料，亦为我所不愿见。所以，已经坐回台下的我，因看见一个在会场上很活跃的年轻女人走近主席台说“辛灏年不讲演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以为事情还有转寰的余地，便对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很平和地说了一句：“都是天天讲民主的人，通融一下，就让王希哲先生讲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嘛？”未想，那个年轻的女人却转脸盯住我说了一句：“我们的会议有自己的规则。”看着她那一张清秀、但却冰冷得近乎冷酷的面孔，我无言以对。后来在中央社的新闻上，我才知道她就是民进党驻纽约的有名人物――王善卿女士，并且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操盘人和决策者，中央社显然是“大意失真相”。
九、就在会场已经闹哄哄、许多人已经在退场的时候，陆耘和黄花岗杂志的另一位义工，突然拿着一叠传单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这个会准备了骂你的传单，这就是放在会场后面台子上的。”我一看，竟是去年三月，自从我在“营救王炳章”大会上“为王申冤”以来，由“民运人士高光俊先生署名”，专们在网站上月月贴、周周贴、甚至是天天贴的那一条用词极其下流的“诬蔑和谩骂”。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尽管他们要利用我“招人”，但是却早已做好了周密的策划。这个策划就是：如果辛灏年今天“识相”，不表示反对台独，那末，明天，“辛灏年已经赞成台独了”就会成为他们所需要的新闻，既利用了辛灏年，又“毁掉”了辛灏年，中央社的报导倾向已经能够证明这个企图；如果辛灏年“不识相”，仍然要批评台独，他们就会在会场上公开用这份诬蔑我的传单来攻击我，大闹一场，让我在信赖我的华侨面前“丢脸，难堪”。而他们明知道我一贯“反共反独”、主张“民主统一”，却一定要请我的原因，也就是要用我来吸引一些爱国华侨，从而达到上面这样一个目的。我终于明白民进党人王善卿女士要说我“不讲演是不是太可惜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所以，当陆耘和几位黄花岗杂志义工都要拿着那一叠传单上台质问主持人时，我立即阻止了他们。我说：“他们要搞阴谋，不讲道德，我们不能不讲道德，没有修养，更不能因为我们而出现‘闹场’的情形，这对谁都不好。”当然，我也不愿意、并且也没有必要再坐下去了，而且主持人根本就没有再请我发言的任何表示，何况人已散去很多。我这才“一声未吭”地站起来转身退场了，连“小声一叫”都没有（纽约“侨声电台”有会议的全部录音，并已经播发）。到了外面，王若望的夫人羊子才告诉我，是她和陆耘发现这个台湾政府驻纽约文教中心的副主任，是怎样将骂我的传单和会议议程一起发给一些记者和他人的，她又是怎样找到了会场上的这叠传单，并找到这个台湾官办的文教中心主任，看着他忙不迭地将这叠传单收了回去……
在我离开会场，穿过长长的走廊，就要走出文教中心时，有一位记者曾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我确实这样地回答过他：“我是给骗来的”。
与我同时离开的另一位记者，一出门就对我说：“现在你了解民进党了吧！”我只能苦笑笑，我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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