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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
前言： 十二月十日，隸屬台灣政府的「全僑盟」紐約研討會「不歡而散」，似乎已經成了一個「事件」。台灣的《中央社》也已經發出了不實的報導。網上也已經「熱鬧」了起來。所以，洪哲勝先生才會在網站上始則「破口大罵」，繼則「開口大笑」，「形象」生動而又複雜。我是這次研討會的參加者和這個事件的牽連者，從臺灣官方中央社的「傾向」來看，我更是這次事件的「肇事者」。所以，我才感到有必要將我之所以介入了這次研討會的始末，如實地交代出來，以對得起事實，對得起真正的關心者。
始末： 一、十二月初，阿修伯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參加「全僑盟」主辦的一個研討會，會議的名稱是「中華民國和台灣國要和平相處」，我很詫異。但阿修伯是我尊敬的一位台灣作家，而且他有著鮮明的反對「惡性台獨」立場。所以，我就說，你讓我考慮一下再回答你。
二、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在經過很慎重的思考之後，打電話給黃花崗雜誌的義工陸耘先生說，「我認為全僑盟這個會議的名稱十分不妥，因為，台灣至今尚不存在一個台灣國，何來中華民國與台灣國和平相處的問題？」所以，我請求陸耘為我打個電話給阿修伯，告訴他我不能參加，因為我知道陸耘和阿修伯很熟，還是這次會議主持人、台灣國民黨中央顧問王涵萬先生的好朋友。陸耘答應了。
三、當晚，在我給陸耘打完電話之後不久，阿修伯又給我打來電話說，會議名稱已經改成「台灣大選和國家認同」了。我對他說，就是這樣，我也不適合參加。未等我說明原因，阿修伯就著急地說：「請你參加，就是為了要你這塊牌子，有你去，就會有人去聽，許多人都喜歡聽你講演。我們馬上就要發消息了，你無論如何也不能推脫。」我一向敬重他，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找我。我感到莫可奈何。但我確實是很不情願。因為，當他突然告訴我已經決定「也請」洪哲勝先生作主講時，這個會議的目的，我已經猜到了幾分。我仍然在猶豫。
四、新聞很快就出來了。立即就有新聞界和僑界的朋友打電話來勸告我，希望我不要參加。我理解他們，但是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也沒有再猶豫。因為人應該有擔當，況我「自有原則」。未想，八號下午，陸耘突然打電話來說，他剛剛和舊金山的王希哲先生通了電話，也對他說了紐約這個會的事情，還說王表示遺憾，太晚了，不然他也想來參加，但是來不及了。我一聽，就讓陸立即給王去個電話，要王給我打個電話。半個小時以後，王的電話來了，我就說：「我剛剛讀完你的稿子，認為寫得很好……你乾脆來吧，也參加一下會議，爭取做個發言，當面溝通溝通。」因為我知道他和洪一直在網上有論戰，大家見面生情，坐下來好好談談，有什麼不好呢？何況原來都是朋友。王聽我這麼一說，就答應了，並且決定第二天（九號）就趕來。於是我就打電話告訴陸耘，請他告訴會議的主持人王涵萬先生，是否能夠安排王希哲在會上發言。
五、九日傍晚，王希哲先生到紐約，是陸耘去接的。他告訴王希哲先生，王涵萬先生當晚就要請他吃飯，並要告訴他這一次不能安排發言，但許諾「將來可以再為王希哲安排一個專場講演」。當晚，王希哲先生與我們一起用餐時，我看他有些失望，就告訴他說：「如果當真不給發言，我就將我的發言時間讓給你。」這時，我仍然認為，他們不會做得這樣「絕」。
六、十日中午，王涵萬先生請王西哲先生吃飯，明確告訴王說「我們不能安排發言」。陸耘在座。十日下午二時，會議一開場，王涵萬先生就宣布，他已經和王希哲先生有了「君子協定」，這次會議不安排他發言。而且重復說明，十分堅決，沒有餘地。會場上有許多人、包括我這個知情人，都有些詫異。我遂決定祇講三分鐘，然後將我的發言時間讓給王希哲先生。
七、在洪、劉（阿修伯）發言後，由我發言。我便站起來和顏悅色地說：其一，我祇是一個普通的歷史學者和文化人，而研討會的題目過於政治化、現實化，總覺得我講有些不合適。其二，我一向認為台灣的民主是「烏雲下的民主」，只要中共這塊烏雲一天不能煙消雲散，台灣就永無安寧之日。所以，我對台灣問題關心得不夠，缺乏研究。其三，我與台灣朝野任何黨派均沒有任何關係和聯係，又不是民運人士；相反，海外民運卻與台灣朝野各家黨派有著很久遠和很現實的歷史關係，由他們的代表人物來講話，可能更合適。其四，王希哲先生是一位一貫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杰出民運人士，而且對台海問題素來關心，很有研究，何況他遠道而來，所以，我願意將自己的發言時間讓給他，請求會議主持人同意。我的話剛剛說完，會場上就有很多人鼓掌，贊成我說的，歡迎王先生發言，沒有一個人反對，氣氛很是和諧、熱烈。然而，主持人王涵萬先生卻重申會議紀律和決定，並說他和王希哲已經有君子協定，絕然不予同意，連王希哲站起來十分謙遜地說，「我和你的君子協定是不另外安排我發言，現在灝年兄將他自己發言的時間讓給了我，會場上大家都贊成，更沒有人反對，讓我發言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但王涵望先生仍表示絕無商量的餘地。
八、此時，大約有近十餘人已經站起身來要離開會場，還有人說，不給人講話，這會還有什麼開頭？老兵會的張家林先生這時也站起來高聲說道：「老兵會全體退出。」老兵們果然都站了起來，准備退場。這種情形，非我所料，亦為我所不願見。所以，已經坐回台下的我，因看見一個在會場上很活躍的年輕女人走近主席台說「辛灝年不講演不是太可惜了嗎」？我以為事情還有轉寰的餘地，便對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很平和地說了一句：「都是天天講民主的人，通融一下，就讓王希哲先生講一下，又有什麼不可以嘛？」未想，那個年輕的女人卻轉臉盯住我說了一句：「我們的會議有自己的規則。」看著她那一張清秀、但卻冰冷得近乎冷酷的面孔，我無言以對。後來在中央社的新聞上，我才知道她就是民進黨駐紐約的有名人物――王善卿女士，並且是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操盤人和決策者，中央社顯然是「大意失真相」。
九、就在會場已經鬧哄哄、許多人已經在退場的時候，陸耘和黃花崗雜誌的另一位義工，突然拿著一疊傳單走到我身邊，對我說：「這個會準備了罵你的傳單，這就是放在會場後面台子上的。」我一看，竟是去年三月，自從我在「營救王炳章」大會上「為王申冤」以來，由「民運人士高光俊先生署名」，專們在網站上月月貼、周周貼、甚至是天天貼的那一條用詞極其下流的「誣蔑和謾罵」。直到這時，我才突然明白過來，原來，儘管他們要利用我「招人」，但是卻早已做好了周密的策劃。這個策劃就是：如果辛灝年今天「識相」，不表示反對台獨，那末，明天，「辛灝年已經贊成台獨了」就會成為他們所需要的新聞，既利用了辛灝年，又「毀掉」了辛灝年，中央社的報導傾向已經能夠證明這個企圖；如果辛灝年「不識相」，仍然要批評台獨，他們就會在會場上公開用這份誣蔑我的傳單來攻擊我，大鬧一場，讓我在信賴我的華僑面前「丟臉，難堪」。而他們明知道我一貫「反共反獨」、主張「民主統一」，卻一定要請我的原因，也就是要用我來吸引一些愛國華僑，從而達到上面這樣一個目的。我終於明白民進黨人王善卿女士要說我「不講演是不是太可惜了」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所以，當陸耘和幾位黃花崗雜誌義工都要拿著那一疊傳單上台質問主持人時，我立即阻止了他們。我說：「他們要搞陰謀，不講道德，我們不能不講道德，沒有修養，更不能因為我們而出現『鬧場』的情形，這對誰都不好。」當然，我也不願意、並且也沒有必要再坐下去了，而且主持人根本就沒有再請我發言的任何表示，何況人已散去很多。我這才「一聲未吭」地站起來轉身退場了，連「小聲一叫」都沒有（紐約「僑聲電台」有會議的全部錄音，並已經播發）。到了外面，王若望的夫人羊子才告訴我，是她和陸耘發現這個台灣政府駐紐約文教中心的副主任，是怎樣將罵我的傳單和會議議程一起發給一些記者和他人的，她又是怎樣找到了會場上的這疊傳單，並找到這個台灣官辦的文教中心主任，看著他忙不迭地將這疊傳單收了回去……
在我離開會場，穿過長長的走廊，就要走出文教中心時，有一位記者曾問我怎麼會來這裏參加會議的，我確實這樣地回答過他：「我是給騙來的」。
與我同時離開的另一位記者，一出門就對我說：「現在你瞭解民進黨了吧！」我祇能苦笑笑，我還能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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