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海的子民”与“海子”是繁杂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塑造出来的两代具有不同精神气质与信念归属的诗人，这两位诗人成为他们各自时代的精神与艺术的代表，他们经历了不同的然而是深刻而复杂的意识转轨。本文关注的是，这两代诗人之间的精神差异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关键词　蔡其矫　海子　归属感　文化心理

　　　　一

　　六十年代有这样一位诗人，他称自己为“海的子民”。他的诗，他的心，属于大海……
　　八十年代有这样一位诗人，他看到青海的湖泊认为这就是大海。后来他知道那是湖。但他执拗地认为即便是湖那也是海的儿子，于是，他把自己称为海子……
　　这是两代诗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诗人。所以，结果也就必然不同了。“海的子民”在经历了惨烈的文革后依然如故，而“海的儿子”在经历了自己内心的革命后走向了死亡。我们说“， 海的子民”是有明确的归属感的：大海、家乡、人民、祖国、党都是归属。他讴歌，他赞美，他坦露赤子之心。偶尔，他有伤心，有痛苦那是他的归属不完美，遭破坏的时候，偶尔他也撒撒娇，那是他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时候……而海子，湖泊也罢，河流也罢，他认为是海子就是海子。那不是别人的海，是只属于他的海。他编造的是关于海的梦想，不祈求认同的梦想，只为了那是他的海。正如他用生命也缔造不出的史诗的帝国。他没有属于那些被人称为湖泊的水域，也没有属于那个被人们认同的名字……所以，他死了。
　　现在，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海的子民”的歌吟。作为六十年代的诗人代表，作为一类诗人的代表，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学者王光明说：“在众多的歌唱中，我们很容易辨认出他的歌音。没有大海的洗礼，他的诗，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独特的个性。我们面前这个把自己称为‘海的子民’的诗人，一生爱海，有着海的气质。他的诗，性格是双重的，刚劲和柔丽，奔放与细腻奇迹般地统一”，而这正是海赋予他的。所以他称自己为“海的子民”。
　　蔡其矫——我们的“海的子民”生于闽南滨海乡村。大海，早已成为他永久的记忆。这就注定了他对海的眷恋。虽然，最早他写的不是大海，而是中国那苦难的农村对乡土的感情(《乡土》) 。虽然，在革命的年代里他创作了大量革命的“史诗”，但他无疑是个抒情诗人。紧张亢奋的战斗生活、胜利后的激动以及北方广阔的土地，使他的诗歌豪迈粗放。他的歌是战歌，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抒情诗人。在四十年代里，他的诗情在雄浑、粗放方面得到了尽情挥发，作为南国诗人的细腻、柔丽的特性退隐到诗外去了。而这不正好表明了大海的特色吗？ 大海，不仅仅是柔丽的同时它也是刚劲的。
　　十几年来北方战争的广阔生活让他的大海般自由、宽阔的心胸成长。但如果他一直沿着四十年代的路子走下去，那么他就不会是目前的蔡其娇了。和平让他终于又一次地看到了蓝色的大海，再一次地投入它的怀抱。他把他的柔情献给了自己的故乡，让我们发现他另一种诗情和美丽。“新生活的光明澄澈，大海的伟力与柔情，南国迷人的水光山色……他从大海的波浪获得了诗的性格，他从南方的太阳和树丛中获得了诗的灵感。”蔡其娇在五十年代创作了大量轻婉的诗。
　　但是，当天地间充斥着天真无邪而又不免浮夸的“颂歌”时，他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又一次显露出来了。他是波浪，他可以在蓝绸船的大海上撒娇，也同样会用狮子船的怒吼于乌云风暴之前。他坚持着他严峻的观察和思考，唱着不合时宜的歌。他说“， 既然我们的生活不全是由光明，繁华一面构成的，我们的诗就没有理由只唱无忧无虑的调子。”这时的他让我们认识到诗歌是需要诚实，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发明，唱自己与人民相通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演绎政治概念。所以，他并不是停止歌唱，他依然去写那些不闪射的阳光、凝固的云雨、封冻的暴风雪、僵硬的瀑布、死去的山峰、不再有浪涛的海岸……他依然在沉痛地呼唤。
　　所以，当苦难的岁月过后，他不像其他的诗人那样需要去弥补一段长长的空白，因为他不曾在黑暗岁月中断过创作，因而他的创作也以不曾中断的状态与新的生活衔接起来。于是，他又回到了对于朴实，英勇强壮的灵魂的讴歌。并且在讴歌独立、自由、强壮的同时，呼唤着人的尊严，友爱与同情心。
　　至此，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站着的是深沉的诗人——他已经从“山水诗人”变成了一颗在波光虹影中闪烁的坚硬的钻石!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海的子民”。
　　至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的诗歌创作过程，而更多的是这个诗人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诗人，他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如同那个时代，他是有所归属的。尽管其中的道路充满崎岖，但强烈的信仰一直支持着他。他是“海的子民”。这一代诗人最重要的特点是把自我融进了时代，融进他们所讴歌的生活。他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有明确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他们的诗明丽而温馨，也使他们的精神内核更加坚韧。当我们歌唱着他们的作品，感受到的是他们可以触摸的忠诚。他们所要冒的风险是失去自我，所以这一代诗人的个性意识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所幸的是蔡其矫还不是那种毫无个性的诗人。

　　　　二

　　八十年代之后的先锋诗人孤独而艰难的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上走着。在几个孤独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一个满是血痕的人。他带着幸福的笑容面朝炽热的太阳，疯狂地前进。他脚下沉重的黄土地与他那血红的背影宛如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诗歌。
　　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对于这个诗人存在着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赞颂他的人还是批判他的人，都会用一连串美丽的文字来描述他。批评者秦巴子曾这样写道：“彗星经过寒冷而又漫长的夜行之后，在临近太阳的时刻，以其强烈的电光火般的燃烧，幻变出美丽眩目的光彩，短暂，然而辉煌，从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这个彗星般的诗人，就是海子。在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诗坛，没有第二个诗人像海子这样短暂却又辉煌地爆发过。而海子彗星般的诗歌命运又恰与他一直幻想的“太阳”诗篇暗合，对于彗星来说，太阳是永远不可企及的终点，接近，就意味着身体的燃烧———焚烧，然后，复归于近乎死寂的寒冷与荒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惊心动魄，似乎海子的死亡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批判者也一再地呼喊着“神话的破灭”。可事实上，海子并不是神话，他只是一个诗人。
　　其实，海子是个很简单的人。他的诗歌也很“简单”。从抒情诗——麦地诗——史诗(大诗) 一路走来，最后走向死亡(另外一种诗歌形式) 。
　　安徽农村让他最直接、彻底地接触让他热爱终生的土地；北大的学习让他恋上了麦子与太阳；教师生涯让他成长为一个诗人，飞翔在太阳与土地之间。直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停止了他的飞翔。人们开始研究这个天才诗人为何走向死亡，以及死亡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是的，自从海子自杀以来，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海子自杀、骆一禾突然死亡、顾城杀妻自缢——诗歌经过臆想将这种死亡气息渲染得辉煌无比。诗人的死往往最具轰动效应，也恐怕只有诗人才肯以一种极端形式结束他们的生命。所以，死亡让一些人对待诗人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诗的关注，他们的死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对诗人之死的论证游戏之中，在那些并无亵渎的文字之中，许多人认识到诗人的死亡现象除了是一种个人的生命遭际之外，还预示了当前诗歌的基本遭遇，因为他们的死常常是由出于对诗歌的绝望。我们看到，诗歌的现时遭遇恰恰通过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表现了出来，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但不管怎样，诗人的遭遇和诗歌的遭遇的重叠应该说是当代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文学现象。所以我想关注的是，海子何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以他为代表的八十年代的诗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完全不同于六十年代的诗人们，八十年代的诗人面临信仰与归属的双重危机，甚至诗人赖以存在的读者也渐渐离他而去。经济浪潮与世俗文化的双重冲击使他们越发走向孤独。而种种的认识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诗歌使命又使他们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上帝死了”，“ 李泽厚老了”等声音时常在他们的耳畔响起。于是他们更多地转向自我，封闭自我，扩张自我。他们的诗中，充满了死亡。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我带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的死亡
　　　　　　　　　　　　(《七月的大海》)
　　我死于语言和诉说的旷野
　　　　　　　　　　　　(《星》1988年5月)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沉浸于冬天，倾心于死亡
　　　　　　(《春天，十个海子》1989年3月14日)
　　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不企望更多人能听懂的歌。在他的诗歌中更多的是扭曲的世界与扭曲的灵魂，痛苦、失败、幻灭造就了另一种凄厉而悲壮的美。在他们的诗中也塑造了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属于时代，不属于党和人民甚至也不属于自己。在自我认识上的幻灭与迷惘使他们看起来有些另类与病态。这种病态的极致就是死亡……或许这也是诗歌的极致？
　　我们注意到在蔡其矫们与海子们之间还站着北岛们。那个第一次用沉痛的声音写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人所代表的诗群是海的子民与海子之间的桥梁。他们用很自我的声音对那个时代，那样的人群，那样的爱情发出了一连串的天问。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角”“， 不屑于歌颂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在形式与内容上他们真正实践的是“我的诗歌”。然而这一代诗人他们太沉重了，太具有使命感了。哪怕是爱情也必须“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他们承继的是蔡其矫们未竟的事业，开启的是海子们个体心灵的天窗。不屑于做时代歌手的北岛们终于唱出了那个时代(也许还是整个新时期) 最亮丽的歌声，而矢志建构史诗帝国的海子却死了。这是悖论还是宿命？ 也许自我的张扬与时代脉博的把握，用自己的心灵和声音唱出的带血的歌才是缪斯神坛最好的祭品？

　　　　三

　　一位文学批评家曾说：文学的根本特征乃是一种文化批判和重建。因此，从这一基本规定出发，需要探究的问题也就是：作家的心理样态和特征何以体现为这种文化批判和重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出作为创造者———作家的心理样态。对于文学的批判，乃至是文化的批判，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作家心路历程的批判。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新中国以来诗的历程，何以文学在经历了一段汹涌澎湃的发展繁荣之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较为平稳且充满危机的阶段。有人曾敏锐的指出，新时期文学说穿了不过是处于幼稚的“少年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虽然，社会是存在它的“幼稚”的，但更多的是“诗人们”缺乏他们应有的成熟？
　　从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发现：伟大的作家在其艺术创造实践中有一种独特的自我批判倾向，而杰出的文学作品正导源于这种深刻的内心体验。上个世纪，一位西方智者说过，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思索探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思想家钟情于抽象的思辨，把自己全部个人现存排除在外，而另一种思想家则正相反，他们对人生的思索既不是无动于衷的冷静旁观，也不是忘却自己的存在去追求美的游戏，而是从自我存在那最内在的困境出发来观察和思索人生真谛，以此来解开生存的困惑。
　　有些诗人仿佛前一类思想家，站在安全地带观察和描摹人生，精心雕刻营造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而有些诗人则如同后一类思想家，从自己最直接最具体的生存环境乃至困境出发来思索和表现人生在世的种种遭遇。他们所建造的文学殿堂不但是给别人欣赏的，更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心灵。在他们认为“要想逃避自我，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探问自我，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因此，对于这两类不同的诗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失去自我。对于后一种诗人而言，他们即便不写倒还会活着，而正是写作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困扰和不安。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要“写”呢？ 正如卡夫卡所说的：“我是以写东西来支持生命……假如不写，我的生活决不会更好。如果不写，我的生活就会更糟，就会支持不住，也可能发疯的发疯，自杀的自杀。”看来，写作并不是最本质的问题，它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问题在于诗人的心理。
　　从深层心理学角度看，在作家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心理倾向，一种是保存个体生存安全的自我防御倾向，另一种是洞开心灵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倾向。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自我防御，追求某种不受纷扰和威胁的趋乐避苦倾向。所以，苏格拉底早就告诫后人： 认识你自己!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个认识自己的任务，其实就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危险的险途。因为文学创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带有自我探问、剖析和批判性质的活动。它让诗人们感到了不安全。
　　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安全感规定为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类基本需要。但对于诗人而言，除了身体的安全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全。因此，如果当诗人们感到肉体与灵魂都处于不安全的时候，发疯或者自杀就在所难免和理所当然了。所以，对八十年代的死亡现象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了。
　　蔡其矫与海子也许并不是他们两代诗人的典型代表。但至少从他们的诗作及人生道路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代诗人的根本不同。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视到诗人心路与时代的不同。进而，我们似乎也可探问：什么才是诗的生命与极致？　　从这两位诗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诗的两种价值选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从蔡其矫到海子是“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进程，时代的特殊性与阶级意识的倾向，给前者造就了稳定真诚或者说是潜移默化的信仰基石，而后者在更庞大的时代潮汛涌来之时，感受的是被时代解构的信仰的最终全面的崩溃，后者退回现代主义的“本体”思考，即“认识你自己”的思考的哲学意义的同时，出现“后现代的解构与虚无”。信仰的基石创造明确的归属感、价值选择、精神状态。而信仰基石的丧失导致诗人们退回到个体性的思考与超越。从蔡其矫到海子是两代人从追求光明的集体进军到被消解的个人突围的表演。两代人的过渡暗示着人类精神的冲突与出路的虚无感，或者现实到现代、后现代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周宪. 超越文学[M ]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2]王光明. 灵魂的探险[M] . 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3]秦巴子. 十诗人批判书[ C] . 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4] 吴义勤，原国宝. 消逝的魂灵[J ] . 文艺评论，199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