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禅”“魔”互证，是洛夫诗歌美学的核心。《洛夫禅诗》集的出版，为近年渐次展露的现代禅思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即经由现代诗淘洗之后，对富有“东方智慧”的古典诗美及汉语诗性本质的二度认领，以求在现代性诉求与汉诗审美特性的发扬之间，寻求更具超越性和亲和性的连接点。

　　关键词：台湾诗歌；洛夫；现代禅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1974年），洛夫出版了他的代表性诗集《魔歌》，与其另一部重要诗集《石室之死亡》的前卫风格形成明显对比，似乎诞生了另一个洛夫，一时备受诗界注视。多年后，诗人自己也谈到：《魔歌》是他艺术生命和语言风格趋于成熟的一个转折点。（《洛夫访谈录》，北京《诗探索》2002年1—2辑总第45—46辑）在《魔歌》里，除《长恨歌》、《巨石之变》等名作外，引发人们特别关注的，是《金龙禅寺》、《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等一些别具禅趣的小诗、短诗，由此得识，“诗魔”原来还有另一面风貌。实则诗人素有“禅心”。在洛夫这里，“魔”即“禅”，“禅”即“魔”，“禅”“魔”互证，方是洛夫诗歌美学的核心。《魔歌》之后，整整三十年来，诗人一直“暗自／在胸中煮一锅很前卫的庄子”（洛夫诗句），创作了不少“禅诗”之作，并最终指称“诗与禅的结合，绝对是一种革命性的东方智慧。”（同上）让阅读界和研究者一直遗憾的是，洛夫的这些“禅诗”，多年来均散落于各种选本中，难得集约性地全貌而观。如今，诗人终于将其精选结集，单独出版，既满足了人们长久的阅读期待，同时，又为近年渐次展露的现代禅思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大陆诗学家陈仲义在其《扇性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将“禅思诗学”归为“新古典”一路，高度肯定其为“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奇妙出入口。”同时也不无憾意地指出：“（新诗）八十年来新禅诗实践者寥寥”，“专司于期的诗人凤毛麟角，”“1917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大概只能找出废名一人，”“而后才是入台的周梦蝶，”“再后是部分的洛夫和孔孚，”“从总体趋向看，现代禅思诗学明显露出断层与失衡”。（109—113页）对此，笔者也曾在《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台北·《创世纪》诗杂志1999年春季号总118期）一文中提出：“‘现代禅诗’一路，我主要看重其易于接通汉语传统和古典诗质的脉息，以此或可消解西方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和表现策略对现代汉诗的过度‘殖民’，以求将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情趣有机地予以本土内化。”并认定“现代禅诗由式微而转倡行，恐只是迟早的事。”如今，“部分的洛夫”已越来越突显出他在新禅诗一路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而《洛夫禅诗》的出版，便也带有了几份既填补历史“断层”，又开启未来发展的意义。尤其当此极言现代、“光脊梁穿西服”而复生“文化乡愁”的新世纪之初，回头再全面领略洛夫的现代禅思之诗境，自会蓦然惊喜，这里确有另一番别开生面的天地。
　　由生命诗学而禅思诗学，在洛夫而言，不是美丽的遁逸，而是“血的再版”，所谓借道而行，换一种方式观照人生，审视世界。儒家的热衷肠、禅家的平常心，在诗人这里，乃一体两面，相融相济，相激相生，于互证中见别趣，且潜在的精神底背，仍是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意识，只是别有通透，而非无所住心，是以称之为“现代禅诗”。应该说，这是自新诗以降，有禅思诗学以来，洛夫有别于其他新禅诗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种“焚过的温柔”（《信》），而“你是火的胎儿，在自燃中成长，”“你是传说中的那半截蜡烛／另一半在灰烬之外”（《灰烬之外》）“葬我于雪，”隐我于禅，所隐所葬的，并非一个枯寂的空无，而是“一块炼了千年／犹未化灰的火成岩”（《葬我于雪》）反观传统禅思，追求的是“悟入”、“空出”、“不即不离，不住不著”，求解脱，得逍遥，有中生无，无虑而自性清净，不但失却人生应有的关切与担当，且以弱化生命意识为代价，堕入寡情幽栖之个体心智的禅意游戏。入诗，则唯禅是向，将其固化为一种知性网罩，失去本初的心理体验和个在的审美追求，实则只是观念形态的诗型诠释，与真正的诗性生命意识相去甚远，所谓“酸馅气”即在于此。这种“酸馅”不换掉，凭你用怎样现代的诗法去重新包装，也难除其腐味，难消其隔膜。或许，这也正是新禅诗一路一直“式微”而“寥寥”的主要原因。洛夫于中年午后之诗旅中近庄近禅，自有其独在的出发点。一方面，系心理机制使然，即其卓然峭拔的人格精神和素直萧散的人文心境的自然取向。“静寂自内部生长／自你的骨头硬得无声之后”（《石头记》），方“裸着身子跃进火中／为你酿造／雪香十里”（《白色之酿》）。一方面，则主要是经由现代诗潮的淘洗之后，对富有“东方智慧”的古典诗美及汉诗本质的二度认领，以求“汲古润今”，在现代性诉求与汉诗审美特性的发扬之间，寻求可能的、更具超越性与亲和性的连结点。“我走向你／进入你最后一节为我预留的空白”（《走向王维》）这“空白”，正是那“革命性的东方智慧”，一朝为“我”所用，则顿开新宇。禅与现代诗，有隔处有不隔处，洛夫栖心于禅，看重的是禅道、诗道皆在“妙悟”。妙悟于思，因隐而示深；妙悟于言，由简而致远。以此助现代诗思，而非以诗心入禅道，洛夫得其所然。若仍拿上面的比喻来说，洛夫显然是用传统禅思之皮（“妙悟”之法之味）来包现代诗思之馅，这就从根本上弃绝了“酸腐气”，所谓借道而行，同途殊归，即在于此。
　　因此，读洛夫禅诗，从来不觉有隔；意不隔，语不隔，味也不隔。（新禅诗中，有此三不隔者，确实“寥寥”。）意不隔，在于洛夫的禅思，是一种立足于现代之生命象境和存在维度中的游心于意，与性空为本、以禅为禅而弱化虚化生命诗意与生存追问的传统禅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本于生命诗学的“禅化”，实则是对现代生命诗学的另一种“深化”或叫“澄化”。澄言以凝意，澄意以凝思；澄而不寂，静而不虚，“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文赋》）尽管如此“澄”下来，“体内体外都是一片苍茫”（《走向王维》）却有另一种目光和语感的生成，以此消解角色意识与语言困挠，复以超然心态和本初自性涉世入诗，反而“对生命有着更全面的观照，对历史有着更强烈的敏感”了。（洛夫：《如是晚境》，台湾尔雅版《雪落无声》诗集代序）诗人浴火酿雪，虽“心中皎然”，但到了却“心惊于／室外逐渐扩大的／白色的喧嚣”（《白色的喧嚣》）；诗人近禅爱秋，悟“秋，美就美在／淡淡的死亡”，却又暗藏一句“天凉了，右手紧紧握住／口袋里一把微温的钥匙”（《秋之死》）于达观中见眷顾，挽留一缕人间烟火。一部《洛夫禅诗》，走笔处，时见灰烬、见蝉蜕、见泡沫、见雪见烟见苍白，也同时见蜡烛、见飞鸟、见石头、见火见光见红润。即或是较早的《金龙禅寺》之名诗中，诗人也有意让那只“灰蝉”，“把山中的灯火／一盏盏地／点燃”。而如《剔牙》、《沙包刑场》、《西贡夜市》以及《清明》一类诗作，更是直面现实之丑恶与荒诞，于冷眼中迸射针芒。只是“白”也好，“红”也好，“静”也好，“动”也好，在洛夫禅笔下，均不再是刻意的冲突或暴张的矛盾，只是以实言虚，以虚言实，于静笃之语境中弥散悲悯之情怀、关切之深意，化曲思为直寻而“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司图空《与李生论诗书》）如此由眼前物、日常事、当下境、平素心所生发的禅意诗语，又何隔之有?当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关键处，尚不在于你说的是什么，怎样说的，而在其说法是否有味道，尤其是你所操持的母语所特有的味道。味道隔，则一隔百隔；味道不隔，则其它的隔尚有化解的余地。百年中国新诗，要说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丢失了汉字与汉诗语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乏诗性的缺憾，读来读去，比之古典诗歌，总觉少了那么一点什么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通合。洛夫以禅助诗，最得益也是其最成功之处，正在于此———助之简，助之净，助之清明灵动，助之澄淡涵远，助之素言淡语而得言外至味。素有“意象魔术师”之称的“诗魔”，大有“水停而鉴”（刘勰语）、重觅汉诗本味的兴头，以素直之质为体，略施诡异之采，自常境中入，由奇意中出，于静笃中见峭拔，于澄明里生悬疑，淡语亦浓，朴语亦华，自然呈现，邀人共悟，一时尽得禅思之别趣，且现代，且鲜活，且有味———汉语的味、东方的味、我们中国人所钟爱所珍惜所无法割舍的味。正是这种可信任而极富亲和性的“味”，使诗爱者选择《魔歌》为30部“台湾文学经典”之一，而非洛夫自认为“我诗集中最具原创性和思想高度的《石室之死亡》，”（《洛夫访谈录》，同上）今天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夫深得汉诗语言本味的诗风，在诗人其他作品中，其实也早已水乳交融，只是在其禅诗中显得特别明显而已。那片被诗人自视为“最后一节为我预留的空白”，也确实在洛夫“进入之后”，不再“寥寥”，不再“失衡”，而焕发出新的异彩新的生机。现代禅诗由此而有了具有影响力与号召性的代表人物，也便由此奠定了它得以新的发展的基础。每读至洛夫《走向王维》结尾处那充满自信的诗句，我总觉得，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自信，而是整个现代汉诗的自信——套用洛夫的语式来说：不但自信，而且还带点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