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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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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 ——著名作家虹影专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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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有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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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女作家，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有长篇《K》、《阿难》、《饥饿的女儿》、《一个流浪女的未来》、诗集《鱼教会鱼歌唱》。
谢有顺：虹影，现在与你谈话总是绕不过《饥饿的女儿》，它因为与一场官司有关，变得太过有名，甚至有可能因此遮蔽你的其他优秀作品，我想，这肯定不是你的初衷？
虹影：官司不是我要打的，相反，它对我精神折磨极大，所以是我不断采取主动结束这官司。等有一日我能轻松回顾了，我会把这官司的经过写出来，那时就会看到我为此吃了多少苦，蒙受了多少委屈。须知，这是全国第一桩公打私版权官司，而其内幕人物之卑劣，肯定无助于法制建设。这场官司如恶梦，直接影响了我和家人的生活和工作，也使评者和读者忽略了我其他的作品。
谢有顺：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虹影：《饥饿的女儿》是我记录成为一个作家的历史，也是记录我们国家曾有过的一段历史。在西方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在国内也受到各个层次的人的欢迎，都是我没有料到的。这次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六卷本文集里，收有《饥饿的女儿》的最新版本，恢复了西文本书献给我母亲的字、选了我小时的照片、我母亲养父等家人的照片，尤其是我当年在坍塌的老厨房前的照片：我脸上没有表情，独自一人，与那阴森可怕的凋蔽破败非常协调。那种童年，可以说，过早就进入了生命“惨绝无言”的内核。
谢有顺：该庆幸的是，官司事件并没有影响别人对《饥饿的女儿》作出准确的判断。我觉得它的出版命运暴露出的是严肃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辛酸境遇。
虹影：对。越是沉痛的生命经历，越能让中国出版者和读者闭上眼睛。整个中国读书界成了马戏坊。我一向主张一个作家首先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虽然做起来很难。不止一人说我起码用了10万元做此书的宣传，我笑笑。此书出版命运真是卡夫卡式的荒诞。至于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可以问任何一个作家，中国有几个“信得过”的出版社？作家与出版社互相视作仇敌，出版社对作家隐瞒印数，这成了中国文化界的大毒癌，也是所谓“重复出版”现象之根源。出版社对此种询问总是推说：合同规定你可以查。出版社明明知道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甚至律师有本事查出印数。
我毫无理亏之处。出版社有专聘法律顾问，有办公班子，我是一个无单位撑腰的自由撰稿人，出版社是机构，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是一个会气愤，会哀伤，会颓唐，会痛苦的人。我于最无奈时曾说过，但愿我从未写过《饥饿的女儿》。
谢有顺：你说《饥饿的女儿》是一部纯粹的自传，是因为你对“饥饿”有深切而独特的记忆和体验，可当你在写作中呈现那种痛楚的生活时，你对它感到恐惧吗？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不堪回首的生活？是为了抵抗对记忆的遗忘，还是为了重新领会苦难的意义？
虹影：我很害怕看镜子，因为每次我都看见自己保留了一些我十八岁时知道身世真相那一刹的神情。从十八岁那一刻，我就停止了生长，很像电影《夜访吸血鬼》里的小女孩，脸和身体不变，只是心理年龄变。所以，我恐惧，所以，我坦然平静。你读过这本书，你能明白为什么我说：生命的整个荒诞在那一年全部剥露出来。
我说的“饥饿”，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饥饿，整个民族的饥饿。书中所写的“饥饿”，是我个人的生存饥饿、精神饥饿、甚至性饥饿，也是一种民族记忆的饥饿。苦难意识之所以变成饥饿，是由于丧失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六十年代的，实际上，我们欠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下一代，我们以后的年代一笔债：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我写这本书，就是想把记忆与饥饿永久锁合，我梦里还经常会出现书中写到的情境，与某些已去世的人的对话。醒来也记得非常清晰。只有做梦和临死，处于这两种状态，人才是最真实的。我肯定，在我临死时，会再次看到我不应该忘记的一切。
记者：我注意到你出版的文集中，长篇小说《K》是卖得最快的，而你说过，并不喜欢我总在谈话中说到《K》，能说说这里面的原因吗？
虹影：原因很简单，因为《K》的全本还没有在国内出版。而我在网上看到贴子――有人看到了台湾版本《K》的盗版。
谢有顺：《K》去年底在《作家》杂志刚发表，网上便有人对书中大胆的性描写大肆议论，你认为它的畅销是跟性描写有关，还是跟陈源、凌叔华的后代告你诽谤有关？或者另有原因？
虹影：关心《K》的读者很多，只是关心的方式不一样。确实，最近陈源与凌叔华的旅英华人后代，对台湾《明日报》发表谈话，指责我在《作家》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K》为诽谤，并且说“已要求有关单位禁止该书在大陆出版”。
事情颇为出奇，因为此书台湾本早在三年前已经出版，也已经有几种欧洲语言版本。“后代人”已经在许多来往伦敦的人士中说了许多狠话，说是要告到法院，但是从来没见到她真告。诽谤罪（且不谈“小说诽谤罪”），必须由被诽谤者本人起诉，后代究竟在几代几服内，有资格证明其有其无？该“后代人”为什么不在欧洲告，不在台湾告，等到国内要出版时才发难？她根本不是告，她自己说了，是写告状信给领导，“要求大陆有关单位”禁书！
谢有顺：那她究竟告你在哪些方面“诽谤”呢？
虹影：据“后代人”说，第一是影射她父亲性无能。这点毫无根据。实际上，全书对“模子”（或许是陈源的那个人物），极其同情，写出他委屈求全、有理有节、顾全各方面子（当然首先是他妻子的面子）的处理方式，最后使那位英国青年诗人，也觉得难以为堪。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第二，据说是诽谤她母亲是“荡妇”。我绝对不同意这两个字：我之所以对我头脑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感兴趣，是因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英雄。虽然教养与地位，把她的生活强纳入某个轨道，但是在一定时刻，她敢于伸张自己的个性。最后，那位主张性自由的英国人落荒而逃，她留下来承受一切代价，包括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代价。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创造，只能说某些经历与凌叔华相似。另外，“后代人”还指责我先生赵毅衡“不道德”，因为他不愿意送给她一本《K》。此言荒乎其唐：小说是我写的，送给谁当然由我决定，无关任何人的道德。赵毅衡的专业是中西文化关系，他近年写了许多“历史索引”文字，对此事也写了一篇小文，其中提到西方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资料，提到木令耆等中国人研究此事的文字，也提到《K》，但指出小说不足为凭，只是提供了想象的安全距离。总不见得“小说诽谤”罪可以株连家人？
谢有顺：或许你也不必太介意，如此写小说，究竟是否诽谤，还得由法院来判决。
虹影：问题是，如果“后代人”告上法院，倒是可以庭辩明白法官裁决。但她只是向领导写信要求禁书，这种做法是“文革”遗风，我很为她难过。只能在此请读书界评个理。比如，我家中极有限的藏书中就有这样一些书：小说类：ElaineFeinstein:LovingBrecht(爱上布莱希特，1992）。此小说从布莱希特的情妇之一的角度，写这位德国文化英雄是一个特别会驾驭并且利用女人的性魔；传记类：Roger
Highfield: The Privat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1993）。此传记“揭露”了爱因斯坦许多婚外恋，有的造成严重后果。还写了他对自己的孩子如何冷漠等等。最后揭露美国政府（在爱因斯坦生前）如何帮助隐瞒，不让新闻界接触有关材料；轶事类：写名人的男女关系，国内出版物极多。我的书架上就有：《民国名人罗曼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这是指名道姓的“历史”，不是小说。其中写到的有胡适、张大千、赵元任等许多文化名人的“婚外恋”。这些都事事确凿吗？我看不一定，但我还没有听说他们的后代要打官司的。的确，《K》的影射，有历史原型，无可否认。所有历史小说，难逃影射两字。悠悠往事，让人有无穷遐思，既为名人，免不了让人更感兴趣，这是身为名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连古人都知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唱蔡中郎”。但是我有两条原则：不写尚在世者；不指名道姓。第一条是尊重个人隐私，第二条只与小说技巧有关。太实，会限制想象力，毕竟是我写的，不是传记，甚至不是传记小说，而是写到蔡中郎的《琵琶记》那样有历史人物影子的虚构作品。
谢有顺：但名人的后代看到自己先人的光辉形象受影响，心里有点不平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虹影：对于“后代人”的恼怒，我是同情的。但是总不能以“后代人”有情绪，就把它当作创作的禁区。我倒是有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后代人”最好找一位作家（我愿毛遂自荐），由她提供详尽材料，好好写出一本她中意的传记。《K》只是一本小说而已，不应当作“历史事实”来读解。对于身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女作家，往往性格复杂，我对所有这些女作家都情有独钟，也已经写了一组与此有关的小说。有个中篇大致影射张爱玲与苏青，另一中篇可以读成影射鲁迅与萧红，不知鲁迅的儿子、张爱玲的弟弟会不会向领导告状？事关中国文学家的基本权利，我不得不说。此例一开，有历史背景的小说还怎么写？
谢有顺：看来你刚才提到的几篇小说还是与爱情和性有关，它会闹出和《K》一样的性风波来吗？我知道你现在旅居英国，按中国人惯常的想法，西方人对性的态度都是很开放的，这里面肯定有误读。你眼中西方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
虹影：在西方我住了十年，所以我可能有资格说几句：西方六十年代闹“性解放”时，也是哪样新鲜哪样来，小说电影“闯禁区”。八九十年代平静下来后，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性禁忌少了，但对“质量”更重视了。若和西方女人深谈，她不会谈她的性生活如何大胆，那已经很俗气，她只会谈她的性生活如何浪漫销魂；二是闹性解放时，西方各民族似乎步调整齐，沉静下来后，什么民族依然还是什么民族。或者说，性容忍把民族性格凸现出来。现在人们要闹闹《K》，因为中国的性解放没有闹完。但是《K》已经指向了“后性解放”时代中国面临的这两个问题：一是性的魔力不在于开放，而在于当事人感情的契合；二是性更能剥露中国的民族性，那就是高罗佩与李约瑟等大师早就指出的：中华民族是性艺术的大师，只是满清三百年的思想控制，把中华民族弄得穷酸没落又道学虚伪。我的口号是：让中华民族恢复16世纪前的身心健康！
谢有顺：这样说来，西方人是不是会更理解你作品中的这层意思？
虹影：不一定。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在《华盛顿邮报》上责问我：“为什么关于中国的书总是那么悲惨？”我希望他再来评一次《K》。有一些西方学者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批评《K》，指责我说：东方女人真那么诱人而缠人吗？西方男人真那么自私而高傲吗？等等。这类问题，皆是所谓的“类型化”（Stereotyping
）。《K》的男主人公朱利安犯的致命错误，就是类型化。他以为东方女人很温柔驯服，西方男子刚气十足
（这是萨伊德发现的“东方主义”的典型格局）。到最后他才明白整个弄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一系列矛盾的总和。K是个现代知识分子，K也是个神秘的东方女子，K又是个道家房中术的传人。哪个标签贴上适合呢？K岂是一个类型？中国女人真那么性感，那么享受？我已经说过，K不是东方女人、中国女人的代表，用这本小说来作猎艳或征婚指南的人，一定会上当。
谢有顺：其实每个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对性肯定都有非常私人的理解，不过大家不愿意说而已。
虹影：我想不是不愿说，而是说不好，甚至小说家也没几个把性爱写得“欲仙欲死”的。小说文字描写性爱再精彩，也不会有读者诸君做事情时的感觉犀利。不信，试试：划一根火柴烧一下自己的手指，或用利器，像不小心时点破皮肉那样，然后你把这种感觉写成文字，这文字绝对写不出那种又烫又痛的切肤之感，除非读者补入自己的经验。性，爱，也一样。我所想表达的正是性与爱是如何不能分割，《K》中男主人公朱利安这位情场老手自以为一向能分割，而且也用此对付K。之后，他才明白，他的情欲只有在无可阻挡地成为爱时，才真正达到高潮。我们常说，“性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事”；我要添一句：“性是两个爱性的人之间的事。”二者结合，人生才进入境界。就像《K》的朱利安，要到死前，他才欣慰地看到：遇到如此情欲满溢的爱情，一生足矣。
谢有顺：那你是怎么理解性的？
虹影：性对我很重要。性在我生活时，就是我的衣服，我的食品，我的亲人和朋友。性在我写作时，就是奇想和激情，是妖术的语言，是我的脸，我的乳房，我的腿，我的眼睛，我的愤怒和疯狂，我的冷静和温柔。即使是我从头到脚裹了长袍，你见到我的手吗？我全身最性感的部位就是我的手，无论是握着笔或是敲击着电脑键盘，这时刻，我就是《K》中的K，一个能左右生命的符号，一个神州古国的代表，一个他（男人世界，东西方男人世界）注定跨越不了的美。
谢有顺：具体到《K》中，你对性作这样的处理，在美学和艺术上有什么新的考虑和创造？
虹影：写作《K》时，我想象它是一部旧日黑白电影，三十年代那几位大师的镜头，调子不亮，剪接不像现在流行的那么顺畅，只是在高潮时照亮了女主人公哀恸的脸容，使人惊愕地看到美的魔力。尤其是书里北京一段，北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城市。北京的冬天最美，有一天我一人如K当年走在大栅栏那条“古朴”的街上，我特地买了两个装茶的蓝花瓷瓶，街上还是有老字号的丝绸店。可惜没有小说中写到的腊梅。不过店里的绣梅，非常漂亮。我要再现那个销魂的时代，那繁华、奢侈、颓唐和精致的三十年代，使读者可以走进来，那样书里真正的主人翁就是读者自己。真的，写此书时，我想像自己是K的灵魂（我不愿意称她为鬼），在回忆这早已消失的岁月，听自己疯狂又痴迷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说：“直到老，我们睡。”
谢有顺：最近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虹影：穿过《K》，到一个陌生的边界线，那里就是生死别离之地，你可以叫它卡萨布兰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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