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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就《饥饿的女儿》官司一事与张子清教授对谈

文/虹影

张：我很欣赏你别具一格的诗，但当我读到你的《十八劫》和《饥饿的女儿》及对这两本书的评价，我感到惊喜，发觉你是一位自白派小说家，在自白的率真程度上堪与美国著名的自白诗比美了。我欣赏俞悦的评论《虹影：曾经饥饿》（见〈作家文摘〉2000年7月7日第6版），它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但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告四川文艺出版社，究竟是怎麽回事？

虹：事情其实相当简单：我在网上看到上海《新民晚报》6月20日所刊消息：“改名增字后重复出版女作家虹影“一女二嫁”成被告”。说我“于1998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十八劫》，又于今年4月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两部作品对照后认为，后者是虹影将《十八劫》改名，并增加约两万字后的重复出版。构成了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侵权。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已受理此案”。 　　

其实《饥饿的女儿》一书，原名就是《饥饿的女儿》，台湾尔雅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此书获《联合报》1997年最佳书奖，并且翻译成欧美多种语言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电话，希望出版此书。

当我读到寄来的校样时，发现该社自作主张砍削令我震惊，我当即抗议，在此社同意我以后恢复全书原名条件下，我才同意出此书。所以，有四川文艺社出的《饥饿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不顾起码的为人道德，在告恶状。我写了文章答复上海文艺社，解释原由。

张：为何国内报纸不见你答复的文章？是不是你无理？为什麽？

虹：某些国内报纸，登过我第一次答辩的“消息”，也就是抽出几句话。但是上海文艺社副社长郏宗培，办公室主任余霞琪，副主编魏心宏，不断地接受各地报纸采访。媒体朝有权势的一边倒，是很恶劣的作风。

张：我打电话问过一家上海报纸的编辑，问他为何不刊载双方的文章？他答道，报纸不敢介入打官司的是非里，弄不好被罚款。

虹：我本人从未听说过。媒体刊登两方面消息，就得赔钱？官司事关法制，不是赌马赌狗！我看他们是害怕权势者。北京和四川的报纸，也只刊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说法。媒体如此偏向一边，是文革以来很少见到的。

张：看来只有通过互联网表达你的意见，以满足读者对这场争论的关心。

虹：对，互联网对此事至少是不偏不倚，双方的观点都刊登。我要说明的是，作家，出版社，书店业者，对此事极为关心。

张：为什么？既然你的书并非重新出版，这个官司很不典型。为什么他们都十分关注？

虹：《中国图书商报》有评论，说“就是要杀鸡吓猴”。如果如此不够格的官司，都能勒令赔款，那么今后全国出版界，重复出版的确不可能了。任何关心图书的人，都明白，有的长篇小说，出版了近十遍，短篇小说，重印几十遍，经常换些“选集”，“文集”，“精选集”，“系列”等等的名义！可以说，国内没有一个作家，敢说他从来没有重复出版过－－当然，我是说，在有重复出版的市场要求情况下。

张：为了出版界整顿法纪，长治久安，你做点牺牲也可以。虽然弄到你头上，似乎挺冤的，为国家，你就想开点，行吗？

虹：如果我做点牺牲，能整顿法制，倒也是一点不幸之幸。实际上，重复出版二十年来在中国已成惯例：如果是受欢迎的书，一次出版，很难满足市场需要－－读者买不到书，徒然给盗版书提供市场。根本的原因，是原来的新华书店已经垮了，新的有效发行系统没有建立，图书发行极不规范。你想买的书，到书店里去，多半买不到。上海文艺社《十八劫》，据他们自己说，只发出三千册，而《饥饿的女儿》一个月发行近四万册，由于官司，出版社停了下来。盗版趁机推出十万册。

张：你是说，上海文艺如此发行，怨不得你重出《饥饿的女儿》？

虹：不是。我没有权利抱怨上海文艺的发行。国内的作者，容易知情，马上会对读者购不到书的情况抗议，别的出版社也马上会重出。我是毫不知情，只发行了三千这事，还是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自己说出来的。我出版《饥饿的女儿》，是因为该社无理砍删我的书六分之一，书不成书。我有权恢复原样出版。

张：那么当初你为什么要同意《十八劫》出版？

虹：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上了当。当时我看到校样，非常愤怒。我与魏心宏责任编辑联系，他说所删的，都是政策不允许的。我人在国外，一听是政策，心想这就无法转到别的社出版，因为政策是国家的生命线，且会因社而异？这次四川能出全本，就证明，没有这些政策！此外，责编还对我说，是一个海外作者系列，其中有严歌苓等，我不能撤。因此，我才要求改名，以给今后情况可能是重出留个机会。合同上的日期是98年2月，将《饥饿的女儿》就用笔改成《十八劫》，是我的笔迹，并写了我的名字。书出版是98年10月。魏心宏说是书付梓时我一再要求改，不是事实。我不想说他撒谎，他还要在该社吃饭，我理解他说的每个字，所以我在这儿不去推敲一个个无聊细节，浪费时间，这不是《饥饿的女儿》，是另一本书。

张：上海文艺社特别强调，是“海外作者有意钻国内法制不全的机会”。

虹：这是很虚伪的话。他们故意挑一个海外作者，不知情，联系少，好摆弄，易欺侮。现在媒体都是他们的声明，不愿刊登我的说明，不就是证明他们的“聪明”？上海文艺社出过白先勇几本书，这些书被重版过多少遍？同样是海外，他们敢告白先勇吗？

张：可是他们捡你的书打“重新出版”官司，至少极不典型，很难打赢。而且告的是你“增字改题”，结果自己的编辑主任出来说，是他删字而且同意改题，这个官司准备得未免太差，至少应当与责任编辑商量一下状子怎么写。

虹：对，很愚蠢的做法。我到最近，一个月后，才有点明白（如果我是国内作家，当天就会明白）：家里打架，打到街上，借我做个题目。哪个单位都有人事冲突，这是人性之常。但是挑我来做“内战外打”的靶子，真是很不幸。

张：你是很不幸，无辜被卷入。

虹：不，我说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不幸，这个官司怎么打？这也是中国出版界不幸，亟需整顿的出版界，图书界，尤其是盗版问题，选上我这个不够格的例子。当然，我自己的名誉，我是珍惜的，而且不惜任何代价要辩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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