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可怕。可怕到你无法呼吸，无法生活，无法与正常人交谈。
我的生日是在秋天，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深秋便向我袭来。我的精神也在愈加寒冷的日子里冷如冰窖。离婚，把我重又塑造为一个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在离婚大战之初我所向往的单身生活，此刻，却让我无法适应。
搬家，穷困，离婚，三十岁，这都成了压力，成了我无法像别人一样上班下班享受生活的根缘。是的，这是脆弱，是我无法克服的脆弱。于是，我选择了逃避。
辞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收拾好几件过冬的衣服，我来到了乡下。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妄想着从头开始。
我住在一位孤寡老人的家里。据说，她是我的远房姑妈。但究竟隔了几辈，远到什么程度，她和我都不知道。不过，谁也没有耐心去推算这个东西。反正我来到了这里，有人愿意收留我就行，而她，我的姑妈，除了每月能收到100块钱的房租外，还多了个作伴的人，应当也是件好事。于是，我们成了一家人。
姑妈叫什么我不知道，村里人也不知道，甚至连她自己也忘了。大家都叫她“老刘家的”。她的丈夫姓刘，嫁夫随夫的叫法，她应该早就适应了。我没按大家的叫法去叫她，总觉得有些不尊重。我就叫她姑妈，但每次叫，她从来不应，都是板着那张挂满了皱皮革的脸看看我，等着我说具体的事。
村里人不喜欢姑妈，都觉得她古怪，一个离了婚的老年妇人在村里是不能被人理解的。“年纪这么大了，还闹离婚，真丢人！”十年前，当姑妈挎着一个包袱回到娘家定居的时候，村里沸腾了。姑妈似乎也不喜欢和村里人交往，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忙碌着，或是在家里折腾来折腾去，捡柴火、烧火、做饭，这是我常看到的。她并不跟我多说话，只有吃饭的时候喊一声“吃饭了！”，连名字都不叫。起初，我还不太习惯老是看到她在我眼前晃却固执地不肯跟我交流的日子，但时间长了，也就惯了。其实，在村人眼中，我也是个不知好歹的怪人，放着大城市的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到乡下过穷日子。每每走在田间小道上，所受的指指点点可能并不比姑妈那时回娘家时少多少。
这样的安排很好，两个离了婚的、古怪的女人住在一起，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完全符合“人以群分”的世间常理。
于是，白天，我在村里田里闲逛，姑妈在地里忙活，傍晚她回来做饭，我帮她拉拉风箱，捡些柴火。晚上，我在油灯下读书写作，姑妈则坐在吱钮作响的床上缝缝补补，偶尔她会过来帮我添点灯油，也是默默的。
这个村庄并不是我想像中那么古老落后，家家都通上了电，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装上了电话，可姑妈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件电器，甚至没通电。白天，你在空旷旷的院子里可以看到的就是压力井、猪圈，红红的辣椒串和黄黄的玉米棒，它们把院墙上装点得异常鲜艳，间或上面还会挂上一块咸肉——多半是我额外添钱让姑妈买来的。但我喜欢这院子，它可以让我完全摆脱都市的气息，置身于厚重的简朴中。这里无疑是实现我梦想生活的绝佳所在。惟一让我觉得有缺撼的是，偌大的院子里，竟然没有一棵树或一片绿荫。于是，在周六的乡镇集会上，我买回了三棵梧桐树。
当负责拖运的拖拉机载着我和树轰隆隆地驶进村里时，大家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在这村里制造的第一件可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三棵树的卖主竟然就是村长的儿子！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村里从没有买树卖树的传统，所有家院里的树都是自然生长或是从田间地头拔来的。而我，这个无知的城里人，竟然大老远跑到乡镇的集会上买了三棵树，甚至大张旗鼓地花钱雇了一辆拖拉机把树给拉了回来！
这件事让村长的儿子丢了丑。原来，他最近刚刚和邻村的一位姑娘定了亲，正忙于谈恋爱，但由于手头缺少零花钱，便在夜里偷偷从别人家的地头拔了三棵梧桐树拉到集会上去卖。自然地，我的壮举引来了村长儿子的仇恨，他的仇恨蔓延至村长本人。于是，从那以后，只要一碰面，我便会遭遇冷眼和“哼”一声的嗤之以鼻，然后他们掉转身，改变原来的初衷从原路返回，目的就是给我一个不屑的背影。
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我的脸皮早就在城市里被世俗浸染成了人革制品，除了一点点的尴尬之外，我的脸上几乎面无表情。我是他们中的异类，他们在我眼中也是异类。姑妈对那三棵树表现出的冷漠倒是让我无法忍受的。她把它们竖在南墙根，理都不理它们，甚至当我向她询问种树的刀铲在哪里时，她竟然看看我，走了。
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不就是想给这个院子里添点生气嘛。我心里有些失衡了。
必须得把树给种上。我赌咒发誓着，在周末的乡镇集会上买来了种树的工具：一把刀铲、一只木桶。谁知，当我拎着刀铲和木桶大摇大摆地走进村里时，村民们面面相觑，不知是哪个先笑了一声，人们接连大笑了起来。我看到他们蹲在院门口，那些个捧着的大瓷碗因为狂笑而不停颤抖着，稀饭、菜糊、玉米粥……各色的午饭喷渤而出。我继续往姑妈家走着，但刚刚在路上盘算好了的要趾高气扬走到村里向人宣称“我要种树了”的豪情却随着那些午饭的被糟蹋而变成了沮丧。我索性停了下来，先是有些心虚地看看手里的两件物什，然后问笑得坐在地上的村长：
“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要笑我？”我的脖子昂得高高的，但心里却有些发毛，不知自己又导演了一场什么样的闹剧。
“那桶！那木桶……”村长的眼泪笑了出来。
我看了看右手拎着的那只木桶，“我买来是用来浇树的”。
“浇树？哈哈……”村民们大笑成一团，眼泪鼻涕全出来了，碗里的饭也被泼洒得所剩无几。
我看着他们个个弯腰驼背地笑，心里极别扭。
“木桶？木桶怎么了？”
“木桶咋啦？种树？种树？哈哈……那树保准能长好……哈哈……”村长坐在地上，在狂笑的百忙中，用劲擤了擤拖出来的鼻涕，然后把它涂抹在鞋帮上。
“什么意思？”我不解地看着他，等着村长说出原因。
“哈哈……那是……那是个马桶哩……哈哈……”村长指着我右手的东西，开始一边笑一边咳嗽。
“马桶？”我抬高了右手，这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木桶还有个盖子，而且因为我没还价，那个小摊贩还送了把木柄的草刷给我。
树是种上了。看着院里正在适应新土壤环境的三棵梧桐树，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原以为生活在乡下是会过得很惬意的，却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生活方式却让我有些无所适从。在这个到处都能闻到土壤气息的落后的乡村里，我的生活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
姑妈对于我引发的种树事件倒是没发表任何意见。但慢慢地，她开始对这三棵梧桐树发生了兴趣。每天浇水、施肥的都是她。对于姑妈态度的转变，我不能理解，却也没多追究。至于那只木桶，倒是物尽其用了，被姑妈放在我的床下。这样也好，省去了我在每个寒冷的初冬夜迷迷糊糊跑到院里鸡圈里“办事”的苦行。而且村长一家对于我的仇视也因为这只木桶而大有好转。
不管我的心情有多糟，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下去了。我也开始慢慢习惯于农村的生活，但却不再期待那种寻梦或回归式的浪漫。经历一段时间的酝酿，我正式进入了写作状态。于是，颠倒黑白的日子经常发生在我身上。身体也随着三九严寒的到来越发得差了起来。由于是冬闲时节，姑妈从地里和三棵树上抽身，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我的饮食上。经过一个多月的相互熟悉，我和姑妈的关系渐渐亲密了起来。而且还发生了两件让我颇为感动的事。
由于我感冒总也不好，再加上老是颠倒着过日子，深夜饿了自然吃不上什么东西，于是胃也出了毛病。姑妈看到我一脸的憔悴，什么也没说，便开始随着我的作息时间过日子。我睡觉，她也睡觉，我起床，她也起床，然后就张罗着给我做饭。饭桌上出现肉食的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看到姑妈的良苦用心，我自觉地从刚刚收到的稿费里拿出一百元，交给姑妈作为伙食补贴。谁知道姑妈却是满脸的不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我起床看书的时候，发现了那张夹在书里的百元钞票。我只好不再强求。
十一月初的时候，这里下了雪。冬天挟逼着秋日远离了。寒冷不期而至，村子里开始鲜闻人声，只有牲畜们间或叫上几声，也都是绵绵的，听起来更像是无奈之下屈从于严寒的示弱声。
这个冬天真冷啊！第二场雪停后，满目的苍白与坚硬更让我的心头徒添了几分彻骨的寒冷。我穿上了从城里带来的冬装，但依旧抵御不了从头到脚的冰凉。每每伏在案上看书写作，总要花费更多的心思才能使精神不被冰冷的感觉所侵犯。姑妈看到了眼里，默默为我做了件黑色粗布的棉裤，里面絮满了今秋刚刚收获的新棉。在把棉裤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姑妈说了我所听过的最长的一句话：“城里的棉衣是不保暖的，把这个棉裤穿上，里头只要穿件秋裤就中啦。新棉花暖和着哩。”崭新的棉裤在灯下反射出浆布的微弱的光茫，而一股暖流霎那间从我的头顶直穿脚底心。眼泪不请自出。姑妈啊，我该怎么谢谢你？但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姑妈……”
姑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顺手把我放在床上的脏衣服拿走了，没再说什么。而我手捧棉裤，久久站立着，任那种被关怀和自爱自怜的触电感浸染着全身。过了不知多久，姑妈再次推门进来，说：“穿棉裤不能系皮带哩，俺帮你搓条麻绳。”说完又走了。我愣了愣，忙追了出去，在堂屋里看到姑妈正忙着从旧衣箱上解开装满新棉的包袱。她抽出了一块棉花，放在床上，又从床底拉出一个纺机，是那种人力摇的。我感到有些稀罕，这年月还有多少人会自己纺线织布？那个婴儿般大小的纺机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了，事隔多年，我依然对它充满了好奇。于是搬了个板凳坐在床边，看着姑妈如何先搓棉花后纺线的。姑妈看看我，说：“把棉裤换上吧，农村不比城里，夜里冷着哩。”
不消一个小时，一根粗粗的白麻绳就结结实实地系在了我的腰上。我有些不习惯，总怕系得不紧会掉下来，就尽力地系了几次，直到觉得安全了为止。可问题又出现了，系好新腰带后，我发现自己坐不下来了。绳子系得太紧了，一弯腰就喘不过气来。我跑到堂屋，看到姑妈正忙着收拾散落的棉絮，把我的困扰告诉了她。
“唉！”姑妈重重地叹了口气，竟然开始仔细地上下打量起我来。在那双日渐混浊的眼睛的注视下，我有些不解，问：“姑妈，我……我怎么了？”
姑妈这才回过神似的，喃喃自语地说：“太像了，太像了……”还没说完，就掉下眼泪来。
我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地原地，一动不敢动。这是个怎样的老人办，她说的谁像我呢，而她真正的一生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又是怎样的？一瞬间，我决定试着和姑妈深谈一次。于是，我扶住她的双臂，让她慢慢坐在了床上。
“姑妈，你，刚才说，我像谁？谁又像我？”我吞吞吐吐地开始发问。
姑妈用衣袖揩干了眼泪，看看我，低下了头。我耐住性子，静静地等待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抬起头，看着布满雾气的窗子，开了口：
“俺原本有一个闺女，叫兰花。她比你大，是我四十岁的时候生下的。她也跟你一样喜欢看书写字。她虚岁二十的那会儿考上了大学，就在省城里头。上那学可花钱哩，她打小又要面子，吃穿都跟人家比，家里为了供她上学把能卖的都卖了，到最后还是不中啊。老头子家原来是地主，他觉得这个闺女给他祖上争了光彩，就到处借钱寄给她，到最后……”姑妈的眼睛又湿了，她抬头看看我，又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棉鞋，继续说：“到最后俺家啥都没有啦，还欠了别人两千多块钱的债。两千多块啊，一年地里才能收成多少？唉，没办法还呐。那时候村里小卖部是一个老寡妇开的，年青的时候相中过老头子，她就偷偷跟老头子说：‘只要你把老婆子给休了，跟我过，这些债我帮你还上，还会供你闺女上完学。’老头子啥话没说，就把俺给休啦。唉……”姑妈叹了口气，揩了揩快要掉下来的鼻涕，“俺也甘愿，只要闺女能有出息，能在省城里扎下根再也不回这个穷乡下，俺知足啦。谁知道，俺闺女不争气啊！临了，还没上完学就跟一个什么城里的小流氓跑啦，两年都没有个音讯。后来，乡公所来了个人，说俺闺女跟的那个男人杀了人，俺闺女是帮凶，几年前……几年前就被枪毙啦……临了，我都没能见上一面，也不知道埋到哪里啦……啊……”姑妈失声痛哭起来，在泣不成声中，压抑了太久的悲痛像抵挡不住的洪流般倾泻而出。
我的鼻子酸楚了起来。我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迈的姑妈，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此时的她像是一位久违了亲人。我抱紧了她，让她满是白发的头颅靠在了我并不宽阔的肩膀上，任由她的泪水打湿着我冬日的衣裳……
经过了那一夜的倾诉后，姑妈开始回避我，好像我是一个偷盗了她心事和不耻往事的窃贼般，疏远了我。但她比以前更关心我，在缝好棉裤后，她还帮我做了一双农村人下雪天穿的“茅屋子”，像是只日本式的木屐，只是上面布满了结实保暖的茅草。但她不再轻易和我碰面，吃饭时，她也是端着碗蹒跚着走回自己的屋里。
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姑妈的女儿兰儿。我到底什么地方像她？长相，身材还是别的什么？她为了走出这个穷山僻壤，费尽了心机，走上了一条光彩夺目的求学之路，可城市的诱惑显然让她有些晕头转向。那华灯初上时的繁华，那阳光下的琉璃瓦，那物欲横流的失乐园……是什么，让她放弃了来自于土地的根基，走向了那条不归路？而我呢？却从乡下人看来的人间天堂里落魄与此，宁愿选择平和、安祥与宁静？我一时也看不清了。
我的姑妈老了，她的一生中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把自己深深地蜷在阵年旧痛的地牢里。我并不是好事之辈，对于这段故事的简约了解，尽管有些没能探其细节究竟的遗憾，但我清楚地知道，姑妈不会再对我说任何她的往事，因为那段历史并不光彩，说出来或许才是对她最大的伤害。我能伤害一个即将入土的老人吗？而且，她还是我的姑妈。
这个冬天在我感觉中特别长。就像单薄地走在一条冰凌四处冻结的坚硬的崎岖小道上一样。前方看不到目的地，只有薄薄的寒冷的雾霭幽灵般地弥漫着。对于身后的路，我更不想回首洞悉，那是一段让自我迷失良久的树上结满果实而脚下泥泞异常的混乱之途。
但终究，固执的冬天还是在雪融鸟鸣中走了。我也回了城，就像一只蜇伏了一冬的动物，在春风里伸了个懒腰后，开始到处觅食。除了身体虚弱的因素外，我得生存下去，那我就必须离开。因为我的心早已不属于这块土地，我也不会种地谋生——虽然我的根在这里。
这，难道不是我的悲哀么？
我走了，但一份牵挂留在了那里。姑妈至今还活着，除了不定期地尽我所能寄上一笔稿费与她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想像中目睹着她的老去，直至死亡。
作者简介:
寒露，1975年生，祖籍徐州，现居南京。1993年开始写作，执着至今。现于南京某周刊供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