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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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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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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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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睡，还睡。 解道醒来无味。 －－纳兰性德 1
据说唐朝某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似有若无的小事。渠州刺史李黄，夏天在小厅内歇息，很可能是在睡午觉的时候，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惊醒了。他循声望去，看见墙脚的老鼠洞里，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的身高只有数寸，手里执着扫帚，在洞口前扫了扫，转身回到洞里去。李黄觉得很惊奇，盯着洞口，想看看还会有什麽蹊跷。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两个人抬着一口铁锅从洞里出来。他们的身高，也不过两三寸。所以相对来说，那口铁锅虽然比茶碗还小，却无疑算得上庞然大物。两个小人儿放下铁锅，不知从哪里搬来柴禾，架在铁锅下面。他们在虚空中舀水，注入铁锅。又点燃柴禾，咝咝地吹了几口气，火便越烧越旺。铁锅里的水，转眼就沸腾了。这时，一个状貌狰狞的夜叉出现在铁锅旁边，它用铁叉叉着一个穿紫色官袍、手执牙笏的人。李黄定睛一看，大为恐慌。因为那个被叉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李黄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我们可以设想，由于恐慌，也许更由于好奇，他没有奔逃或者喊叫。他决定留在原地，看看事情的发展和结局。他看见那个只有三寸来长的自己，被夜叉喝叱着，脱去身上的衣服，又被夜叉用铁叉叉着，扔进了铁锅。须臾之后，他看见自己从锅里出来，穿上刚才脱下的衣服，钻进了老鼠洞。这时，他又看见从火中走出一个妇人。李黄认得这妇人，原来是他孀居在岳州的妹妹啊。只见那个夜叉照章办理似的，让妇人脱去衣裳，用铁叉叉着，扔进铁锅。过了片刻，妇人被叉了出来。她穿好衣服，也进了鼠洞。夜叉也进去了。两个小人儿抬着铁锅也进去了。先前那个执扫帚的人再次出现，把地上的灰烬打扫干净。一切都消失，不留痕迹，李黄很愿意把他亲眼目睹的情景视为梦幻。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这样的情景反复重演，使李黄感到忧虑。他派人去岳州看望他的妹妹，并无异常。他自己虽然目睹了如此怪异的情景，不免忧虑和恐慌，却也没有受到实际的伤害，后来得以善终。
上面这个奇怪的故事，采自《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原出于唐末或五代问世的《闻奇录》一书。《闻奇录》原书已佚，《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曾有著录，但是没有著明该书作者的姓氏。故事主人公李黄窥见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经历的事情，那另一个世界显现为一个微小的舞台，演示了难以理喻的荒唐戏剧。李黄受到的惊吓是真的，可他目睹的景象，永远难辨真假。
最为可惜的是，李黄在事后过于恐慌和忧虑，没有对那个奇怪的老鼠洞进行彻底的搜查。根据故事情节，我们知道那个老鼠洞乃是奇怪中的奇怪，是奇怪的中心，或者说，是奇怪景象的发源地。假如当年的李黄具有我们今天人类所具有的极其强烈以至不避凶险的好奇心，就可能挖墙穿壁掘地三尺，看看“老鼠洞”的究竟了。谁能肯定那个“老鼠洞”不是我们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途径呢？也许是许多秘密途径中较为可笑的一条吧。对它彻底搜查，甚至循迹而往，我们未必不会发现新的天地，在那里，所有的人都看见另一个自己，正处于迥然不同的情境之中，一切经历将逾越我们的想象。
由于事过境迁年代久远，这种想法已经于事无补。执扫帚的小人来了，当面扫去所有的灰烬和可能留下的痕迹。李黄早就化为尘土，而她的妹妹更是死在他的前头。我们还是原谅刺史李黄当年的恐慌吧。 2
再说一件关于恐慌和忧虑的事情，它发生在今人马余先生身上，时间就是大前年吧。马余，男性，无党派人士，除了在校读书期间曾任班级干部（诸如班长、课代表和学习委员之类），别无官衔。他的谋生职业经常变动，却不外乎一个迂执的读书人所能涉及的狭小范围。和他的职业一样，其年龄也变动不居，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倒是令人羡慕的。大前年，马余因公去上海（签订一份后来不了了之的合同），葛覃女士接待了他，并将他的住处安排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既是因公出差，马余可以去住旅馆，开发票，回单位报销。可是马余有某种心理缺陷，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总要心慌意乱无所适从。上海离马余居住的落城并非那麽遥远，马余来上海也有多次，可对马余来说，上海依然陌生（甚至永远陌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马余的部分心智尚停留在婴孩时期，惧怕与外部世界接触。究竟怎麽回事，在此无须深究。我们更加关心事情，而不是人，不是马余这样的无用之人。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马余受到很好的接待。葛覃女士显得热情好客，似乎与当地市民完全不同。葛覃女士有个不满十岁的女儿，叫葛宁馨，是个乖巧孩子，对初次见面的马余叔叔十分友好。这使马余很感欣慰。他的“旅馆恐惧症”是难以启齿的疾患，葛覃女士却倍加体察，安排他在同一幢公寓楼内，与葛覃女士的家只相隔两三层。那是葛覃女士从朋友手里借来的。进门的时候，马余看见所有的家具上面，都蒙着床单和报纸。很久没住人了，葛覃女士随手掀开一些覆盖物，笑着对马余说“有点脏，你稍微将就些吧”。床上的棉被，不知是谁用过的，太薄，夜里春寒袭人，马余一直哆嗦到天亮。可是马余并无怨言，反而喜出望外。不用住旅馆，就比什麽都好。第二天清晨，马余被喊下去吃早饭。葛覃女士要去单位上班，问马余怎麽安排，是否利用工作之余，在上海逛逛街。马余非常羞怯地表示，在陌生的城市里逛街，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葛覃女士宽容地笑了笑。难道你愿意跟着我去单位？马余说，愿意。葛覃女士当时为一家新办的报纸做编辑，工作清闲，每周去两次。马余跟着她等车、换车，上班、下班。下班之后，葛覃女士要去看望在上海非常知名的一位电影导演，马余也跟着去了。导演满面红光，导演的儿子是个相貌畸形的白痴。马余很喜欢导演的白痴儿子，觉得那是他遇见过的少有的诚实可爱的人。离开导演那儿，马余想去买张飞机票。葛覃女士问他想飞什麽地方。马余说，现在还不清楚。葛覃女士说，还是先回去，想好了就告诉我，票我帮你订。马余觉得自己有所依赖，面前站着姐姐或者，甚至是母亲。上海也不象刚来时那样陌生了。他决定独自出去拜访几个早就想拜访的人。那天晚上，他带了一只小型的自动相机，在陌生街巷中行走。他先后拜访了如下几位：住在福州路“会乐里”的姚先生，他刚从外地调回本市；仙霞路附近的卢小姐，她年前生了一场大病，所幸恢复得不错；音乐学院的林教授，他的妻子正在住院，确诊为癌症。这些人，马余并不太熟悉，但是总有某种缘故，促使马余去拜访或看望他们。这种东奔西走的拜访活动既匆忙又费时间，马余回到葛覃女士所住的那幢公寓大楼，早已是半夜了。马余好不容易等来电梯。电梯里坐着一个看不清面貌和年龄的女人，很矮小，只是略高一些的女侏儒罢了。她是开电梯的，值夜班使她很不开心。半夜里运送一个外地口音的家伙，几乎让她厌烦得要死。电梯上升的过程中，女侏儒打了无穷数哈欠，被金属六面封闭的小空间里，充满稻草腐烂的气息。马余开始有些害怕，却不知为什麽。无非某种不切实的预感吧。电梯停在葛覃女士家所在的那一层。马余想取了钥匙，回借住的那套房间，早点歇着，没准明天就能有机会飞向更远的地方。马余满怀歉意，去敲葛覃女士的家门。满怀歉意，是啊，都半夜了，还要打扰您。保险门里伸出一只手，手里托着那串钥匙。暂时使用的钥匙，暂时借用的房间，暂时见到的人们，马余接过钥匙，连声道谢。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可是，马余敲了半天门，里面根本无人应声。马余怕自己弄错了楼层，又回身去揿电梯的按钮。等了很久，电梯才慢慢开上来。电梯里的女侏儒闭着眼睛对马余嚷嚷了一句，随手要关电梯门。马余赶紧用脚尖顶在门缝里。女侏儒万般无奈地回答了他的问话。没错，那个什麽葛覃就在这一层，我们天天都能见到她，还能有错麽。电梯门关上了，电梯和主宰电梯的侏儒女神“稀里呼噜”地往下降。马余转身继续敲门。四周都是金属和水泥。马余的敲门声渐渐变得暴躁起来，惊动了周围几扇铁门里的居民。 3
1993年的早春，马余拎着沉重的行李，挤过人群嘈杂的候车厅，登上了开往东南方向的特快旅游列车的最末一节车厢。这次出行是他精心安排的，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送遗体上路”。为什麽要说得如此决绝呢，马余从未对我作过解释。他说起自己的某些感受，总有一种极端认真的表情，也许认真得过头了，在别人（即使他的少数几个朋友也不例外）看来，不免夸张和滑稽。他的妻子唐兰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去世了。不幸的女性，生前对马余仁至义尽，为他做饭洗衣擦背挠痒，却不能唤起他作为丈夫而生活的热情。唐兰活着的时候，对我讲起过马余的这次出行。她说，马余是个可怜的人，对生活从来就没有正确认识，永远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幻象所吸引，全然不顾现实的轨则。他不断地出门远行，每一次都带足了行李，甚至成套的书籍和充满激情的理由。他每次向我告别，总有点“风萧萧易水寒”的意思，好象打定主意要一去不还。可是，多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他迟早得回来的。我心里有数。他太脆弱了，他在房间里酝酿成熟的幻象，只要一出门，就会跌得粉碎。
当天下午，列车到达上海。这是马余出行的第一站。他下车之后，给葛覃女士打了个电话。关于葛覃，马余只晓得她的名字，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几篇文章，以及通过电话传送的不那麽真实的嗓音，却从未见过她本人，甚至照片。葛覃女士的文章多数发表在各省“妇联”主办的妇女杂志上，内容无非是女性名人的家庭生活，各式明星的简短访谈，或者从一个具有普通教养的主妇的角度，论述女人如何永葆青春和爱情。照马余的趣味，这类文章是不屑寓目的。他尤其厌恶妇女杂志中风行的那种沾沾自喜、假充文雅、故作缠绵的语气。令他啼笑皆非的是，这次来上海要办的头等大事，恰恰就是与这位葛覃女士签订一份约稿合同。马余的顶头上司，出版社的胡主编，对葛覃女士最近发表的“丽人行”特写系列很感兴趣。所谓“丽人行”，是一连串女人如何发财的故事。在胡主编的督促下，马余勉强翻看了其中几篇。他看到了什麽呢，一个女人发财，另一个女人也发财，一大批女人发了大财，她们生活在高档服装、高档汽车、高档酒店和一些高档男人中间，纸醉金迷，趾高气扬。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作为专栏作家、文章老手，葛覃女士懂得许多道理，她深知浮华生活令人艳羡，却与普通人（这里主要指普通妇女）没有太多关系，要引起她们的关注，需要在困窘难熬的现实生活与那些宛若云中仙子的女富翁之间，建立某种转变机制。所以她笔下出现的有钱的“丽人”们，都有一段由穷而富、坎坷艰难的经历。而且而且，几乎所有的“丽人”都在貂裘金玉装饰的身体里的那颗心里，藏着难与人言的苦涩的爱情故事。她们多伤心啊，多痛苦啊，别看这几年挣了钱，露了脸，她们失去的和求之不得的东西，正是爱情啊。
换乘一辆挤得满满当当的公共汽车。马余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混迹于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探头探脑往车窗外面看。他要时刻注意，不能错过葛覃女士在电话里反复强调的那一站。上海这麽大，比落城大，甚至比落城附近的南京还要大，还要繁华和杂乱。尽管几年来走南闯北，马余还是生怕把自己弄丢了。 4
接连几天的寒冷秋雨，和猝不及防的教学检查－－我在11个月前调入师范大学担任两门选修课的教学工作－－使我体力衰竭，情绪紧张，不得不暂停刚刚开始讲述的这篇故事。当然我也并没有真的闲着，在这个被迫出现的间歇里，我还是不断琢磨一些有关故事讲述的问题。这是我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时令人不堪其扰，却也象一切烦人的东西那样，有它的好处。现在我已渐渐懂得，讲故事的人应该充分地尊重故事的本来结构。想在故事缝隙里装填自己的观点（或仅仅是某种狭窄的情绪），想把故事说得更加复杂，想使故事的发展方向更贴近自己的安排，这些企图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却在讲述过程中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这些企图还带来一个应该克服的缺点，即：它们往往以观点和情绪方面的复杂性取代（偷换）故事本身具有的魅力。所以我决定采用简单扼要的方式，来转述马余（包括生前的唐兰）对我说起过的有关马余那次出行经历的内容。也就是说，以下故事的讲述中，我尽量剔除了我自己。
那麽就让我重新开始吧。 1993年早春的某一天，马余告别落城和唐兰，乘旅游快车去上海。马余带了许多行李，衣物和书籍，剃须刀，所有外地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地址，甚至毛巾和肥皂，等等。从落城到上海的路程并不远，大约相当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距离，乘旅游快车只要三、四个小时而已。所以马余上午8点由落城西站上车
，当天中午就到了上海。谁都知道上海很大，要找到一个从未见面的人，相当困难。马余在车站一角的公用电话亭里打了电话。那里许多人排队，等着打电话，看看他们的模样，几乎都不是本地居民。他们要给某个上海人打电话，要在广大而浑浊的水面下，找到落脚之处。否则就可能被吞没，深陷在陌生的洪流一般的城市里，被淹死。
经过长时间等待，马余总算打通葛覃女士的电话。离开电话亭，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从排成弯弯曲曲长队的人群里挤出来，马余已是满身大汗。葛覃女士在电话里反复强调的那个地名，就在这片刻之内，险些被忘掉。这时，一个瘦小精明的青年走过来。没带任何东西，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一定是本地人。瘦脸型，五官略显锐利，眼窝象混血儿似的，微微向里凹。上海腔的女人气的普通话。青年走到马余面前很靠近的地方，满面笑容，让人怀疑他在这儿四处转悠，就是为了等候马余，并且准备为马余解决一切困难。先生，您需要帮忙吧。马余把那个险些忘记的地名报出来。青年说，那地方很近的，我带您去好啦。说话之间，青年伸手接过行李箱，领着他走向车站广场的一角。青年很瘦小，所以搬动行李箱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马余不好意思地说，太重了，让我自己来拎吧。青年朝他笑一笑，说“没关系”。根据以往经验，马余懂得，太好的事情，最好别接受。这是一条有益的经验啊。所以马余赶忙说，谢谢了，还是让我自己来吧。青年把箱子交给马余之后，继续陪着他往前走。马余觉得有点可疑，就试探着说，您不必再送，告诉我怎麽走就行了。
青年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字字清晰地说“那就随便给点吧”。
马余看看那只伸到自己鼻尖下面的手，心里明白“随便给点”的意思，可是拿不准该给多少。青年见他在犹豫，就催促说，痛快一点好勿啦，我还要继续工作。马余摸出一张5元钞票，刚想递过去，却被青年挡回来。
我是要你随便给点，青年的表情说，可是你也太随便了。
马余不免有些气恼地收回了钞票，大声对他说，那你到底想要多少。
青年双臂抱在胸前，干脆把头偏过去，眼睛看着别处。
马余也向别处看，发现周围有几个人，从不同方向窥伺这里的事态。他们的面部细节虽然不太分明，却显示了相当一致的东西，精明狡诈，带有明显敌意的冷漠。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衣着各异，互相间努力作出不相干的样子。可是，谁都能看出，他们同属于某个神秘的大家族。
有人忽然笑着朝这里说了什麽，马余一点也听不懂，站在面前的那个青年显然听懂了，因为马余看见他动动嘴唇，跟着笑起来。这使马余认识到，无论如何，该尽快地离开这里－－智者说过的，“车站和码头，千万莫久留”。
葛覃女士住在“乌鲁木齐小区”的一幢高层公寓里。马余在楼下一扇玻璃门上看到用红漆写得很大的门牌时，很感兴趣。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城市里，全部地名构成了巨大的谜面。其他省份和城市的名称，被众多街道和小区借用。这种借用的地名，在许多城市之间循环穿插，无穷无尽。一座城市里唯一避免使用的地名，恰恰就是它自身的名称。据马余所知，北京市内没有“北京路”，南京市内没有“南京路”，而在上海，大抵也没有“上海路”。
那天的天气半阴半晴。葛覃女士脸色不好，带着焦黄色。相形之下，她脖子上挂的那串骨质项链，要润泽得多。高层公寓的第18层，不太明朗的光线从很大的窗户漫溢进来。葛覃女士面向窗口时，整个人的形象有些凄厉。她的鼻孔那儿，有两三根黑色鼻毛，探出头来。马余觉得那些鼻毛似乎非常坚硬，象不祥的预兆，象故意炫耀的某种阴谋。他曾经把这个细节告诉过喜欢追根问底的唐兰，后者表示了怀疑，并站在女权主义角度，认为这是马余对一个无辜女子的诋毁。可是马余说，那些鼻毛确实存在，虽然是否象他所说的那样坚硬，已无可对证。
葛覃从里面房间喊出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个头不大，眼睛非常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过分明亮了。
这是我女儿葛宁馨，她说。
窗口很大，似乎没有挂任何窗帘或者百叶窗之类挡光的东西。室内的一切，也许正因为显现得过于清晰，看上去凌乱不堪。
马余想把该办的事早些办完。
快叫叔叔，她又说。
事实上，即使一切正常（葛覃女士的鼻毛在鼻孔里躲藏得更深、第二天深夜不发生意外事件），马余也没有在上海久留的打算。与葛覃女士（据她自己透露，其真实姓名为李信芬）签订纪实小说《丽人行》的出版合同，只是马余此次出行的最无关紧要的表面理由。按马余的本意，他要走向无限远的地方。这是一种疯狂的意图，可是在马余看来，比起淹留在固定的地点，在毫无指望的处境中茫然等死，无限出行也许更为理性。以前的尝试都失败了，马余总结原因时认识到：其一，那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过于公开，出行计划被太多的人获悉了；其二，尽管“无限出行”是抽象的冲动所促成的半抽象行为，它仍需要具体的阶段性的理由，对人类任何行为来说，理由或借口，才是永恒的激励。马余还认识到，出行的第一步骤尤为重要，除了自己认可的较为真实的理由，还得找一个别人能够认可的借口，即使两种理由风马牛不相及，而后者纯属谎骗。所以，当胡主编（男性，年五十，体态丰硕，两腮有酒涡）对散见于报刊的“丽人行”表示关注，马余立即自告奋勇，到上海去，抓住这部“有意思的、极可能比避孕工具更为畅销的”好书稿。
虽然鼻毛很硬，葛覃女士却是个热情开朗的主妇。天还没黑的时候，她就麻利地下了一锅馄饨。据她介绍，现在用来招待马余的这种馄饨，来头还不小，是在武夷山开笔会时一个当饭店经理的朋友赠送的礼品。一起吃馄饨的，有三个人，葛覃女士、她的女儿葛宁馨、从落城来的马余。场景设置在上海市“乌鲁木齐小区”的一幢高层公寓里。公寓楼的层数和整体高度可以不加限定。楼内每一套单元房，都安装了极坚固的保险门。凡可通行之处，均设铁栅。任何细心的人根据观察可以认为，“铁栅”是这幢公寓楼的逻辑起点和伦理原则。
马余说，我并不想在上海久留，见到葛覃女士之后，立即说明来意，以最快速度签订了《丽人行》的出版合同。我把合同装在信封里，写上地址，委托葛覃女士在我离开上海之后，立即以快件寄往落城。胡主编是主编兼社长，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只有经他签字，合同才能生效。这件事办完了，我也该继续上路了。我把下一站目标放在更加遥远的地方。可是葛覃女士说得对，再急也要等到第二天。当天的机票和车票早已售罄。我们讨论我的住宿问题。我爱住旅馆麽，不爱，甚至讨厌。我愿意住在葛覃女士家里麽，不，不太妥当。她朋友的一套房间就在这幢楼内，有家具，可能特别冷，我乐意在那儿暂住一夜吗，乐意，当然乐意。就这麽定了。
马余低头看看碗里的东西，外形没什麽特别，只是颜色有点怪，通体浅黑，边缘发红。
尝尝也就是普通馄饨的味道罢了。
可能在皮子上做了文章吧。
5
几颗模糊的脑袋从旁边的那些铁门里探出来。我知道那些脑袋里充满狐疑，可能还有愤怒。这些该死的脑袋，从温暖的房间里探出来，蓬乱头发透着缕缕热气。它们的主人身穿睡衣，倚靠在冰冷的门框上，象些窝边的小动物，瑟瑟缩缩畏葸不前。我回身向它们看一眼，它们就如临大敌，飞快地躲到铁门后面。我听见乒乒乓乓金属撞击的声音。铁门关闭，所有的铁门都争先恐后地关闭了。我被关闭的铁门围在离地面很远的局促的空间里。敲门，敲门。我听见自己用力敲门和踢门，节奏越来越密集，就象某种远方传来的打击乐，表达了暴躁和疯狂的情绪。不知为什麽，在夜深人静的那个时刻，在广大繁华的上海市区的一幢高层建筑里，我认为自己落入了进退两难的陌生的阴谋。这扇铁门是唯一可能为我打开的，是我仅剩的希望。
门里传来哭声，一开始很微弱，后来突然爆发出来。什麽东西从嘴边移开了。不是葛覃，不可能是她的声音。那个声音哭得天昏地暗。孩子的声音。孩子独自在家。那个声音在说话：你是坏蛋，你是个最坏的坏蛋。我忽然惭愧得不知所措。我说对不起小宁馨，是我，我是马余叔叔啊。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敲门。我把那孩子吓坏了。我说，小宁馨别害怕。那个声音哭喊着，说“妈妈死了，妈妈快要死了”。那个声音停住哭喊。“我妈妈是被你这个坏人害死的，”它口齿清楚地提出指控。接着它又哭喊起来。它真是悲愤至极，有如跪在被杀戮的母亲身边的遗孤。双手抠着黄土。它隔着铁门提出的指控，它的悲愤，使呆立在门外的人不寒而栗，体如筛糠。
我什麽也没干，马余说，因为我什麽也没干，所以我面对指控，就更加恐慌。公寓楼底层的门房里，有一个年老的“联防队员”。我结结巴巴地请求他，把我带到附近的警察局去。什麽警察局，是派出所，公安派出所。老人披上土黄色的棉大衣，抓了一支有胳膊那麽长的手电筒，怒气冲冲地说“跟我走”。
深夜的派出所一派繁忙，值班的男警女警在灯光下走来走去。电筒老人带我进门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我在墙角的一张木椅上坐了大约半小时，很可笑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活象来自首的罪人。后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民警把我叫过去，让我隔着办公桌坐在他对面。他说，你都干了些什麽。我说“我什麽也没干”。他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那到这里来干什麽”。我也不明白，自己到这里来干吗。我说，我有点害怕。旁边过来一位女民警，指着男民警自豪地说“这可是我们的市级劳模”。又说“有什麽事尽管对他讲”。我感激地向他们点头，掏出香烟来，想给他们每人敬上一支。他们盯住我看，对我递上的香烟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结果是，我连自己塞到嘴边的那根烟也不敢点了。
他们让我把“居民身份证”留下，又叫来了电筒老人。不是刚才那一个，却也长得差不多。把他带到居委会去，他们说，让他先住下来。
我在居委会办的招待所里度过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招待所设在一座大楼的地下室里。床位早就满了，戴红袖标的老大妈给我在过道上架了一张折叠床。老大妈心眼儿真好，给我多加了一床棉被。我缩头缩脚地躲在棉被下面，想起在旧书里读过的那个刺史李黄的故事。我想，我现在大概已经缩小了，只有三寸多高吧。床头摆着一只很大的尿桶，不断有人来撒尿，淅沥淅沥，点滴到天明。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因为我整夜都没有睡着。我不知道电筒老人们在哪里，只好自己一路打听，找到“乌鲁木齐小区”的派出所。隔着派出所的两扇宽大的玻璃门，我看见葛覃女士满脸病容，从墙角那张木椅上站起身。她苦笑着张了张嘴唇，似乎在说：你怎麽到这里来啦。这使我猛然意识到，真正的恐慌并没有过去，而是即将在眼前发生。
我想乘当天最早一班火车离开上海，可是在车站徘徊了大半天，才等到一张高价的“退票”。那趟火车是慢车，挤满了人。我太紧张了，太困了，趴在巴掌大的桌面上，迷迷糊糊地昏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边所带的东西（身份证、自己和别人的名片、所有的钱、刚剪过的车票），被人洗窃一空。我望望挤在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既狡猾又痴钝的面孔，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当我站在落城车站的站台上的时候，只在衣袋角落里摸到一枚一元的硬币，马余接着说，那枚硬币毫无欠缺的圆形和它坚硬的质地，使我在恍如梦寐的沮丧中，获得了一线安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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