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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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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奔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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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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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女孩属蛇，可是我把这篇
汽车开到大北窑，满车乘客都纷纷下车，我们才先后从梦中惊醒。是我先醒的，用手推了推马余那无形的后背，他也很快地睁开藏在我眼睛里的那双眼睛（我有点近视，可他一点也不）。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麽睡得那样死，而且是在拥挤颠簸的公共汽车上。作为最后下车的乘客，我们不得不接受乘务员的批评。那种一连串滚地而来的北京话，我们已经基本上习惯。问题是下午要上的文艺理论课，由于误站，快要迟到了。所以下车之后，站在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的一角，我们愣了片刻，便发力向建国门方向奔跑起来。
那天中午我和马余在北京会见了北京姑娘蔻婕，会见的情景很动人，要是因为一时疏漏不将它写入我的小说，有生之年一天天过去，后悔都来不及呢。
那天上午十点半，我们和同班同学刘大明一起出校门，语言真是无力的东西了，刚一开始就不能不作些解释，譬如“校门”这个词，与之对应的记忆中的现实，是具有双重含义的似是而非的现实，当时我们的研究生院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住地，总共不足两百人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分散在北京市区西半部的几所学校里，我和刘大明所在的这个班级人数多（当然是比较而言）算个大班，被安排在太平路23号（这个地址千真万确，我特地查对了那个时期的旧信封），那里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地盘，而后勤学院作为后勤部的附属单位，专门培养和造就供部队使用的后勤军官，23号，它的校址，我们的班级就被安排在它那黄色围墙的、幅员广大而氛围整肃、并建有室内游泳馆和各种露天操场的校园的一角，用不那么随便的语气来说，我们是寄居于军事单位中的地方人员，关于这一点，研究生院的有关干部（我还记得这个人，男性，50岁上下，说话时有一种“我不会和您计较啦……”的语气，别无明显特征）早在入学之初便对我们班作过提醒和劝戒，要稍加注意，他是这麽说的，一定要稍加注意啊，也许我们全班同学本应该把他的话仔细领会然后牢记，可是天下事哪里说得定，后来还是出了些乱子，譬如某个男同学撇下班上的女同学不顾，和后勤学院食堂里专管收饭票的圆脸女孩子好上了，或者我记错对象也没准，和我们同学好上的女孩子是那个长着小鹅蛋脸和淡黄头发的，如果真是她，倒也说得过去，比起我们班几乎所有的女同学（一句话得罪多少人啊）都要更好看，更年轻因而更动人，何况她还是一个少言寡语的性格呢，住在后勤学院那么长时间，按正常情况每天至少要和她照面两三回，我却从来没听见她说过一句有复句结构的话，而我们班那些女生，哪一个不是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以扮演女才子为荣呢，说得更实在些，小鹅蛋脸比我们的女同学年轻，年龄上的差距有时候任凭你用什麽都无法弥补，相形之下小鹅蛋脸的优势布满全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要是能踩着小路走到花荫中去，谁都会羡慕，所以我和刘大明走出校门时还在谈论这件令人激动的小乱子（马余一声不吭，表明他对此类事件毫无兴趣），留在我们身后的，既是后勤学院与总后勤部隔路相对的校门，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就读的研究生院的校门，这就是它的双重含义所在和似是而非之处，两个穿军装的哨兵站在校门两边，站得挺直的，那种挺直的姿态和不时伸手摸一摸腰间短枪的小动作，让人觉得在这似是而非的地方，只有他们才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想起后勤学院的军号声，它比什麽都嘹亮，而且上早操的军官们跺着有力的步伐从我们寝室窗外列队走过。然而没有什麽能把我们惊醒，或者即使惊醒了，也不妨碍我们在片刻之后继续昏睡。我和马余很晚才起床，一起到水房里刷牙洗脸，刷牙时我留意到自己的搪瓷脸盆里还泡着一大堆脏衣服，我停住正在运用牙刷清理口腔的右手，把牙刷咬在充满牙膏泡沫的嘴巴里，低头嗅了嗅脸盆里已经半干的脏衣服，然后继续刷牙，脏衣服固然很脏，而且在脸盆里泡了至少一个星期，早就恶臭熏天了，可这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使我刷牙和洗脸的动作半途而废。我把满口的牙膏泡沫用力吐在水池里，那些白色的泡沫状的物质变得极其活泼，迅速分解着融到水中，分解出来的那些小东西当然还是牙膏的泡沫，却象获得了短暂生命的白色蜉蝣，遇水而动，纷纷舍弃了原先的泡沫整体，在水中四散奔逃。我从嗓子眼儿里咳出几团粘液，吐到正在奔逃途中的白色蜉蝣身上，然后打开水龙头，放出更多的清水。凹形的长水池里只有一个排水孔，离我嘴巴有好几步远呢，我看到水池里形成了一股水流，带着牙膏泡沫和我的痰由近而远，向着排水孔的方向窜过去。我侧眼看了看身边的马余，这个人世漫游者，这个旷世丑角，得意洋洋的观望者，这个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伙，我发现他对那些白色蜉蝣和粘液的运动情况，表现出可笑的好奇，他凝神以视直至一切都在排水孔的周围形成旋涡和消失。
因为没有吃早饭，那天中午我很饿，真是饿极了，蔻婕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和马余正在给自己准备早饭，两包快餐面加一枚鸡蛋，鸡蛋是用北京市粮票从北京市或者河北省的小贩手上换来的。在校念书的人都不富裕，买水果挑来拣去最后要的是最小和最差的，抽烟顶多抽北京产的『长乐』，当然也有特例，和马余同班的广州人饶健就与众不同，他的妻子在湛江的一家公司里工作，每个月给饶健汇来三百元的生活费，所以饶健抽烟很高级，抽的全是『HILTON』。必须交代一下时代背景了，我和马余在北京念书的时间是：1984-1987年，所以吃饭还用粮票，希尔顿牌的香烟也算得上好东西。念书念到我和马余那份上，大小是个知识分子，尽管我们总是感到饥饿，每月发下的粮票却从来用不完，那时北京市的粮票可以说相当讲究了，有各种类型按一定的比例搭配着，譬如说三成是米票，四成是面票，还有三成是粗粮。我们把剩下的粮票当钱使，可以在小贩手上换到一些小物品，塑料衣架，塑料盆，小镜子，小铝锅，这种交换当时很普遍，那些小贩每个月都能攒起好几千斤的粮票，他们要这么多的粮票做什么呢。大约在87年左右，粮票被废除了，在粮票废除之前，我和马余用粮票从小贩手上换到的东西真不少，仅鸡蛋一项就很可观总有一二百斤吧。我和马余在快餐面里所加的那枚鸡蛋，其来历无非如此，遗憾的是那枚鸡蛋，最后落到了别人口中，我们刚刚准备好自己的早饭，蔻婕的电话就来了。同房间的小杜那天起床最晚，正是因为最晚，他获得了两包快餐面加一枚鸡蛋的意外奖赏，我对那个端着满脸盆牙膏牙刷和毛巾慢慢走向水房的人说，谢谢您，替我把早饭吃了吧。
接过蔻婕的电话之后，懒洋洋的上午忽然被某种东西激活了，一切都紧张而兴奋起来。我把早饭递给小杜，飞快地收拾好蓝色大书包，飞快地奔出宿舍，又飞快地向后勤学院的大门走去。离大门还有几步远，我神色慌张，可能因为过于慌张，引起了大门两边哨兵的警惕。左侧的那个哨兵，看上去有些面生的那一个，我看见他原来垂挂于裤缝的右手悄悄摸向腰带，而他的腰带上，我的天，佩带着一支众所周知的手枪啊。马余（这个时隐时现的家伙）跟随在我身边，也许是他而不是我首先注意到那支手枪的危险，他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袖，我们一同放慢了脚步，故作从容地走向大门，甚至还朝两边的哨兵分别点了点头。瞧，我们一点也不慌张，我们从头到脚没有什麽不对头的地方。
要和蔻婕见一面，相当不容易的，我和马余从北京西南角的公主坟出发，乘坐那种圆头圆脑布满黄色灰尘的公共汽车，赶往北京西北角的中关村，途中要倒好几路车，为了抢时间，我们在临近倒车的那一站之前，必须集中注意力，双眼紧盯车窗外，搜索即将换乘的那辆车是否出现，出现在哪里，如果它出现在我们此刻所乘之车的后面，那就是天赐良机，我们可以下车之后站稳脚跟，在站牌处等着，如果出现在前面呢，我们就得抓紧了：提前挤到车门口，车一停稳，我们就纵身而下，然后朝前飞奔，趁着那辆车上人下人的十几秒钟空隙，赶上它：可惜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和马余，你对那两个拎着蓝色大书包在马路边飞奔的青年人只是很随便地看了一眼，就把视线转向了别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发现这两个飞奔者的可疑之处，我是指他们之间的那种很奇特的关系，我和马余在飞奔的过程中，时而相互分离，看起来象是实体跑得太快，它的影子被拉在身后有半步之遥，转眼间又叠合在一起化作同一个活物，两者合二为一的时候，似乎激发了某种潜在能量，奔跑的速度更快了。
即使到了中关村，也还不能说到达，离我们的目标差着一大截呢，蔻婕的哥哥叫蔻俊，在中科院的动物研究所工作，他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他正在从事的学科，我和蔻婕相识一个月后，也就是昨天吧，他通过妹妹蔻婕约见了我和马余，问过我们的专业和籍贯情况，他有半晌沉吟不语，然后对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学科，生物工程学，说了您也不懂，这是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自然科学界的领头学科，我和马余听了半晌只有眨巴眼睛的招架之力，确实不懂，还不能直接说出来，人家引以为自豪的玩艺儿，你扁着大嘴直接说不懂，太伤感情了，为了把谈话气氛搞得热烈些，我试图把自己的专业拿出来说一说，我穿着一件白色带暗花的衬衫，紧身牛仔裤，一双不太跟脚的牛皮凉鞋，脚心出了一大堆冷汗，我说，我学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川端康成，我还想搞创作，写诗和写小说，蔻俊穿着一件热带风格的短袖Ｔ恤，很宽大的西装短裤，打断我的话题说，写什么小说，研究什么文学，对我们的国家太无济于事了，现在这个时代，一百个文人，文学家都比不了一个企业家，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最需要的东西是科技，是经济啊。我觉得很惭愧，我说也许会考虑跳一个专业，研究研究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蔻俊说，你是学过外语专业的人，还可以直接从事于外贸工作嘛。我想说我对那些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还想说，要是可能的话，您这样的人可以另立一个科技和经济之国，把文学艺术和一切非实用的成分从您的国家中剔除出去剔除得干干净净，那有多好呢。可是我只能隐忍不发，我尽管年轻无知容易激动，对于这次会面的目的，却记得很清楚。蔻婕说，我哥会喜欢你的，说不定你们俩倒成了好朋友呢。我知道蔻婕这话的含义，我必须赢得一些人的好感，因为这些人对于蔻婕特别重要，蔻婕对于我特别重要，所以赢得他们的好感就特别重要了。看眼下的形势，要赢得蔻俊的好感已无可能，剩下的可能性是，不要招来恶感。我满头冒汗了，我点点头说，对，您说得对，并且一直这么说下去，直到蔻俊在对面椅子上伸起懒腰对我说，这儿可没地儿让你住，你还是回学校吧。看来情况就这样了，临近半夜时我赶乘末班车，最后一次倒车的时候，我腿脚稍一迟钝就被拉下，眼看那辆末班车摇摇摆摆开走，沮丧得差点坐在路边。原先我和蔻婕议定的方案是，与蔻俊同志谈话，尽量谈得投机，把谈话结束的时间拖到半夜，然后要求留宿动物所，这是一次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好机会，第二天上午第三节课之后，再到她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前和她会合，按蔻婕的说法，我们交换交换情况。我步行好几站路终于回到公主坟，我对跟在身边的马余说，瞧，美好的方案破产了，然后一齐笑了起来。
下午我还有课，是外国文艺理论的重要讲座，所以那天中午我们和蔻婕的见面时间很短，几乎是相互看一眼就分手了。到了中关村之后，本来还要再倒一次车，才能到达蔻婕所在的学校，那是一所早在解放前就闻名全国的名牌大学，不是北大，我说的是清华，蔻婕在清华学建筑专业，过了今年夏天就升二年级。我敢说，蔻婕不仅是一个好姑娘，说话时在北京方言中掺入些奶声奶气，听上去特别顺耳柔和，甚至让人意识到一种很纯洁的性感的挑逗，身体健康皮肤富有弹性，眉毛很浓，手臂和脖颈上，覆盖着很细软的一层绒毛，她还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时代起每年都是『三好生』，学习成绩始终优秀出众，进入大学以来，也没有放松过自己，每周两次参加学校手球队的训练，训练很艰苦，她却从来也不缺席，又参加了一个手风琴学习班，我问她为什么要学手风琴而不象其他女孩一样去学吉它呢，她害羞地笑着说，人家说我身体好，有力气，背得动手风琴，可不能让这力气白白浪费掉。我和马余站在路边很久，还是等不到车子，我们究竟在等哪一路车呢，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和蔻婕在电话里说好在学校的南门口见面，情况发生了变化，见面的地点也随之改变，由新教学楼前转移到南门外。在中关村换车去清华南门，大约两三站的距离，我和马余私下商量，决定不再等车，步行过去。
多年来我的叙述，基本上局限在落城界内，落城和北京的区别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真与假，现实与虚构的区别，落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座架空的城池，随着叙述的深入，在落城的虚线轮廓之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真实的街巷和人物，整个落城的虚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纵观我这些年的叙述，多半内容都处于虚构的阴影中，不能解脱。今天我终于说到北京了，北京可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啊，尤其是六月，风沙渐渐停息了，阳光灿烂，北京作为一座现实存在的城市，它的现实性在六月阳光下，更为鲜明不容置疑。我和一个化名蔻婕的北京姑娘的见面，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很快就要弄假成真了，在一个如此真实并且独一无二的地方，撒谎是件严重的事，因为它会变成真的，让你难以抵赖。
我和马余当时头顶着六月的阳光，走过中关村，以最快的步行速度向清华大学的南门挺进，如今回想起来，不免疑虑丛生。譬如说，我们是怎样『走过中关村』的呢，为了抄近道，我们可能在布满中关村的那些研究所和宿舍楼之间穿行过去直抵清华南门，这样做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和马余必须对80年代中关村的地形有所掌握，这样做，有着明显的好处，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让我更早见到那个叫蔻婕的北京姑娘，您知道，她由我亲自虚构，受我无限的宠爱。可是我和马余的手边，连一张最粗略的北京地图都没有，更何况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85年版『北京市区详图』呢，倘若贸然闯入，只恐怕如入迷宫，枉走多少冤枉路吧。刚才我到对门人家接了一个电话，是我的古琴老师楚八六楚老师从落城西南打来的，约我这个礼拜五参加琴会雅集，楚老师前不久去过北京，他是否有（带回）一张北京市区的交通图呢，即使有，也可能管不了多大的用处：事隔10年，北京该有多大的变化。老话说欲速则不达，为了保险起见，我和马余决定在路边拦一辆北京特有的黄色小『面的』，把我们滞留于85年六月阳光下徘徊不前的双重身影送到清华南门。这或许才是万全之策，只对司机说一声『到清华南门』就行了。
所谓动人情景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讲，可以概括为冷饮店＋公用厕所＋鲜红的『太阳裙』。清华南门外，当时有许多简陋的平房民居，在通往校门的道路两侧（也可能仅仅是左侧，可是右侧到底有什么呢）簇拥着，从校门出来，大约要走100米左右，再横过一条相当杂乱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饮店，店面很土气，门口挂着『串珠式』的塑料门帘，是夏天用来挡苍蝇的，却总是挡不严，所以店内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苍蝇在飞动。我和马余又饿又渴，走进冷饮店，也不管那些飞动的苍蝇在飞动，买了一罐酸奶喝了起来，这就是事情的开端，靠在很脏的店门边，喝着酸奶，我看见蔻婕背着书包在校园里的那条笔直的林荫道上出现了。
店门外的那条马路相当杂乱，大约只有七步宽，通行着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中午在我们和蔻婕之间的马路上，还有几辆只有在北方才会见到的马车。马车是一种特别的现象，加深了我们对那条马路的记忆，至于那些马车运载着什么，谁也没有留意。拉着大车的马儿都不太好看，浑身毛色很灰暗，胯部还有未愈的癣疤，马儿的尾巴往往集中体现马儿的动态和活力，可是那条马路上垂头丧气拉着大车的马儿，尾巴上粘着粪便，粪便都已经干枯了。马儿的臀部后面，挂着一个很大的粗布兜，兜粪用的，城市的路面要保持清洁，无论是人粪还是马粪，必须妥善管理，所以马儿的臀部后面要挂布兜，而在马路对过，有一处简陋的公用厕所，厕所的墙上，连石灰都没有刷，蒙了厚厚的北京尘土。
我和马余倚在冷饮店的门边，喝完一罐酸奶，看见清华大学女生蔻婕走出清华南门，背着书包，没有推自行车，那辆车轮直径很小的黑色自行车，被她存放在校园内什么地方。我倚在北京西北角的一家冷饮店门边，看见年仅二十身体强壮心情也不错的北京姑娘蔻婕背着很沉重的黄色书包走出来，她的胯部特别有力，把灰色条绒的背带裙绷得紧紧的，一件细格子棉布衬衫，也似乎嫌小了。我和马余看见她渐渐走近，站在马路对面，有时用手搭在额前，把视线拢到一起，沿着杂乱的马路向西面更远的地方张望。我忽然感到自己的眼睛象机器出了故障，一会儿看见蔻婕的脸，一会儿看见从马路上驶过的马车，内在的视觉焦距变得十分紊乱，就赶紧闭上眼睛，离开靠近路边的店门，向后倒退，退到那家冷饮店光线暗淡的深处。
这一章原来的标题叫做『北京长亭短亭』，早就想写了，却一再被耽搁下来，一件想做的事情一再被耽搁，总有它的原因。打出开头几千字就觉得吃力，这种现象在我的写作中并非少见，可是这一章要写的内容，几乎全是真人真事，按道理讲应该很顺畅的，齐氏，一个最喜欢谈论鲁羊作品的落城女性，曾经这么对我说，北京那么大地方，你在北京遇见那么多人，素材那么丰富，这篇东西肯定写得好的。可是她哪里知道，我就是写不好，不仅写不好而且压根儿写不出来呢，开头几千字存在电脑硬盘里，有半个月没敢去动它，我甚至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动它了，马余这家伙，被我搁在北京西北角一家简陋的80年代的冷饮店里，再也无人理睬，想想都让人悲哀。不过事情的转机往往就发生在最绝望处，有一天中午我去了郭平所在的那间书库，书库属于落城师大的中文系，坐落在师大校园里的一座小山包上，真正旧款式的建筑，建于民国，或者晚清吧，其中藏书以线装古籍为主，平时没多少人问津的，书库窗外的几棵老松老柏，特别让我爱看，就象暂时寄居在书库里的郭平老兄，有些古貌古心的意思。吃过中饭，送走了上小学的儿子和医院里上班的妻子之后，郭平把我让进书库里面有桌椅的一个角落，膝盖对着膝盖，和我谈话。往日我们的谈话，不外乎读书和弹琴，弹琴和写小说的这些题目，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们谈起了青春和女孩子。我有个坏习惯，在有兴致的谈话中，我喜欢把正在写作的一些小说细节抽出来，当做真人真事一般，说得有鼻子有眼，譬如我和郭平在书库角落里谈话时，我就说起了我在小说中试图虚构的北京姑娘蔻婕，当然说得很浅很浅，只不过极简要地讲述了我和蔻婕的一次短暂的相见。我说，一开始我在水房里刷牙，看见那些牙膏泡沫是怎样变为白色蜉蝣的，然后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孩子约我到清华大学的南门相见，我早饭都顾不上吃，就上路了，一路上不知倒了几回汽车，还步行了几里路，才赶到约会的地点。郭平看着我，用一种非常安静的语调说，后来呢。
我和马余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出了故障，一会儿看见路上的行人和马车，一会儿看见马路对面蔻婕的脸，所有的影像都晃来晃去，象是映在波动的水面上。我们离开靠近路边的店门，向后倒退，一直退到光线暗淡的地方，把各自的视觉焦距作了调整。我们看见蔻婕站在那条杂乱的马路对面，蔻婕站在很亮的阳光下，有时踮起脚尖，朝西张望，又朝东张望。可以这么说，蔻婕朝西张望时一直望到蓝旗营，朝东张望时，大约能够望到成府路边的五道口商场。她背着书包，站在那儿，几乎望穿了双眼。我看见蔻婕的脸上，眉毛很粗，眼睛是圆圆的，或者是弯弯的，鼻梁不太高，却显得坚实有力，上唇周围有些汗毛，很柔软很稚嫩，而且还没有发黑，没有发黑真是件好事，但愿今后的岁月不那么尖刻，就让那些汗毛永远保持一种淡黄的色泽。我和马余躲在冷饮店深处，看见蔻婕脸上每一个毛孔都渗出汗水，汗水越聚越多，马路上行人车辆煽起的灰尘，扑向她的汗水，原来很光润的脸色，此刻正在转向灰暗，我和马余看着，都有些于心不忍。
现在想起蔻婕，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隔着杂乱的马路，一种表情变化，蔻婕的脸，蔻婕微微踮起的那双脚尖。一个北京姑娘的面部表情，和她善于运动的脚尖的全部变化，都为了我，为了马余的出现，这种现象多年来使我感动不已。我和马余好比外省田岸上的小狗，被风吹到如此伟大的北京的街边，可以说是某种不幸遭遇，干燥的空气，陌生的城池，最初几天抑制不住的鼻血，使我们很明确地认清了自己四顾无依的艰难处境。这么大的地方，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口，没有谁觉得我和马余的存在是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事实就这样环绕在身边，我们尽管不愿意却不能不怀疑自己，怀疑自己这样的人，即使有双重身影，也是生不如死。正如朋友们批评的那样，马余和我的自尊心太强了，以至于要时时搜寻自己在某一环境下存在的必要性，可是这种必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深藏不露，它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什么缝隙里，很难抠出来。我遇见蔻婕是在五月，五月在我一生中，是多事的月份，许多与个人激情相关的事件，几乎全都发生在五月上旬，或者是在五月上旬种下了祸根。有机会我要找占卜和看相的好朋友老片给我测一测，这古怪的五月上旬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时间上无足轻重的巧合么。我想，巧合太多会使人生疑的，譬如我的五月如此多事。不久前我丢失了蔻婕写给我的全部信件，紧张的房屋拆迁，丢失一切辎重，兵败如山倒，一张做工粗糙的写字桌，寄放在唐兰（马余的第二任妻子，一个由我亲手虚构的人物，祖籍河南，现住落城）的娘家，又从那儿被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唐兰的第三个姐姐家中，抽屉原本上着锁，现在可能被撬开了，有一天我问起那些信件的去向，唐兰说可能当废纸卖掉了，蔻婕的15封信，夏季恋情的最后见证，扎着一根牛皮筋，由于天长日久，牛皮筋都发粘了，轻轻一拽就断，那些信件所用的信封可分为两大类，纸色淡黄印有动物和植物图案的，和纸色白亮印有『清华大学』四个红字的，北京姑娘蔻婕的钢笔里灌满了黑色的碳素墨水，那支钢笔我没见过，我没见过她写字，我只见过她留在信封和信纸上的黑色字迹，字迹有大有小，都很工整，我喜欢工整的字迹就象我喜欢态度纯洁的人，那些信件中间夹着一张美术馆的参观券，参观券的背面是白色的，我用很粗的记号笔在那一小片矩形白色中写了『五月五日』，字写得很大，很热情，因为那就是我和蔻婕初次相逢的日期，这个日期现在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我是写小说的人，拥有了虚构一切事物的特权，现在不那么重要的日期当初却很重要，因为我和蔻婕的初次相逢，确实发生在那一天不太晴朗的北京天空的下面，美术馆第一展厅的入口处。我和蔻婕的相逢，使我初步确认了我和马余站在北京街边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会觉得有点儿荒唐呢，可是在当时，这种必要性就是全部必要性，甚至开创了我和北京之间唯一的富有温情的关联，我的天。
时间过得太久了，我想，总不能躲在阴影里老不出来，就和马余一起走向阳光强烈的店门外的街边。隔着那些陈旧的不复存在的车辆和马匹的影子，我们看见蔻婕笑了起来。车辆和马匹当时还不是影子，还是些难以穿越的物质，把姑娘挡在马路的对面，只有她那满脸的笑容，象一种特别的光束射过来，透过不停变幻的车辆和马匹的缝隙。后来的年代里，我反复想起这个时刻，我和蔻婕分别站在马路的两边，蔻婕笑着，她的整个健壮的身体和活跃的年青女性的心灵，因为看见我，就充满了笑意，这使我为自己感到某种骄傲，甚至凭借这种短暂的骄傲，忍耐了多少无法忍耐却更为长久的东西。
也许动人的情景发生在另一天，另一种情况下，另外两个人身上，这有什麽要紧呢。蔻婕就那样笑着，走到我们面前，或者我们穿过那条有马车、汽车、拖拉机、摩托和杂乱行人的马路，走到笑着的蔻婕身边。我们站在马路边的尘埃里，迅速而深情地接吻。我们还记得，蔻婕挎在左肩的书包，看上去很沉。所以她在接吻之前和接吻之后，曾经不由自主地将左肩往上耸起。我们想对她说点什麽。我们并没有想好要说的话，我们幸福地张开嘴巴，好象要对我们所爱的人，吹一口气。我们对往昔爱情之中发生的事情，记得多麽清晰：我们的蔻婕，在刚刚接触又迅速分离的两张嘴巴之间，竖起她右手的食指。我们认为那是一根金色的食指。我们还认为，金色的食指就是至高的权杖，它让我们怎样，我们就会怎样。它让我们沉默，我们就会象守门员扑救险球那样，抓回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语。它让我们沉默，我们就沉默；它让我们站在原地等待，我们就象石柱立在路边，毫不动摇。她带着她那根金色手指暂时离开我们，她转身，她向厕所走去。我们目送蔻婕走进路边的公用厕所，快活得心里难受。为了中午的短暂相见，她把小便憋了多久呢。我们甚至想象了她小便的姿势和声响。我们只想到了小便，这就是我们的愚蠢之处，即使在爱情中，我们也难免迟钝而粗俗。大约过了两分钟，蔻婕出来了。我们看见了她，还有她令人惊奇的变化。条绒背带裙不见了，细格子棉布衬衫不见了，灰暗的色调不见了，她全身呈现出眩人眼目的鲜红的亮光。她走近，几乎贴在我们胸前，然后迅速地后退，在一个她认为合适的距离上，缓缓停住。她的这些动作，具有极好的联贯性，让我们联想到她从幼年到此刻所接受的各种训练：摹拟动物和植物的幼儿舞蹈，游泳，各种节奏的交谊舞，女子手球，一些田径项目，还有她的手风琴。
她缓缓停在那儿，身穿一件红色的质料很轻柔的“太阳裙”，左手扶着书包带，右手在自己的腰间和臀部慌乱地抚摸着。我们知道，这件崭新的裙子，在她的书包里藏了很久，被压出了皱痕。她说，这是我姐给我做的新裙子。她说，我想穿起来让你看一看。她说，你觉得好看麽。
1995·5－1996·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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