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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安汀（David Antin，1932――）诗人、批评家和行为艺术家。曾在纽约大学进行过科学与语言学研究，专业课题为格特鲁德·斯坦的语言结构。编辑和翻译过若干数学著作，1955年开始诗人生涯，1964年起开始从事批评。曾担任过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的教育监护人，1968年加入视觉艺术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曼德维尔艺术馆做了四年的馆长，组织后波普代表人物卡茨, 莫利, 埃斯蒂斯, 韦塞尔曼的作品展, 理查德·塞拉的装置和琼·乔纳斯的行为艺术作品，以及一大批 Fluxus集团艺术家的作品。1972年开始任全职教师，教学领域包括艺术结构、批评史、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叙述理论。他的“谈话”（talk）实验——用录音机录下在特定地点和场合的讲话——是一种出色的创作口语诗的方式，扩展了当代美国诗歌的疆域。
他的著作包括 《定义》（1967）,《自传》（ 1967）, 《标记行为的代码》（1968）,《沉思》（ 1971）,《谈话》（ 1972）,《战争过后》（ 一部词汇很少的长篇小说，1973）, 《边缘谈话》（1976）,《谁在外面听》（1980）,《对话》（1980）,《调音》（ 1984）, 《 1963-1973诗选》 (1991)及《先锋意味着什么》（1993）。
安汀早期的诗歌是沉思的、奇想的，深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他深信“我们看见的一切始终有可能是别的”。这时期的诗歌大多可以称做“维特根斯坦式的意义形成练习”，如《十一月练习》，安汀自己称之为“某种柔软体操和精神练习的交叉”，这组诗的基础文本是每天的报纸和为外国人准备的“英语基本成语”手册。下面是“十一月一日星期天”条目：
（10：35上午）一对苍鹭彼此凝视。它们的瞳孔不动
受精发生了。一只雄蝉在上面发出一阵嗡嗡声
而雌蝉在下面发出回应。受精发生了。
大乌鸦孵化小乌鸦。鱼们滴落精液。
穿背心的小黄蜂变形。地上有脚印。
是鞋子留下的吗？
（11：15上午）上个月他们解雇了几千人。
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
（11：21上午）一颗星路过，问某人，谁将保持无名，
为了统治世界应该做什么。无名者说，
“滚开，你是一个省！”
精确（写作的确切时刻）和这些荒诞小叙述的结合——半是禅宗公案，半是无稽之谈，半是语法练习——为后来的语言诗开辟了道路。而安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出人意料的变化。例如，在上面所引的片段中，他所用的模式根本不像达达的无逻辑那么简单。对鸟、昆虫和鱼的受精习惯的描述完全是冷静的，而地上的脚印是鞋子留下的推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以至事实上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它值得注意。第二单元却非常不同。几千人的解雇应该由所涉及个体的痛苦所记录，而不是由被他人感知的他们消失的声音来记录，但是，严格地讲，空空的工厂大院肯定是这样一幅衰落的景象。第三单元是对叙述者的一个玩笑，这个叙述者想象一颗星具有“统治世界”的专门技能。此外，这个单元表明，崇高的理想总是成为别人嘲弄的对象（“滚开，你是一个省！”）
1972年，安汀出版了《谈话》一书，它标志着诗人与过去作品的一次断裂。在此之前安汀的诗没有给自己提供在他文章中的那种散漫的、哲学性写作的机会；诗歌和文章仍是十分不同的种类。但是随着《谈话》的出版，安汀的诗和文章变得更加接近。谈话是一种更易扩张的工作方式，能使你说出想的一切。《谈话》也表明了与大部分有关诗歌形式的观念的一个更具决定性的破裂。安汀最初的“谈话”实验是《一次讲座：为两个声音所做的三支乐曲》，他实验了有控制的即兴创作，直接录在磁带上，使用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他妻子埃莉诺（观念艺术家）的声音。场合和诱因是一个“科学”实验设计文本，有关一个农民宣称自己利用雕刻的鲸鱼骨来探测地下水的事情。首先由埃莉诺朗读了几页，声音是冷静的叙述，随后朗读就让位给一个无名对话者（安汀的声音）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第三个角色（埃莉诺自己的声音）对问题的提问。这个过程表明，故事（探测水源）是不能以任何直接的方式“讲”出来的，而问题（信息通道中的噪音），很快就压倒了整个线性交流。
安汀曾经把自己的诗歌称做“过程诗”。这种重在过程的诗歌可以从两个相关观念去理解——首先是“在谈话时思考”，然后是由此推及的“在写作时思考”。安汀认为所有的哲学探索都是建筑在维特根斯坦的“在谈话时思考”上面的，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本质上是个即兴的、谈话哲学家，无论他是在座谈会上与同行和朋友谈话，在讲座中与学生们谈话，还是在他写作时与自己谈话。维特根斯坦曾经对人说过，“他曾经尝试按照笔记讲座，但是结果让他作呕；这样产生的思想是‘陈腐的’，当他开始读那些词语时，它们都像‘尸体’一样。”
促使这种断裂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安汀的诗歌朗读经历。他说，“在一次朗诵中我读了这些过程诗。我对写作过程非常负责，把事物组合和拆解，就像实验电影摄制人一样。但是当我去朗读时，所有的作品都已完成，我被简化成我已经写完的一个实验戏剧中的一个演员。我不想当一个演员。我不想阐明我的工作方式。我想工作。做一个诗人。现在。于是在那次朗读中我开始边读边修改我的诗。改变已经写成的诗。这是个灾难。我试图发明一首诗，我的诗歌类型——一种审问。我开始深入思考，事情好了一些。我为思考的诗歌负责——不是过去式的思考而是进行时的思考。现在这似乎是可能的了。但是我的思考方式非常特殊和具体。它不依连续的路径进行。当我遇到障碍和某种阻力时，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寻找某个具体的例子——一个能照亮它或干扰它的故事，把它踢到另一个空间的故事。于是我发现自己在讲故事，或者，用我的术语来说，在结构叙述，把它当作我思考的一部分。我以前求助过叙述，我的那种片段化的叙述，而不是常规的故事。于是，两个观念几乎同时涌进我的脑海——有关即席创作和在谈话时思考的观念，以我所能够的任何手段思考，这意味着以讲故事来思考”。
安汀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用写作本身来思考，他不是写下已知的东西，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让自己的感觉清晰起来。他这样解释过他的《门迪的定义》一诗的写作动因：
“有一次，我通读了西蒙娜．薇依的日记和一本保险手册，那里有许多句子的含义我不明白。它们并非特别困难的句子。它们包含的词语往往在文化上很普通，或者甚至是陈词滥调，每个人似乎都理解的抽象术语。“损失”。“价值”。“力”。但当我注视它们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不理解它们。于是我开始把它们写下来，凭借把它们写下来进行思考，我可以浓缩它们，向它们提问并找出它们可能隐藏的意义。我认识到我的不理解可以成为继续下去的一种方式。而当我继续这样的写字行为时，我没有想我是否是在写诗。我在思考。我思考得越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就越多。《门迪的定义》的第一部分就是以这种方式写下的。我最初的两本书——《定义》和《标记行为的代码》——也是这样写成的，把不理解当做一组问题来质疑莫名其妙的陈词滥调——各种语言和文化上的承诺。”
安汀对词语的深度有着维特根斯坦式的不信任。他对词语意义的差别和微妙内涵不感兴趣，对词语的隐喻性和寓言性更不感兴趣。他对线性韵律和经过调制的和谐节奏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结构和句法层次的诗歌，利用句法单元（几个关键词在语境中不断的漂移和重复）来结构复杂文本。
安汀即使在所谓先锋圈子内部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这些三十多年前的实验，现在看起来却是非常先锋，难怪有论家称他为八九十年代的语言诗开辟了道路。安汀自己曾幽默而不无悲哀地这样谈到先锋，先锋意味着知道如何在现在处理未来，那不能想象、不能预测的未来。他的写作特点还应包括无标点的口语的使用、文本中交织多个相关主题的复调、叙述、表演性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这里的两首诗系译自《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2002／4／26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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