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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育邦

在大塘金岛过大节

——2002年南京“晒太阳”活动全记录

汪继芳

公元1986年9月，在南京玄武湖公园，有一个载入当代中国美术史的事件——“晒太阳”。

时隔16年，又一次“晒太阳”在南京举办。

本文记下了作者看到、听到的一切。

2002年3月29日

晚上，赵勤、郭海平来告知“晒太阳”的活动安排——时间：4月21日，地点：南京江宁区谷里镇大塘金岛。他们说，这个活动从春节前就开始策划了。

从多次去岛上探看的赵勤嘴里，我知道去大塘金岛的路程有30多公里。每个想参加活动的人都要到他这里报名，便于统一安排车辆以及中午的盒饭。赵勤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晒太阳”里了，他自觉地成了整个活动的调度员。为了保障后勤，赵勤已“调集”了20个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做“志愿者”。

我还得知一个情况，那就是除了活动的海报印刷费用有朋友资助外，其余活动经费都没有下落。赵勤说：“估计最后我们4个人每人平均出五六千块钱吧。”这4个人是郭海平、赵勤、于小雨、孙为民。他们同时也是参“晒”的艺术家，孙为民还是大塘金岛的“岛主”。

郭海平补充说，前年清凉山“钻牛肚子”行为艺术（名为《5月28日的诞生》）引发的一系列事情，让他们这次很谨慎。鉴于大众媒体的一向表现，本次活动在4月21日之前不接待他们的采访，当然也不对他们发布任何消息；只想在展览翌日做一个“艺术家与媒体的对话”，目的是“正确引导大众媒体”。李幸（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当场表示，说这个会就由南师新闻学院来主办，可以作为学院的学术活动来办。

赵勤、郭海平走后，我把“晒太阳”的海报贴在了客厅里。

3月30日

早晨，我6点半起床。走到客厅，一眼就看到了昨晚贴的“晒太阳”海报——“大塘金岛”，海报上的这几个字特别抢眼。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岛，实际上是河里的一块高地，靠一条水坝与之相连。艺术家们就将在那儿参“晒”。

赵勤说开展的前几天，岛主会把场地上的灌木丛和荆棘都砍砍的。我感叹，做一个当代的艺术家真难，他们有着双重的压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使他们避之唯恐不及；资金的匮乏，让他们把眼光挪到了远郊。我想到，居住在北京宋庄乡的徐一晖曾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自觉地回到了工农之中、回到民间。

尽管郭海平他们这样低调，我还是担心，在这个信息时代，这样是不是天真了一些？而且你的海报上还印着栗宪庭、吴亮他们的大名呢。

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看来也只有祷告了：愿4月21号的“晒太阳”顺利！

4月19日  小雨

下午给赵勤打电话，我喊了他一声“总指挥”，电话那边他轻轻一笑。我问他天气情况，他说刚问过气象，明天会转多云，后天就可以“晒太阳”了。我说我这边的消息是连下3天的雨。他说不会，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

刘鼎从常州打来长途，说他正在发烧，可能参加不了“晒太阳”了。本来他也要做一个行为的。

4月21日  晴天

早晨6点20起床，7点50到龙江体育馆。人已经很多了。赵勤已到。大巴上已经坐满了人，他手下的志愿者们正在挨个验票。凡是买了票的人会得到一个红袖章。

难得早起的艺术家们陆续到来，很多人已在左臂上戴起了红袖章，红袖章上印有黄色的仿毛泽东手书体的“晒太阳”3个字。郭海平也来了，在一片红袖章中，唯独他戴的是雪白的印有红十字的袖章。很触目。有一辆车，雪白的，被打扮成救护车的模样，车身上有红十字和“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字样，这是郭海平的车。郭海平说：“待会儿上岛后，我还要在脖子上挂个听诊器。”我意识到，“晒太阳”的第一个行为已经出现。

这时，还没有出太阳的迹象。

在一堆人里，我突然发现了徐一晖，没想到他从北京赶来了。

一直等到8点半也没开车。本来跟杨志麟同车的，但我去“方便”了一下，结果回来时车就不见了。4辆车没有装下所有的人，后来他们又从公交公司紧急调来2辆大巴。

我和柴小刚、葛震同乘一辆大巴。柴小刚参加过85美术新潮，是江苏最早做当代艺术的，他一路给我讲徐一晖的故事。葛震讲他们昨天冒雨来布展的情况。下车后，远望前方，偌大的岛不见人影，我担心着我的包，因为根本不知先来的车在哪里。包里有我的采访工具。葛震说：“你放心，杨志麟是南京最聪明的艺术家，他肯定把你的包带在身上。”

这时已经是10点钟了。看看天，我发现有了一丝太阳。葛震笑着说：“你没听昨天郭海平说吗？风雨无阻！弄得很悲壮的样子，其实他知道今天的天气。”一旁的“志愿者”说：“昨天赵勤说的是，太阳就在我们的心里。”

看见人了。他们都在小河的对面。一群城里来的红男绿女正穿行在绿树碧草之间。以这些作为背景，一行白色泡沫做的标语显眼地跳了出来——“兔子有四条腿但四条腿的不一定是兔子  重要的不是艺术”这是管策、沈其斌、成勇、严宁和包忠的作品《重要的不是艺术》，“重要的不是艺术”是栗宪庭批评文集的标题。

桥头，坐着几个穿着写有“江宁公安局”字样的蓝色制服的警察。他们的脚下，踩着汤国的《清洗时尚》。为了做《清洗时尚》，汤国4月15号就带着4箱近百本《大都市》杂志来到了大塘金岛。这天，他让杂志浸满了乡间那些清新的水，然后把它们存放在农民家里。20号，汤国来到农民家，与农民一起，将杂志一页页撕开。21号上午8点，汤国提前来到现场，把已经清洗、撕开的杂志一页一页摊开，强迫它们接受阳光的蒸烤。

走过贴满明星头像的小桥（方蕾作品：《星光大道》，方蕾把自己装扮成明星的模样），我们到了大塘金岛上。

第一圈游览

进岛没走多久，就遇到了正在做作品的南京艺术家周云侠。同时，我看见了杨志麟、徐一晖。果然，杨志麟把我的包背下了车。我们一起看周云侠做作品。

周云侠先在一块平整好的土地上撒着黄色的粉末，然后又用黑色、白色的粉末勾勒出线装书的模样。周云侠边做活边介绍说：“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缕玉衣——晒古诗》，待会儿我还要穿上我用麻将缝的‘金缕玉衣’躺在那儿晒。”

当一切准备就绪，周云侠穿上“金缕玉衣”躺了下来。这时，南京艺术家杨志麟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红玫瑰，在他的腰部围放一圈，其他朋友则帮他在脸上盖了一块面具。很多观展的人在这里停留了下来，他们用相机、DV拍下了这一堆“出土文物”。

不久，躺在地上的周云侠说：“哎哟，晒得真舒服！”人们马上喝住他：“不许说话，你已经死了……”

人们刚拍完照，站在一旁的一队人马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了，他们把一条写有“这绝对不是艺术！”的横幅盖在了周云侠的身上。这条横幅有四五米长，白底蓝字，是靳卫红、黄峻、靳山、Biljana和熊广琴的作品。

这时，刘绍隽穿着黑衣、打着黑布伞、头上套一个黑色袜子走了过来。胸前还画着个红色的大“？”号。我追上他，问这个作品的名字。“这个叫《阳光下漫游的另类》。我想说的是，艺术家要在开放之中保持自我，保持个人理想的东西。另外，我喜欢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这个作品也是受他的启发做的，我用这个作品向培根致敬。”

刘绍隽曾参加过86年87年的“晒太阳”。86年他与孙为民合作的装置《太阳我胯下的金灿灿的睾丸》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整个作品是5×4米的一块布，上面画了画、写了字，挂在两棵大树之间。赵勤说，当时做装置的还很少，刘绍隽在南京艺术家里算是较早做装置的。

刘绍隽打着黑伞继续前行后，又走过来一个手举竹杆（杆上挂有做成铜钱样子的白色的“纸钱”）的人，此人边走边抛撒“纸钱”，一个观众问他：“谁死啦？”他不回答，继续往前走。但问作品名称他会停下来告诉你。他从安徽来，叫李学斌，作品名称是《诱惑》。我捡起一张“纸钱”，上面盖了红色的印章，刻有“中奖区  谢谢惠顾”几个字。

一个铁丝网里罩着用纸箱切割成的猫、鱼、老鼠。这是吕彤的作品《共生态》。

整个岛上遍布作品，应该继续看哪儿呢？这时，王轶琼的《风水轮流》给了我们提示。王轶琼从几年前就开始拍摄各种各样与艺术有关的头戴牛角帽的人。在大塘金岛上，他们每人都立在一个铁杆（共有300根）上，既是作品，也是路牌。

沿着《风水轮流》走，我和杨志麟上了一个小山。脚旁的灌木发出好闻的清香味道。昨天的雨加上几百个观众的踏行，使地上的草与泥纠缠在一起。几个巨大的白色的“蚕茧”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们疏密有致地被束缚在树丛之中。材料用的是钢丝、绢布、丝棉、生肉。见标签上作品名称写的是：《不准掉头》（作者：王健），我和杨志麟都笑了。因为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的会标就叫“不准掉头”，而且这个著名的会标是杨志麟的创意和设计。

《不准掉头》的对面是朱存伟的《大塘金岛出土文物之1号坑——大问号文化遗址》。一个小土坑里，随意地放有麦当劳的包装、F4的图片、发夹、塑料花、塑料盘等（2002年5月3日出版的第18期《东方文化周刊》老克的文章说，朱存伟是挖了一个形状“？”的土坑）。

这时，王强过来，发给我一张印有黑字的白纸，介绍他和顾小平、顾小剑搞的《“力所能及的艺术”》。他们准备今天把岛上的石头都翻个个儿，让石头也“晒太阳”。

再走几步就到了山顶。这里聚集了很多的人，大家都在看正在制作中的《4月21日大塘金岛的巴米杨大佛》，整个尺寸是350cm×150cm×460cm，作者是来自徐州的“0516艺术行动组”的吴高钟、毕继民、韩添任、王发伍、周海峰和惠剑。为了制作“大佛”，他们18号就来到了大塘金岛。原本就地取材直接用岛上的泥的，但岛上的灌木多，泥并不好取，他们只好从高淳运了4吨雕塑用泥上山。木架子则是从徐州运来的。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是吴高钟，知道他就是前年在南京清凉山“钻牛肚子”的人，我格外多看了几眼：脑袋顶上的头发剪得很短，但以下的头发则留得很长，披散着；长脸，总在笑，表情诚恳。

离开“大佛”，沿着前面观众踩出的小道，我们往山下走。途中，与来推销水和野菜的农民相遇。他们不见得能卖出点什么，但人人的表情是乐呵呵的。

大概就在这个时间，10点钟左右，叶磊做了受到媒体“谴责”的行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走下山，就又来到了小岛的进出口处。刘健、杨思明在桥的这一头卖起了冰红茶，叫《文艺搭台，冰红茶唱戏》。凡是买了冰红茶的，就回赠一本赵勤和刘健的作品集《勇往直前》。

此时的小岛，已经很热闹了。太阳把每个人的脸晒得红润润的。李枪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来到他用小布人摆的长蛇阵前。小布人用白布和棉花手工缝制，足足有一万个，攒了两年时间。李枪是从连云港过来的，在一个中学做老师。

徐州来的王发伍的作品《井》是平放在地上的装置。用塑料膜包起来的几幅彩色摄影图片，全是肚脐眼周围的局部写真：在肚脐眼上穿环的、剖腹产3年后的或胆囊手术后两个月的模样。杨志麟说这个作品有意思。

接着，我们在一块空地上看到了赵勤的作品：《大塘金岛艺术景点旅游指南》。上面列有今天要出现的68件作品目录，还标着他们发生的具体时间。

算算我们看到的作品，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呢，于是我和杨志麟沿着刚才走过的路，在岛上开始了第二圈的漫游。

第二圈漫游

离赵勤的“旅游指南”不远的地方，地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垃圾”：有写着“请勿食用掺油毒米”、“请您用使（原文如此）安全套”的传单；有十几个吹得鼓鼓的黑色的大垃圾袋（上海金红梅的《一吨土与一吨空气·种植空气》）；还有避孕套的包装盒子。避孕套是“杰士邦”公司提供的，也是艺术家慕新华的作品的灵感所在。慕新华说：“现在已不是凡高的时代，这个社会必须要安全和理性，而安全套正是理性的象征。”他的理念也用在了作品的操作上，在公司的赞助和他的运作下，正好做到了不赔不赚。慕新华也是80年代首次“晒太阳”的参加者。

地上还有一些胡萝卜，据说是另一件作品，本来跟慕新华的作品无关，但不知是什么人把每只胡萝卜都套上了避孕套。

经过署名“南艺  陆斌”的《化石2002》，看到一个启示：此地埋有“当代化石”，大家可以在下午1点以后前来挖掘。又经过一个叫《比·干》的作品。见水边有人静静地坐着，我们走过去，这个人正在水边“做钓鱼科”，它是盛剑锋的作品《钓鱼》。他指着岛上的人们说：“我跟他们没有关系。”

另一个声称自己“与‘晒太阳’无关”的人是张继军。张继军的参“晒”作品是一个行为，在地上铺了一块白塑料布，然后在上面放一幅带有画框的油画作品，是他自己画的《影像·无色》。张继军对自己这个行为的解释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画是晒了太阳，但实际上我要传达的东西跟太阳无关。类似的行为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我是唯一把架上绘画直接拿到‘晒太阳’上的。”张继军这个行为的名称比较复杂，是《无色<影像·无色>》。

有一幅大约1×2米的电脑喷绘图被无声地浸在水里，图的内容是城市的高楼。好像不想引起人们注意似的，既没有作者在一旁，附近也找不到作品的标签（后来知道这是南艺学生卞卡的作品《城市景观》）。

一面用红布和黄布（上贴“喜喜”字）拼接的横幅在抢人们的视线。这是孙哲政在做他的《选择》。打扮成“新郎”的孙哲政说他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作品。他觉得人很渺小，他想打破人一生中的空间。在他做新郎期间，已经有几十个人过来与他合影，做他几秒钟的“新娘”。大家笑着说这是合理的重婚。

皮尚的《瓶子》紧靠一旁，内容似乎与孙哲政的有点关系。皮尚平时爱收藏古旧的玩意，这次，他拿出的是自己的一件藏品：彩釉瓷瓶。瓶子上的多处原画被他巧妙地改成了一幅幅春宫图。他说，画这些春宫图时，他深深为古代画家的功力所折服。

葛震的装置《在春光下若隐若现》也在这一带。他写的作品说明是：“人们总以为在做这件事，实际上做了另外的一件事。”

《悬浮颗粒》做得很气派。所用的材料是：塑料、尘土、喷胶。主题是环保，平地搭起的高高的透明的塑料棚是用来“接灰尘的”，这样可以检测各地的污染情况。作者王己一，带着这件作品先从北京到徐州做了展示后，又从徐州来到南京“晒太阳”。不过他承认这个作品在南京尤其在大塘金岛做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这里太干净了。人们跟他说，你回北京去接沙尘暴吧。

又看到几个跟太阳有关的作品：王成的《晒肠子》，把自己的全裸照片放得比真人还大，在腹部，肠子也裸露了出来；潘登的装置干脆就叫《晒太阳啦》，用红绸布做了一个巨大的太阳；另一个太阳是黑色的，画在白布上，名为《什么时候变红？》，安徽的朱蓓蓓做的。

美国艺术家Brad也前来参“晒”。他是在铝皮上喷的画，这些灰调子的画放在绿色的灌木丛中，显得格外有趣味。“在画廊做展览都是用镜框框起来，我很关心找到了这种方式……”Brad高兴地说着什么，杨志麟的一个英语特棒的女学生在场为我们做了翻译。

另外的几件作品也利用了岛上的自然环境：茅小浪的《第二孤岛》里的3个裹黑衣的男模是站立在树林中的；安徽陈宇飞的《艺术Art》中的大白袜子是挂在小树上的；安徽张燕翔做的是《碎片》，这些VCD的碎片先被贴在大张的牛皮纸上，然后再随意地搁在蓬勃生长的野草之上。

安徽艺术家左靖的《晒太阳的164个方案》在不远的地方。杨志麟看了一会儿说：“这个好。”细看一下，是安徽的一些大学生为“晒太阳”做的方案，学生们写着：“如果我参加‘晒太阳’，我的方案是……”提供方案的学生还贴上了自己的登记照。

上海来的艺术家汤光明默默地做他的《艮者》。在去除了杂草、翻过了土的地上，他用石灰一样的粉末划着白色的曲线。他一边划这些像八卦阵样的东西，一边不时地看左手拿的图谱，态度认真极了。我们问他最后完成的时间，他说还得要一个多小时。

另一件精致的作品也来自上海，它是傅跃慧、浦捷的《神州地心计划》。在一个1米见方的土坑里，整齐地摆放着百多个小木块，像一个充满建筑物的密不透风的城市。它们将在下午被艺术家埋掉。

离开土坑，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十几张署名“祁国”的印刷诗稿，雪白的纸，散落在草地上。这个作品叫《睡尸》，作者自己的解释是：“诗歌在中国已成尸体。让诗裸睡在大地上，简称睡诗（尸）！”这些“睡尸”有的被石头压着，有的则被风刮起。诗稿上还写有钢笔字，如《下午》上写的是：“请爱惜这张中国的纸！”《故乡》上写有：“勿动！有电！”

杨志麟认真地读了一首，说：“写得不错。”他捡起一张，说可以收藏。我也拿掉石头、抖落上面的泥土拾起了一张。这张纸上的诗标题就叫《祁国》——

风吹开沙子

露出一小块瓷片

和一个小国

生了锈的失败

这失败寄生在

我的身上

我的梦里

歌声和远去的里面

在今天

我已是一个病句

在一篇21世纪的文章里

无处可去

             2001．11．14．合肥

欣赏完诗，于小雨的作品《水发物》出现在眼前。这是一个人形的土坑，长5米，宽4米，坑里装满了水，水里浸泡着海带。杨志麟又有评价，说：“不错，这件不错。”于小雨做这个作品没有花多少钱，请农民挖坑花100元，买海带也是花100元。

又来到了周云侠“晒古诗”的地方，他在地上画的线装书的轮廓已经有些模糊了。沿老路上山，见“巴米杨大佛”的雕塑已到了收尾的时候，吴高钟他们正将一桶调理好的金色水浆往大佛身上刷。阳光下，大佛很有气势，像是为小岛增添了一个景观。有很多农民向这里走来。

一支名为“忧郁孩童”的乐队在大佛边上“安营扎寨”，他们用巨大的红布裹住了几棵树，也许这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大篷车吧。这支乐队的作品叫《音乐之胃》。乐队有男有女，里面一位可爱的女孩只告诉了我其中一个队员的名字：张勇。在我们来之前，他们刚刚在“大篷车”里做完了演出，这会儿，他们正席地而坐享用午餐。

离岛又上岛

我们的肚子也饿了，我们要离开小岛去河对岸才有饭吃。

从坝上往对岸走时，迎面可见吴翦的作品《无题》：一双眼睛占满了整个画框，正看着喧闹的小岛。岛那边好像只有吴翦一个人的作品。

很多人吃过饭后，坐在草地上或树荫下歇息。吃盒饭时，我正好坐在朱其旁边，看见他用商量的语气请一个女老外“裸泳”，鼻子又尖又翘的女老外笑着摇头，说她男朋友来了，所以不方便裸泳。

吃过饭，我们坐在草坡上看对面的小岛。很多人还在小岛上活动着，但辨认不出谁是谁，只能看见那些大一点的作品，如“杰士邦”那两个黄色的充气娃娃、《悬浮颗粒》的塑料棚和《艮者》的白色曲线。

当然，最跳的还数那3个彩色的氢气球。他们不高不低地升在小岛的上空，下面还有一幅红色的喷绘图。这是徐东平的《太阳照常升起》。

已经40岁的徐东平说，那个红色的喷绘图是他用屠杀动物和人的图片进行处理的。本来要放在河里漂着，但这样就怕主题太沉重，因为这次“晒太阳”总的思路是要轻松，所以他不但把照片处理成红色，还想到了用彩色气球的形式。“现在看，用气球把图像带入空中，其实也是一种反讽。”

徐东平一向关注人的命运，觉得这个世界太血腥，他收集人类各种各样死亡的图片：战争中的无辜受难平民、非洲部落之间的屠杀、政党之间的仇杀，甚至有一张斯大林儿子死在纳粹集中营电网边上的图片……所以，当路透社记者指着红色血腥图片问他“你这是不是说的‘六·四’？”时，他回答道：“我关注的不是中国怎么样，我关注的是整个人类。”

徐东平是今天最早上岛的人，因为氢气是一种易燃气体，运送的车辆必须在早晨7点以前通过市区，另外在充气时岛上的人越少越安全，边上如果有人吸烟，后果不堪设想。

“嘭！”“嘭！”“嘭！”岛上传来了鼓声，接着又传来什么人的嚎叫，有人肯定地说：“这是赵勤在叫。”我远远看见人群都聚集在徐弘、杨军的《笑傲江湖》作品周围，就是这时，徐弘他们用早已准备好的木炭烤化了“雷锋”的蜡像。许昌昌全身糊满泥巴的行为也都出现在这段时间里。

管策他们的泡沫字《重要的不是艺术》也进行了大挪移，那句标语被重新组合成：“艺术有四条兔子一定是四条腿的兔子但不重要的是腿”。

岛上那么热闹，我坐不住了，就又上了岛。果然有收获，看见了3件作品：《洗钱》《千里江山图》和《城市垃圾全景图》。

《洗钱》是郑金玮、顾海东的作品。两位年轻的艺术家把100元美元中美国总统的头像换成了蒙娜丽莎的，尺寸比原来的美元要大。他们的展示过程很简单：把钱放在河里洗，然后再晒干。这些晾晒在灌木丛中的“钱”，被观众极有兴趣地讨要。

崔见的《千里江山图》是铺在地上的近10米的白布，旁边放着的浓墨，是让观众用脚蘸了墨再往白布上践踏的。见上面已经盖满了各种脚印，我也上去踩了一脚。

《城市垃圾全景图》也是长型的作品，比《千里江山图》还要长，有30米。作者李超音虽然做着经理，工作在远洋国际船舶代理公司这样一个与艺术不沾边的地方，但近几年我们常常在南京的各种展览上看到他。李超音是个喜爱摄影的人，也许从《城市垃圾全景图》开始，他真的会把自己跟艺术连在了一起。

岛上的人更多了。渐渐地，大家的身份已经转变，不再是观众，而是来参加Party的闲人。

孙良像玩游戏一样，用锡箔为《时尚》女记者黄鸥做面具。他说，今天他要为每一个美女做个面具。

带了DV的人都在瞄准着这些大活人。艺术家们有的干脆把精力转移到了制作影像作品上，如高波，平日能歌善舞，今天却埋头录像，他说他的“晒太阳”作品就是制作一个记录活动的片子。曹恺今天也是没拿作品出来，但他带了一队人马和6台机器（Hi8、DVCPRO各1台和DV 4台）。曹恺曾在南京电视台待过，现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尚美学院代课，他与该院的老师王方一道，计划做一个30分钟左右的片子。片中王方是编导，曹恺是监制。

在这些录像的人里，还少不了长着一脸短胡子的胡杰。胡杰的拍摄是从“晒太阳”的策划开始的，他还拿出一定的篇幅拍了农民的镜头，他认为“晒太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胡杰当过14年的兵，最后干到营职，转业到地方后，因种种不适应离开了单位。胡杰的独立制片是从1995年开始的，拍过《圆明园的画家》《远山》等10多部纪录片。他拍片的经费来自为人装修、设计、画插画。

下午4点多钟，在赵勤、于小雨他们的安排下，大家陆续坐上了回城的大巴。最后两辆大巴5点半左右发车，赵勤他们是坐最后一辆大巴离开大塘金岛的。赵勤和于小雨中午没有饭吃，一直回到城里晚上8点才吃上饭。

晚上7点，我打开江苏台的城市频道，看到了《南京零距离》对“晒太阳”的报道，还是一贯的老调子：不知道这帮艺术家在搞什么名堂。

4月22日  晴天

上午接到周云侠的电话。他强调，昨天他用的油漆粉“是水溶性的矿物质颜料，对环境没有影响”。他已经看到了南京各媒体对“晒太阳”的批评报道，所以特意打来电话。

中午，栗宪庭、吴亮、廖雯、朱其等艺评家被请到南京师范大学，李幸“利用职权”大摆宴席。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听郭海平、赵勤介绍南京各媒体的反应。

我正好坐在于小雨旁边，他告诉我一个信息：下午，孙为民的夫人毛海娟将带领公司的员工去打扫大塘金岛。于小雨说，“晒太阳”一结束，很多农民上岛来捡东西，搭临时厕所用的彩条布、饮料瓶都是农民眼里的好东西。他的作品《水发物》里泡的海带也早被农民盯上。活动快结束时，他去作品现场，有人喊了一声：“大胡子来啦！”农民们抱起海带就跑。他估计昨晚农民们的餐桌上都增加了一碗海带汤。

饭桌上摊了很多报纸，郭海平把上了摊的南京报纸全搜罗了一遍。南京向来以小报多而且竞争激烈著名，这次真的让外地的客人们眼见为实了。几乎所有的南京媒体都报道了昨天的“晒太阳”活动——

4月21日  扬子晚报  《一批艺术家上午“晒太阳”》

4月22日  扬子晚报  4幅图片，配简短文字

4月22日  服务导报  《200行为艺术家昨大“闹”小岛》

4月22日 金陵晚报  [头版提要]有人用火将雷锋蜡像烧化，群众质问：这种行为也叫艺术？[第9版登出]《过激行为艺术遭斥》

4月22日  南京晨报 [头版提要]“火烧雷锋”竟是艺术[第20版登出]《“火烧雷锋”是艺术？》

4月22日  现代快报 《太阳把行为晒成艺术》

4月22日  江南时报 《用避孕套套住胡萝卜倒插在地上；穿着个短裤在河里游了一圈……这些近似荒唐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却称为“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南京“作怪”》

4月22日  南京日报  [头版]《3万张玉照贴岸边  3米高裸照挂树上  前卫艺术作品如此“晒太阳”》

南京媒体的反应出乎大家的预料，不管怎么说，心情都是兴奋的，毕竟艺术家受到关注了。吴亮对南京记者的行为感慨道：“南京的记者纯朴，上海的记者太精啦，建议以后艺术家要出名都到南京来。”

下午2点，在南师大田家炳楼309多媒体教室，召开了《艺术家与媒体的对话会》。李幸说了一句“欢迎来自全国的艺术家和媒体”，就请郭海平先介绍与“晒太阳”有关的各媒体的情况。“昨天到岛上来的大众媒体记者约50人，其中电视记者20人（共计7个栏目）。《艺术世界》、《视觉21》、《艺术当代》、《时尚》也派来了记者。另外，美国《时代周刊》、英国路透社也有记者前来。”郭海平提到了《扬子晚报》的表现，说本来他们计划搞一个整版的，记者把手提电脑都带到了现场，但直到11点30分截稿为止，只传过去2张图片，导致原计划泡汤。

“对话会”由南京艺评家李小山主持，老栗、吴亮、廖雯、朱其都发了言。艺评家们的火药味很浓。吴亮说到“媒体就是弱智的”。

郭海平是“晒太阳”活动专门负责宣传的，他说这次的“方针”是宁缺毋滥，“就是想保护南京当代艺术的发展空间，非常担心如果这次再做砸了，哪一位领导再出来说话，估计南京三、四十年不要再想做当代艺术。”郭海平此话一出，场上的人都笑了。有人说，三、四年吧。

本来《扬子晚报》、《服务导报》、《南京晨报》都有记者前来，但会开到一半，除了《东方文化周刊》的徐克明先生还在，其余的都不见了人影。好在到会的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们均站在媒体的角度发言，作为媒体强有力的后备军，“对话会”的形式得以成立。不过，很明显地，研究生们“斗”不过艺评家。吴亮针对研究生提出的艺术家“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说法，问道：“艺术家是不是群众的一分子，知识分子是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吴亮觉得“群众”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最后急了，他干脆说，没有群众。

江苏艺术家徐累、汤国、徐弘、赵勤、刘绍隽、周云侠、于小雨、吴高钟、方蕾、曹恺、李超音和岛主孙为民也发了言。徐弘说，南京十几年都没有一个这么大的活动，作为南京的当代艺术家他“觉得蛮悲痛的”。徐弘对“火烤雷锋”一事也做了解释，说的大致是呼唤雷锋、让雷锋精神得到升华之类。赵勤说他看到媒体的报道挺高兴的，“因为长这么大没有人把我说得这么坏。”

方蕾批评南京媒体素质不高，她发出这样的质问：“难道非要把当代艺术变成一只老鼠吗？！”方蕾话音刚落，老栗接着说道：“我们现在批判媒体不是批判记者，是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吴高钟的讲话最短：“媒体，客气啦！艺术家，客气啦！主办者，客气啦！朋友们，客气啦！”

岛主孙为民的发言才真是“客气”，他说，“晒太阳”里，“我的角色特别，只有我是个生意人。”其实孙为民早在86年的“晒太阳”上就有作品参“晒”，这次他也有搁在一堆石头上的装置《日晷》。

到会的两个“老外”也做了发言。一个是被朱其劝说裸泳的荷兰女孩，她说了昨天的活动让她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比较温柔的一面，对裸泳一事，她把它看成是游戏，“最终没有游成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通过这样的谈话、考虑，还是很有意义的，昨天对我来说很开心。”另一个发言的是美国《时代周刊》的撰稿人莫云。她说，一个报道当代艺术的记者“有责任多去了解、多去采访，然后表示各方面的看法”。

吴亮开完会就离开了南京。晚上，李幸继续大摆宴席，由中午的2桌增加到3桌。吃到一半，老栗、廖雯赶飞机去了。8点钟时，李小山说：“差不多了吧。”于是，李幸喊了一句：“祝贺‘晒太阳’圆满结束！”所有的人这才散去。

我在会上没有发言，回到家就觉得有话想说。尤其是关于雷锋的问题，我觉得所谓雷锋精神应该清理一下了，雷锋是一个没有独立精神没有个人立场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他？

4月23日  刮风、下雨

所有参加“晒太阳”的来宾都走了，早晨又开始风雨交加。真是老天保佑了。

各报对昨天会议的反应已经出来——

4月23日  服务导报  《艺术家昨与媒体对话  健康的行为艺术需要宽容和理解》

4月23日  金陵晚报 《现代艺术可以不服务大众？》

4月23日  南京晨报  《是读者“弱智”还是艺术家“出格”  “火烤雷锋”引发大争论》

4月26日  阴天

    几天来的天气都阴沉沉的，今天室内气温只有15度。

去赵勤家取“晒太阳”的照片。赵勤在电脑里放他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了“晒太阳”头一天布展的情况：阴天的大塘金岛；赵勤头顶上的细小的雨珠；为雕塑巴米扬大佛搭起的架子；农民把一袋袋的山泥挑到架子前；管策的作品已经插在了水边——“兔子有四条腿 但四条腿的不一定是兔子 重要的不是艺术”；于小雨正在滩涂上画线，农民在一旁挖土；农民们为了揽活正吵成一团；半坡咖啡馆里，赵勤在给一批“志愿者”布置工作……

    还看到了“晒太阳”那天的照片：罗隶、罗辑率众人执旗站立桥头，写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的十几面红旗迎风飘扬，穿红色制服的军乐队现场助威（《十分钟春天的故事》）；赵勤、高波、荷兰的麦克，还有南京“黑色素”乐队的鼓手他们正在即兴演出；老栗、廖雯在桥墩上坐着吃盒饭；老栗手拿锡箔做的面具和其作者孙良合影；王轶琼在河里洗他的《风水轮流》全部作品；许昌昌浑身糊满了泥浆做他的《五星级梦游》……

为了回顾一下，也为了让那些没有去大塘金岛的人分享一下，赵勤他们决定5月18日在九九画廊举办“晒太阳”的回顾展，让大家看看图片、放放DV。

4月28日  上午有雨

打电话给郭海平核对媒体报道的资料。郭海平说，从“岛主”孙为民那里得知，23号，南京市市长罗志军去谷里镇考察，对“晒太阳”活动一个字未提。这让谷里镇政府悬着的心放下了。郭海平也觉得，尽管媒体把“晒太阳”炒作到这个程度，政府却什么也没说，说明领导是不会受媒体的影响的。

5月9日  小雨

找刘鼎要到了沈敬东的电话。没有参“晒”的刘鼎在家看了报纸，他说他气愤得要命：“这些傻B记者，连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清！找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来评论，这事太荒唐啦！汉斯去世，我去北京开追悼会，结果听到北京的人把‘晒太阳’骂得一塌糊涂，这全怪那些傻B记者。这些记者应该去什么补习班上上课！”

“晒太阳”结束后，《东方文化周刊》记者徐克明曾收到吴高钟从徐州发出的信。吴高钟在信中诉说了委屈：为制作大佛，他们花费近万元，3天中有两天在雨中工作。还有那些工人，他们花的精力、体力也是无法计算的。吴高钟说，他现在怕看同伴含泪的忧伤的脸。他们是怀着“灰暗、伤感的心情”回家的。

向很多人打听，也没人认识叶磊，最后七弯八拐弄到南京艺术家沈敬东手机号码，才算把叶磊的情况弄清楚了。叶磊20岁，现在是安徽蚌埠一家美术学校的学生，他是在沈敬东的联系与介绍下参加“晒太阳”活动的。沈敬东说：“叶磊是我打电话过去联系参展的。展前，叶磊跟我谈过《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作品构思，说他准备把地图、国旗各放一头，从地图这头游到国旗那头，我觉得这想法挺好的。本来赵勤给他安排的时间是下午2点钟，但叶磊等不及，于是就改成了上午。可能是在10点左右吧，叶磊开始从河对岸下水。游到岛上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围了过来。但没想到的是，上岸后他会坐在国旗上，我觉得这一点他没处理好。那天我在现场，是负责给他拍照的。后来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批评“穿着三角裤坐在国旗上”，就想告诉他，想让他有点思想准备，但他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

我看到《东方文化周刊》在题为《阳光照着艺术的两面》（文：老克）的报道里，江苏省美术馆学术部执行主任徐累对整个活动的评价：“艺术家的态度是认真的，艺术品总体上比较好，一些作品费工费时，质量很高，有些作品看上去简简单单，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5月10日  多云

胡杰为“晒太阳”活动拍了11个小时的素材，今天去他家看剪辑好的成片《2002晒太阳》，全片长52分钟。

对21日“晒太阳”活动的记录里，有3处场景我没见过。一处是罗辑、罗隶组织来的军乐队正在奏乐，非常有过节的感觉。另一处是徐州来的艺术家王平和他的两个同伴扑在地上朝拜。还有一处是忧郁孩童乐队正在演奏，艺术家高波在旁边唱着：“晒太阳啊晒太阳……”他们是在红色的帐篷中演唱的，观众们也在帐篷里观看，所有的人都沐浴在一片红光里。

胡杰还采访了农民和市民对“晒太阳”的看法。

结尾出来的字幕是：民间纪录片艺人/胡杰

5月18日  多云

下午3点去九九画廊看“晒太阳”图片、图像展。所有图片连成一气不加镜框被贴在墙上，使整个展厅看上去热闹而有气势，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大塘金岛。有3张廖雯和栗宪庭亲昵地并肩坐在阳光下的图片，看得出是连续拍下的瞬间情态。图片大约是90×50cm，名字叫《阳光下的快乐》。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见老栗和廖雯两个人的合影。图片的摄影作者王一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她“偷拍”的。

一大一小两个展厅里，都有一台彩电，轮番放片。成片有3部，分别是胡杰、高波和彭潇潇的。另外还放了一段片花，是曹恺和王方的。高波的片子是呆板的新闻和灵动的MTV手法的拼贴，其中有很多看上去特别搞笑的镜头，可谓片如其人。彭潇潇特地从安徽过来，送来了她拍摄的30分钟的《晒太阳》。彭潇潇是安徽大学社会学系3年级的女生，原本一点摄像基础都没有，为了拍“晒太阳”， “我花了两个礼拜速成，拍片用的3CCD机也是头天才拿到的。”彭潇潇没有避讳自己是新手，把胡杰在现场给予她拍摄指点的镜头都剪进了片子。彭潇潇的素材带共拍了3个小时。

细看展厅里的图片，又有了些新发现，我找到了几件我遗漏的作品。如陶晓依的3张白布挂在树林中的《传说》。巧得很，我正看着时，就在申玉（正在策划《婚姻》校园实验艺术展）的介绍下认识了陶晓依。陶晓依指着图片说，那3块白布是床单，3张床单质地不同，有土布、的确良和光感好的现在生产的布，它们分别代表3个不同的时代。床单上的痕迹也是有含意的，土布床单上的一点血迹是真正的处女红，的确良床单上什么痕迹也没有，代表现在的床单上有个红“十”字。陶晓依说：“红十字是‘处女膜修复’这些字组成的，红十字也是医院的象征，现在因为有了处女膜修复技术，处女已经没有了标准。”陶晓依是南京艺术学院2000级绘画专业的学生。

我漏写的作品还有安徽的《播种·收获》和《BACK》。正好安徽的左靖、彭潇潇在场，使我知道了作品的一些情况。《播种·收获》的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4年级的学生曹贺林，那天他是直接把一棵棵白菜种到地里的，是对现代生活的“速成”有感而发。曹贺林平时爱写诗，是科大的“一号诗人”。做《BACK》行为的鲍栋也是一位诗人，现为巢湖师专美术系的老师。他们俩也同属当代诗坛的“不解诗群”。那天，鲍栋是将50米长的塑料薄膜从山腰上一直铺到水里，然后他踩着塑料薄膜往水边走去，走到齐腰深的水里再返回岸边。表演之前，鲍栋的脚受了伤，本来应该是赤脚表演的，只好穿上了袜子。

鲍栋是这么写他的《BACK》 行为方案的——

在50米的塑料薄膜上走，用DV记录这一过程。屏幕上将出现我的脚和一部分小腿在提起又放下，下面是塑料膜上的覆盖物（沙土）直到我走入水中不愿意再走了，反正我停了下来，把镜头对着观众或者根本没有观众的江面……接着往回走，还是对着地面拍摄，地面上会有来的时候被睬开而露出薄膜以及薄膜下若隐若现的地面的肤表。大概2-3分钟。

来看展览的有徐累、毛焰、吴晨骏、朱朱等南京文化名人，但主要的观众还是参“晒”的艺术家们。

麦克在展厅门口席地而坐，带了一帮有着东南亚味道的男男女女即兴演出，他们有的击鼓，有的敲锣，有的吹像箫一样的乐器，赵勤也加入到一起打鼓。4月21号“晒太阳”那天，麦克他们也是这么与赵勤一伙共同敲敲打打的。

5月24日  晴

中午与赵勤、罗隶、罗辑、徐东平一起吃饭。徐东平买到了第11期的《新闻周刊》，上面有我写的“晒太阳”报道。《新闻周刊》用两个页码做了“晒太阳”，徐东平一高兴，就约大家出来聚一下。

大家的话题还是离不开“晒太阳”。我向罗氏兄弟问《十分钟春天的故事》，他们用地道的南京话讲述了一遍“春天的故事”：南京有个著名的马子明铜管乐队，已经做了10几年，电话薄上都能查到他们的电话，市民们做红白喜事时都会去请这支乐队。那天，马子明乐队来了16个乐手，演奏了《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曲目。马子明说，这是他们演奏得最放松最自由的一次。当时乐手们一来劲，就增加了演奏时间，本来是“十分钟春天的故事”，最后延长到了40分钟。为这件作品，罗氏兄弟花去了6千元。

赵勤说自己在“晒太阳”之前的15天，用梵语的真言天天祷告，就怕天气不好，“说是说下刀子也要去，但天气如果不好，就去几十个人，这事儿就不好玩了。

“晒太阳”活动虽然到5月18号为止算结束了，但如果能出上一本画册不是更圆满？赵勤他们为画册的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筹划，现在初步计划是每件作品交2百元人民币，剩下的缺口想办法找赞助单位。

                   2002年3月29日至5月24日记于南京

相关资料：

一、《艺术家与媒体的对话会》上艺评家们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李小山：媒体是一个中间环节。现在中间环节对当代艺术是陌生的。有的记者说，当代艺术我们不懂，你不懂可以学习啊。到目前为止，由于传媒这个中间环节的问题，造成了社会上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就是似乎一群喜欢闹事的人在乱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年复一年。这次的活动在我们南京十几年来是最大的一次，对我们南京当代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我看到报纸上也采访了另一些画家，你们媒体就把这些人称为所谓的专家，他确实是画画的专家，但由于他只懂他的宣纸笔墨，对当代艺术这一块，他完全和一般的老百姓一样是文盲。但媒体把他当专家来采访，让他发表意见，这样就造成了重大的误导。当代艺术已经不是像以往一样喊这样的面向大众口号的时候，现在的很多艺术就是面对小众。这种小众只要有一个艺术的类型和样式出来，就是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就是多元化多样性当中的一元。既然有多元化多样性，那么它就有它的必然性，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对小众的。

栗宪庭：对“晒太阳”活动媒体怎么理解我没有兴趣，所以今天报纸来了以后我也没怎么看。我关注的是艺术本身。“晒太阳”是86、87年南京最早的当代艺术活动，比较这次“晒太阳”活动，最大的区别是：当时处在85美术运动的时候，大家是为了反叛传统的展览方式，从室内走到户外，但那时还找不到真正当代艺术的展示方式，很多人把自己的雕塑、画拿到外面去，所以当时叫“晒太阳”；这一次，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就是，他要走到室外去，就有一个环境的问题，和环境产生关联。这是当代艺术在60年代以后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语境艺术。比如这个展厅或者这个地方曾经是军马场，那策划人策划的时候、艺术家做作品时要考虑环境和作品的关系。这次的活动艺术家比较自觉地意识到环境和他作品的关系，像徐弘、杨军的“雷锋”，这个作品怎样我不去评价，但太阳和他们作品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没有太阳热烈地烤，他这个人形就不会软下去。如果不软下去，他这个作品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抽掉晒太阳，他这个作品就不成立了。他意识到、使用了晒太阳这个基本的艺术上的概念。昨天大部分作品都考虑到了室外和太阳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是“晒太阳”活动10几年以后，艺术家自觉地意识到了、引进了这样的新观念，从这一点看，我觉得这次的“晒太阳”活动是非常成功的。

吴亮：昨天晚上我看到的报纸（《扬子晚报》），赞扬声一片，全都说好话不是好事。果然今天批评了艺术家，我觉得很正常。不能要求媒体什么，那就不好玩了，媒体就是弱智的。在弱智当中才能引发讨论，永远不要指望媒体，因为它就是一次性消费。也有些东西消失之后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我们通过照片、通过录像，还是能回忆当时发生的一切，这和媒体的功劳是分不开的。这个事情如果是在上海，很可能没有人报道，我觉得南京非常好。

说到“雷锋”这个作品，我看这个形象和杨军（作者之一）挺像的，很可能他把自己的形象带入了这个作品。刚才老栗说了这个作品考虑了和阳光的关系，也许徐弘他们还有另外的解释，比方说“他活在我们心中”，或者说“一个雷锋死了，千万个雷锋在成长”，还有好多雷锋活着嘛，我觉得没有问题。再说在中国文化中，火不是一个坏东西，为什么不能火烧？我们以前主旋律的电影当中有《烈火金刚》、《烈火中永生》，而人死了之后都火化，没有人说这是侮辱尸体吧？所以火本身它是一个圣化的象征，我们完全可以做相反的理解。这方面可以要求相关的媒体记者做些文化补课，就是火象征什么？多知道一点消息，不能单一地说，或者他认为火烧就是油炸，就变成食物了。还有一个（报道）讲到国旗的，我觉得也不搭界。我以前在上海的片场看到，做道具的在火烧国旗，为什么？拍战争片，需要。因为这是一个艺术范围，做道具，这是可以的。假如你把这个行为放在天安门广场，非把你判15年不可，那毫无疑问。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在这个场合它是艺术，做得好不好我们另说。那么再说，你看到有人在侮辱国旗你为什么不制止？！你的公民责任感何在？你的法律意识何在？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制止呢？可见这也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朱其：我觉得媒体是假装弱智。我今天看了些报纸，觉得南京的媒体像成都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开风气之先的是成都，狗仔队似的疯狂报道，其实中国特别需要狗仔队似的报道。我觉得新闻其实它不是一种客观报道，新闻就是一种写作，然后有了第一件事情，下一件事情就必须跟第一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报道都跟前年清凉山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但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的误导，比如它试图把这些人说成是一些坏人在那边哗众取宠。尤其是昨天下午“裸泳”的事情，他们关于裸泳这一段写得极不健康，好像我在欺负一个外国女孩子。其实我昨天并没有要刻意去策划什么事情，南京电视台的编导们到了中午他们觉得对这个事情有点失望，觉得太小资产阶级的懒洋洋了，早晨大家情绪都挺饱满的。然后我就想弄一个比较能兴奋一点的事情，下午我就在说服一些女孩子：“你愿不愿意参加一个游戏，裸泳。”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有意思，我在不停地跟各种女孩对话，劝她裸泳，很多女孩说她不会游泳。后来那个荷兰女孩同意了，但希望有一个南京女孩跟她一起游。没有南京女孩愿意一起下水。下午我就觉得有一点失望，跟我想象的活动不太一样。失望在哪里？因为“晒太阳”这3个字，我来之前跟一些朋友聊起来，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觉得这几年在一种高度控制、身心挤压的社会精神状态下，大家需要变得更浪漫主义一点，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复杂。现在看起来，这种浪漫还是带有一点南京的古典的文人的浪漫，不太彻底，是一种带有清教色彩的浪漫主义。我希望这种浪漫更彻底一点。这个活动我是没有把它看成是艺术活动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开始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酝酿或者营造一种比较小资一点的带有小资情调的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跟过去十年的不太一样，从这点说，这是有意义的。（我做的事）其实是一种心理测试，证明我们那么多前卫的艺术家、很先锋另类的青年居然在裸泳的事情上想得太复杂了，这件事情没有成功，重要的不是它成功了没有，这说明我们的状态还没有真正的放松。

廖雯：昨天的活动本身有一个挺让人高兴的事情就是，艺术家和观众都特别高兴，过大节似的，像旅游一样的。这种心态和整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风气还挺吻合的。80年代的当代艺术家肩负着的社会文化使命太重，做作品的时候也没那么放松。昨天大家都特亢奋特高兴特别轻松，可能在户外的环境里，这种活动方式比面对很成型很体制的美术馆啊展厅啊要放松得多。还有，今天大家都在这儿说媒体，弱智啊什么的，对很多报道不太满意。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媒体也应该有一个正常对待的心态，我一看那么多报道，我挺高兴，受宠若惊。在北京你要搞一个活动，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给你放头版头条？都跟飞机着火、跟克林顿搞女人搞到一起了？那受宠若惊啊！在北京没人报道，或者不许报道，这种活动在北京还没弄成呢就给掐死啦，或者是你很勉强的小心翼翼的悄悄摸摸地弄成了，结果媒体也全部不许报道。我们之所以对媒体不满意，是咱们中国的媒体没有专业记者，这个跟西方不太一样，他们有专门的艺术方面的记者，有一定的专业性，对艺术圈的活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的报道不会太歪曲。咱们这儿呢，实际上媒体介入当代艺术的报道很晚，咱们历来就是，不要说对当代艺术的教育，就是其他的艺术教育背景都很薄弱、不成套，而且官方一言堂。所以实际上普通观众、记者都离当代艺术很远、不了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官方要统一喉舌的东西，大家基本的文化立场是不可能跟官方对立的。另外，媒体它有它的价值观和操作方式，比方我们看到的这些小报，就是哪个血乎哪个能有新闻热点能让人买多点儿它就怎么来，这里面因素就很复杂。它今天报道完这个，两个小时以后它就炒别的去了，所以我们不要用严肃或太把它当事儿的心态来对待它，不用生气，大家应该高兴。

栗宪庭：我接着廖雯的话说，我还是要说点不高兴的事情。我想强调一下（记者）有没有文化立场的问题。我自己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在这个生涯里，我觉得个人的文化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在《美术》杂志的时候，所有的编辑就我一个人在报道新的艺术，那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这里边是有个基本的文化立场的问题。上次我们在成都做过一个行为艺术，请了十几个国家的艺术家来做行为，各种各样，有的确实是很好的。最后终于做了一个杀猪的，没做成功，哇，所有的媒体都在攻击行为艺术就是血腥啊什么的，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文化部，文化部就派了个稽查队到成都了解这件事，后来中宣部下了个指示，赞助的公司包括赞助公司里面我参与做的一个艺术杂志（《新潮》）全部给封掉了。从这个角度说，作为一个记者，尽管我们的媒体是官方的，你记者有没有文化立场？你们有没有独立的意识？在座的很多是学新闻的，应该从做学生起就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你是站在什么角度说话。成都的这件事，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记者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警察的角色。

二、1986、1987年的“晒太阳”活动——

1986年的9月7日，在南京玄武湖公园的樱洲长廊及草坪上，举办了第一次“晒太阳画展”，有百余名南京画家参加。10月5日，举行了第二次展览，共有六省市的上千位艺术家参加，画家们把自己难以参展、不见天日的作品拿到户外来“晒太阳”，没有人审批，不排名次，风格不限，艺术家之间相处和谐自在，游客与艺术家也能接触交谈。活动由南京画家郭海平、于小雨、张江山、张小莘共同发起。

1987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南京举办了第三次“晒太阳”活动。据参展人之一的刘绍隽说，这次来的画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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