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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新干线★新人星座★中国诗人★中间代★横眼竖看★今日作家★采访实录★翻译库 | |
主编：黄梵
| 睡眠者 |
何晴 | |
一 1 我要向你讲述一个故事，虽然人世间无数的故事都被岁月推入记忆的深渊，但那个消瘦的女人和她的故事总是会像一株在悬崖峭壁上生命力旺盛的植物那样企图攀爬进我的回忆。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在灯光幽暗的SQUARE咖啡屋，那一刻，当她的故事和杯中的咖啡将尽，我已经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和她的苦难，我几乎要为了这种感动放弃我已经得到的一切包括迈入英国上流社会的契机。但她没有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她只是抽出被我吻着的手说，不是每个巧合都是为了一个结果。然后，她轻轻地推开门走出了咖啡屋，消失在外面透明蓝的夜色中。 2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罪恶，那总是一些值得忏悔的事情。” “你无法逃避！” 黑色的夜粗暴地控制着我的梦，我昏昏沉沉地翻了一个身。微微睁开眼睛，忽然看到黑暗的房间像一个巨大骇人的容器一样霎时间倾斜过来，整个儿翻倒在我的身上，我在惊叫中窒息…… “如果你已经把它们忘记了，不，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忘记它们。”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我坐在床上喘着气，焦躁痛苦。自从我收到那几封信以后我就整夜地做噩梦。我想到厨房去取点冰水让自己头脑清醒一下。我刚要掀开被子下床，忽然感受到臀部她的热量。我回过头俯下身去看她，甚至能看到她鼻翼两侧的雀斑。她的浅褐色的睫毛在月光下轻轻颤动。睡得很恬静。 我踮起脚尖轻轻地下床，拿起挂在椅子背上的汗衫套在身上，走出了房间。 阳光从粉绿和浅黄的格子外透进来，照在桃木餐桌的格子桌布上，轻缓而优美，像一支莫扎特的曲子。早晨总是很肤浅。我撩开窗帘一角看到院子栅栏外的一个影子。是邮差。我的神经又顿时绷紧了。 我等他离开后迅速打开邮箱，取出里面的报纸还有……一封信。同样的信封，这真的激怒了我。这究竟是谁干的？！我捏起了拳头。自我谴责，回忆的痛苦，胆怯和恐慌现在都只变成了愤怒。我觉得自己被戏弄了。我匆匆走回厨房，脚步发颤，边走边撕开纸张质量很好的粉绿色信封。 不出所料，又是一封中文信。昨天的字迹。 “峰， 昨天你过的好吗？ 接着昨天的话题，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为我说爱这个字感到羞愧，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似乎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人。可是，对于你，你是唯一一个对我说过你爱我的人，你也许对许多人都说过，不会意识到这对我有多重要。那时候我们都还算是孩子，不懂。可是我多快乐当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今天到这儿来找你，不是为了要惩罚你，只是想见到你，问你一句为什么。十四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想问你为什么？你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 “亲爱的，你要煎蛋吗？”戴莉进了厨房。 我下意识地立即把信藏进《泰晤士报》。戴莉穿着透明的低胸睡衣，隐隐露出里面的褐色的像煎蛋一样的乳房。她一手端着一个盆，一手举着叉，靠在门边。看到我向她伸出双手，她微笑着走了过来。我连连亲吻她的额头两颊，仿佛那里藏着我所有的幸运。她似笑非笑地挣脱我的手，把一个煎蛋放在我的盘子里。 在我开车去公司的途中，我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没有读完的信。 “如果你还记得我，那就来和我见面。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我不是要向你要求什么。只是要一个回答。这十四年来你的未知的回答就是我奋斗的全部动力。我会和你约时间的。” 署名是“野岸”。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笔名或者是真名。但不会是她。我知道不会是她。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我是那样害怕和痛苦，我仿佛看到她已经站在我家的门口，用分别时那种愁苦的目光看着我。那种目光是带着愚蠢的对我的信任和希望的，它们比谴责更能使我感到绝望。但我和她的分别是十年前的事，不是十四年。而且她不会用那种词句来和我说话，她不会取一个叫野岸的笔名。她不会，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与北京隔洋跨海的城市。这块腥湿的土地上没有她的气味。 但那又会是谁呢？我的车渐渐开入了拥挤的市区。红灯。我正好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会是三本正和。他和我差不多时间到公司，和我一样卖命工作，和我一样接受某些种族上的劣势，和我一样一心想着怎样一步步往上爬。虽然我们从来不冲突，但我依然不可否认我对他和他对我都存在着敌意。他一心想要破坏我和戴莉的婚姻。他知道我一旦和戴莉结婚，我在公司里的地位就会大大不同。我管他妈别人怎么说我呢。我不是吃软饭的，我有能力和智商，我完全应该比现在掌更多的权力，做更大的事，可这儿根本没有公平可言，你必须付出比英国人多十倍的代价才能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只因为你没有长着像他们那样颜色的皮肤和毛发。而我，只是借助戴莉来更快达到我的目标而已，我不想说这是耍花招，这只是一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老板的女儿，不是每个人都能和她上床，并且更重要的是说服她一辈子留在你的床上。 两个像印度人的男子走过我的车旁，敲打我的车窗玻璃，发出奇怪的笑声，然后竖起 中指。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就在我因激动而抖索着手摇开车窗的时候，他们飞快的逃跑了。我咕哝着重新摇上车窗，像个英国绅士一样整整衣襟。这时，我在车前镜里看到自己，我又看了一眼，一种晦气的感觉一闪而过。我企图带着某种自信和优越感继续整衣领，但忽然间，我提起拳头猛地打在方向盘上。这他妈的伦敦，又塞车了！ 三本正和接下来会怎么做？他会把我约出去，随便叫一个在伦敦做生意的中国妓女在那儿等我，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雇那些长狗鼻子的私家侦探用相机把我们从各个角度拍下来，然后交给金先生或者戴莉。当然，配套的他还必须加一系列谎言，说那个女子是我在中国时的老婆，暗示戴莉会在床头的抽屉里搜到我一直没有给她看的前三封信，然后我就玩完了，不要说结婚，更别想再在这个公司呆下去。 我下班回家就必须马上就把那些信都销毁掉。不能赴约，要去也要带着戴莉。向她坦白。不，等到我确定是三本正和搞的鬼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切都抖露出来，那样他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想到这，我开始露出轻松的微笑。前几天我完全是杞人忧天。这是在伦敦，不是北京，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我和她之间发生的一切呢？世界这么大，她更不可能找到我。现在，合乎常理的是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了，在北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只是偶尔会想到我这个旧情人而已。 车队开始缓缓前进。我把信折起来放进衣袋，想想不放心，又拿出来放进车前的抽屉里。 3 “就在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在鸽子广场咖啡屋见面。我会在那儿等你一直到你来为止。对了，这张照片是城里回来的张伯帮我们照的，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可爱的村庄，你还记得吗？” 我把这张黑色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下，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照片是偏黄的彩色，很模糊，可能是时间放久的原因。画面上的确是一个在中国常见的破落的村庄，在一家当年的农舍前的空地上。那是一个冬天，刚下过雪。地上、树杈上和两个孩子身上都积满了雪。这是两个在玩雪的孩子。女孩子穿着大红袄，扎着两只羊角辫，脚踝都埋在雪地里。她朝着镜头，可是举起一只胳膊挡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快活地尖叫的嘴和下巴。她的斜对面是一个男孩子的侧影，穿着棉袄，带着一顶老头们的绒线帽。他举起手里的雪团显然正要“攻击”女孩子。 恍惚间我似乎在这个城市的喧嚣中听到了许多年前孩子的欢笑声，尖叫声，快活地直冲云霄，在贫穷的村庄上空持久地振荡到今天。我开始点烟，考虑要不要去赴约的事。本来我已决定要在今天对戴莉和盘托出收到匿名信的事，并对她说我的猜测，如果她乐意还可以和她一起去看信上所谓的“曾经恋人”。但我改变主意还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它把时间定在星期五下午四点钟。这是许多公司下班的时间，但几乎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那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是Kingpark公司的执行总裁来和我们公司的高级执行成员洽谈业务。整个公司都在为这件事忙碌。这不仅仅是一次见面活动，对于我来说有着重大意义。下个月我和戴莉就要结婚了，这次我肯定要以销售代表和总裁的女婿双重身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见面。金先生在先前也对我有过要我把握机会的暗示。所以，三本正和不可能不知道，我决不会为了几封信不去参加会议，哪怕她真的是我的旧情人。对手与对手之间的对性格的互相把握有时候甚至胜过朋友和亲人之间。所以，给我信的人应该是一个公司外的人，要不，就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人，根本不了解这次会议对我的重要性。 更令我困惑的是她（他）为什么又要把照片给我。这无疑是想自我暴露。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她很自信地认为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给我照片只是要唤起我心里的愧疚或者说是回忆的柔软性。要不，她就是个白痴。如果这种可能性要成立的话，那前提是我真的认识她，真的和她有过什么，真的对她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然后抛弃过她。可是，除了她，我还对其他什么女人有过类似的愧疚呢？没有了，绝对没有了。那归结到底，难道是她？不，不会。这块腥湿的土地上没有她的气息。 我开始感到头痛。这就像是个错综复杂的谜。我把半支雪茄在床头烟灰缸里捻灭了，又点了一支新的。长长的吐一口烟雾靠在了床头，想把思绪理清楚。如果要把一切都推翻，整个儿像铲土机那样把芜杂的思想都推翻，压平，整理干净，那只有一个理由——是给我寄信的人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根本不是她要找的人。我根本不是照片上的男孩子，那样疮痍的村庄，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或在中学的农务时期去观摩过，但我绝对没有生活过，更没有荒唐地和一个红衣服的女孩打过雪仗。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北京城里长大的，顺顺当当地读大学然后出国—— 可是，可是，难道真的只是一个误会？那怎么会那么巧？也是英国，也是中国人，也被昵称为“峰”，也是一个曾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也曾背弃过誓言和爱情。我忽然感到某种对未来前途的没有把握，即将来临的幸福又成为手上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它随时会被一阵轻微的风带走。我不禁烦躁庸懒地使身子往下躺，躺直在床上，烟头在我伸出床外的手上静静地燃烧。 4 会议结束后，我和金先生陪客户们一起走出写字楼，送他们上车回酒店。金先生在目送他们的车消失在伦敦拥挤的街头后冷淡而有礼貌地夸奖我，你今天表现得不错。我对自己准岳父说谢谢的时候，还是不合适宜地表现出一些中国式的羞怯。这在他眼中是一种不自信。这个身板硬朗的英国人把手插在裤袋里看着天空问，你接下来有事吗？我想你可以去布朗先生的酒店和他具体讨论一下我们刚才的企划。我也把目光转向别处说，我很乐意不过我接下来还约了另一个客户一起吃晚饭。我能感觉到他的六十多岁秃鹫般的目光滚烫地粘在我的脸上，我为什么要说谎？这个客户根本不存在他怎么会不知道？……我忽然整张脸开始燃烧，那种热度好象不是来自他的目光而是来自我的黄种人的肤色，在白种人眼里这种肤色的人有着天生的人格弱点比如说不诚实。我看了看表说，我要迟到了，我先走了。然后我战栗着打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 我在伦敦的街上漫无目的地驾驶着。我忽然有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想法，那封信的作者会不会是我的岳父大人自己呢？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开始回想他盯住我心不在焉的脸的目光，像秃鹫的嘴一样犀利，能刺穿我所有的面具。 我开始对自己生气。为什么拒绝去看布朗先生？为什么要为那几封莫名其妙的信撒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 伦敦在车窗外像个灰色的钢筋混凝土雕塑。街道两旁的房屋都像酒会上男人的西装一样笔挺硬朗冷漠，一色灰黑，偶然嵌几件砖红。这个城市曾经因为工业污染被浪漫地称为“雾都”，现在已很少见到大雾，泰晤士河也已经褪去了黑色，只是它依然被一种刻板晦气暧昧的冷色调控制。也许因为这儿潮湿多变的天气。大笨钟迟缓地走着。天上下起小雨，我的车慢慢在街上行驶，一些绅士们从高大的石台阶上走下来，他们身后进进出出的建筑物曾经的主人都是一些鼎鼎著名人物，他们的名字可能你只在历史书上读到过。橱窗里的商品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店主也许会告诉你戴安娜生前经常光顾他的珠宝屋。腊像馆和博物馆门口排着队，那是各国的游行团，神情怠倦而有秩序地靠在栏杆上等待进入。其实，伦敦不是旅游和定居最好的地方，但它却是最适合讲述故事的城市，也许因为它的贵族气的忧郁和多得奢侈的浪漫奇迹。 等我的车靠向路旁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鸽子广场。我找到了一个停车场停下车子时就已经看到了广场对面的SQUARE咖啡屋。手表上的时候显示为5：45。我已经比她（他）要求的时间晚了近三个小时，我想她已经走了，可我为什么还来这儿？我在车子里烦恼地坐了片刻，才慢慢悠悠钻出来，走向广场。一个印度孩子跑向我向我兜售鸽子食物：“五便士，只要五便士，先生。”我没有朝他看就走过去了。广场东侧摆着一些手工艺摊位，摊主是一些黑人、巴基斯坦或者印度人。鸽子在他们脚下、屁股旁行走。他们出售的通常是一些木雕、树根、铁、铜、玻璃、纺织、羽毛之类的工艺品，做工粗糙但充满了异域的风韵。还有一个双眼下垂的老妇人坐在地上在为两个白皮肤的英国男孩文身，我看到她在他的长着金色汗毛白皙瘦弱的上臂上画了一幅像四脚蛇或蜥蜴的图案。 咖啡馆门口太阳伞下的藤椅上坐着一些人在喝饮料聊天。他们把手里的玉米粟撒向鸽子并模仿它们在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我绕开人群推开咖啡屋的玻璃门走进去。就在我站在门口环视屋内的时候一个穿绿衣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经过推开门走了出去。因为她很像韩国人或中国人，所以我朝她多看了一眼，她也面无表情地瞟了我一眼，走到门口戴上了墨镜。 我在咖啡屋里没有找到她，当然不可能有她。也没有别的单身的亚裔女孩。现在是6：30整了，我整整迟到了三个小时，虽然她说不见不散，但我想不会有一个人傻到会认为一个人迟到了三个小时还可能赴约。我挑了一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来。服务生走过来问我要什么。那是一个漂亮的金发男孩，鼻子和脸长得都很削瘦。在我看菜单的时候，我问他是否看到一个亚裔单身女孩在这儿等过人。他转动那个白皙细长的脖子扫视了一圈咖啡屋，然后指着窗口一张空座说，刚才有个穿绿衣服的女子一个人在那儿坐了好久，她可能刚走。刚进门时交身而过的女孩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急忙站起来，把菜单和小费一起塞在他手里说了声谢谢就冲了出去。 外面雨过天晴，喷泉池水又开始欢快地跳动起来。我看到了她，一个人坐在喷水池的边缘上在心不在焉地喂鸽子。她的墨绿色长风衣拖到了地上，有一头乌黑的短发，戴着一副大墨镜。鸽子在她伸向前方的靴子边啄食。我看了她好久，在回忆里极力搜索自己是否见过她。答案是没有，从来没有。她就是给我写信的人——或者那人的同党吗？那她为什么刚才没有认出我来？我是不是该主动上前去向她招呼？这样会不会有点冒昧？我站在离她有十米远的侧面偷偷看着她。 不久，女子站了起来抖落身上的粟米粒似乎准备离开。她没有开车而是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慢慢悠悠地步行穿过广场和一条马路，走到了对面的街上。我保持一段距离跟了上去。她在街上走着忽然推开一家杂货店走了进去，片刻后出来了抱着一个米色的纸袋。我想她该是买了一些水果。她似乎心情有点忧郁，走过广场的侧面时又望望了咖啡屋的方向。就这样，我跟着她走过两条街。一路上，我仔细观察她的背影，把她的身材和当年另一个她的身材比较，她们都有着东方女孩子纤细柔弱的身材，一对削肩和散在上面的细细的黑发丝。这种对比和联想使我情不自禁地慢慢与她拉近距离。她边走边打开纸袋取出里面的一个红苹果在嘴里咬着。忽然，她又在另一家雪茄店前停了一下，确切说是愣了一下。我以为她又要进去，谁知她继续向前走。然后很快，她在我面前向左拐了。我追上前发现左手边是另一条窄街，我走进街，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边奔跑边搜索她的身影，可是她像忽然消失了再也看不见。这如当头一棒让我一阵心悸，我后悔不该跟她来到这儿。正当我转身想匆匆离开这条街的时候，她又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终于清楚看到她的脸。她长着一张瘦削的亚洲人脸，但有一双深凹的眼睛和一个坚挺的鼻子。她的黑发有点湿，该是来的时候淋了雨水，这更衬出脸色的苍白。她的手里握着的半个苹果还留在唇边，她咬了一口然后把苹果抛回袋里用英语问我，你为什么跟着我？ 这句话迎面而来的时候如同一阵清风，不知是因为下过雨后的天气还是因为她口中的苹果味。我心里本来紧绷的弦忽然松弛下来。我解释说，也许是个误会，女士。 误会？她气愤地叫道。可笑，你跟了我两条街是个误会？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显然她根本不认识我，是我认错人了？我看着她的脸，忽然从口袋里掏出照片举齐到她的眼前用汉语问，你见过这张照片吗？ 她看到照片的时候顿时露出惊讶甚至是惊恐的表情，一把夺过照片在街上大叫，你是谁？怎么回事？照片怎么会在你这儿？你是峰的什么人？…… 5 我和野岸就是这样认识的。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巧合，在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每个巧合的存在都是为了一个结果。当我和她重新回到SQUARE咖啡屋坐下来的时候，她显得很失望或者说绝望，用牙齿不停咬着咖啡杯沿不说话，那神情还天真得像一个孩子。而我则如释重负，带着明朗的心情看着窗外。这时玻璃窗外的鸽子广场沐浴在夕阳的暖色调中，斑斓眩目，使人恍惚。每对情侣的身后都拖着一对依偎的长影子。我把目光收回到她的脸上。 所以你一直在找他？我问。 我为这一天等了整整十四年，可是这才发现等的不是这一天。她为自己加了一块糖，用小银勺轻轻搅拌。 你找他一直找到了英国？ 是的。因为他曾在十四年前对我说他要来英国读书。 十四年前？那时你们有多小？ 是孩子。 我沉默，这让我想到我抛下她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念大三，是相互间可以用责任来约束的年龄。比起面前的女孩子所坚守的孩子间的情谊，我似乎更残忍一些。我竟这样丢下她一个人来到了英国。我还记得她贴在玻璃上的脸庞，年轻素净，闪动泪光的眼睛盈满了离别的悲伤和对我的期待。我心不在焉地隔着玻璃吻了吻她，脸上假装很难过，可心里压抑着的却是对马上要铺展在眼前的广阔前途的兴奋。当我接下来坐在飞机上看着北京这个巨大的城市倾斜过来翻转最后终于被完全抛在云层之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在天空中飞翔起来，觉得心情无比舒畅。我甚至幻想着自己站在机翼上挥手对我脚下的城市快乐而颤抖的大喊永别。 就是那天，在SQUARE咖啡屋，野岸对我讲了她的奇特的故事。故事像玻璃罩里的橙色灯光，缓缓地从她的眼睛里流出，在我们之间随轻音乐飘浮。那时，她的脸朝向屋子里面，而我正对着窗外，我看到玻璃窗外的天色也在慢慢改变，从蓝到黄到红然后又是一幕到底的蓝色…… 二 1 这个故事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诞，但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或者说，我一直以来都生活在一个比你们的更具波折和奇迹的空间里。 我出生在江南的城市苏州。我的父亲是苏州大学里的一个物理教授，我的母亲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他们的爱情像他们的上辈一样毫无情节，只是在媒人的介绍下开始约会，然后就迅速结婚。但是当在婚礼上问及他们是怎么样相识的时候，他们竟很有默契地一起编了一个无比老土的故事，我的父亲在一家商厦里拣到了一个红色的钱包，拾金不昧，交给了柜台，而钱包的主人就是我的母亲。而事实上，我更相信，他们在媒人的通知下知道了第一次约会的地点，然后纷纷装扮得簇新去赴约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公园，我的母亲穿着绿色毛衣，围着一条粉红色的绒线围巾，而我的父亲穿着榨色的紧身西装，里面露出一件红色的毛衣，下面是一条喇叭裤。因为我小时候在我家的镜台上看到过这样一张合影，所以我不能想象他们早年在一起的时候还能有别的什么装束。这是他们最好的两件行头。母亲在那个年代该算是个美人。她的头发蓬松微曲，圆脸小下巴，至于她的脸色，照片由于是黑白的又后来染彩了，所以白皙红润得很夸张。父亲看到这样的母亲自然很满意，于是频频约她出来约会，在白天公园的秋千上，晚上公园的小林子里。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 父亲和母亲在那时还是观念很新潮的青年。结婚后父亲又去读大学了。所以等他读完大学，留校任教，他们才开始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就是婚后第六年，他们才有了我。这是两个多么满怀雄心壮志又见多识广的年轻人。他们这辈子有无数没有完成的愿望，包括出人头地，出名出书，包括出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包括真的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在爱情身上。所以，当他们感到自己无望的时候，就把所有用来做梦的力气都用来做爱，就一股脑把这些理想全部加在还在娘胎里的我身上。 我在娘胎里听到母亲心跳的时候，就开始对一个人出生后要背负的种种生活责任感到绝望。这种感觉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我在那个温暖的通体透明的子宫里蜷缩成一团，那样恐惧以至不想从她的下体里爬出来。所以我的母亲晚产了一个月。出生那刻我紧闭眼睛，拉住母亲的身体不放，而有许多双手一起在拉扯我的脚企图把我往外拖，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六个多小时，我听到许多焦急的声音和一个女人撕声力竭的嚎叫。终于，伴随着一声呻吟我觉得周身霍然一松，一片光亮，接着就什么都不再知道了。后来我在书上读到说当一个小孩在母亲的子宫里成长时，这是小孩的第一次暴光。出生的那一天是第二次暴光。这两次暴光都记录在小孩的头脑里，就象胶片一样。就象在那一刻把世界印在小孩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直都是在抗拒这个世界的。 后来我的大人们常常对我讲述我出生后发生的事，许多年过去了，他们依旧对那些怪事津津乐道。当我湿淋淋地抱在护士手上的时候，既没有哭也没有睁开眼睛。那个护士狠狠地抽了我的屁股，我还是没有动静，她又拿来一根管子插进我的嘴里往外吸气，可是仍不奏效。这可把我的父母给急坏了，他们想知道我怎么了，是死了吗？晕了吗？可是有人好象听到我轻微的呼吸声，不，确切说是像小狗小猫那种打鼾的声音。我睡着了！你能想象吗？我一出生就在呼呼大睡。 也许是因为我太抗拒父母为我的人生作的预期安排，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睡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我不吃任何东西，不吮吸，只是由着父母往我嘴里灌奶，然后无声息地尿湿尿布和床单。后来大人们告诉我，就是在这一年里我的父母开始午休止地争吵甚至打架，他们互相责怪，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性生活不忠或基因有问题才会生下一个不正常的婴儿，感到生活在戏弄他们的希望。一个不正常的孩子总会使家庭破裂，有时是个白痴，有时是个残废，有时是个怪胎，而我的病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我还是使他们的爱情开始量变直到多年后的质变，谁让他们都是那样的完美主义者呢。他们一知道怀孕就整日在幻想要生产出怎样的一个孩子。他们幻想如果生下的是女孩那就必须是漂亮可爱而又聪明的，他们要让她享受最高质量的生活，接受最好的教育，让她从小开始学弹钢琴，能歌善舞，拥有大批的追求者，要让她既像居里夫人那样拥有杰出的事业又要享受到最浪漫的爱情生活。总之，他们这辈子所有没有完成的宿愿都要她来完成。而我，正是每天晚上在娘胎里偷听到他们这番甜蜜的情话后，才领悟到生活的高不可攀。它让人源源不断地产生欲望，然后以人类自身的欲望为诱饵诱导人们做生活的俘虏。我害怕极了，对作为人类的一员感到厌恶。 我至今不能肯定在娘胎里的遭遇是我后来的幻想还是真的经历。不过我出生后一直在酣睡却是事实。我的母亲整日守在我的摇篮旁流泪，我的父亲则变得焦躁不堪在房里来来回回踱步。他们为我找了无数的医生，大医院的名医、江湖郎中、专治疑难杂症的大小诊所。但所有的医生用遍了各种疗法最后都只是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我的病是那样固执，有时我认为这有点像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她紧闭自己的小嘴和眼睛假装睡着了，让所有的大人围着她团团转，而她却在心理偷偷乐着呢。正当整个家庭都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面临绝望的时候，我的姨妈——母亲的妹妹来了。 这是一个打扮时髦烫着当年流行的小卷发的女人。她刚从西安回来，一闯进屋就大喊大叫说要看看自己的侄女。她压根没有注意到我父母尴尬的脸色，直冲卧室。然后她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哼起摇篮曲。还甜蜜地舔着舌头说，瞧这小家伙，睡得多香啊。母亲一听就哇哇哭起来了，那时她脸上的妊娠斑也快褪掉了。 姨妈听说了我的病，哈哈大笑起来，捏着我的鼻子说，真逗，小家伙，这么贪睡。直到她看到我母亲哭得更凶了才认识到事情的严肃性。她抱着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半天，忽然灵机一动说她有办法了！她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她在西安的时候认识一个西藏的喇嘛，精通巫术能看破人的过去和前程，许多人让他占卦都很灵验，也许他能说出孩子的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对症下药。我的父母都是学过科学的人，自然不相信这些，所以很不情愿。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的姨妈终于凭她的固执把那个喇嘛带到了我的床边。 我想那个喇嘛该是身材矮小，脸庞又黑又瘦，身着藏服，戴满了漂亮首饰的老人。但事实上我的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个穿喇叭裤时髦的年轻人，他和我的姨妈有着很暧昧的关系，他们站在我床边的时候还眉来眼去。所以父亲很生气，他从来不相信那个藏民说的鬼话。那个喇嘛说我在该睡的时候就睡，该醒的时候就醒，每次睡和醒都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在那句话后来被证实以前父亲一直说那是句很无聊的废话。 喇嘛和姨妈走后，家里又陷入了悲伤的绝望之中。家里度过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夏天和秋天。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姨妈又来了。那是个下雪的早晨，她进屋抖落掉头发上的雪，解掉围巾，脱掉棉大衣，一转身，她就看到母亲蜷缩在沙发背后的地上。才隔几个月，母亲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姨妈走上前拉住母亲冰凉的手说，她为我找到了一个神医。 接下来，父母抱着我颠簸了两天的路程到了浙江和江苏边界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找到那个江湖郎中的。他满头白发拖着一把长长的白胡子像个千年老怪一样蛰伏在浙西的一个山涧村庄。他把我的眼皮翻开来看了看又为我仔细把了脉，然后捋着胡子一边点头一边自言自语。接着，他走进里屋，出来时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包。他把它交给我的父母咳着满喉的浓痰说，这是他家的祖传秘方，包治百病。如果七七四十九天我还不醒，再带我来看他。父亲半疑半信地接过了纸包带我回去了。 熬药的时候，姨妈一直在母亲旁边兴奋地搓着手说，那个老中医人称“在世华佗”，曾经治活过死人，这回准没问题。母亲愁眉苦脸没有答话，用大汤勺在药罐里缓缓搅拌，这时厨房里正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青草味。没有人知道这是些什么草药，它们长得很怪异不像药房里抓的中药，倒很像我家后院里长的蒲公英。那些名医其实都很吝啬，他们偷偷摸摸地在里屋配好药拿到外屋来，绝不会告诉你这里有什么，生怕你把他的祖传秘方学去了在他对面再树一块招牌。 吃药已经吃了七七四十七天了，希望在这在四十七天里时涨时落。第四十七天的晚上我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的母亲坐在我的摇篮边发呆，姨妈有几分尴尬地站在她的身后不知所措地搓着被冻僵的手。而我的父亲，据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已经一天没有出门了，他心里冷冷地说，看这两个女人怎么办吧，什么鬼药中医。钟已经敲响了十二点，那钟声像敲在母亲的脊椎骨上，她一下子瘫倒下去，没有力气再支撑起身子盯着我的脸看了。 第二天，当母亲在早晨的阳光中醒来的时候，她还是瘫坐在我的摇篮边，一手搭在摇篮的架子上。她揉揉眼睛，支着酸痛的腰背，蓬乱着头发站起来。她痛楚而绝望，却像往常一样撩开我下身的尿布，想看看有没有被尿湿。忽然，她的手停住了，并且开始颤抖。她发出尖利的叫声，父亲和正在整理行李准备打道回府的姨妈从两扇门后面冲了出来，看到我的母亲正抱住我一边尖叫一边手舞足蹈：“她醒了！她醒了！她睁开眼睛了！你们快看啊！” 2 我的确醒过来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世界怎么这么明亮，我们四个人，父亲、母亲、姨妈和我都像站在一个被许多盏聚光灯打亮的舞台上。一个小丑打扮的主持人站上舞台，对下面的像黑色的大海一样的浩瀚鞠躬道：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夏野岸的人生马上就要开演了！下面的黑暗中掌声此起彼伏。 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就是在表演，你自己也许并不知情，而这个巨大的剧场下面密密麻麻的观众是知情的。我一直想知道那些观众什么人，现在我想也许是以前历史上死掉的那些人，每个人在舞台上死了以后就退下场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看活着的人继续表演。每个人都在观众席上有一个座位。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不管是死还是活。只有舞台下的才是真实的，那儿每个人都不会死，他们只是无止境地看戏，然后轮流上台表演。今天你演一个神童，明天你演一个美女或者白痴。你与你想见的人只有在台上才能相见，舞台赋予你们许多关系：亲人、朋友、情人、夫妻或者陌生人。而在舞台下你们什么都不是，任何人都是独立的孤独的不与其他人交谈或发生关系的。 我知道这种想法很怪，但每当我这样想，我就不会很在意我在舞台上的日子，不管是伤痛还是死亡，毕竟这些都只是一种体验，是虚假的转瞬即逝的。 刚才说到我忽然醒了，毫无疑问是那帖药的功劳。在我沉睡的那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全是我后来听长辈们反复唠叨的，接下来的就都是我自己的经历了。 我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冷战、怨气、玩具、连环画、孤独和冷落中长大。我记忆中的自己一直在摆弄一个破旧的有两只黄色的麻花辫的塑料娃娃，我先拆下她的左手然后是右手，接着我拧下她的头。片刻之后我又把它们都装回原位。正当我坐在地板上完成这一切的时候，我透过开着的房门缝能看到我的父母正在客厅里吵架，他们先是争论接着就是咒骂，然后是摔东西的声音，有时候是扭打，最后，我的母亲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而父亲又像一只土拨鼠一样躲进他的书房。 我在房间的大橱镜中看到自己。那时侯我并不知道在镜子里的就是自己。她长得不像其他可爱的孩子那样圆圆胖胖，她很苍白但很瘦小，她纤细的手腕总是不停在挥动，你不能说出这个孩子长大了会不会漂亮，但你至少会因为她刻板呆滞的表情而不喜欢她。 我令我的父母失望了，首先我的长相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孩子，其次，我在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上出奇的迟钝，我不会对大人们的疼爱作出恰当的回应，不会耍招人喜欢的小花招，（许多人以为孩子某些招人喜欢的举动是童稚的自然流露，其实我知道那些都是有功利目的的表演）我似乎不会讨厌也不会特别爱什么人。在感情上我完全就像我的表情所显示的那样——麻木而又呆滞，处在发育迟缓、懵懂的阶段。在小学里我就表现得像个刻板的老妇人，虽然我长着一张还算天真的脸，但它过于严肃，过于热衷于思考。我不参加团体的课外活动，不和女孩子一起唧唧喳喳地聊天，不爱在课堂上表现自己，不会跳牛皮筋、踢毽子，重重地摔倒了在地上躺一会儿就爬起来，不哭泣，不大笑，总之我一直在扮演一个沉闷的角色。 当两个人共享一个希望把它作为维系两人关系的纽带的时候，这两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敏感和不牢靠，要知道所有的希望都像玻璃制品一样脆弱，一旦打碎，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结束。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 那是个周末，我妈去钢琴老师那里接我，得到的却是钢琴老师要我退学的消息。她说我的手指长得也太细太短不是很适合弹钢琴，我妈说人家长着小手的五岁孩子都能登台表演啊。那老师想了一下终于说最重要的是我五音不全，没有一点乐感，天生不是弹琴的料。她说要把学费退给我妈，让我妈把我带走，以后的周末都不用去了。我妈呆呆地说，家里这个星期刚凑钱买了一架新钢琴，让我在家里好好练难道也不行吗？那个老女人说不行，因为我留在那儿是浪费两个人的时间。在我母亲哀求的眼光下，她犹豫了一会儿好心地说也许我该试试别的，像画画，但她又压低声音在母亲耳边极不负责任地咕哝了一句，不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于是，我看到委屈的眼泪快涌出母亲的眼眶，仿佛被退学的是她而不是我。她接过学费带我回家，在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很愧疚，不时抬起头来看她落魄的样子很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但是我的内疚很快变为痛恨和恐惧。就是那个晚上，她把我羸弱的身子按在钢琴凳上，把我的小手按在琴键上疯狂地逼我照乐谱弹奏。我挣扎，她按得越来越用力。我终于忍不住在她的手臂中探出身子大叫起来。父亲站在书房门口气地直颤抖，质问母亲想干什么。她不说话，继续按住我的小手，直到关节发出吱嘎的声音。父亲冲上来一巴掌打在母亲的脸上…… 我永远也不知道这整个事件的责任在于谁，是那个不负责任的钢琴老师吗？她为什么在否定我音乐天赋的同时要把我所有的艺术天赋都否定掉呢？可她似乎是无辜的，每个老师都不喜欢笨孩子。那责任在我吗？我弹不好钢琴，可我没有选择，我是天生的。我的天生就要归咎于我的父母他们自己了，也许是他们做爱的姿势不对，时辰不对，心理不对或者别的问题才造就这样怪异的我，既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他们是祸源，可他们表现得那么痛苦那么无辜，仿佛他们是最大的受害人。于是，我困惑了，世界上许多的坏事也许本没有人应该担负责任。 那个晚上，我盘腿坐在房间的地板上，那具破旧的塑料娃娃躺在我的两腿间。我使劲捂住耳朵，闭上眼睛，似乎仍能听到他们的吵声在房子里震荡，灰尘落下来掉在我的鼻子上。这很像平常的任何一场吵架，可我还是有了一点微微的预感。第二天早上，这艘经历了一夜暴风雨的航船似乎又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房子里出奇的平静。我不习惯把它称为家，我只把它叫作房子。今天是星期一，可我的父母没有叫我起床去上学，原来他们都不在，看来很早的就出门了。我很得意地抱着我的娃娃走到父亲的书房里去，那是他一个人的领地，平时从来不让我和母亲进去。我惊讶地在那里看到了无数的书，旧的新的都密密麻麻插在书架上，只把一个个冷冰冰的脊背朝向我。我站到书桌上，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书的脊背上写着，作者：夏博。夏博就是我父亲的名字。书里有许多奇怪的公式和图形，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一本关于物理的著作。 半下午的时候父母回来了。我躲到门后看到他们先后进来了，都一言不发。父亲在经过房间门时发现了我，朝我走来。我吓得往后缩了缩，抱紧娃娃。他一把把身体瘦弱的我抱起来，在空中停顿了片刻又放下了。我后来想过他为什么不在我的脸颊上亲一下或者对我说些什么话以作留念呢，因为不久后我就知道那次算是他的告别仪式了，我想也许是我当时过于惊惧的表情把他吓坏了吧。 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应该这样地互相惧怕。我不是不信任他们，只是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现在想来，我那时好想哭，好想在他停在半空中的手上挣扎，这样他也许会把我抱在怀里了。可是，在那短短的几秒钟中，我一直没有做出反应，我只是像个能洞察一切的令人讨厌的老姑娘一样看着他，于是，他偏过头避开我的目光，把我放下了。 父亲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也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我那时一直想他会不会把自己藏起来了呢？比如藏到我家的储藏室，邻居的房子或这个城市其他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天他会忽然跳出来吓到我。每天，我坐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穿过这个城市到学校去的途中，总会盯住一些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的脸看得很仔细，他们在公车上、自行车上或人行道上与我路过，在我探究的目光下露出诧异的神色。可是直到以后我每天自己乘公车去上学，仔仔细细地搜寻了整整三年，搜遍了这条路线上每个男人的面孔，都没有找到我的父亲。直到那刻，我才体会到了“离开”这两个字里某种结局性的涵义。 三年后，我小学毕业了。我还记得自己那时侯的模样，头上扎着一朵很大但颜色模糊的头花，穿着一条不合身的花格子裙。那条裙还是两年前姨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她难得会来看我和母亲，两个女人在客厅里嘀嘀咕咕，然后每次都是母亲哭了起来，她头上夹着卷发用的彩色夹子，坐在沙发上哭得满头夹子颤动）那是条我最喜爱的裙子，虽然它紧紧包裹着我刚发育的胸部，腋窝处勒得生疼，手臂没有松动不能向上抬，本来是长裙现在长及膝部，前身粘满污垢。那时我的母亲早已不再热衷于替我打扮，她不会再逼我学这学那，不再过问我的成绩，也不带我去见任何亲戚或朋友（她好像与他们都不再联系），有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或突然开口说话，她甚至会被吓一大跳，仿佛把我的存在完全忘记了。我的这身打扮留在了小学毕业照上。我挤在两个抬头挺胸的女孩子中间，样子显得有点委屈和犹豫不决。 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有一阵子我觉得母亲好象比以前高兴，不过我不能确定。她开始买很多瓶瓶罐罐的化妆品，衣服一件一件往衣柜里拖。她常常站在房间的大橱镜前看自己，先把脸贴在上面仔细数脸上的皱纹，然后退后几步看自己的全身。她有时候是穿着新衣服做这一切，有时候仅穿着内衣。越来越多的晚上，我听到屋外有汽车的喇叭声，还能透过窗帘看到车头灯的灯光。母亲在这种催促下急冲冲地边戴耳环边穿鞋子跑了出去。她经常到深夜或者凌晨或者第二天上午才回来，然后就上床睡觉。暑假里老师也都放假，所以作为中学英语老师的母亲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一直对这些变化充满了好奇。我知道母亲会给我一个答案的，我甚至能感觉到那个答案的靠近。一个距离开学不远的早晨，母亲到我的房间里来拉开窗帘，阳光顿时涌进了整个房间。她叫我起床吃早饭。我走到厨房，看到早饭的异样，今天多了一个荷包蛋和一碗粥。平时，她只是到门口买现成的牛奶和油条或者大饼。我坐在椅子上吃着她亲手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能感到她一直坐在旁边看我吃，她看得很专注，不过一直没有伸出手来像其他的父母抚摸孩子一样碰碰我的头发。我能用余光看到她近距离的脸，也许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我现在必须说，哪怕我的母亲已经有三十好几，但她依然很漂亮。等我吃完以后，她对我说，今天她要带我去乡下的外婆家，她说她最近有一些事很忙，没有时间照料我，所以只能让我在乡下先住上一段时间再说了。但至于最重要的，她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她却只字未提。我那时对这个答案很失望。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正像你能预料到的那样，我又一次被抛弃了。那天母亲给我穿上她认为最好看的一条红白斜条的裙子，为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就带我去了乡下。我还能记得那天她的装束，她穿着一条白色长裙，一双奶白色高跟凉鞋，虽然气温很高，但系着缀花小丝巾，还戴着墨镜和太阳帽。她那天显得特别美，外婆家隔壁的一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跑来看我们。母亲把我留在那里以后，就和外婆说话，她们说了很久很久，母亲一直都没有把墨镜摘下来，她只是一边听外婆用含糊的方言说话，一边望着外面毒辣辣的太阳。最后，她又交待了什么就要走了。她低下头向招呼小狗那样叫道，野岸，过来！我走向她，企图看见她藏在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我想知道它们那时是什么表情，但我看到的只是一张白脸上的两片漆黑，所以以后我怎么样也回想不起母亲眼睛的样子。后来，我遇到了姨妈，她说母亲那天不摘眼镜是因为她怕我，母亲一直对她说，这个孩子的眼神不对劲，很邪，就像能看穿一切。那天母亲就这样戴着墨镜，很用力地把我的裙子拉了拉挺，又拍了拍我的背说，以后在这儿要听外婆和外公的话，要和这儿的小朋友好好相处，知道吗？！她又想了想，似乎实在无话可说了，就直起身子朝两位老人挥了挥手，走了。 我靠在外婆家的门框上，看到母亲的背影消失在前面几座农舍后。她的鞋跟有几次陷在泥土里了，她就又拔出来，继续向前走。于是，母亲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只有这样一个狼狈而美丽的背影和一张少了眼睛的脸了。 3 在我呆在乡下外婆家的那三年里，母亲从来没有再来看过我和这两位老人。姨妈来过两三次，后两次和她西安的丈夫。她每次回来都会拉着我聊天，我想因为外婆已经老了，她的那口没有牙齿的方言实在让人费解，而姨妈又习惯了和女人们互道长短，所以就选择了我。她总是会以类似的开头：你还记得那个叫李妹的女人吗？以前住在你家楼上的隔壁……哎呀，你家楼上不是住着马梁一家子吗，她就住马梁对面……马梁就是那个矮矮胖胖的小伙子，（她笑起来）现在都成了老伙子喽……马梁那时侯还喜欢过你妈呢，真的……马梁的老婆比他还高，脸长得像个锅盖，又圆又平……那时他们都说我和你妈这对姊妹长得够标准……（她又笑起来）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她想说的是一个叫李妹的女人，李妹对门的马梁，马梁的老婆，我母亲还是她自己。不过，我也从她口中知道了关于母亲的许多事。 “你妈现在可幸福着呢，啊，做做有钱人的太太，平时什么都不用干，整天在家养狗，你不知道吗？她去年，不，前年，给我在香港寄了张贺卡，后来，我托她帮我买件上一点档次的大衣，听说那里的便宜，她就没有音讯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怎么说也是亲姊妹……小时侯算命的就说你妈的命比我好，以前你爸也不错啊，一表人才，听说现在在深圳呢。你看我，嫁了这么一个……”说着，她就会小心翼翼地瞟一眼门缝外姨夫抽烟的背影。 我从她嘴里知道了，父亲自从离开我和母亲以后就去了深圳教书，一座南方的城市。母亲在那个我期待答案的暑假，和一个近五十岁的港商好上了。那时他和几个朋友在苏州投资，单身，儿子被带到苏州在母亲的班上读书，由于那孩子的普通话跟不上，母亲主动帮他辅导，所以母亲就和他的父亲相识了……以后，那男人同意和母亲结婚了，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母亲不能带着我。你妈立刻答应了，姨妈说。说了以后，她又要我体谅我的母亲。 那时候，我只是用很淡的眼神看看她。我从来不说恨我的母亲，就像当年我发现父亲不是藏起来而是永远离开的时候也从来不说恨我的父亲一样。但姨妈却反而被我若无其事的表情惹急了，她摇着我说，你必须要保证，你不能恨你的父母，你必须说你不恨你妈不恨你爸，他们是有苦衷的呀。而我却对“苦衷”两个字感到恶心，因为他们抛弃我的选择明明是驱利避害的，明明是我的“苦衷”，他们的“乐衷”。于是，当我被一个已经年逾三十，身子开始发胖和衰老却从没有对自己的男人知足过的姨妈，逼着说我不恨他们的时候，我却真的开始恨起自己的父母来了。 姨妈不在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我的外婆、外公呆在一起。外公很少说话，他经常搬个小木凳坐在院子的阳光里抽烟或者发呆。他脸上长着老年斑的黑色皮肤在鼻子四周绽放，就像一个次品面具，使他不具有任何表情。他坐在院子里像个孩子一样抽烟发呆，有时候背着手走在田埂上，不时用脚尖去抠几个陷在泥里的小石块，但很少搭理我和外婆。外婆个子瘦小，有时在头上扎块可笑的蓝头巾，在一块布满斑点的黄镜子前照个不停。每当我站在她身后看到她照镜子的模样就会情不自禁想起她的两个女儿。外婆也爱唠叨，每当姨妈和我在房间里说话，把她关在门外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她的坐立不安，以及她的浑浊的眼睛里迫切想要插话的欲望。可是，没有人能理解外婆说的话，哪怕她的女儿们。她的牙齿都掉光啦，瘪着嘴使用乡下早已失传的方言嘀嘀咕咕地对自己说话，其实她经常是在对外公和我说话，外公也许听懂了，可是他不理睬她，而我只是同情地看着她黑色的蠕动的嘴。有时候我只好猜测它在说什么，也许在抱怨乡下的冬天太冷了，抱怨天一直下雨，抱怨自己只有一块蓝布头巾，抱怨子女们一个个飞了都不再回来，抱怨光阴夺走她的容貌以及说话的权利…… 总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粗壮的男人来外婆家。他无论看到孩子还是老人，鸡还是鸭，都很少笑，只是在它们中间快速地穿过。他来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吃饭，和外公一起坐在院子里看着阳光下黑黝黝的农田，两个男人之间仿佛生来是对立的，除了各自的叹息几乎不交谈。虽然定期有他的拜访，但家里并没有多一点生气，中年男人走过外婆身边时也从不正眼看她，他的那种轻蔑带有恶毒的伤害，这让我很替外婆感到难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十几年前就做了邻村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现在就住在另一个村子里。舅舅也用同样冷淡视而不见的态度来对待我，那时我已经在念中学了，可他偶尔看我的一眼如同在看一只脚边的小狗。有时候我想这里面该有一个故事，舅舅在孩子的时候应该也是活泼可爱的，在他的父母脚边打滚，爱抓两个妹妹小辫。可后来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也许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爱上过村里的另一个女孩，可是由于外公的懒惰使家境贫寒，外公不关心子女的幸福，不愿为他操办婚礼，于是一拖再拖，女孩嫁人了，舅舅一气之下就把自己（或外公外婆把他）嫁到了邻村……如果故事不是这样的，就是那样的，总之我认为一个人生来可以像我一样对世界没有好感但也不至于如此充满敌意，但我不愿再向你唠叨这些，因为舅舅在我的故事里只是一个毫无分量的角色，我该言归正传讲我自己。 母亲把我丢在乡下后不久，就到了开学的时间。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和外公外婆已经帮我安排好了村里的一所中学。那个中学的整个初中只有三个班。我就这样进了初一班念书。学校离外婆家不远，但要过一条小河。你可以沿河走几步路找到一座木板小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人书里的独木桥。它就是由一块很窄的木板架在河两岸的泥地里，只能容一人通过。我还记得外婆第一次带我走这桥，也就是开学的时候，我几乎是爬过去的。外婆让我先走，我一踩上去木板就往下雨过后的烂泥里陷。我吓得跳了回来，我从小就是一个平衡感很差的女孩子。外婆上前用脚踩了踩木板示意它很牢靠，然后几乎没等我反应过来，她自己就已经到了河对岸。我看到了她向我伸出的手，不停说着催促的话的嘴和一双穿布鞋的瘦脚。我像个杂技演员一样张开双臂，可是走到桥中间木板就开始上下晃动。我轻轻叫了一声在外婆的注视下蹲了下来，然后双膝跪板，最后就像一只四足动物一样用双手和膝盖爬过了桥。 学校是一幢破旧的楼房，办公室、教室都在这个两层楼里。第一天开学，教室里只坐着二十来个学生，我那时还以为其他的人因为没能成功过桥还没赶来呢。可是过了两个月，人又少了好几个。教室里的课桌是一些破旧的家用书桌，两个人合用一张，桌面潮湿而邋遢，刻满了诗、脏话、英语单词和一些下流的裸体画。教室的窗外是一个公用茅房，整日臭气冲天，一些村民进去大便的时候不成曲调的哼唱也会隐隐约约地传到教室里。于是有学生在下面窃笑，马老师停下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叫道：“关掉，旁边的同学把窗关掉。” 教室另一面的窗外是一个小院子，但我们叫它操场。透过窗户的铁栏杆可以看到院子中间水泥砌的旗台，一根银色的铁杆高耸入云。我们每个星期一早晨都要在旗杆下唱国歌行注目礼。每当那个时候，就会有两个高年级的女生从办公室里抗出一面国旗，在音乐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在挤满了师生的小院子里。最后，她们在旗台前停下来把旗绕在旗杆上，那时站在离旗台最近的高三男生就会有一阵骚动。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这个妞的胸大。”另一个既像压低声音又像要让所有的人听到一样说：“发育了呗。”站在他们旁边的低年级女生捂住嘴笑起来。“有什么了不起，就住我家背后。”又有人提起话题。“李毛还偷看过她小便呢。”有人紧跟着说。李二得意地笑着：“那又怎样，又不是你老婆。”……对那个发育很早身体丰硕的女生的讨论一声高过一声，下面的笑声此起彼伏，本来就很零乱的队伍整个开始晃动，就像院子旁的草丛被风带过，忽忽悠悠。校长和老师总共不过五六个人在国旗下站得必恭必敬，他们不时用余光去警告下面骚动的学生，不过并不能真的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因为这时，教学楼上的大喇叭里正在广播国歌，歌声传便了半个村子，鲜艳的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上升，飘扬在农村洁净的天空上…… 就是在这个渔光中学，我渡过了我人生中快乐的三年时光。在那里再也没有人逼着我读书，老师经常比我们更迫不及待地等待下课，他们有的在乡镇企业里兼会计，有的要回家带孩子、做饭，一个老师一般都兼好几门课，好几个年级，比如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教学生历史和政治，数学老师也教二年级学生物理，英语老师是校长，他和他的老婆统教三个年级的英语。所以，老师根本不会家访，我们交上去的作业经常没有批改完就发还给我们，让我们继续做下一次。但是，有的老师的脾气也很暴躁，比如说我们的数学老师，我已经忘了他的姓，我只知道他经常用一根竹子做的教鞭抽打没有交作业的学生的手心和屁股，虽然作业交上去以后他几乎从不批改。 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没几个女孩子。而我，衣服邋遢，头发蓬乱，像个小叫化子一样坐在第一排，我的成绩很差，我想也许是最末一名吧。那时总有些讨厌的男生追着我骂我母亲是婊子，因为他们看到她到村子里来的时候总是漂亮得出奇，与农村的简陋很不相称。可是我从来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自己厌倦了。没有人欺负我，但也没有人搭理我。我上课经常睡觉，我不知道我在学什么，但我必须说那时光是快乐的，因为我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那样如愿地得到过一种自由和孤独。我一个人背着书包上学放学，我敢直立走过小木桥了那是忽然之间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当我爬到桥中间，男孩们就站在岸上踢着摇着桥板吓唬我，我吓得几乎要哭出来，我那时一边紧紧抱住桥板直到他们自己厌倦停止，一边幻想着有双健壮的手能把我接过岸。但当有一次我终于在他们的威吓和起哄声中掉进河里后，我才知道那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从小就会游泳，所以我几下子就游到了对岸。当我发现从桥上摔下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要游过一条又浅又窄的小河时，我就忽然一点都不恐惧了。第二天，我在身后男孩们惊讶的注视下，比任何人都稳健地挺直了腰身走过小桥。当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使我再恐惧后，就索然无味地放弃了这个无聊的恶作剧。 那段日子，我最喜爱的是把自己藏在村子旁的一个树林里，那个树林外是很大的一片草丛，在草丛的边缘长着几株比我人还高的向日葵，它们孤零零地站着，就像一群踮起脚尖又垂头丧气在寻找太阳的士兵。我坐在小树林的草地上，嘴里咬着枯涩的狗尾巴草，静静地呆着，偶然听到鸟叫，抬起头能在树梢间的缝隙中看到蓝天上掠过几只大雁。有时候我期望我能一直这样坐着，我是一个智商很低的孩子，你要知道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不愿思考问题，不愿与人相处，那些东西都太累。我那时一直期望这个村子能永远不要起变化，外婆外公能永远活在世上和我在一起，我永远不需要毕业长大。可是，这是一种多无知的期望啊。运动的世界总是不满足现状，总要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结果。 我是否忘了告诉你，这，就是我认识峰的村庄？我认识峰是在我已经在渔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书以后…… 4 那是毫无特征的一天下午，让我想想，是个夏末，天还是酷热的。我一个人从小树林回家，走到了小河边。我刚要过桥，忽然听到一个急促而惊恐的喊声：“救我！来人啊！……救命！救……”声音并不高。我寻着声源朝下一看，不远处的河里正浮浮沉沉着一件蓝白运动服，我顺着河岸跑过去才看清楚不是衣服而是一个人。他的头隔一会儿就蹿出水面喊上一句“救命”又沉下去了，平静的小河被激起挣扎的水浪。我一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扑通跳了下去。 等我把那人拖上泥岸后，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呛水，在从肚子里吐出一团团黄水以后就张开四肢平倒在了地上。我不能确定他会不会死，所以没有离开，只是站在他的头边俯看着他，他在地上肆意地躺成一个“大”字，不时地咳嗽，身体抖动。午后的阳光照在我的后脖子上直发烫，还有我们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湿漉漉的身体，在烘烤下似乎周身冒着白色的水汽。片刻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用手捋了一把脸上的水珠，坐了起来。看他醒了于是我也走了。在我走出十几米远以后他却叫起来：“喂，喂，你等等！”我转过身，他看着我，他问，是你救我的吗？我说是的，那时我怀疑他失忆了，又补充一句，你掉河里了。他一只手撑在地上站了起来，歪斜着身子说，我知道，我想追只鸭子却滑了一跤，掉到了河里。我不会游泳，真吓死我了，我想我总不会死在这个鬼地方吧。哦，忘了说谢谢你了。我摇摇头，转身刚要走，他一瘸一拐地跟上来说，我们住的很近，一起走吧。 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叫单辛峰。原来我们住的真的很近，他家就在外婆家背后。他说他每天都能看到我，我和我母亲来的第一天他就看到我了。可是我没有看到过他，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朝身边的人看，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之前他那张英俊的脸与村子里其他男孩子相比毫无特色，在我每天过桥被一帮坏孩子跟着捉弄的时候，他也许就是其中之一，或者是个旁观者，在一旁快活地拍手跺脚，脸上浮荡着疯狂的兴奋的神气。（如果那时有一张脸上挂起一丝同情，那我会很快认出他。）所以以前即便他知道我们住的这么近，他也不会前来和我搭话。不过峰没这么提到我的糗事，他显得很友好，现在想来是殷勤。一路上，他都在滔滔不绝的介绍自己。他说他在读初二，比我大一届。他说他知道我是从城里来的，一看就知道，我的皮肤是白白的，晒不黑的，而其他乡下女孩儿都是黑乎乎的，“看上去很脏，好象从来不洗澡”。他说他爸妈都在上海工作，因为不方便照顾他，所以才在两年前把他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他说他们很快就要把他接到上海去读高中了，因为“这儿的教育太糟糕，这儿的学校哪叫学校，这儿的上学哪叫念书啊”。他一直在抱怨这儿的孩子，说他们太无知，没有见过世面，不愿与他们为伍，他还说乡下的路太脏，还有那只可恶的鸭子，一直跟在他后面叫，于是他去追他，结果自己掉到河里去了，差点送命。“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死在这上面的，我还要干大事呢。”他笑道。最后，他表示他只愿意和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做朋友，说着他伸出他的手心。我不知道他是要我去和他击掌，也伸出自己的手，他嘴角轻蔑地上扬了一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然后放开了。那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被他握的那只手心一热，像血液上涌一般。 从此，我和峰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去上课，一起回来，我想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没有朋友。可事实上，我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介意自己没有朋友的，他看不起其他的孩子觉得他们没有资格做他的朋友，同时他们也不喜欢他，冷落他。他找我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他只知道我的皮肤白白的，我有一个漂亮得简直像婊子的母亲，有一张苏州户口，或者是因为我救了他一命所以他放低了对我的要求，所以他以为终于在这个狭小的乡村找到一个有资格做他朋友的人。而我呢，压根不在意自己有没有朋友，我在放学的时候会坐在旗台上用小石块在沙地上写字、等他下课，纯粹是因为他向我付出了他的友谊，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一些东西，我只是接受，虽然我接受得有些无知无觉，似乎不懂得欣慰和感激。 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我和峰做朋友的那半年时光。他牵过我的手，就这样拿在手里摩挲一会儿然后放掉了。而每次他接触过的我身体的部位总是会像被加热过一样热上一段时间才慢慢散去温度。他也会用手背摩擦我的脖子，他的汗津津冷冰冰的手从我的毛衣领子里滑进去，一直往下探直到贴到胸口，轻轻的痒痒的，那种冰冷有时也会给我带来冰镇一般的疼痛。现在回忆起来他的动作表情是极其放荡的、轻浮的、下流的。可我却依恋那种感觉，就在村子的小树林里，草地里，阳光很好，我们面对面站着，他不对我说话，只是抚摸我的手和身体。而我，从来对这一切都只是接受，我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不试图与他交谈，只是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那副模样既不像在作痛苦的牺牲也不像在纵乐享受。 那一次，他还吻了我，其实这没什么好说的……不过……那是第一次有人吻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别人了。他的舌头弄得我的嘴的上下都是口水，我不喜欢那种黏湿的感觉，可我没有移动，只是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的脸在从树隙落下的阳光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光。 还有一次……你要知道，那时在村庄里，我们都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虽然农村的孩子都脏话连篇，可是他们只是嘴上叫爹骂娘，许多在结婚之前都没有拉过异性的手。两个孩子的接吻，在那时是很大胆很胡作非为的举动。还有一次……他的舌头在我的嘴里搅动，慢慢的，他把我放倒在树林的草地上。春天的草地很湿，隔着薄衫，我能感觉到小草的冰凉和柔软。他的手一边颤抖一边急急忙忙地在我的衣服上摸索，我胸口的纽扣被一颗颗解开，当他解到第四颗的时候，他又跪坐在我身旁为他自己的上身解纽扣，我躺在地上看着他慌张急切的样子，他看了我一眼扭开脸去，避开我的目光继续他手上的动作。 我忽然想到姨妈对我说，我的母亲害怕我的目光，难道他也害怕吗？所有我想去爱他们的人，总会在我的目光下显得局促，仿佛暴露了他们对我隐藏起来的秘密。所有我想去爱他们的人，都以为我是无知无觉的，他们尽情在我的智商面前暴露他们的贪婪、自私、性欲、阴谋，可是在我的目光前面却害臊起来。我后来看到过一篇精美的小散文，讲一个女人每天在她的狗面前换内衣，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她从不害臊。我知道她的潜意识里认为狗的智商很低，不会由她的裸体生出歹念，狗不会说话，不能把她的身体描绘给外人听。可有一次，她忽然发现在她换衣服的时候，狗没有走开，在盯着她看，她害怕了，尖叫一声冲进卧室。同样是一条狗，当她发现它在注意她的时候她就胆怯了。我在所有我想去爱的人面前，也许扮演和女人的狗差不多的角色。 他也害羞了，他的上衣敞开露出他修长的上身，他为了把它移出我的视线俯下身把他赤裸的胸脯贴在我的胸口上，又暖又湿。他的脸扭开为了不正对我的脸，他的手继续在我的裤腰上摸索……正在我的裤腰松动了在被往下扯的时候忽然从很远的天空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他停了动作仔细聆听。我听出来了，是鸟！无数的鸟！ 几秒钟之后，这些鸟群出现在我们的上空，我正仰面躺着，看到许许多多的鸟，有大雁、麻雀、白头翁、燕子……和各种不知名的活泼又精神的鸟，有的振翅有的滑翔，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地从蓝天白云间掠过，朝同一个方向飞去，像着魔了受到驱使一般疯狂。它们飞行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嘈杂的声响，有几根褐色的羽毛还有灰尘或者鸟屎从空中降落，我急忙闭上眼睛，峰也从我身上一跃而起，慌慌张张提上裤子，嘴里叫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些鸟都发什么神精啊？” 我也从地上爬起来，跪坐着抬头望向鸟消失的那块天空，高大的树林伸在天空中的树梢挡住了它们前去的方向。峰的嘴里还在咕咕囔囔，我穿好自己的衣服绕过几棵树慢慢朝鸟儿飞去的方向走了几步。“你去哪儿？”峰把他的衬衣在裤子腰里塞好，说，“我们回去吧。” 那年的冬天苏州下雪了。有一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就被屋外的喧哗吵醒了。我走到窗口撩开窗帘一看，深蓝色的天空下好多黑色的人影在蹿动，我听到了他们的咯咯答答的笑声还有咔嚓咔嚓的雪声。我尖叫一声冲出了屋子。我一走到门口，一个雪球就朝我飞来，打在了门框上。我更加兴奋了，边跳边跑冲进了雪地里。孩子们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只管朝身边的人身上稀里哗啦地甩雪，堆稻垛的空地上充满了笑声和尖叫。我退后几步站在家门口，看着远处跳跃着深色的人影，听着他们隐隐约约的笑声，不一会儿，天空泛白发亮了。孩子们被各家叫唤着回去吃早饭准备上学。 中午放学，我在快到家的地方看到了峰。他带着几个小孩子在外婆家门口的空地上堆雪人。他看到我站起来，奇奇怪怪地说：“我今天最后一课没上，我到村里接个电话。我妈打来的，她说上海也下雪了。”我没有答话正欲往前走，他忽然大叫一声从身后举出一个大雪团朝我砸来，我一闪躲，雪砸在我的后肩上。我也从地上抓起一把雪朝他掷去，那把雪无力地在他魁梧的身体前散开，他又准备好了一个雪团……忽然，我们发现有东西“咔嚓”一闪，都停了下来。 “哈哈，对不起，小朋友，你们继续玩。”一个戴眼睛穿滑雪衫的男人站在旁边向我们摆摆手，正在盖起他相机的镜盖。 “你帮我们拍照了？你这是侵犯肖像权！”峰对他很严肃地说道。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那怎么办呢？告诉你们吧，我叫小吴，不，你们要叫我吴叔叔，我啊，就住在你们家过去一点。逃不掉的！呵呵，等我把照片洗出来，保证给你们每人一张。” 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苏州一家报纸的记者，他老家也在渔光村，他的姐姐弟弟都还在渔光村生活。他的二姐就是我们渔光小学的校长夫人。后来他也真的履行了对两个孩子的诺言，把照片带给我们了。就是我寄给你看的那张。峰看到照片后鼓起嘴说，还算记者呢，水平并不高，因为他站在镜头的边缘，只拍到一个模糊的侧面。而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小心地收起了照片。 5 过了半个冬天，峰真的要走了。 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的父母来接他回上海了。那天，我看到一辆粘满污垢的白色的面包车摇摇晃晃开在村子的烂泥路上，最后绕过外婆家，停到了峰的奶奶家门口。几个五六岁的孩子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看，他们的手里都握着一根在风里扬动的芦苇。两个男人下车了，他们进屋去。不一会儿，我看到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箱子出来了，后面跟着峰和峰的爷爷奶奶。峰的奶奶用一双干枯的老手不停整理峰的黑发，而峰似乎丝毫没有觉察，他面朝一个发胖的男人殷勤而专注地回答他的问题，那也许就是他到上海去做生意发家了的父亲。这时，车上走下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头发，穿着咖啡色外套。峰歪歪头挣脱他奶奶搁在他头上的手，朝女人走去，那大概是她的母亲。她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说着什么，他们一起上车了。那几个人全上了车后，车又开始发动。车屁股后面的孩子一哄而散。车上伸出几双手向车下两位表情模糊的老人挥别。 车子掉头路过外婆家门口的时候，我急忙赶上几步，瞪大眼睛为了吸引车上的人注意。我看到峰正笑得很开心，他笑盈盈的目光掠过车窗外，他看到我了！可是他的目光一闪而过，他的瞳孔没有聚焦，我成了乡村风景的一部分，是他未来多姿多彩生活的一个淡淡的底色，对他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 于是，峰就这样走了，根本没有想到要和我告别。车窗里他那张兴奋发红的说笑着的脸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峰走后，渔光小学、渔光村又恢复了我刚来时候的那种宁静和简陋。这个不起眼的村子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孩子走出渔光村去了城市，有像我的母亲姨妈那样的女人，她们的美貌在城市的物质生活中如鱼得水，有像吴叔叔那样靠读书定居到城里的，有像峰的父亲那样赚取了大把的钞票再也不回来的。可是，多数人，像舅舅那样，留在渔光村结婚生子。 我仍经常去那片树林。那儿只有羊羔，我很少遇人，有时候会有小孩子，他们几个一伙，嘴里叼着狗尾巴草，手里握着像马鞭一样的树杈，抽打茂盛的草丛。还有一次，我遇到一对恋人，可能是村子外的人，不知道怎么误闯误撞到了这片树林。我站在一棵树后面偷偷地看着他们。他们有二十来岁，可能还是学生。女孩子戴着眼镜，身体薄弱，在春天里穿着一条海蓝色的长裙，男孩子个子不高，头发茂密有点卷曲。他们站着拥抱，嘴也粘在一块。男孩子做着峰所做的一切，手在女孩身上上上下下的摸索，一边颤抖。而女孩则和我完全不同，她的眼睛闭了起来，身体主动地攀贴在男孩衬衫下的身体上，并从鼻子里发出唧唧哼哼的声音。 我看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离开树林，回到外婆家去。我走过横跨村子的小河，春天的河水涨高了，蓬勃精神的样子，流过独木桥下的碎石滩发出哗哗的水声。阳光照在我的白色毛衣上，使我身子发暖，两颊发热。我跑到桥下面，挽高黑乎乎的袖口，用漂着尘粒的冒着白泡的绿色河水来洗脸。清凉的河水顺着我的下巴流到了我的脖子里，使我浑身哆嗦了一下。 我回到外婆家，外公不在，我看到田的那头远远地站着一个人，一束耀眼的阳光像装在玻璃管里的金子一样从天上斜落下来，落在黑黝黝的田地里，落在外公身上。外婆坐在院子里吃熏豆。我走过的时候，她把装熏豆的袋子递给我，我没有接，摇摇头，在门槛上坐了下来。我一直希望我有一天回来他们会表现得有点不同，会示意邮差来过，有我的信。可是希望天天落空。 峰在走的前面说过，他到了上海不会忘记我的，他会经常记得给我写信。可是，他已经去了两个月了。我把峰的模样完全忘了，我不记得他的笑容声音衣服或别的什么。但我却始终记得他的手留在我身上的感觉还有湿乎乎的舌头。我找出枕头下我和他唯一的那张合影来看，他的一个模糊的侧面。我轻轻在照片的边缘吻了一下。 又过了不多久，有一天我回家，惊喜地发现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我把它拿进房间拆了开来，的确是峰的。信很短，峰说他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初中重新念初三，念完了就可以升高中了。他说他生活得很好，还说上海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并把他班上一个叫张伶俐的女孩大大夸奖了一番，说她“样子好看极了”，说话“声音好听”，是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我小心翼翼地收起信，把它和照片一起压在枕头下。 从那天以后，峰的来信开始多起来了。前面的一段日子，他仿佛把我当作他的一个知心朋友那样每次都在谈那个名叫张伶俐的女孩，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穿的衣服，她有钱而恩爱的父母……我把每一封信都看上一遍，然后收起来放在枕头下。 有一次，他说那个女孩对她说话了，他高兴极了。下一次，他说学校里有舞会，女孩叫他一起去参加，他说他很有希望。接着，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信。 张伶俐，张伶俐，张伶俐……这个名字在我心里被反反复复地呼喊。我想象着他描述的是怎样一个女孩，我想象我也爱上了这个女孩我会怎样的痴迷。 一段时间以后，峰的信又到了。他的信里已经只字不提“张伶俐”这三个字，他开始向我描述在渔光村的时光，提醒我在那片树林里他的抚摸和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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