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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黄梵

 

1992年的最后一件案子

杨邪

 

    今天是1996年7月31日,我坐在我的书房里,终于提笔写下了这样的一个题目。1992年,对,我没有说错,是1992年。今天我终于要写下那件案子,写下对于我来说不仅是1992年其实也将是我这一生经手的最后一件案子了。因为1992年11月之前,我是一个刑警队长,是一个自恃高明的侦破好手,但之后就不是了,之后我辞职回家,专业干起了写作。做一个职业作家,是我由来已久的夙愿,我相信我会一直做下去,如果不江郎才尽,我一定会做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消亡的最后一天。
  11月初的一天,当然是1992年11月初的一天,市府里的一名秘书猝死于他的居室。刚接到报案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如何精神抖擞,相反地,倒有一肚子惹上无谓的麻烦之后的不快。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倒一倒茶水、做一做会议记录、写一写什么材料或工作报告之类的小秘书,他的猝死,究竟有多大的可能会是一宗谋杀案?这样的报案,十有八九是一次大惊小怪和无事生非罢了。只是,有些事情还是必须例行一下的,所以差不多没耽搁多久,我们一干人还是无奈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的情形完全是意料中的平庸。这个叫做梁林平的30岁的男性死者,静静地倒卧在他装饰简单的客厅的沙发上。自然没有被锐器或者钝器刺击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药物致死的迹象。他是在中午11点15分进门的,一进门就嚷饿死了,一边急着找刀子削苹果。大约十分钟后,妻子喊他剁鸡腿,没有反应,以为他累了睡着了;到了11点50分左右,妻子去推他吃饭,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的妻子是一个长了副马脸的年青女子,妆化得非常拙劣,也非常浓厚,骤然降临的英年丧夫的沉重打击,使她源源不断的泪水把脸上的脂粉冲刷得一塌糊涂。而这进而增添了我肚子里的不快。我没好气地告诉她,这样的猝死,绝对是死者本身身体方面什么因素导致的,不信我们开膛剖腹来看看。但我没有再说下去。法医刚刚开始他千篇一律的工作,我就已经隐约泛起了呕吐的感觉。我为自己居然产生的这种多年以来已不再有的感觉而咬住了舌尖。
  然而很快出来的化验结果几乎让我大吃了一惊。从死者凝固的血液里,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学毒品,这种化学毒品不仅非常特殊,而且十分罕见。我查阅了这种化学毒品的有关资料,可是试图通过这样简单的资料去发现一点什么是多么的困难,除了它的化学组成,它的几个特质,它对人体生命的威胁途征,之外我一无所获。毋庸置疑的只是,这确确实实是一宗谋杀案,一宗非常高明的谋杀案。我感到我的精神因为事情的陡然变化而进入了高度亢奋的状态。
我首先把侦查的方向对准了死者的单位,而不是死者的居室和家属。可是事实证明了我的自以为是的思维的可笑。在市府的一个办公室里,我端坐在死者平常工作的位置上,死者的几位同事,活跃地配合着我的各种提问。也许是对一个死者的悯惜吧,他们对于死者平常的工作充满了肯定的褒扬,而对于死者生前的为人,他们的评论更是无可挑剔。我感到了置身于一片善意或者虚假的言辞中的无所适从,以及我的诸多提问的毫无意义。惟一让我不至于厌倦的是与我对面而坐的那个徐娘半老然而忸怩做态的女人,她告诉我,死者其实刚刚新婚不到一年,但是夫妻间的感情好像有点淡薄,至少是不够浓。接着她对自己的说法又做了一点修正,她说这样说好像又有点不对,也许应该说,他妻子对他的感情还是蛮好,事情的关键可能主要是他自己,他恐怕还在恋着以前的那一个呢,谁知道他这么晚结婚为的是不是正是这个。我还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是情理中的事,我觉得我最想听到的是死者生前与谁的利益冲突,或者最好是曾经一度卷入某一件事件,而与谁结下了什么梁子。但是没有,连一丝一毫的苗头都没有。我站起来准备结束这样的调查的时候,心里甚至起了碰了一鼻子灰的沮丧。可对面这女人一定要把她长舌妇式的话题进行到最后,她抓紧说,他以前的那个恋人和我们都曾是同事,她最后嫁给了我们的另一个男同事,他们几年前就都不在这里啦。
  我的精神莫名其妙地有些萎靡下来,心情也变得没来由的烦躁。因为我忽然又有一种预感,这将可能是一件根本找不到线索和突破口的案子,最终不了了之的结果恐怕将令我异常尴尬和难堪,从而也将打破我多年来无案不破的小小的神话。这种不祥的预感,仔细想想,它几乎在我对死者同事的调查没进行了多久便倏然萌生了。
  这之后第二天,死者已经入葬。对死者遗孀的询查和对死者居室的勘察,是剩下的惟一一个可能获得一线希望的方向了。可是面对这个满脸凄恻和憔悴的女子,心中早已经罗列好提纲的询查并不能如愿进行。她用极度沙哑的哭腔一再向我诉说死者对她的冷谈,和最近正稍稍略有起色的回心转意。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像她的神情一样恍惚。几天前,他还跟我说,他想有个孩子了,他是说真的,可是以前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说过,真的,真的是这样呐。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喃喃自语。以至我只有一边作认真点头状,一边起身进入了死者的书房。
  书房里书并不多,除了那张可能是新换的书桌之外,整个书房看起来是那么的简陋。我先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不小心一伸腿,踢翻了桌下的满满一篓的字纸碎。而那页纸,就是这样赫然出现的。说起来是多么难以令人置信。
  那是一页16开的复印纸,只被拦腰撕成两截,但当它们从字纸篓里倾倒出时,竟凑巧地差不多连接复原了。我看到了一页字,一页非常特别的字,虽然它的内容可能摘自某一本书,譬如某一本武侠小说的一个对话片段,但它绝不可能是任何一本书或杂志的某一页。这页字显然是直接从激光打印机里出来的。这页字就只有这么百余个字,然而特别大的字号,使它们看上去好像占踞了纸上大部分的空白:

我知道钩是一种武器,在十八般兵器中名列第七,离别钩呢?
离别钩也是种武器,也是钩。
既然是钩,为什要叫做离别?
因为这柄钩,无论钩住什么都会造成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手,你的手就要和腕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脚,你的脚就要和腿离别。
如果它钩住我的咽喉,我就要和这个世界离别了?
是的。

这时死者的妻子恍惚地进来了。她手上拿着一串钥匙,指着书架下那只小巧的皮箱,她说,这只箱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打开过,我问过几次,这里面是什么,他不告诉我,有一次还发火了,我们为这第一次吵了架,吵得很凶。现在我要打开,看看他到底藏了什么。我急忙告诉她,在没有找到死者的死因之前,这个房间暂时决不能动,还有,我需要安静,我请她把钥匙放下后出去。她要说什么的,但突然发觉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戴着了一双模样怪异的手套,愣怔了一下,便不再迟疑地出去了。
  我在死者的书房里整整呆了半天,才带了几样东西出来。我郑重告诉死者的妻子,这个房间绝不能进去,但再用不了多少天,我恐怕就会把事情察出个水落石出了的。这个恍惚中的女子突然睁大眼睛。可是她绝对不会知道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几乎可以断定,我已经把事情弄了个水落石出了。只不过,由于当时强忍住的振奋,使我没能更周全地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而已。
  化验的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四天之后,我决定带上我撰写的案情报告向省城进发。在我的案情报告里,事情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记录得清清楚楚。我为自己的案情报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和恐慌。因为我在这个无所依傍的案件中,我甚至没有动用我的任何专业知识和经验,就仅仅凭了自己的灵感,创作一样的灵感,而找到了突破口,并且把几样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串连了起来。我写得毫不含糊,杀害梁林平的凶手是作家L。作家L杀害梁林平是为了泄愤。梁林平在多年前,出于对作家L夺取了自己的恋人的行为的报复,窃走了作家L在此之前的全部手稿。作家L一直希图索回他多年的所有心血结晶,这种希图随着作家L从一名普通文学青年逐渐崭露头角最后一举成名而变得日益迫切,甚至让作家L时常有一种处于浑身遭受着什么噬咬般的幻觉之中。作家L在一再的索讨俱都付诸流水之后,终于起了歹心。但是作家L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他的手法之隐蔽和毒辣,令人震惊而且恐惧,他……
  当我西装革履然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L的面前,这位昔日的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今日的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似乎很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意外。他所意外的并不是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乡的突然出现,而是这个专程奔赴省城的老乡为他带来了他多年以前写作的几首诗作和两个短篇小说的草稿。我看见他张大了并且很久很久才合拢了半下的嘴巴,还有他赶紧扶住的金丝眼镜后面的两只兀地可怕凸出的眼球。于是我的话语,立即乘着这个十分致命的关节,狠狠地刺了进去。
  我说,最近,你特意去了一趟R城?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回家一趟呢?
  我看到他的整个身躯,都被我刺得震撼了起来。他甚至还发出了一声不由自主的闷哼。我掏出了我的证件。他铁青的脸上的汗粒,就接连冒了出来。他故作镇定,嘴唇僵硬着说,你这是这是什什么意思?
  我并不理会他的装蒜。我点燃了一支烟,长长吸了一口,然后把烟喷到他的面前。我说作家先生,一个作家,他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会带点作家的习气的,你说是不是这样?他的目光开始慌乱地顾盼和躲闪,然而他无法顾盼和躲闪了,我掷给他一个本子,我说,作家先生,可惜很遗憾,我的第二职业也是写作,这是我准备向上面呈交的案情报告,请多多指教。
  当我快要吸完这支烟的时候,作家L摘掉了他的眼镜,无力地瘫在了他的转椅之上,开始濒死般喘气。我又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在他的桌面上丢下烟头,离开了这幢考究而且肃静的大楼。
  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带回我的案情报告,就离开了省城。几天后,我把我的另外一份报告呈交给了我的局长上司。我的局长上司足足沉思了三分钟,然后面容里露出了一闪而过的鄙夷。你要写侦探小说吗?我的大作家。他说,到底为什么?就因为你说的这个理由?我说是的,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局长同志,我觉得专心做一名作家,是我越来越坚决的意愿。或许把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当作职业才是人生中最快乐也是最有意义的,是不是?局长恼怒了,他胖墩墩的手拍案而起,他说,你以为你的劳什子臭诗和破文章可以养活你自己?你还有你的职业感和良心吗?你不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公安战线吗?我说,也许,有,不觉得。我很平静,我没有为他尖刻和陈腐的发问而同样恼怒。我知道他恼怒正是因为我多年来做出的成绩,但我无法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最终意义深感怀疑。当然,我更会守口如瓶,我声称对最近的那宗疑案的无能为力,其实纯粹是为了不使这个世界再多一种非常高明而且绝对危险的杀人手法。也许正因为我从骨子里说是一个作家,而不单纯是一个侦员,所以我能够识破这样高明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杀人手法;而也许又正因为我从骨子里说是一个作家,而不单纯是一个侦员,所以我能够意识到我必须对这样危险的杀人手法做出保留。
  现在已经是1996年7月31日的傍晚,我最后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在多年之后的现在,改变了我多年之前曾经做出的决不泄露那个案情的决定,也正是因为我从骨子里说是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对于他就好像是属于自己的一件私事,他的写作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心灵需要,他是绝对无法完全保留他内心的任何秘密的,他必然会在一生的某个时候,把他的秘密写下来。
  多年之后的现在,梁林平的遗孀已经重新有了真正幸福的家庭,多年前前夫的猝死,对于她业已是如烟往事。而作家L由于一次意外的车祸,业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写下我的这个秘密,显然业已不会遭到谁的指控。更令我放心的是我选择了小说这样的文体。如若我的小说能够成为我遭受指控的法律依据,那么这岂非将是这个邻近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时代的笑话?最后我要说声对不起,无论如何,我将保留住那个案情中的部分内容,这个部分将在下一个世纪阳光灿烂的某一天,连同非法保留它的惟一的知情者── 一个没有弄到什么名声的作家── 一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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