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完全没有否定黄礼孩、安琪编辑《诗歌与人》展示诗人诗作的意图或者他们编辑诗歌集、展示诗人、诗作的功绩与辛苦，特别是礼孩为诗歌而出资的艰辛与慷慨。只是想就“中间代”命名的真伪进行探讨，以一己的思索、以学理的探索来释疑解惑。
    文学发展进程中，诗歌的命名和流派一直很多，且不说“湖畔”、“七月”、“九叶”……仅仅新时期以来，冒出的诗歌思潮或流派就多如雨后春笋——“朦胧诗”、“他们”、“非非”、“莽汉”、"、“整体主义”、 “汉诗”、“海上诗群”、“大学生诗派”以及稍后集合在《南方诗志》和《倾向》周围的一些诗……这些群体和派别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贡献了优秀的诗人、诗作；贡献了新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审美取向。
    眼下喧嚣的很“红火”、很“热闹”，许多文学期刊也在争相推出的“中间代”这个诗群或者“派别”的称号，在我看来，是一个策划出来的伪命名或者说伪命题。
    命名者振臂疾呼：“中间代”是时候了——“希望籍着本书（《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因为“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i既然命名者如此推崇，我就不妨从“中间代”命名的角度来提问题。如果“‘中间代’是时候了”。那指的是什么时候？出场的时候？集群的时候？诗学观念形成的时候？还是诗歌审美风格接近统一的时候？“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思潮或群体的概念，究竟是年龄的划分？诗歌风格的划分？诗学审美意向的划分？还是……
    任何一个文学群体和派别的命名至少有某种本质性的因素和实质性的内涵在其中，比如说，“朦胧诗”命名，虽然是外在因素强加于诗人的，它至少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展示了阅读者对于诗歌创作现象的阅读感受；比如说“先锋小说”指的是一种创作的内在精神和创作姿态，以及对于既往语言的颠覆和探索……那么“中间代”诗歌指什么呢？其命名者指出：“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ii命名者进而解释为何使用“中间”一词说：“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iii作为“中间代”诗人集体亮相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所选诗人，只要是出生于60年到69年这一时间段，不分诗歌的创作理念、审美取向、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来了个大杂烩。就像一把伞想遮蔽所有的行人躲雨而无奈，必然有很多人被拥进或被挤出一样，“中间代”的命名因缺少诗学本质的含义，而显得漏洞百出，毫无意义与价值。
    本来一个诗歌流派或者群体，如果仅仅从年龄上划分，即非常不确切。特别像“中间代”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每一个十年都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年代的“中间代”，五十年代可以成为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间代，六十年代可以成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间代，七十年代可以成为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中间代……如此类推，以致无穷。任何一个十年，就既是其他年代的“中间代”，又是其他年代的一个“边缘地”。所谓以10年为界的、真正严格意义的“中间代”是不存在的。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对入选诗人的出生时间进行统计后发现，从60年的莫非开始到69年的朱朱等结局，六十年代每一年出生的诗人，《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都有入选者，王韵明、西渡、臧棣、树才、伊沙、侯马、周瓒、马永波、非亚、森子、蓝蓝、赵丽华、安琪……退一步来说，即使“中间代”的命名勉强可以说得过去，能够与“第三代”、“70后”鼎足而立。那么，当我把“中间代”和“第三代”、“70后”比喻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就发现属于“中间代”的这条边明显地与其他两边不相等。因为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开始写诗，创作成熟于九十年代，而且与“中间代”毫无瓜葛、属于“第三代”、“他们”、“莽汉”、“非非”而无法纳入其中的诗人有很多——如吕德安（60年）、韩东（61年）、庞培、张枣（62年）、西川、刘继明、李亚伟、李元胜（63年）、海子（64年）、张执浩（65年）、吴晨骏（66年）、朱文、沉河（67年）、宇龙、（68年）、小引（69年）……，他们中有“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力量；诗歌思潮或运动的代表人物；新诗学观念的倡导者；独领风骚的优秀诗人，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民间刊物的主办者……而“中间代”（少数诗人例外）恰恰是他们共存于同一时段，同一地域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无名者、忽略者、弱者。如果推理不幸成立，那么，所谓的“中间代”岂不成为一个当下诗歌弱势群体的大联盟？那就成了进入“中间代”的必须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开始写诗，九十年代尚未成名的诗人？这倒让我想起了唐、宋诗词研究中的一个现象：李白、杜甫、李贺、苏轼、黄庭坚都刨到犄角旮旯了，二流诗人研究过了，三流诗人也梳理完了，怎么办？去寻找不入流的诗人去挖掘，为他们做年谱。大浪淘沙，当年都没有痕迹的诗人，今天的研究价值何在？同理，把一些本来就被当时的诗歌思潮中被淘汰出局的诗人，重新汇聚起来，编织成一个“中间代”，既没有诗歌审美的创新，也没有诗学意义的创造，更没有诗歌艺术形式的新探索，这样的命名在我看来是没有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的。
    从《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入选作品来看，几乎囊括了当下不同的诗学理念，不同诗歌艺术形式，不同审美追求的诗歌作者——“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渡、臧棣、桑克；口语诗歌的伊沙、徐江；曾经是“他们”诗歌成员的朱朱；受到西方诗歌影响极大的树才、马永波；民间诗歌刊物的主编森子、老刀…… “第三代”所以被称为诗歌运动，是因为他们提出了 “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诗歌最重要的是语感”等极富创见的诗歌观念。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自觉形成的诗歌运动群体，他们的主要诗歌观念是什么？“个人写作”显然不是“中间代”的专利；“记忆的诗歌叙事学”仅仅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渡、臧棣；以反讽的口语写出时代关切的“口语诗歌”的只能是伊沙个人；徜徉于西方诗学中的东方心路只为树才诗歌所独有；用“诗歌污染城市”是世宾的行为艺术；遵循简约主义的形式但是黄梵的创作理念；谭延桐以悲天悯人的诗歌精神承接苦难；史幼波用无限重生的群像返照万物……举了如此之多的例子，而每一种诗歌写作都属于极少数人或者诗人个体，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走向。任何一、两种诗歌写作理念、方法、形式，都无法使“中间代”的诗人共同遵守、操持，“知识分子”+“口语诗歌”，或者宗教意韵+形式主义，都无法涵盖“中间代”全部的诗歌创作。雨果在宣言统领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新时期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那么一篇《中间代：是时候了！》并没有阐明“中间代”的文学观点、诗歌主张、美学原则。或者有人会说，“中间代”强调的就是多元化，实验性，探索性，可是别忘记，一个诗歌的群体，诗歌的运动，没有了诗歌本质的介定，抽离了对于诗歌的诗学考索，审美价值的追求，就犹如一个人给抽去了脊椎骨，像一滩萎地的肉泥一样，如果“中间代”诗歌没有了支撑的骨骼，那它又如何去连接它自以为的两头——第三代和七零后？如果连一个连接的作用都起不到，那它存在的意义何在？
    一个文学运动或者群体，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总有它的代表作家或者说领军人物。有它的代表作品。小说如此，诗歌亦然。提起德国的“狂飙突进”，就想起歌德和他的《浮士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谈到“垮掉的一代”，绝不可绕过艾伦·金斯博格与他的《嚎叫》；说起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必然与曼德尔斯塔姆《火与冰的泪水》、索菲娅·巴尔诺克的《皮埃里亚的玫瑰》相连；“朦胧诗”有舒婷的《双桅船》，顾城的《弧线》；“第三代诗歌”运动有韩东的《关于大雁塔》、《你家过大海》，于坚的《作品89号》；“知识分子”写作有王家新和他的《帕斯捷尔那克》以及欧阳江河、西川、西渡、臧棣等一批诗人；“非非主义”有周伦佑、蓝马；“莽汉诗歌”有李亚伟、马松；“口语诗歌”有伊沙、侯马、徐江；倾向诗歌有陈东东；“下半身”有沈浩波、尹利川……而中间代呢？谁是“中间代的代表诗人？什么是“中间代” 有价值意义的诗学界说？有更新创意的诗歌观念？有独特追求的诗歌审美创造？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界说、更新、追求是可以包容涵盖这个群体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可惜回答是“没有”，“找不到”。……而中间代呢？什么是“中间代” 有价值意义的诗学界说；有诗歌观念的更新创意；有诗歌审美创造的独特追求；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界说、更新、追求是可以包容涵盖这个群体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可惜回答是“没有”，“找不到”。虽然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选出了那么多诗人和作品，却没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可以作为它的领头羊。西渡、臧棣显然不是代表；朱朱、树才不是代表，伊沙、徐江、侯马不是代表，安琪自己可以代表吗？她的诗歌只属于她自己，恐怕更不足以代表“中间代”。当中间代的绳圈大张旗鼓而不是悄悄拉起的时候，我不同意敬文东将“‘忍受’夸大为所谓‘中间代’诗人的第一个诗学核心”的说法。因为“忍受”与“伤感”并不能成为中间代的整体诗学美学风格。因为马永波的感伤是属于他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他的“忍受意味着诗人既看清了事境的真相，也对事境真相表示了宽容和善意；忍受意味着它既是描述的（即灵魂的现象学），也是解释的（即灵魂的解释学），但决不是将事境拔高到过分的程度。”本来“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就是这个“个人”，它所维护的就是个人的尊严、自由并以此赢回被体制践踏、被民间抛弃的人性。马永波的诗歌是带有特别强烈的知识分子意味的写作。但他也不是“中间代”的代表诗人。安琪指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诗歌时代，中间代是回首性质、盘点性质的，它是先有成熟的个体，再有统一的命名。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学理念和自己的诗歌审美取向。中间代并不想也无法化零为整，它尊重每一个体，它只是用一个概念把大家的诗歌观念重新"发表"了一遍 。”“应该可以看到入选中间代选本的99%的诗人完全称得上优秀，他们谁都能够代表中间代，谁都可以领军中间代。iv”可安琪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个体诗人的优秀并不标志“中间代”整体就一定优秀。任何人都可以代表的事物，恰恰证明所有人什么都不代表，他只代表他自己。他只是以个体的意义存在着。既然都是个体的，缺乏代表性的。那么刻意地划分出一个“中间代”又有什么必要？许多被罗列到“中间代”的诗人，曾经直言不讳地声明，“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代表中间代”。既然如此，一盘散沙的“中间代”，又如何让人信服它是代表了一个时间段里诗歌整体的文学、艺术成就？也许有人会说，“中间代”就是这样，我们是实事求是地描写历史。可是我却以为：有时候，历史是在实事求是的幌子下被篡改的。正如郭沫若所说：“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了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出来。”我们接受这样“创造”的历史的教训还少吗？

    新世纪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警惕那些急功近利的、“人造”文学史、诗歌史的书写与重现，因为它掩盖的恰好就是文学或者诗歌的历史发展、演变的真实内核与本质存在面目。我所以说“中间代”是一个“策划的”、“人造的”诗歌伪命名，就是因为在“中间代”这个命名下所遗漏、所掩饰的、所曲解的，不仅仅大量优秀诗人、诗歌作品的现时写作，历时存现，更是对于当下存在的诗歌创作的个人化，诗歌审美观念的多元化，诗学理论探索的审美化，以及诗歌语言的深层艺术化存在曲解。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认识到诗歌伪命名对于诗歌本身的损害，对于诗学理论的歪曲，也就不可能对九十年代诗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中间代”这样的诗歌伪命名，充其量是某些个人的功利主义的活剧，简单看看还是可以蒙一下，一旦深入进去就很容易发现其真伪。既然是个伪命名，在我看来，没有它也罢。



i、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
ii 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
iii 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 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
iii 安琪： 《回答粒子关于中间代的质疑》http://bj.netsh.com/bbs/80584/messages/136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