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完餐时,大家的话题除了暴风雨,别的啥都没说。那个佃农由于对妻子的弱点了如指掌,所以断定我是再也不肯陪她外出旅行了。“我也不肯和他一起旅行呢,”她说,“因为他不信神,在打雷的时候居然还有心思讲笑话呢。”
由于这个女人处处躲着我,我再也不曾找到机会跟她单独呆在一起。
我回到了威尼斯,因为我的好外婆病重,我不得不暂时中止日常活动。我一直守在外婆身边,直到最后的时刻。她老人家不需要给我留下什么,因为她生前已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她的去世对我的影响极大,我从此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过了一个月,我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说,她不可能再回威尼斯来了,决定出让她名下的那幢房屋。她说她已把自己的想法通知给了格里马尼修士,我必须按照他的意思行事。格里马尼变买了所有的家具,此后将着手把我安排到一个条件良好的寄宿公寓,我弟弟和妹妹也会得相应的安排。我登门拜访格里马尼先生时向他保证,一定始终听命于他。而房租拖到年底才全部付清了。
我听说,到那年年底,我就没有房子住了,而且里面的陈设也得卖掉。于是,我不再节衣缩食苦度时日了。
我把一些床单、挂毯和瓷器卖掉了,下一步打算是要把镜子和床也卖掉。这些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我母亲不会要的,我认为我有权处理这些东西。至于我的兄弟们,我想总会有时间跟他们商量的。
四个月后,我收到母亲的一封信,是从华沙寄来的,里面还夹着另一封信。我妈的信译过来大意如下:“我的好儿子,我在这里认识了卡拉布利亚很有学问的神父,他每次来访,我都联想到你。一年前,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儿子打算当教士,但是我自己却无能为力。他说,要我能说服波兰王后提拔他当卡拉布利亚的主教,那他就把我的儿子视为自己的儿子。他说,王后只要把他推荐给她的女儿拿不勒斯王后,这事就能办成。老天作证,我跪倒在女王陛下跟前求她开恩,终于把她打动。她给她女儿写了一封信,她女儿则说动教皇陛下任命他当了马托拉诺的主教。他信守承诺,将在明年六月来带你走,因为他去卡拉布利亚途中要路过威尼斯。他本人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应该立即回封信,就把回信寄给我,我再转给他。他将把你送上一条通往高级教职的道路。再过二、三十年,我就可以盼到你当上主教的那一天了,你能想象我该有多么幸福啊!在他到来之前,还是由格里马尼照顾你。祝你平安,余言待叙。”
主教的信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内容大致相同。全信情真意切。他通知我说,只准备在威尼斯逗留三天。那两封来信让我喜不自胜。别了,威尼斯!好运终于要降临到我的头上啦,对此我满有把握。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不久就要离开我的祖国,幸好我对此毫无遗憾之感。“琐碎小事已经做完了,”我自言自语道,“将来我要一门心思关注富有价值的大事啦。”格里马尼先是热烈祝贺我时来运转,然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给我找到寄宿公寓,让我明年年初住进去,以便等待主教的到来。
马利皮耶罗先生是个具有独特智慧的人,早就看出我在威尼斯过于浮躁,得意忘形。如今我即将外出谋求发展,而且很快适应了眼前的现实,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准备远走高飞——这些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恰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我教训了一顿,使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说,斯多噶学派的格言“服从上帝”的意思就是不折不扣地“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只要你内心并不深恶痛绝,你就该听天由命。”他继续说道:“这伙人是苏格拉底的卫道士,禁止的多,鼓励的少(saeperevocans
raro impellens)这同斯多噶的‘天命难违(sequere
Deum)’如出一辙。”这正是马利皮耶罗先生的智慧之处,他这种感悟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人类的良知。然而,这些来自于同一学派的箴言在一个月后对我产生了一种影响,它除了使我失宠于他之外,却没给我任何教益。
马利皮耶罗先生自以为有本事从青年人的脸上看出命运主宰的征迹。一旦发现这样的青年,他就把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便教导他们处事明哲,迎合命运之神,正如他苦口婆心地指出的那样:“良药到了笨伯手上就成了毒药,毒药到了智者手上就成了良药。”
为此,他把三个被保护人收至门下,不遗余力地给予教诲。第一个就是特雷莎·伊梅尔,关于她的大起大落,读者可在我的片断回忆中得悉详情。第二个就是我本人,读者阅后不难评断。第三个是船夫加尔代拉的一个女儿,她比我小三岁,她那张漂亮脸蛋上的确带有一种再醒目不过的特征。为了让她登上舞台,马利皮耶罗这位独具慧眼的老翁就叫她接受舞蹈培训。用他的话说:“这是因为如果没人推上一把,圆球就不会自动滚进袋中。”这个姓加尔代拉的女人,出嫁后随夫姓阿加塔,她在斯图加特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姿色动人,在1757年成为符腾堡公爵的情妇。当我背井离乡,云游四方的时候,阿加塔还留在威尼斯。如今她已经去世两三年了。死后不久,她丈夫米凯莱·代尔·阿加塔服毒自杀了。
有一天,马利皮耶罗和我们三个门徒一起吃过中饭,照例去睡午觉了。加尔代拉姑娘因为还有课要上,便自个儿先走了,屋里只剩下我和特雷莎,虽说我从来不曾跟她调过情,但我仍然发现她富有魅力。我们俩并排面对一张小桌坐着,背后就是一扇房门,我们的保护人就在里屋睡午觉。我们俩开开心心地说着话儿,一时兴起,竟不由自主地比较起各自的身段来。就在我们越比越起劲的时候,我的后脑勺挨了狠狠的一棒,多亏我迅疾地逃出房间,才没被冰雹般打来的木棒再次击中。我连披风和帽子也顾不得拿,就一溜烟地逃回家里。过了一刻钟,议员的老管家把披风和帽子都给送来了,同时还附有一张字条,警告我别再斗胆踏进议员老爷的府门。
我当即就给他写了回信,我说:“你一生气就动手打我,这样你就没法自吹自擂,说是把我教训了一顿喽。通过这种方式,我什么都没学到。除非我忘记你是个聪明人,否则,是很难原谅你的,可惜,我永远忘不了你是个聪明人哪。”
这位贵族老爷兴许并未做错,不幸的是,这个一贯行事谨慎的人,此举却不够明智,因为这样一闹,仆役们纷纷猜测他赶我出门的原因,全城的人则从这起事件中寻求笑料。过了一段时间,我从特雷莎口中得知,老爷子一点都没敢责备她。当然,她也没敢代我向他求饶。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我还没来得及把房屋全部腾出,就有个年约四十岁的人来到了我的面前。此人头戴一顶黑假发,身披一件红大氅,脸膛晒得黝黑黝黑的。他递给我一张条子,是格里马尼先生写的,条子上指示我按照来人手上的那份家具目录(同时给我一份副本)将屋里的全部家具移交给他。我随即拿出我的目录单,把残留在屋里的家具一一指给他看,至于那些找不见的东西,我的解释是,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笨蛋盛气凌人,非要知道它们的下落不可。我答道,我是不可能告诉他的。他一听咆哮起来,我摆出一副房屋主人的威严态度,把他送出了大门。
我觉得有必要让格里马尼了解所发生的情况,于是早早赶去向他禀报,当时他还没起床,但却发现我昨天遇见的那个人比我来得更早,并且已经抢先向他通报了情况。我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没敢反驳。他接着要我把失踪家具的情况说个清楚,我说我把它们卖了,免得举债度日。格里马尼骂我无赖,还说我没权利动它们,最后,他对我下了逐客令,叫我立即就滚。
我实在气不过,我出去找犹太人,想把剩下来的东西统统卖给他。不过,转念一想,我还是决定先拢家里瞧一眼再说,却见有个法警守候在门口,他递给我一张传票。我拿过来一看,只见诉讼人是安东尼奥·拉泽塔,即那个黑脸家伙。所有的房门都贴上了封条,我连卧室都进不去。法警虽然走了,但却让一个卫士继续留守在那里。我找到了罗萨先生,他把传票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封条第二天就会拆除的,同时,他还打算把拉泽塔传唤到负责司法与行政的最高法官三人团去质询。
“今天夜里,”他说,“你得去朋友家借一宿再说。这事太过火,为此,他要给你付出高昂代价。”
“他这是按格里马尼的指示行事呀。”
“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去找我的天使们快活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封条都已拆除,我又回到了家里,拉泽塔没有露面,罗萨根据处罚法,代我发了一张传票给拉泽塔,如果再过一天他还不露面,就开张拘票把他扣押起来。到了第三天早晨,格里马尼先生派他的仆人送来一张条子,说是叫我过去谈谈。我去了。
我一进门,他就厉声喝问我到底想搞啥名堂。
“为了摆脱暴力而求助于法律保护,为了摆脱一个不相干者的纠缠而进行自我防卫,这个人迫使我无处安身,不得不在名声恶劣之处过夜。”
“在名声恶劣之处?”
“一点不假,为什么不让我进家门呢?”
“你不是进了么?赶紧去叫你的律师停止诉讼,拉泽塔只不过是奉了我的指令行事而已。屋里的家具都快被你变卖光了。现在,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在圣乔万尼教区有一幢房子,是属于我的,你可以到那儿住个房间,我们的首席芭蕾舞演员拉·廷托瑞塔就住在你的楼上。你就让人把你的衣服和书籍送到那儿去,从这以后你索性天天到我这儿来吃饭好了。我已经把你弟弟安顿在一座像样的好房子里了,也让你妹妹住进了另外一所房子,所以说,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马上找到罗萨先生,把所发生的情况都说了一遍,他劝我按照格里马尼的意思去做,我接受了罗萨先生的劝告。事情总算称了我的心,每天与格里马尼同桌吃饭也让我感到挺有脸面。此外,我做了拉·廷托瑞塔的新邻居,对她的为人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她由于同沃尔代克亲王过往甚密而引起了不少的议论。主教将在夏天到达,我只需留在威尼斯等候六个月时间了,然后,他可能会把我送上一条通往教皇宝座的道路(这只是我的空想而已)。这一天我和格里马尼一起吃饭时,没有理睬坐在我身旁的拉泽塔。当天,我最后一次来到我在圣撒缪尔教区的住所,把我认为有权拥有的每件财产统统都装上小船,运到了我的新居。
廷托瑞塔小姐是个水平一般的舞女,同时却是个智力极好的姑娘,长得不俊也不丑。我虽然并不认识她本人,但却知道其人品。瓦尔德克亲王虽然在她身上花费过巨资,但却没能中断她和保护人的联系。该保护人是威尼斯贵族,姓林(如今已经断代),年纪六十岁,他每天可以在任何时刻登门造访此女。那天傍晚走进我在底楼的房间替廷托瑞塔小姐捎话的,就是这个贵族。他告诉我说,小姐非常乐意接待我。我给这位林先生的回答是,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住她的房子里,因为格里马尼先生没有告诉我,否则,我会在搬入之前就上门请安的。如此这般地招呼了一番,我们随即上楼而来。他对我作了介绍,就这样,彼此算是认识了。她像公主一样接见了我,先是脱下手套让我亲了亲她的玉手,接着向在场的五、六个外国人通报了我的姓名,再把他们的姓名一一告诉给我,然后让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是威尼斯人,但却用法语跟我交谈(这事挺滑稽),我又听不懂,就请她讲国语。她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不懂法语,便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不讲法语就没法让她的宾客刮目相看,因为她只接待外国人。我答应一定要把法语学会。一小时后,大人物到了。这个慷慨大方的亲王跟我讲起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而且在整个狂欢节期间一直对我和蔼可亲。到狂欢节结束时,他将一只金质鼻咽壶赠送给我,为的是感谢我创作并印行了一首“致玛格丽塔·格里塞利尼·拉·廷托瑞塔女士”的十四行诗。格里塞利尼是她的姓氏,人们之所以唤她“拉·廷托瑞塔”(意即“染坊女工”),是因为她父亲曾当过染布工。她哥哥就是那个靠朱塞佩·布里吉多伯爵发迹的格里塞利尼。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此时必定是在伦巴第这座漂亮都城欢度晚年呢。
拉·廷托瑞塔天生要比朱列塔更能具吸引男人。她喜爱诗歌,我要不是期盼主教的到来,肯定就跟她相恋了。她爱着一个名叫里盖利尼的青年物理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我至今为之惋惜。我将在十二年后谈及此人。
过完狂欢节,我母亲在给格里马尼的信中写道,如果让主教大人看见我和舞女共居同一座房屋,那可不合适。格里马尼打算给我提供一所体面的公寓。他找托塞罗神父商量,希望给我找到最合适的住所,结果,他们认定再没有比神学院更适合我住的了。两人背着我,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这才由神父负责向我转述这个消息,还要劝说我爽快而自愿地搬过去。
神父花言巧语,又哄又骗的样子,让我忍不住要笑。我对他说,只要他们看了合适,叫去那儿都行。他们的想法简直也太糊涂了,因为我都十七岁了,他们也不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就把我送进神学院,亏他们想得出!可我毕竟还是苏格拉底的信徒,无意执拗不驯,所以就应允。不过,我还是觉得整个计划实在荒唐,我倒巴不得早点到神学院看它个究竟,我对格里马尼说,只要不让拉泽塔插手,做啥我都愿意。他当场答应下来了,可是等我搬进神学院之后却没能守约到底。格里马尼这个人究竟是因为愚蠢而善良,还是因为善良而愚蠢,我一直没法断定。但是,他家兄弟几人都是这副德性。命运之神都是通过迫使青年对蠢人负责来达到捉弄青年的意图的。神父给我弄来一套神学院学生制服,然后带我来到穆拉诺的圣奇普里亚诺,把我引荐给了修道院院长。
圣奇普里亚诺教会由索马希教派(Somaschian)僧侣所组成,它是由威尼斯贵族吉罗拉莫·米亚尼长老创立的。院长和蔼慈祥地接见了我。从他谈话时故作殷勤的口气听得出来,他把我进神学院这件事看成是受惩罚,或者说,是为了不让我继续走一条不光彩的生活道路。
“最最可敬的神父啊,我可不相信这里面含有惩罚我的用意呢。”
“不,不,我亲爱的孩子。我只是说,你跟我们在一起会很快乐的。”
我被带去看了三个房间,那里至少有一百五十名学员,还看了十一二个教室;看了食堂,看了宿舍,还看了几个供我们休憩散步的花园。这一切是要让我觉得,到这儿以后的日子,对我这种年轻人来说,肯定是再幸福不过了。甚至等主教来到后,我都不忍离开此地呢。与此同时,他们还说我最多不过只要在这里待上五、六个星期,这口气好像是在安慰我的样子。他们这么滔滔不绝,实在令人发噱。我是三月初进入神学院的,动身之前,我和两位小娘子厮磨了一个通宵。姐妹俩,还有奥里奥太太和罗萨先生,都没法相信,像我这种脾气的少年竟然会如此惟命是从。姐妹俩与我抱头痛哭,泪洒床头。
前一天傍晚,我把自己的各类文字材料统统送到了曼佐尼太太手里,她接受我的神圣委托,答应一定妥为保存。这些东西装了整整一大包,直到十五年后,我才从这位了不起的女士那领回了所存放的一切(她年逾九十,至今仍然健在)。曼佐尼太太听说要把我送入神学院,禁不住哈哈大笑,对这种愚蠢做法不以为然,还满有把握地说,我能在那儿住满一个月就算了不得的事喽。
“您错了,夫人,我很乐意到那儿去,而且要在那儿住下去,直到把主教大人等来为止。”
“你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主教,你才不用跟他呆在那儿呢。”
神父陪我来到了神学院。但是,他不得不中途停靠圣米凯莱岛,因为我呕吐得吃不消了,兼通药剂的修士用薄荷剂帮助我缓解了病情。这次发作,是由于昨夜和两位天使(我生怕这是最后一次拥抱她们)通宵交欢之故,一个处于热恋之中的人在即将离开自己的情侣时,往往担心这是最后一次相会。他往往要表达最后的爱意,事毕又不甘心把它当作最后一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尽情表达,恨不得让灵魂伴着热血耗竭一空才罢。此情此景,我的读者不知能否明了?
神父把我交给了神学院院长。我把斗篷和帽子留在了新的宿舍,而我的衣箱和床铺早已搬进了宿舍,我没有被安排到成人班听课,因为,我虽然个子不小,可是年龄还不够。我为了虚荣而不肯刮脸,留着毛茸茸的细软胡须,无疑会显示点青春活力。其实这属于荒唐之举。一个男人要到什么年龄才会不再沉迷于荒唐勾当呢?其实,克服坏毛病并不难。苛刻的教规倒是没有强迫我刮掉胡子。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容忍的了。
院长问我:“你希望安排在哪个班级?”
“教义学专业班,最最可敬的神父,我想学习教会史。”
“我带你去见分管考试的司铎吧。”
“我是个博士,不想再考试了。”
“我亲爱的孩子,这是必考科目,来吧。”
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我感到怒不可遏,于是心生一计,非好好报复一顿不可,我一想到这条妙计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得意。我在回答考官的拉丁语问题时故意装傻,从而显得文理不通,于是他不得不把我放在低年级的文法班,这可让我大大地称了心。我所在的班上共有二十个同学,都是些不到十岁的娃娃,他们听说我还是个博士,无不用拉丁语重复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带上路费,把这个蠢驴送回他的老家去吧。”
课间娱乐时,我的同舍们由于统统都升到了哲学班而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围绕艰深的论文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与次同时发现我竟然不懂装懂地伸长耳朵听他们陈述各自的论点,无不觉得我的样子有些滑稽可笑。而我又不想泄露内心的秘密。但是,三天以后,出了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终于使我亮出了本来面目。
巴尔巴里戈神父前来拜访我们的院长,他属于索马希教派,来自威尼斯的崇敬修道院,曾经教过我的物理。神父看见我做完了弥撒,走进教堂,就跑过来向我热情地问候。他首先问我正在学什么课程,我说我在文法班上课,他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呢。就在这时,院长走了过来,于是我们都进了教室。一小时后,院长来到教室,把我叫了出去。
他问我说:“你在考试时为什么装傻?”
“你为什么不讲公道,非要我参加考试呀?”
院长极不情愿地把我带到了教义学专业班,我那些同舍们看见我的到来,无不为之惊讶。午休期间,他们纷纷朝我聚拢,都想跟我交朋友,让我感到兴味盎然。
其中有个学员才十五岁(他假如还健在的话,也该当上主教了),他的品貌和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做我的好朋友,课间休息时,我俩只是一同散步,而不去玩“九柱戏”。我们畅谈诗歌,尤其是酷爱贺拉斯的抒情佳作,而且盛赞彼得拉克,我们觉得阿里奥斯托要比塔索略胜一筹。至于撰文批评彼得拉克的塔索尼和穆拉托里之辈,只不过是我们嬉笑怒骂的对象。相处仅仅四天时间,我们俩已经成了彼此投缘的契友,以至于容不得对方与别人交谈和散步。
宿舍是由一位居士管理的,其职责就是维持秩序。我们称他为“舍监”。吃过晚饭,我们大家在他的带领之下走向宿舍,来到各自的床边,低声祈祷完毕,随即脱衣就寝。要等我们都上了床以后,舍监才会上床安寝。寝室呈矩形,长达八十步,宽仅十步,里面点着一盏大大的油灯。床位摆放整齐,间距相等。床头上都放有一张跪凳,一把坐椅和一只衣箱。宿舍一头有一间盥洗室和一间厕所,另一头则是舍监的床位,它靠近房门口。我朋友的床在房间顶头,而我的床则在这一头,大油灯恰好放在两张床铺中间。
舍监的主要任务就是看住学生,不让哪个爬到别人床去睡觉。夜里擅自光顾他人床铺者,罪莫大焉,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对神学院学员来说,各人的床铺仅供各人自己睡眠,不可用来与同学闲谈。虽然每个学员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无所拘束,任意行事,但彼此同榻则属非法,若是还有自渎举动,则罪不可赦。在德国,各教区的卫道士都对手淫防范甚严,然而,这种现象在那里却是比比皆是。
制定这些戒律的都是一帮对天性与道德一窍不通的笨蛋,因为,一个健康男子得不到女人的帮助,则需通过宣泄来自发调节本能,“有禁必有欲”(nitimur
in vetitum)这一至理名言胜过了伦理道德。禁令只会激活他的本能。不幸的是,主宰肉体王国的绝不是哪一个哲学家!蒂索说的话颇为在理,他说,小伙子不受本能驱使也会手淫。如果不是由于有人禁止,一个学童根本不会这么做。因为你越禁,他越要对着干,其乐趣就在于违令不遵,早在亚当夏娃那个时代,此等乐事就被人类视为天经地义了。所以无论何时,一有机会,便有人沉溺其中。女修道院长在这方面倒是比男修道院长明智得多,她们从实际经验了解到,虽说由于分泌物相对稀少而不致产生严重后果,但毕竟还是可能给少女带来诸多遗憾,尽管如此,女院长却从来不想禁止这类幼稚行为。
就在我住进神学院第八天或是第九天的夜里,我发觉有个人跑过来钻进我的被窝里。他一来就按住我的手,赶紧自报姓名,顿时把我逗乐了。我看不见他,因为油灯已经熄灭。来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与我投缘相契的那位见习修士。宿舍的灯刚一熄灭,他就趁机溜过来了。彼此窃笑了一阵过后,我便催他返回自己的床位,因为等到舍监醒来发现宿舍漆黑一片时,他就会起来把油灯重新点亮,而我们俩一旦被发现,按例就会被指控犯了最最古老的罪状。就在我把这番忠告娓娓道出时,只听见那头响起了脚步声。见习修士赶紧逃走,但过了片刻,就听见啪嚓一声响,接下来便是舍监嘶哑的骂声:“你这个浑蛋,等着吧,明天再跟你算帐。”舍监重新点亮了灯,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第二天早晨,起床钟声还没敲响,院长和舍监就走了进来。“大家听着,”院长说,“你们知道昨夜出现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举动吧。你们当中肯定有两个人做了亏心事,我有意要宽恕他们,为了他们的名誉,暂不公开说出他们的姓名。今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课间休息之前过来向我忏悔。”
说完,他就扬长而去。我们纷纷穿好了衣服。午饭过后,大家都向他作忏悔去了。事后,见习修士在花园散步时告诉我,昨夜他不幸跟舍监撞了个满怀,一拳便把舍监打翻在地,瞅空儿溜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可是眼下,”我说,“你肯定得到了宽恕,因为你已经对院长坦白交待了事情的真相,做起了‘乖孩子’,对不对呀?”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即使我对你的私访大逆不道,我也不会对他吐露出一个字呀。”
“那末,你肯定做了一次假忏悔,因为你的的确确犯了不服管教之过嘛。”
“这倒有可能。但是,这事还得怪他自己不好,因为是他把我们逼到这个份儿上的嘛。”
“我亲爱的朋友,你的推论完全正确。神父大人到这时一定已经认识到,我们宿舍的人还是比他有头脑。”
这个事件本来是可以就此了结的,谁知才过去三四夜,我竟鬼使神差地对我的朋友作了一次回访。半夜一点钟,我上完厕所往回走的时候听见舍监酣声大作,便迅速揿灭了灯芯,钻进了朋友的被窝里面。他一下子认出了我,于是两人乐不可支。与此同时,我们竖着耳朵留意监护人的呼声。突然,他停止了打呼,我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便不失时机地离开了朋友的铺位,转眼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可是,我刚一上床,就遇到两大意外情况。首先,我身边躺着一个人;其次,只见舍监身穿睡衣,手擎蜡烛,在两排床铺之间的过道上缓步走来,两道炯炯的目光左探探右瞧瞧。我明白,舍监肯定是用火绒箱把蜡烛迅速点亮的。可眼前的情形叫我怎敢相信呢?这个躺在我床上的同学正背对着我呼呼大睡呢。我来不及多想,横下心来装睡。等舍监摇了我两三次以后,我才做出刚刚睡醒的样子。而我这位同铺则极为自然地醒了过来。当他发觉自己睡在我的床上时,他结结巴巴地道着歉。
“我摸黑上完厕所,回来时迷路了,而我的床是空的。”
“很有可能,”我答道,“因为我也去上厕所的。”
“可是,”舍监说,“你发现自己的床位被别人占了,怎么一句话不讲就躺下了呢?再说,黑灯瞎火的,你怎么能确信无疑自己不曾把别人的床当成自己的床呢?”
“我没有搞错,因为我一路摸过来,一直摸到这里的十字架座基。至于说躺在我床上的男生,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这话不太可信。”
就在这时,他去查看油灯,发现灯芯是给揿灭的。
他说:“油灯不是自行熄灭的。灯芯已经陷进去了,很可能是你们两人中的一个,在上厕所时有意把它弄灭的。明天早上我们还会追查的。”
傻小子朝自己的铺位(它就在我旁边)走了回去,舍监则把灯重新点上,接着也回床睡下了。这段插曲,把全宿舍的同学都闹醒了。事后,我一觉睡到天亮。此刻,院长在舍监的陪伴下怒气冲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院长检查了“作案”现场,审问了那个睡在我床上的男生(他的罪比我还重)很长时间,接着又审问我,结果却不曾找到我的岔子。他临走叫我们大家穿好衣服,准备去做弥撒。我们刚准备出发时,他又返身来到了面前,轻声对我和我旁边的那个男生说:“你们两个人合谋干了不光彩的勾当,你们一定是商量好了去熄灯的。虽然我很想把这个乱子当成一件有欠考虑的小事,但它却给整个宿舍带来耻辱,而且严重违反了本修道院的纪律制度,不惩罚是不足以平民愤的。出去吧。”
我们只好服从,刚一来到宿舍的两道门中间,就有四个男仆把我们抓住,还把我们的双手反绑到背后,再把我们带回了屋内,叫我们跪在大十字架跟前。院长当着全体学员发表了短短一段布道词,最后下令让身后的仆役对我们用刑。
只觉得肩膀上被一根绳子或一根棍子抽了七、八下,我的反应和我的傻同伴一样,始终没有哼一声。刚一松绑,我就问院长,能否让我在十字架下写两句话。他立即叫人拿来纸和墨水,我于是写道:
“我当着上帝发誓,我根本不曾与那个被发现睡在我床上的同学讲话。因此,我的清白之心容不得我逆来顺受,我要抗议,要向主教大人控诉这一无耻暴行。”
我的那个难友在我的抗议书上签了名,我还问在场的所有人,有没有哪位能公开指出我的誓言有何不实之辞。这时,全体学员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看见我们在一块说话,也不知道是谁把灯弄灭的。院长狼狈而逃,留下一片嘘声,可他还是让人把我们带到修道院六楼分别监禁起来。一小时后,我的铺盖和一切必需品都给拿来了。此外,每顿都有专人给我送饭。到了第四天,托塞罗神父带着令状来找我,要把我带到威尼斯去。我问他有没有干预我的案子,他说他和另一个学生谈过了,还说整个情况他都已经掌握了,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的。但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院长嘛,”他说,“他却拒不认错。”
于是,我抛下神学院的道袍,换上适合于威尼斯城的时髦服装。我跟他一同登上了送他来的那条贡多拉船,与此同时,我的铺盖和行李则装上了一条小船。神父吩咐船夫把所有的东西送到格里马尼公馆去。途中,他把格里马尼先生关照过的话告诉了我。格里马尼叫他在威尼斯下船时要警告我一声,假如我胆敢走入格里马尼公馆,仆人们将会奉命赶我出去。
把我带到了伊盖绥梯以后,神父便兀自离去,连一分钱都没给我留下。我除了带在身边的一点零用之外,别无长物。
我来到曼佐尼太太家吃午饭,她为自己的预言得到证实而开怀大笑。饭后,我去找罗萨先生,要控告神学院的暴行。他答应一定会把准备好的状纸带到奥里奥太太家里去,于是我就动身来到了奥里奥太太的家。在我等待罗萨先生的时候,我的小天使们给我带来了阵阵惊喜,此情此景溢于言表。姐妹俩听了我的遭遇,深感震惊。罗萨先生来了,他让我看了法律文书,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办理公证。他保证第二天就可以让我拿到公证书。我去我弟弟弗朗西斯科那里吃晚饭,他寄居在画家瓜尔迪家里。他在那里也受到了与我差不多的压迫,我答应一定要把他从压迫下解救出来。半夜时分,我赶往奥里奥太太家,摸上了四楼,我的小娘子们正好等在那里,她们知道我一定要来此幽会的。不怕诸位见笑,我要如实相告,虽然我已经憋了两个星期,但是那天夜里,我的忧愁挫败了我的情爱。当时,我老是神不守舍,胡思乱想,用句俗话说:“鸡巴不爱思考”,真是再对不过了。天亮以后,姐妹俩对我宽慰了几句。我则向她们保证,今夜一定让她们刮目相看。
我由于无处可去,同时身无分文,所以在圣·马可图书馆逗留了半天,直到中午才离开。就在我去曼佐尼太太家吃午饭的途中,有个士兵朝我走来,叫我跟他去见一个人,那人正等在贡多拉船上。他边说边朝广场边的一座小码头指了指。我回答说,不管是谁,想找我说话,就应该自己过来喊我才对。可是,这个人悄悄对我说,那人还带来一个人,完全可以通过武力把我架着走。我于是不再迟疑,只好跟他走。我是不想当众出丑啊。其实,我也可以拒绝,谁也不能把我抓住,因为士兵身边未带武器,而且威尼斯也不允许在这种情形下抓人。但是,我没有逃走,“天命难违”(sequere Deum)这个念头对我起了作用,去就去,我并无一丝抵触情绪。再说,勇敢的人也有勇气不足,或是勇而不露的时候嘛。
上船以后,帘子就给拉上了,只见里头是拉泽塔,还有一个军官,船梢则坐着两个士兵。我认出这条贡多拉是格里马尼家的。它离开码头,朝丽都的方向驶去。没人跟我说话,我也懒得开口。半小时后,贡多拉到达圣安德里亚要塞边的一座小码头,这里是通往亚得亚海的口子。耶稣升天日这一天,庆祝威尼斯城与亚得里亚海结婚的“布森图瓦”号(Bucentaur)大帆船都要在此稍事停留。
哨兵报告了下士,下士准许我们登陆。
护送我的军官把我带到少校面前,向他呈上一封信。少校念完来信,命令副官曾先生把我留在警卫室。过了一刻钟,和我一起来的人都走了,这时,曾副官再次来到我的跟前,给了我三个半里拉,还说我每个星期都能拿到相同数目的钱。这就等于每天给七个索尔铎,恰好是一个士兵的薪俸。我没有发火,但是心中愤愤不平。傍晚,我拿出一点钱,叫卫兵去给我买点吃的东西来,免得营养不足而把老命丢在这里。后来,我舒张四肢,往木板上一躺,但却不曾睡得着,因为里面那些斯洛文尼亚士兵又是哼小曲,又是嚼大蒜,还要抽烟喝酒,房里一片乌烟瘴气。他们喝的是一种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样子像墨水,只有斯洛文尼亚人才喝这种酒。
佩洛多罗少校一大早就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把我安排在警卫室过夜,完全是上司的命令,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这个上司就是威尼斯作战部长。
“从现在起,修士先生,我的使命就是把你监禁在堡垒里,还要对你的人身负责。我把整座堡垒都用作你的监牢,你有一个好房间,铺盖和行李箱已在昨天搬进去了。你可以尽情散步,但要记住,你若是逃了,那就把我也毁了。抱歉得很,我接到命令,一天只给你十个索尔铎。不过,要是你在威尼斯有朋友,而且还可以给你钱,那你就写信向他们求援,请相信我,我保证安全送达,现在你要是困了,就去睡吧。”
我被带到我的房间,它在二楼,是间好屋子,有两扇窗,视野颇佳。我发现床也给铺好了,衣箱也不曾有谁动过,钥匙则留在我的身边。桌上摆放着少校好心为我预备的文具。一名斯洛文尼亚士兵走过来,彬彬有礼地对我说,他是来伺候我的,我暂时可以不付钱,等有了钱再付,因为人人知道我身上只有七个索尔铎。我享用了一碗可口的羹汤,然后关起门来睡觉,一觉睡了九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少校派人来请我到他屋里去吃晚饭。我于是意识到,情况不算太坏。
我进屋面见这个可敬的人,发现他正在招待一大帮子来客。他介绍我同他的太太相见,然后把在场的其他人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他们大多数是军官,只有两人除外,一个是这座军事要塞的赈济官,另一个是圣·马可教堂的乐师,名叫保罗·维达,他的妻子是少校的妹妹。做丈夫的在醋性驱使下住进了要塞——因为在威尼斯,吃醋的男人总觉得住在自家寓所,是很不舒心的。在场的其他妇女,不算丑也不算美,不太老也不太小。可是,由于她们所表现出的善意,我开始对她们产生了普遍的兴趣。
由于我生性开朗,同桌用餐的上等人没怎么费劲就把我逗乐了。每个人都很想知道格里马尼拘禁我的原因,我就把我亲爱的外婆去世以来我所遭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细说了一遍,前后花了三个小时才说完。我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抱一丝哀怨,有时候还恰到好处地开一两句玩笑。于是,他们各自回房安寝前,纷纷向我表露友爱之情,还说乐意为我效劳。
我活到五十岁,每当成为被压迫者的时候,总有此等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每当碰见对我的不幸遭遇怀有好奇心的体面人士时,我把事情一说,马上就会赢得他们的友谊、同情和帮助。
实现这一目的,我的诀窍就在于实话实说,对某些需要勇于承认的情形也毫不讳言。我的秘诀就在于此,不过并非人人适用,因为人类大多由懦夫所组成。我从实践经验中得知,实话实说,乃是一种包试包灵的法宝,只要不是掌握在傻瓜手上。我认为,一个罪犯,只要敢于对主持正义的法官低头认罪,那他可能比一个虽未犯罪但却闪烁其词的人更有希望获得宽赦。当然,说话的人必须年轻,或者至少不算太老,因为老年人具有各种不利于自身的品性。
少校抓住我和神学院学员夜间互访这件事一个劲地开着玩笑,但是要塞的赈济官和在场的女眷们则把他责怪了一通。少校建议我把整个事情都写下来,让他转交给作战部长,还说部长一定会成为我的保护人。全体女士都使劲鼓动我按照少校的建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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