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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育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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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何与诗何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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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 | ||
二十世纪的现代诗学带着深刻的质疑、焦灼和挑战进入当下时代。在我看来，影响二十世纪现代诗学的最深刻的质疑或命题之一，是“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它最先是由十九世纪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这首哀歌中发出的。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他的这一沉痛而焦灼的追问，才经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发掘而赋予新的诗学意义，并引发出持续震荡的回声。 问题是，这一质疑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探究，或者关注它的目光仅停留在它的悲怆表层，而没有深入到它潜藏的关涉诗学命题的更深层面。埃利蒂斯说：“对人类而言，很不幸，年代一直是贫瘠的，在另一方面诗却从未疏忽过它的任务。就是这两个事实从未间断地伴着我们在尘世的命运，两者互相制衡。”（1）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所有贫瘠的年代中最贫瘠的。因为它已贫瘠到不再把贫瘠当作贫瘠，不再把神性缺席当作缺席的地步。“‘奥斯维辛’之后，谁还写诗？”阿多诺的这一反问，比起荷尔德林的发问更加惨痛锥心，但仍可视为是对荷尔德林发问的严酷伸延。人类从来没有象二战后那样面对精神废墟的遍地瓦砾。这正是海德格尔重新发掘荷尔德林这一追问的思想背景和深层根因。 如果回溯漫长绵延的人类诗歌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不断被追寻的命题是“诗人为何”以及“诗为何”，也就是对“诗人是什么”和“诗是什么”的寻索和回答。无论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萧统），还是“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柏拉图），“诗是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诺瓦里斯），中外诗人的追问方式莫不如此。然而，当荷尔德林将“诗人为何”置换成“诗人何为”时，他主要着眼于诗人“独怆然而泣下”的悲剧性处境。这与海德格尔的再度追问明显不同。海德格尔的继续追问内蕴着诗学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深刻转换。 “××为何”显然是形而上学式的古典性追问方式。它在黑格尔庞大的思辩哲学体系中达到了顶峰。换言之，他们不可能以“××何为”的方式进行质疑、追问和审思。仅此而言，“诗人何为”这一发问本身就具有足堪回味的划界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古典哲学和诗学就是寻索“为何”的哲学和诗学，而现代哲学和诗学则是解悟“何为”的哲学和诗学。 如果剥离掉“诗人何为”的表层意指，即“诗人有什么作为？”这一愤激指向，那么它便显露出关涉存在论的内在层面：“诗人做了什么”，这一层面尽管仍浓缩着茫然、疼痛的意味，但海氏的“诗人何为”是基于古典性诗人之“为”面临瓦解而发的，其实质是书写神性诗歌的古典之手，被二战后和后工业时代的反神性权力语境所挤压和摧折。 在我看来，“诗人何为”是根基于“人何为”（人本）和“诗何为”（诗本）的。因为诗人同时关涉作为人的生存处境和作为诗的生存语境，二者相生相契、互为因果。舍弃了对“人何为”和“诗何为”的追究和启明，“诗人何为”便失去了依托和根据。诗人作为此在之中特殊的存在者，是“何为”的行动者和探索者。他是否敢于探入深渊去领受生存的晦暗并使之敞开，是对他这个特殊生存者的特殊考验。尽管“人何为”（“此在何为”）是存在主义哲学探究的问题，但诗人的写作活动依然是生存的一部分，是以精神穿透存在的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在不少论述者那里，“诗人何为”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关联着“诗何为”这一深层指向。比如海德格尔在论述里尔克诗歌的意义时说：“为了揣摩是否和在何种方式上，里尔克是一贫乏时代的诗人，而且为了知道诗人何为，我们试图将通往深渊之路上几点说明立刻标出。我们将里尔克的主要诗歌的一些基本语言作为我们的说明”，“如果里尔克是‘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那么，唯有他的诗歌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2） 准确地说，在现代诗人的写作过程中，“诗何为”和“人何为”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并最终以文本形式来回答“诗人何为”：它在多大程度上开启了人的存在和语言的存在，它在怎样的向度上使诗歌传统得以重构和再生。当我们将“诗人何为”、“诗为何”与“诗何为”加以融贯地考察和透视时，我们可以清理出如下必须加以反思的问题： 其一，追问“诗人何为”则必须追问“诗何为”和“人何为”。在这里，“诗何为”的主体是诗本身，而“人何为”的主体是诗人。诗歌创造活动是双重主体互应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关乎写作者作为主体的感受力和思悟力，关乎他的写作行为对于存在者和诗史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关乎诗歌本体的形式感、语言感和创新维度。囿于前者必有这样的危险：因过度张扬创作主体的支配作用而扼制诗歌本体意志，最终使“诗人之为”浮离于诗歌自身的呼吸和展延之外。而囿于后者则可能导致对历史语境的拒斥从而游离于时代之外。以此来反思中国古典诗学和近代诗学，其根基中明显缺失对“人何为”的追问。而在对“诗何为”的追寻中，从“言志”到“言道”到“言玄”，从“言情”到“言象”到“言禅”，走着一条越来越虚无化、蒸馏化的演化线路。这两点是造成中国古典诗歌自唐宋以后就陷入停滞，而进入近代在内涵上依然难逃僵化的主要原因。正如张志扬先生所言：“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深重，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它并非某一种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字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3） 那么，诗人应该怎样直面和处理人性无法回避的疼痛？怎样使“语境”、“超越”、“审美距离”不再成为对当下现场的遮蔽和过滤？怎样使“现实”、“真实”不再成为扭曲诗本和语言的堂皇借口。在我看来，人、历史、语言和诗歌的关系，是一组互为主体的能动系统。当它们相互进入、相互沉浸，并在这个多元系统中突现文学话语自身时，才构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本体事件。最近二十年的当代诗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要么追求一种拒绝历史、淡化生存的纯诗写作或者游戏写作，以至于出现以能指堆积太厚为特征的大面积语言浮肿、过剩现象；要么追随历史主义的复燃而贬斥文本的自足自为性，话语主体先在地被历史或政治、道德所决定，因而也就很难保证他不成为权力话语或主流话语的操纵者和受动者。 其二，“诗为何”这一发问，已预设了一个孤悬在上的抽象的诗的本质，高不可及而又秘不可言。弗·史雷格尔说：“诗的定义只能指出诗应当是什么，而不能指出它实际上曾经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否则，最简要的定义就会是：诗是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叫做诗的东西。”（4）弗·史雷格尔陷入的矛盾无疑具有普遍性。他将诗性的抽象本质（“应当是什么”）与诗的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本源（“曾经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隔裂开来。前者是诗性的恒定性和同一性（诗为何），后者是诗性的变构性和差异性（诗何为）。长期以来，批评家们大都以这种隔裂的方式进行追问，使得这一形而上的悬疑越来越虚妄、怪诞和他者化：诗歌成了宣教、布道、煽情、立言的载体。当最终有人断定“诗什么也不是”时，人们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事实证明，这一古典性的追问方式日益暴露出它的内在局限：它对诗之抽象本质的承诺和索求，是以轻慢或遗忘当下形式／言语的根性与生成性为代价的。这如同古典形而上学只追问理论的根据，而从不追问根据的根据一样。古典性诗人大都满足于固守修辞法和格律程序就别无他忧了，现实主义诗人则满足于固守所谓“现实”、“真实”、“典型环境”等概念便别无他顾了。这样一来，诗不是滑行于表面对称的意向链而难以潜入构图和现场相纠结的多维语境，就是诗歌本体被“历史逻辑”所冲垮，水银泻地般消弥于他者权力黑氅的森严的皱褶之中。 作为关涉诗的变构性和差异性的追问方式，在我看来，“诗何为”正是回答“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叫做诗的东西。”进言之，它甚至关涉某一首诗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传统链条间对于诗的存在意义，关涉诗性之根是否生长在它所生存的“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的泥土中，关涉无法被批评模式整除的个体写作所呈现的错综差异的“余数”部分。同样，诗人追问“人何为”的潜在意义在于，一个诗人应当怎样将人性和诗性提升到对等的、相互渗融的境地，应当确立怎样的和独立的个体写作理念，从而将变构性赋予当下诗歌潜藏的可能性，对形式、语言和文本进行创造性地解构和营建。 中国诗坛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追问，已被诗论家们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叙述和命名，置换为分类学意义上的两项对立式的命名关系。诸如“青春写作”和“中年写作”、“流派写作”和“个人写作”、“神话写作”和“反神话写作”、“学院写作”和“反学院写作”、“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不及物写作”和“及物写作”，等等。尽管“写作”一词具有行动、过程的积极意味，但每一种命名的写作模式都试图建立一种理念范型和解释权力，并且不惜为此展开一番并无多少意义的争吵（“争论”似乎还谈不上）。这其中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偏执中的浅薄倾向，并一直拘囿着诗学分析的视野和判断质量。在占山为王式的诗歌批评版图上，对“诗人何为”的追问被遗弃了，那些探索“何为”的诗人和诗作被埋没了。一句话，对“写作为何”的命名和叙述，是以轻慢和舍弃当下诗人“写作何为”的横出旁逸为前提的。这是造成当代诗学批评一直在张冠李戴地沿用或借用他者范畴和概念，而不能根据发展着的当下写作实践归纳新的诗学范畴和概念的原因。同样，它也是造成当代诗学批评中伪问题或伪命题迭出的重要土壤。比如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鸣，以及围绕“口语诗”展开的争执，都是游离于中国现代诗学之外的伪问题。这些争鸣的焦点在概念内涵上可能相互交叠、相互平行，因而所谓双方的“对峙”便是虚假的，如同拳击擂台上站着的不是对手，而是一对情人或者两个稻草人而已。谁能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实际上不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几分滑稽。至于有关“口语诗”的争执，只涉及诗歌的语体问题，且在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新诗运动中就已解决了。因为当时处在古典诗日益僵化的情势下，语体问题突出地成为妨碍中国诗歌前行的“瓶颈”。世纪之末重开类似的争论，只能将现代汉诗和诗学批评拉回到比较低的起点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争论者稍微关注一下当下诗人和诗歌之“何为”，我想他们理应感到脸红：现代汉诗在在将多种语体多种语式融铸成汉诗的质地和韧度方面，早已将“口语”能否入诗，以及粘贴其上的“先锋性”等问题甩到爪哇国去了。由此可见，九十年代的诗歌批评领域，“诗为何”与“诗何为”，“写作为何”与“写作何为”存在着潜在隔裂和对峙。 其三，追问“诗为何”并非无意义。虽然它具有只可显现不可言说的性质，但在理论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言说它，依然是历代诗论家和诗人乐此不疲的事。可以说，“诗为何”永远带着不可穷尽的虚无之“何”，既显又隐、亦显亦隐是它的本性。诗自身作为不以他律为转移的自主、自足的本已存在，它的腾展和集收、敞亮和隐藏、嬗递和持存，都存在着秉承自身意志的一面。正因为此，“诗为何”才构成类似诗的“边界”之物。而谈论“边界”本身必跳到边界之外，但这是无意义的。这如同在象棋规则之外谈论“马”的走法是无意义的一样。 而“诗何为”关涉写作的“何为”和文本的“何为”，是在创造性写作中所生成的独异之“为”，同时它是介于形上和形下之间的形而中。“诗何为”只有不断偏离或悬置既定的“诗为何”，才能不断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诗为何”才能如月亮盈亏似地生成和消长，突现和敞亮。这如同你问“斧子为何”一样，而斧子究竟“为何”，你不妨去看斧子“何为”罢，看看它的本质怎样在斧起刃落中闪耀、迸响，看看持斧者独异之姿在瞬间怎样凸现出来。一些诗论家认为，最近二十年的诗史经历了从“不及物写作”到“及物写作”的演进。前者无疑深受巴尔特“不及物”写作理念的影响，后者则受所谓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持续波击。那么，“及物写作”是否真的概括和反映了九十年代的实际写作面貌？一窝蜂的新历史主义真的压倒性地改变了现代汉诗的写作？当我们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写作现状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不及物写作”的诗学积累和形式磨砺，使“及物”和“不及物”得以在写作的更高维面展开和交汇，词与物，虚构与真实，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得以纳入到相互关联、辩析和修正的视界和过程之中。换言之，“及物”和“不及物”在诗歌结构和语言中是不稳定的，在个人写作中尤其不稳定。比如，形式构架上的“不及物”，与潜藏在肌质和词语细部的“及物性”是统一的。“及物”与“不及物”交替出现，或者“及物”是从“不及物”中慢慢显影出来的，“不及物”为“及物”制造了特殊的氛围，等等。传统意义上粗暴的“介入性”在现代诗中很难找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的渗透与闪烁。如果没有“不及物”对“及物”的有效制衡，当代汉诗的叙事性和及物性都是十分可疑的。 总而言之，“诗何为”与“诗为何”组建着诗之本体论结构的核心，并与人之本体论（“人为何”与“人何为”）合二为一。因为“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使艺术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朗格语）。诗之本体与人之本体相生相契，对诗之本体的敞亮，就是对人之根性存在方式的揭蔽。“诗何为”作为显在，“诗为何”作为隐在，二者实为灵肉合一、一体两面之关系。应该说，现代汉诗的写作已进入这样一个层面：对诗之为诗的本体性追索，悄悄溶解于对写作自身、操作技巧和语言的重新考量，对历史语境和形式语境的关系的多向审视，着意于不同块面、文体、话语的多维组合。虚构与自在、词与物、言与意、想象与真实、传统与现代、文本操作与阐释等关系，成为汉语现代诗人思悟并呈现生存、写作等多重意蕴的基点和切口。一个自觉自省的现代诗人，始终面对着“诗为何”和“诗何为”所共存之“何”，并冒险探入它的深渊。追问“诗为何”而遗忘“诗何为”、“人何为”固然是古典诗学的先天畸症，但仅据“诗何为”而阉割“诗为何”、“人为何”之形上追索，则是标榜“怎么都行”的后现代诗学的内部病灶。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接过两个世纪以来的追问继续追问以及不懈地对追问进行追问。
二○○二年注释： （1）埃利蒂斯：《受奖演说》，引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421 （2）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P88 （3）张志扬《小札：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转引自《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P110 （4）转引自《欧美诗论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P137 地址：246001 安徽省安庆商校 李凯霆 电话：0556－533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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