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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育邦

伤害与关怀

——论毕飞宇的“玉篇三章”　

尹小松

 从毕飞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玉米》开始，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就注意到他此次出手的小说叙事与以往不同。《玉米》的题材是当今不太“时兴”的农村生活故事和有关底层农民生活的乡村回忆，叙述背景又放在“日渐远行”的灰蒙、晦暗的七十年代初期。不动声色的写实叙述全仗着作者独到深刻的语言文字功力而取得入木三分的生动效果。紧接而来的《玉秀》，风格没有变，叙述效果同样非常到位。《玉秧》从实质上看与前两篇有很大的脱节，叙事题材发生了变化，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移到了稍后的八十年代，场景是县城里的一所师范学校，因此人物也不再是农村身份的人，而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了。

早有论者分析指出，从九十年代初至现在，毕飞宇的现实生活几经变化，小说创作也经历了曲折、突破的艰难过程：最初狂热而又执着的历史叙事，属艰苦的思考与探索阶段，难免那时通行小说中流行的模仿和先锋色彩；后是转向到对城市世俗生活的生动描摹，同样带有前一阶段的先锋痕迹；最近阶段则是冷静客观的写实叙事与人物心理开掘，可以说是到了一种笔法较为娴熟老练的境界。[i]从人物刻画和语言特色上看，“玉篇三章”是典型的冷静叙述的第三阶段风格。

有评论家把毕飞宇近期的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称为女性小说，甚至还要具体一点，称为女人小说，原因是其小说中对女人生活描写的细致深刻和自然的真实感，没有过于强调女人在男人对立面下的性别特点和冲突，而故意夸大和虚构女人的性质和生存状态。时下流行的所谓“女性”小说，往往是为了文字语言上的表述方便，而刻意从视觉上在小说里处处留下“女性”的印记，题材和叙事方式都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强迫感。此女性小说，乃刻意做作的女性小说。而毕飞宇的“玉篇三章”不同，里面的叙事情景、心里描摹都是紧贴着人物正常生活情态下的性格内容，水到渠成，自然天成。这种对毕飞宇小说的命名，其实蕴含了对其小说表现女性人物形象成功的肯定。的确，在这一点上，毕飞宇的小说是特别突出的。

“玉篇三章”吸引我的其实不是这些，固然，作为故事内容的承载文本，毕飞宇现在的小说创作模式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更注意在其文本中冷静叙事的后面，深藏着作者表面看来平淡而实际上又隐隐追索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伤害事件的冷静叙说和反复回忆，达到了一种忘我、无己的境界，在当下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里，是一种无奈的嘲讽？还是一种巧妙的控诉？

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毕飞宇没有陷入一种潮流般所谓“后现代”炫耀隐私式的日常化实验写作。虽然他一向主张自己的作品不要定型，养成一种人们可以预期和想象的模式，而要常有创新、开拓之作面世，但他的近期小说创作是基于普遍的人文关怀而展开进行的。毕飞宇孜孜不倦地用客观冷静之笔解剖人性中的弱点，发掘它们的阴暗面，让它们暴露出来，供人注目观赏，至于观感如何，读者最好自己去体会吧。他的笔是为叙事而设，为表达而设，不能在小说中完成这个道德评判的任务的。

“玉篇三章”都是围绕伤害事件而生发的女性感叹。玉米、玉秀、玉秧姐妹三人是伤害事件中的参与者和受伤者。说到伤害，不能不联系到小说中反复涉及的时间背景——文革。

文革这段岁月，距离上离开中国人有二十多年了，实际上某些潜意识并没有随时光远离消逝，相反，它时时刻刻、有形无形地潜伏在这片辽阔土地的一些角落。我们不能说现实中发生的所有伤害事件都跟那段迷离岁月有关，但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伤害事故，确实是最多、最普遍的。因为这类伤害事故的太多，正义与非正义模糊的太久，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人为惯性中逐渐迷失真与假、善与恶的清晰界限，消失了人性深处蕴藏的生命本真反应，最后甚至导致完全非自己的、虚假的人生价值理念支配着苦恼的一生。

那段岁月过去了，但其中的“伤害”所集中留下和反映的人性弱点，依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文学家或小说家关注、解剖人性奥秘的重要资源。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当今文坛上几位站得住脚的小说家近期所作的几部深刻作品，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回头涉及了这个问题。在一次谈话录中，毕飞宇很高兴别人把他的一些小说放到文革背景上来阐述。[ii]根据这样一种态度，不能明确地把他的小说简单地命名为“文革小说”，但这种清醒的追溯意识，是值得深深敬佩的。

关于“文革”的回忆和追述，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叙述中大多是以政治意义的教育面目出现，是个体生命感觉对于整体性压迫的浮光掠影式的经验叙说。就算曾经很有反响的“伤痕文学”，也仅是痛苦过后本能反应的临时抒发。就像在一场没来由的混战中，人人疯狂地痴迷于互相伤害，痴迷到了忘记疼痛的程度，而“伤痕文学”只是清醒之后感知器官恢复正常后所喊的一声痛。对于那些伤害事件的根源，一直没有认真地思考和回想。许多文学作品依然是带着有色的“过滤镜”来透视彼时彼地的人群行为的，虽然事情有头有尾，人物地点俱有，但总与真实的生活情景离了一大截。文学作品也许不能与宏大叙事与高尚情感完全绝缘，但关注于底层的叙事与情怀才真正让人觉得真实。

毕飞宇的“玉篇三章”，真正深入到了身边日常底层生活的“心”。那些底层生活，才是我们每个读者，每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所日日面对和关心的，所以我们看起他的小说来，才觉得无比真实和亲切。

《玉米》、《玉秀》、《玉秧》里主人公的生活遭际，都是围绕“伤害”这个主题编织生发的。如果从故事情节的联系来看，《玉米》和《玉秀》是很靠近的，故事情节也有上、下篇的补充、联络关系，《玉秧》则稍具有一点独立感。

假如从小说文本中的具体事实来推理的话，《玉米》、《玉秀》的伤害事故，全是起因于王连方——玉米、玉秀的爹对他人无理无情的伤害。王连方为什么这么霸道，这样敢于肆无忌惮地对他人施行“伤害”，全在于一个原因：他的支书身份。因为仗着对村里村民操着“生杀大权”的地位优势，王连方可以睡“横穿”老、中、青三代的村里女人而无碍无恙。并且有些“越轨”和伤害是明目张胆的，但偏偏就是这么个东西，靠着支书身份，安稳地在王家庄中借政治权威实施个人意志，颐指气使。

考察王连方这个人物出现的理由，不能单从小说文本中去寻找。如果你是一个生活于“底层”现实的中国人，一定会清楚产生王连方这种人物的社会土壤，那就是历代遗传、至今不散的“官本位”意识。“官”的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真是太深刻了。也许正是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才使“伤害”事故的发生披上了合法、合理的外衣。王连方就是靠着这层屏蔽，肆意地伤害他人并获得心灵邪恶的满足，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人被伤害的痛苦。别人的痛苦，对他来说太遥远，根本不需体谅，也不值得体谅。即使对于他的结发妻子——施桂芳来说，也是如此。

但王连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他的无休止地漠视他人痛苦、伤害别人，才真正导致了其女儿——玉米、玉秀后来所承受的伤害，导致玉米、玉秀后来的人生痛苦。所以“玉篇三章”的伤害不是孤立的，而是内在地连环、互动的。王连方更没有想到，在他肆意伤害别人，而根本忽视他人存在的事实时，他的大女儿，聪明、懂事、漂亮的玉米，竟也不知不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感染了一点他那方面的“基因”——伤害的欲望和倾向。

玉米本质上是个善良、贤淑的女孩，正如王家庄人所称赞的那样：“施桂芳的大女儿，才叫女儿。”但她在父亲的影子下，竟也孕育着对权、对伤害的依赖心理。比如，玉米懂事后，想在妹妹们面前树立权威，着力想法镇压三妹玉秀的“刺头”。小说这样描写到：“权利就是在别人听话的时候产生的，又通过要求别人听话而显示出来。放倒了玉秀，玉米意识到了自己开始持家了，洗碗的时候就有点喜上心头，当然，决不会喜上眉梢的。”再如，“不过村子里的女人们马上看出了新苗头，玉米抱着王红兵四处转悠，不全是为带孩子，还有另外一层更要紧的意思。玉米和人说着话，毫不经意地把王红兵抱到有些人的家门口，那些人家的女人肯定是和王连方上过床的。”

玉米这种凌越他人的心理，本质上并不能完全影响她作为一个善良女孩的整体品格，可以说她的这种心理，只是对其父伤害行为的畸变反应。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后来受到的伤害，正是其父肆意伤害别人所带来的结果。当玉米第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恋爱失败了——飞行员彭国梁给她回了断交信（这其中也有部分王连方丑事的原因），玉米心中的痛苦，无处述说。虽然柳粉香和她有心心相惜之感，但因了柳和她父亲的暧昧关系，也只能拒绝这个王家庄里唯一和玉米有心灵相通之感的女人的关怀。玉米在最受伤害的时候，一个人哭，一个人自责，一个人承受。最后的玉米实际上是一个换了全副身心的玉米，没有幻想，没有纯真，失恋的伤害打击，激起了她心理中隐秘的对伤害的反应：通过这次事例，她必须抓住权，抓住伤害的主动“权”，以远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伤害。

玉米最后的行为选择也许有点走向极端，为了寻权，竟把纯洁的自己托付于一个比父亲还老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以为这样就算抓住了生活需要中最牢靠的“权”，这样才能维护自家在王家庄与往常一样的“权威地位”。而郭家兴这样比其父更习惯于“权”的家伙，第一次见面就给了玉米一种辱没的伤害感觉，可这时的玉米，什么都能忍了。玉米，漂亮懂事的玉米，“汁液饱满”的玉米，就这样踏上了自己的干瘪之路。

如果玉米所受伤害的原因跟王连方有不可推托的联系，那么玉秀遭受的人生痛苦也皆源于王连方。小说《玉秀》的开始，就因曾受过王连方侮辱伤害的村民的报复，玉秀被他们无情地轮奸了。此事在漂亮、狐媚的玉秀心中，留下了永远难以揭除的伤疤。和玉米不同的是，玉秀在伤害面前，不像玉米那样时刻想着回应和报复，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逃避、躲闪，然后再凭自己的漂亮劲儿“重整江山”。这点是玉秀与玉米最大的不同。也是从这点考虑，中篇《玉秀》才更像是农村漂亮少女玉秀的辛酸苦难史。

玉秀和玉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甚至导致了她们之间的对立。小说中这样写到：“只要有人对玉米出手，玉秀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慰，想按都按捺不住，心里头开花了，笑得一瓣一瓣的。虽说玉秀在玉米面前还是那样谦卑，但是，终究是装出来的，骨子里头又有了翻身闹解放的意味。”为什么玉秀有这样的心理，实际上还是玉米妄图树立权威的行为中散发出来的轻微的“伤害”——让玉秀接受不了。

天真的玉秀出于女孩的幻想天性，以为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狐媚，就可以博得男人的欢心，从而免除人生道路上可能的坎坷和伤害。可没有想到，因为她父亲王连方的倒台，王家庄村民的无情的报复行为，对准了她这个无辜的少女。在经历了看电影的那个恶梦般的夜晚之后，玉秀又遭受着无知妹妹玉穗和其他村里人的无情嘲笑和奚落，心灵上更是旧恨未去，又添新疤。虽然心性高傲，却在狭小的王家庄里觉得无处藏身，最后忍无可忍，来到大姐玉米家里，甘心以奴婢的态度为大姐一家服务，同时想借玉米之力彻底摆脱王家庄里梦寐般的回忆。玉秀这样做的目的，是万般无奈的出于逃避耻辱和伤害的殷切希望。但幼稚、单纯的她，却再一次被假期归家的郭家兴的儿子——郭左，深深地伤害。郭左不负责任的情感冲动使玉米毫无思想准备地怀孕，并一个人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身心痛苦，最后几经折磨，生下的孩子被姐姐玉米处理了。撇开小说中这些人物间复杂的伦理关系、亲情关系不说，单就玉秀这样一个农村少女所承受的伤害来说，就足以使读者感到触目惊心并产生深深的同情。玉秀爱美、追求幸福的心态并没有错，可命运为什么一次一次给她无情的打击和伤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从玉秀个人身上找原因，最终的根源也许还在那个无知、懵懂的年代，那种封闭残缺的生存环境。

所以，综合《玉米》、《玉秀》来看，小说叙事中努力挖掘的女人悲剧的根源，隐隐约约指向那个封闭、污浊的文革时代背景。小说以反讽、调侃的笔调叙述着王连方、郭家兴等“革命领导”一本正经的无聊工作和无耻行径。那些传神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描写，准确生动地再现了底层社群各种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

到《玉秧》里的玉秧成为主人公时，时光流转到八十年代初。但仔细推敲一下《玉秧》里人物的生活、心态、思想，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远离“十年”的文革。围绕玉秧所发生的伤害事件，依然可以追溯到那个不远的过去“十年”。

玉秧由于天生的不好看，所以在家庭这个小集体里，一直只有受冷落的份，直到考上了师范，才逐渐引起了家人及王家庄人的重视。师范学校从命名上看应当是读书求知、教书育人的地方，但那里，依然是个人权威置上、伤害事故盛行的天地。小说一开始，玉秧就陷入了“伤害”的漩涡里。先是忍着月经时身体的不适而被班主任老师指令参加长跑比赛，后又因同学庞凤华的任性和娇气，“莫须有”地背上了一个小偷的心理负担。

反观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莫不都是在伤害事件中竭尽全力的人。玉秧的同学庞凤华，为了争宠而使计排挤他人，甚至辱没别人的尊严，以换取班主任黄老师眼中的重要地位。钱主任，这个在“文革”期间受尽迫害的人，自以为是个被伤害的苦主，实质上在他翻身后主持的学校教育管理行为中，依然浸染、沾带着浓浓的“伤害”余韵——不尊重人性的强化管理，弄虚作假的造势运动。治安联防队的负责老师魏向东，更是披着教师外衣的政治动物。在他身上，流淌着两种血液——一种是动物本能的温血，另一种是政治寄生虫的冷血，唯独没有正常人性的热血。在彻底失去政治前途的落寞中，魏向东只能依靠维持秩序的某些“下脚料”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靠与别人说一些下流的“荤话”段子来填充空虚。最后发展到竟以在玉秧身上沾便宜的丑恶行径来发泄他的本能欲望。而表面上，他又是学校里正经的、最爱在夜里带个手电筒在校园树林里里寻查恋爱“鸳鸯”的人。

通过小说中钱主任、魏向东等老师的言行，不难发现，他们对学生施行的教育管理或多或少地沾带着“文革”残留的伤害余韵。也许他们确知“文革”时代已经过去，但“文革”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并没有完全褪去，有时被他们推向极致地表现出来，还自以为是符合政策路线的完美行为。最突出的例子如魏向东为掌握、控制学生情况，在学生中秘密安插“暗哨间谍”，便完全是个人窥私心理在作祟。

玉秧本是个天真、用功的少女，开始时经常受到别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后来经魏向东指使操纵，被“任命”为学校联防队的秘密暗哨，背着同学向他提供学生间的问题情况，甚至包括某些个人隐私。幼稚的玉秧以前一直只有被伤害的份，现在魏老师赋予了她伤害别人的权利，得手几次以后也不由得心里暗自满足与高兴。暗中“伤害”本是见不得阳光的一种丑恶，但在魏的驱使指引下，玉秧不禁渐渐走向这样的一条伤害之路而不自知。“实事求是地说，玉秧最初的跟踪和挖掘只是为了完成‘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想法。跟踪了一些时间之后，玉秧惊奇地发现，对这一份工作，玉秧有一份难以割舍的喜爱。‘工作’多好，那样地富有魅力，叫人上瘾，都有点爱不释手了。”从心理影响的角度看，不管玉秧这种受他人支使被动开发出来的伤害欲是出于恶意还是无意，可以肯定的是，玉秧从读师范的那段时光起，心灵开始逐渐积淀灰暗的“伤害”因子了。

毕飞宇近期热衷于在小说中表现“伤害”主题。除了“玉篇三章”之外，其他如《青衣》（中篇）、《唱西皮二簧的一朵》（短篇）、《蛐蛐，蛐蛐》（短篇）等，都涉及了与此相同的主题，就是对伤害的叙说与揭示。其语言文字编织情节、再现真实生活场景和描绘人物心理痕迹的功力可谓炉火纯青，但他那种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是否对小说文本的深层意义构成另一种无意识的“伤害”？我看不是，小说的深层意义在于作者传达的独立的思辨功能和深刻的人性关怀。在小说脱离政治说教依附地位的今天，小说的意义不需要文中直白的解说，在故事情节的选择和小说叙事的关注点上，就可以寻找到理解作者思想关怀的重心。因此我要说，毕飞宇的小说并不缺失人性善的“关怀意识”，这种关怀不是落实在具体的叙说过程中，而是隐藏在叙述话语的语言之后，更接近于“小说”的地方。

对关怀的寻求，不是小说表达的唯一和最终的目的。小说的目的是小说，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途中，必须要有精神的东西填充其中，关怀只是其中之一种。

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爱，一种博爱，一种宽广无边的希望与人类整体共存的意识。而在我们的身边日常生活，关怀如此稀缺，“伤害”却日日盛行。特别是中国人通行的“开玩笑”中，就蕴藏着丰富的伤害资源，假“玩笑”之名而行伤害之实。在《玉米》中，玉米的聪明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与她实际年龄不符的“刺人”话语中。这种“话语”里，炫耀的是自以为是的“伤害”意识。但王家庄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而认为是一种聪明，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如果人生智慧全部放在这种“聪明”的表演上，我们的世界还有什么舒适和轻松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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