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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地，当我拿着一本诗集翻阅时，串门的朋友，都会不自禁地发出一种笑声，我知道他们笑的是什么，我已失去抗辩与争论的冲动与兴趣。我只有默然。我想诗人们在写作时一定有着和我的阅读一样的经历和体会。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诗的时代，在故事和花边新闻充斥人们的精神消费时，诗已经被放逐到边缘状态，写诗与读诗仿佛成为社会的另类。在这个被称为“黑铁时代”里，诗人南野把自己的诗集题名为《在时间的前方》，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决绝？当他把对存在的思虑重新聚焦在时间之上时，他无疑是对世俗的时间观念的不满与厌弃。在时间的抽象层次上，他试图打破其线形的发展模式，而扼守其无限与永在。博尔赫斯曾写到：“我否定一个惟一的时间的存在，其中一切事物都如同被一条锁链连结在一起。”在这里，诗人体会到全新的时间质地，时间被看作存在着的事物呈现的一种精神性状态，是弥漫与片段的。所以，南野在《中午的观点》中说：“无论时间之前或之后
/ 都只是等待者，观察者，回顾与瞻望者
/ 在时间之中则是另一回事”。固守时间便是与时间之流一同飘逝，在某一点上进入时间的神秘的此在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时间性存在。
南野的时间意识意味着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战略性选择，他在现实的点上以诗意的运营来占有永在，一种超越现实层次上的诗意漫游。在非诗的时代，现实的诗意已经支离破碎，都市的喧嚣与闹剧消解了人心中那点浪漫情怀，“整个世界在喧叫，我没有声音可听”（《缩影》）。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南野退避进紧闭的高楼大厦的窗户里，沉浸在由书本所建构的思的传统中，进行着一种自言自语式的诉说，没有愤怒与激昂，也没有哀怨凄迷。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实际上是精神的独白，既是退让，也是固守。他把生命信托给由但丁、爱伦坡、马拉美、艾吕雅等人所形成的现代诗歌传统与现代诗学宇宙，从而获得抵御现实非诗化的坚固营垒。阅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与现代诗歌传统的对话中，诗人争取着生命的话语空间。在南野的诗歌中，充满着某种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一种努力维系现代诗意的不懈与痴迷。对内心的重视与对诗歌文化传统的承接构成南野诗歌的深度与底蕴。
因此，南野的诗性重建是以现代诗学传统为基础的，乌鸦、信天翁、鹰等现代诗歌的经典意象点缀在他的诗歌里，与现代诗歌的经典文本形成互文性关系，并构成其诗性思维的基本构架点。他的诗以想象与幻觉为基本特征，纯粹的古典意境、韵味消失了，在现实与想象、幻觉的高度综合中，诗人通过精神的冥思达至神圣的永在：“我学习沉默，等待，疏离真实中
/ 的上升与沉落”（《内心的诗人》）。诗，不仅是诗人面对人生的言说方式，实际上成为诗人生存的最终归属：“山岭那边，有无数的城市，/
重归者，是对大海的陌生追求”（《重归者》）。在现代语境中，他只能在瞬间筑造生命的居室，并且只能栖居在精神的诗意中。然而，正如诗人所沉重地感悟的那样，来到也许将意味着永远的丧失。
于是，悲剧便成为现代诗人的宿命，在幻想与神秘的自言自语中，他们主动地抛弃了对现实的依存性，在失去了他者的规定性中，孤寂地进行着现代唐吉诃德的旅程。诗人说：“孤寂的美更美”（《美之欲》）。孤寂不再具有生命的否定性内涵，而是诗人主动的寻求与刻意的营造，是维持生命本真的一种策略。“1996年的春天，哪里都没有孤独，所有的人只能在内心中孤独，/
哪里都没有沉思，连内心中也没有”，“这时代孤寂的病疫，它失却传播的能力
/ 甚至从它的宿主，诗人，从他的载体，诗，及全部的文本中
/ 被消除，遗落”（《春疫》）。在南野的诗中，现代消费社会里人的生命的平面化与碎片化，主要表现为思的品质的丧失。没有人需要思想，人们在从众和时尚的追求中获取世俗的狂欢，而只有孤寂才是思的前提，是对媚俗的大众文化的自觉拒斥，是保持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的基本要求。诗人深刻的孤寂在于现实中神圣在不可抗拒的崩塌，诗意的留存是如此地耗费生命的精魄，必须以巨大的物质牺牲作为代价来全身心的呵护与守卫。因此，诗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形式，它本身便代表了神圣，诗与真理的亲在关系使诗具有一种无比的力量。对诗的敬畏即是对神圣的敬畏，“诗歌，你是我一种对自身的恐惧，是我明亮中的沉眠”，“诗歌，你是我无边黑夜中趔趄前行的线索”（《内心的诗人》），南野如此写道。
孤寂中思的展开是建立在阅读与写作上，“书籍是未来的痛苦
/ 在书页中，作者代替神圣的力量进行
/ 建筑，虚幻与真实都这样完善”（《书籍》）。因此，对于南野来说，接近生命的本真存在形式只有书写，诗人以语词为生存的支点，以现代诗学的传统为运思背景，支撑起自己的诗学宇宙。书籍不仅是他的诗意的源泉，实际上成了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以文字为生从而抵制生命的异化与物化，保持住唯一的中心，这是诗人最后的防御。在他精致的诗作中，汇聚着现代诗学重要意象和基本观念。这里不存在影响的焦虑，而是知音的感应，是息息相通的共鸣。南野在现代诗歌传统中自由地发挥着自我的诗意畅想，自得地营造着那些诗篇。
艾略特的《荒原》中那句著名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思想，对南野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在他诗中直接被引用，而且启发了他对整个存在的思。在他的诗中，春天不再是古典的感伤的季节，附属于春天的喻体是罂粟、疾病，这是欲的迷乱与情的矫饰的象征。而在现代语境中，它又是一个商人制造的乱哄哄的季节，廉价而虚伪，它使生命失去了本真的质朴。诗人转而对冬天充满向往与激情，冬天与孤寂的情调相称，自然的外在喧嚣与繁华在严寒与冰雪的覆盖下沉寂，冬天的风漫过原野，“是否这一个冬天就与我们的愤怒相似，与思虑和艰难的承受
/ 相似，仿佛风暴在重叠”（《冬天》）。在冬天的氛围中，诗人默默的体悟这肃穆与庄严的宇宙，大化的伟力，“在城市之顶，我望着北风的
/ 爪子在暗红色肉垫里颤抖
/ 北风像猛兽，撞入厌世者的巨大梦魇
/ 像利刃，切割内心火焰的呼吸”（《北风》）。冬天剥除了一切人为的矫揉和浮华，呈露出自然的本真。
正如现代诗歌传统所表现的，南野对生命重归自然，恢复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表现着浓厚的兴趣。与自然相悖或是与自然的虚伪的亲近关系，是现代人生的最极端的异化。这是南野诗歌对现代人生的生命形态关注的最主要的主题。马在草原上自由奔驰的意象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寓含着诗人的价值判断。在他的优秀诗作《恐惧自然》中，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行为的荒诞性，回归自然成为掠夺自然为装饰品，诗人震惊于人类“喜爱为了据有
/ 制造就是破坏，保存需要戮杀”的事实，然而，诗人更震惊于大自然的沉默的情怀，“但我仍然无法为自然哭泣，我恐惧着
/ 自然的世界在暴力面前，平静承受的
/ 气氛”。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紧张，构成现代生命的全面颓败，新鲜、柔美与激情消逝在现代都市风景线上。
南野在他的诗中，苦心地为我们保存着另一种实在，一种与日常生活、与柴米油盐格格不入的世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寻觅和葆存现代诗意的探索历程。如果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仍然渴求诗意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得不和诗人一起去追问：“被嘲笑的诗歌，还能够唱出
/爱与生动的忠诚，被美的征服
/ 高贵与纯洁吗？诗人，还能够为了什么
/ 去死一次吗？英雄，还可能去救援
/ 去毁灭吗？”同时，面对南野的诗创作，我们是否还要追问，孤寂里的诗意葆真者，如何才能走出贵族化的诗的象牙塔，在现实中真实地找到其存在的依据。书本的生活毕竟永远不能代替鲜活的生命之欲。
在离开南野的诗集《在时间的前方》时，我突然想起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地洞》中开头的那句话：“我造了一个地洞，似乎很成功”。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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