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我只记得，那时人们大都在谈论一个叫北平地方，有人从那儿神秘地归来，还有人继续狂热地往那儿去。 我
只能想象北平是什么样子，在我的想象中，北平就像我从来没见过面的父亲，遥远而又虚无，让我永远无法亲近。
……每天早上，我踩着嗄嗄作响的竹梯，提着马桶下了楼，就得赶快洗净手脸，用盐水漱了口，随母亲进入正室──这间屋子从没打扫过，桌椅、地面和墙壁都吸足了灰尘，像下着一场无度的灰雪。推开房门，只有一行脚窝是清晰可鉴的，那是我和母亲恪遵的足迹。母亲手捂胸口，低着头，踏着原有的脚窝，挪出七步，到了堂屋正中，站稳了，道一个万福，走向左侧的太师椅，斜签着坐了，这才抬头看我一眼，我方才踩着母亲的脚印，也走出七步，稍向右侧上首跪下，朝那叩了头，再起身向母亲打恭，母亲正色道：“好，开始吧。”我即袖手而立，仰观中堂，诵读父亲题撰的《示子》之诗，等念完了，我深鞠一躬，也不抬头，后退至门口，才转身跨出门槛，到院中随意走走。直到该吃饭了，母亲才从正室出来，我的八个脚印重又被她覆盖，所以，那里真正属于我的痕迹实际只有五处：我用两个膝盖、两只手掌和额头擦掉了地上的尘埃，露出了红木地板质地细腻的纹路。
如果母亲在正室呆的时间能尽量长一些，哪怕我饿一会儿肚子也好，因为一吃完饭，我就不得不坐在小书房里，一遍遍临写父亲的那首《示子》诗。整整一上午，母亲都在一边坐着，为我研墨、扯纸，不时指出哪一个字哪一笔还不太准确。直到将近正午，母亲才会说：“好了，给你父亲上香去吧。”我便登上竹梯，上了二楼，跪在阳台的香案后，朝南方磕头。
正午是上香的时间。其实我只要上了二楼就行了，母亲说她是女人，没有祭拜的资格，她从未到楼上来过，我在上面干什么她是不知道的。不过从记事起，我一直都遵从着母亲的意旨，每天都严格例行跪拜大礼。直到我十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几九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紫衣女孩，上香的仪礼才逐渐荒疏下来。
实际上，每天上香并没有培养出我对父亲的虔敬。香案上连牌位都没有，母亲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没说清。我跪在那儿，无非是对着天空发发呆，看看太阳。最初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后来，我就能满不在乎地盯着它了。有时我好象看到太阳表面会出现黑点，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太阳在一点点向西移动。到十六岁时，我的视觉已经非常敏锐，只要天气晴朗，透过阁楼的北窗，我能看清村外农田里庄稼人的表情，我甚至能通过他们的口形，分辨出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就是从他们的嘴里，我看到了两个频繁出现的字：北平。我惊异地发现，这两个字眼如此多姿多彩，像一只变色蝴蝶，在麦地上空恣肆飞扬。
想到北平，想到父亲，我不知哪一个更为真实。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给父亲上过香，下楼吃了午饭，再回到楼上，整整一下午，我都得呆在二楼大书房，阅读父亲卷帙浩繁的藏书，直到母亲在下面叫：“吃晚饭了。”我才能再次来到楼下。晚饭后我要到小书房，向母亲禀告当天的读书进程，背诵一遍父亲的《示子》诗，才能上楼歇息。下午和夜间，那架通向二楼的竹梯是要撤掉的，除了大书房，再也没有别的去处，我只能面对一卷孤零零的书。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拥书而眠，因为这些不知底细的藏书，有时倒也觉得，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好象就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加，教我识文习字的母亲反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以为她早已随我的父亲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帧母亲的绣像。
十六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大书房和小书房，除了书中人物，除了父亲，除了我自己，我接触过的人只有母亲。我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院内，除了墙外几棵高大的老槐树和老桑树，我没想到外面还会有别的什么，我甚至从来没注意过，我家的大门在哪儿，当然也从没想过走出家门。我总以为我就该是这样活着的，母亲也说：“你父亲已经走了，在他回来之前，你出去凶多吉少。”
直到那年夏天，我知道了北平，意识到北平的重要，在一天晚上，背完了父亲的《示子》诗，我才壮着胆子问母亲：“父亲是不是去了北平？”
母亲脸上陡然变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北平？你怎么知道北平的？你开那个石匣了？你开那个石匣了吗？”我没料到母亲会这样惊慌，我不知是北平本身太危险，还是那个石匣暗含隐情？
在我还不甚懂事时，阳台的香案上就摆着一个石匣，我还以为，每天就是向那个石匣跪拜的，或许那里面住着父亲的灵魂。那个石匣是父亲留下来的，母亲说，是父亲为我留下的。那石匣里藏了什么？我常常胡乱猜想，父亲用一个石匣延续了他的存在。母亲早就说：“那个石匣是不能打开的。除非你父亲已经死了。”我们都无法证实父亲是死是活，那个石匣就只能供着。
“要是你父亲在……”母亲时常这样说。要是父亲在，我会怎样？我就不必成天呆在家里，就能和乡间那些孩子一样，到处疯跑，高兴了，甚至能偷偷去一趟北平。可是父亲不在，我就要在这儿守着，等着，好象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突然回来。
自从偶然发现了北窗的奥秘，我开始频繁地爬上阁楼，痴迷地趴在窗口，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在那些顺风而去的闲言淡语中，说不定就有关于父亲的消息。麦收过后，我注意到那些拾麦者，他们的面孔不断更迭，关于北平的消息也不时翻新、重复或者前后矛盾。我不知道那么多的谈论北平的人是不是都和北平有关，但我总有一种感觉，即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北平，不知道北平，也一定和北平息息相关，从这一点看，北平确实和我的父亲有共通之处。本来，我不想把北平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它太抽象了，我情愿父亲像一片麦茬地，就算没有一个麦穗儿可捡，也能给我不少偷懒和贪玩的借口啊。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如果不是偶然爬上阁楼，如果阁楼没有留出一个窗口，我的命运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我会娶妻生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父亲。然而就在那年夏天，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切都改变了。
在我的大书房里，除了摆在正中的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它们和地板连为一体，牢牢固定着，一点不能挪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墙壁是用一条条窄长的红木板材圈成的圆桶，连一尺厚的弧形房门也是墙壁的一部分，关上后根本找不到两边的门缝。这间桶屋就是我的大书房，所有的书都密封在墙壁内，只有推开房门，才能发现门两侧从下至上相互对应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各有十二扇小门，父亲所有的藏书都锁在里面，我要从最底层的“子门”读起，一直读到天花板下的“亥门”。首先要开启左门，右门会自动弹出第一本书，以后只有把读过的书放回左门，才会有一卷新书从右门弹出。
在大书房读书其实就是为了抄书。从我能拿动笔那天起，母亲就开始让我在小书房临写父亲《示子》诗的摹本，到我稍有记忆，她便毁掉了那个摹本，让我凭记忆背临。终于有一天，我的字酷似父亲的手迹了，母亲说：“好了，你可以进大书房了。”当时我几岁？我第一次随母亲走进正室，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真迹，第一次看到那架竹梯，第一次登上二楼，高高的大书房让我激动了许久，站在阳台上，我看到了南方，看到了阳光下的树木，和掩映在绿荫里的屋角房脊。也是从那时起，每天的仪式开始了，每天三次，我必须不断地记起我父亲，一卷一卷地更新他留下的藏书。母亲说，每看完一卷书，都要重新抄录一遍，把旧书烧掉，把新书放回，这样才能保证藏书的完好，以便传之后人。为了把书抄好，母亲仍要我坚持临字，她并没在意我对读书早就倦怠了。
就在那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我照例端坐在大书房，继续翻看一本叫做《××主义》的小册子。本来我应该专心阅读那些传世经典，却不经意翻出了这本书不起眼的小书，它没有编号，夹在父亲的第一八九三卷藏书中，很可能是作为书签使用的。父亲的所有藏书都没有书名，只有编号，并且全系父亲亲笔抄录，这本没有序号的小书却像所谓的印刷术，让我格外偏爱，读得尤其认真，让我失望的是，这本书辞句生硬不说，还有不少字词用朱笔涂掉了，在书的末尾，有一行蝇头小楷，曰：“此书题目不确，宜另拟。”我一眼就能看出是父亲的手笔，这本小书一经他读过，我就读不进去了，父亲像是故意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我只能读能读到的东西，那些手抄藏书也一样。
翻完那本小书后，我慵懒地躺到床上，一块一块的红木天花板暗无光泽，虽然书桌上点着蜡烛，却不足以把书桌以外的地方照亮，大书房没有一扇窗户，从来都这样晦暗。闭上眼静了一会儿，我坐起来，想去翻阅第一八九三卷藏书，就在一侧身的刹那间，感到一丝亮光闪过，我揉揉眼，仔细看了看，发现偏北的天花板有一道缝隙，透着微弱的光。为了接近那块天花板我费了点心思，因为桌椅都不能移动，我只好把床下的宣纸搬出来，不得已马桶也派上了大用场，把它摞在宣纸上，再把叠好的铺盖摞在马桶上，我站在软绵的铺盖上，一伸手，就把那块天花板推开了，大书房霍然一亮。
我从那个洞口爬进去了，原来上面是一间小阁楼，地板上到处都是散落的书页和手稿，是不是父亲留下的，向我透露什么隐密？我随手捡起一张，抖掉灰尘，上面的字也不见了，我随手把它扔掉，又拿起盖在下面那张没有灰尘的，也看不到什么，它们明明写满了文字，为什么一到我手里就成了白纸？我不敢再动那些纸张，就趴到地板上，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那些纸上确实都有字迹，可它们无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不能触动它们，我沮丧极了，那些文字无论存在或消失，都难以阅读，谁能领会书写者最初的意图？
在那些死去的纸张下面，藏着一些可爱的小虫，它们略显惊慌，并不急于逃避，慢吞吞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钻进去，便又一动不动了。在我家，几乎见不到蝴蝶、蜘蛛、花大姐、金壳郎这些小精灵，母亲不光把厨房、饭厅、小书房和她的卧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整日薰香不断，院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除了两株高大的芍药，就是几丛艾蒿了。母亲不会让屋内出现蚊蝇蟑螂什么的，也不会让院子里飞来鸟雀或蠓虫，即便院墙外老槐树的根须不小心露出地面，长出叶子来，也肯定会被母亲一把拔掉。我曾经在芍药的叶片下捉住一只螳螂，母亲看见了，说：“把它扔掉。”我吓得手一哆嗦，螳螂掉在地上。母亲走过来，用她的三寸金莲，把螳螂碾进土里。我们的院子就是这样，不会少什么，也不会多出一点什么，父亲不在，母亲用她的勤勉保持了这个家原有的纯正。不过我还是喜欢艾蒿丛中藏着一点杂草，在早饭前散步时，我还会扒开芍药根部的泥土，看看有没有长长的蚯蚓。阁楼上的小虫为我带来了意外的快乐，我故意引导它们爬到我的手指上，再把手指一弯，小虫跌落下来，它们一般不会重重地摔到地板上，它们会迅速地吐出丝来在半空吊着，或者赶快张开翅膀飞到一旁。有的小虫在阁楼里盘旋一番，便飞走了──阁楼的北面有一个明亮的窗。
从窗口向外望去，我看到了北方，看到了无边的田野，和母亲以外的人，那些人影影绰绰，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我那么惊奇和疑惑，却不敢去询问母亲。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透过北窗，我看到麦子在迅速成熟，更多的人来到田间，看样子他们总在尽情嘻闹喧哗，多想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啊！可我只能在大书房模仿他们的神态，学着他们的口形，试验着吐出相应的声音，就像一个口吃的人在偷偷地自言自语，说着时断时续的话，时间长了，我似乎对每个字的发音都有一种不同的生理感受，只要看到说话者的唇吻变化，我马上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为了加以验证，一次下楼时，我故意塞上了耳朵，母亲每说一句话，我都重复一遍，问她是不是那样说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反常，问我：“你怎么了？怎么老重我的话？”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镇定地唐塞过去了。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耳朵可以闲置不用，听觉就由眼睛代劳了。这样，虽然我只能远观北窗外人来人往，也如置身于他们当中，熟习了他们的生活，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也约略知道了北平，可我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我们这个宅院也从来没有被他们提起，也许，我们是被大家遗忘了。
麦收时节，大书房内钻出一股恶臭之气，我还以为是马桶造成的，只得硬憋着，不在楼上方便，可那种气味还是日加严重，我一刻也不想在那儿呆了，还是爬上阁楼吧，沉溺于北窗，和那些小虫为伴，尽可不去理会父亲的藏书。麦田由绿变黄，人们挥动镰刀，把麦子割走了，大地空寂无边，哪怕遗落一颗麦粒儿，也会有巨大的响声，吸引我的目光。我喜欢在单调乏味的野地上搜寻，毫无目的，可以放纵目光自由驰骋，把麦叶的散落的余香聚拢到窗前。
我只顾遥望无尽的北方，却漠视了近前的一切，要不是有一天，一个紫衣女孩突然跑来，我可能仍然对那满树的苍黄毫无察觉，窗外的蝉鸣一天天寥落，一棵孤独的大桑树迅速枯朽了。
那一天，我看到麦茬地重被玉米覆盖，人们熟练地把多余的幼苗连根拔掉，堆积在田垅、地头，经日头一烤，就煳了。有些人的脊背渗出白花花的一层盐，还有的起了一片燎泡，他们大都光头光脑的，还有人连上衣都懒得披。只有女孩子穿得体贴些，戴着草帽，她们把晒干的玉米苗收拢起来，打成捆，背回家中。
也许是我耽于捕捉北平的消息，丝毫没注意到那个紫衣女孩从哪儿跑来，当我收回疲惫的目光，才发觉一个惊魂甫定的紫衣女孩，正坐在大桑树下急急地喘息。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桑树的叶子全都黄了，好像唯独这一棵树在提前享受秋天。那个女孩背着一捆干玉米，不时扭头向树北面观望。不一会，她慌张地提起玉米捆儿，猫腰走进了桑树旁的洼地中。那块洼地不太大，蹲在正中最深的地方，在远处就看不到了。
紫衣女孩能躲避远处的追赶，却躲不开我的窥视，洼地中的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里面干裂的地皮打着卷儿，有脱了青苔的砖石瓦片，还有煤碴炭灰、烂皮鞋帮。我看到她掩着鼻孔挪了挪位置，提起玉米捆儿，趴到的洼地的岸沿，探头向外张望。我看到一个男人远去的背影，紫衣女孩像是故意跟他逗气，喊了一声：“爷─爷─”迅即趴下头去。那个男人转过身，没看到什么，又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女孩松了口气，重重地坐在玉米捆儿上。我发现，她胖乎乎的，两颊通红，双手按在膝盖上，两只脚来回搓着地，把打卷的地皮儿碾碎了，露出了下面的黄土。女孩低着头，像是在用心回味刚才的小把戏。忽然，她猛地跺了一下脚，腾起一团尘土，她站起来，拿了几棵玉米，走到洼地南边，我看到她用玉米叶包着，拎起了一只羽翼完好的死鸡，走出洼地，把它抛向东边的草丛中。在走回洼地的途中，女孩抬头望了望我家的院墙和阁楼，我忙闪到了一边，胸口扑通通直跳，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洞开的窗户？
女孩在洼地坐下，又趴在玉米捆儿上睡了，黄昏时分，她才揉揉眼，离开了。我心里有点落寞。
就是那一天，我看到了洼地里紫衣女孩，她被爷爷追赶、唾骂，逃跑、藏匿，回到家还可能受到责罚，这些都让我羡慕，我多想有一个真实的、打我骂我的父亲啊！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不知是紫衣女孩诱惑了我，还是老桑树感召了我，竟让我不顾一切偷偷溜出了阁楼，让我第一次违拗了母亲的戒令，来到家园以外的土地上。把床单撕成长条，连结起来，从北窗垂到外面，我就像一只水桶，荡漾着滑了下去。脚一落地，感觉软绵绵的，我仰望着阴湿的突兀的后墙，庆幸只有阁楼那一扇窗户，否则怎能瞒得过母亲？
老桑树站在小楼的阴影里，像披着一件破旧的铠甲，有些树皮已经脱落，有些树皮还勉强悬挂着。无数蚂蚁在树上穿梭奔忙，又蜿蜒而下，在地上汇成一条黑色细流，我循着蚂蚁的队伍往前走，竟随它们走进了那片洼地。洼地里实在太脏了，正是一只翻着白肚皮的死蛤蟆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蚂蚁。那个紫衣女孩竟肯到这么脏的地方？我不愿再多看一眼，赶快转身离开。可猛一抬头，正好看到我的北窗。我又坐到洼地北边，试了试，即使低着头，只要往上翻翻眼皮，就能看到我的北窗。我想了想，决定清理洼地。我找了片树叶，提起把那只死蛤蟆的一条腿，把它放到老桑树根部的蚁群旁，把破皮鞋、残砖断瓦什么的都捡了出去，并且用脚抹去了它们留在地上的印迹。洼地里面没了杂物，显得空荡荡的，一眼就能看出经过修饰。我想了想，又捡了些桑树叶，撒到洼地里。我多想到更远的地方看看，又怕耽搁太久，只得匆匆爬回阁楼，回头再看收拾过的洼地，那里卷起一阵风，一些树叶儿飞出了洼地，又有一些树叶飘进洼地。
第二天正午我没上香，守在北窗前，洼地盛满了阳光，我预想的情形并没出现。无聊中我又放眼远望，玉米已经没膝，有人在往它的顶芯里灌毒沙，让我失望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再提北平，好像北平只是一阵风，从田野上吹过去了。我懊丧地回到阳台，太阳已经偏西，我有些讷闷，我还没吃午饭，母亲怎么没有叫我？我听到，母亲好象在轻轻哭泣。我看了一眼冰冷的石匣，它表面的阴纹雕画已被夜色掩盖，那把铜锁寒光凛凛的，热乎乎的风钻进锁孔，又凉嗖嗖地退回来，碰到我的眼睛，我的泪滑下来了。
我依旧给父亲上香，也淡忘了北平。老桑树露出骨头一样的枝柯，它的叶子全落光了，风把桑叶卷到洼地里，洼地显得更浅了。谁知有一天，我又一次爬上阁楼，推窗远眺，却意外地看到了那个紫衣女孩。她像是心事重重，神情忧郁地走进洼地，缓缓坐下来，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紫衣女孩端坐在黄叶中，老桑树的枝条已不紧密，只能把大量的阳光滤到她身上，她的鼻尖马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女孩就交叉双手像帽沿一样支于前额，头垂得更低，我也看不到她的面孔了。我猜测是不是有人欺负了紫衣女孩？为什么会跑到这儿？难道她喜欢这块洼地？
紫衣女孩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开了。我在北窗趴着，一道阳光从西北方向斜洒进来，房子后面辉煌一时，那片洼地却陷于阴暗。
那天晚上，我把父亲的第一八九三卷藏书交给母亲，母亲随意翻出一页，要我说出下页的内容，我支吾着，连一句话也没答上来。母亲问：“抄了吗？”我说：“抄了。”母亲说：“抄了怎么不会？”我说：“那我再重抄一遍吧。”母亲说：“这本书你花的时间最长，学得反而最差劲，叫我怎么向你父亲交待？明天再看吧，你要真是还不长进，别怪当娘的心狠。”母亲从没这么严厉过，她好像早已察觉这些天我的反常了。都是那个紫衣女孩，要不是她，我哪能心不在焉？
我点着蜡烛，一边抄录第一八九三卷藏书，一边暗想再也不上阁楼了，也不再管它什么紫衣女孩。子夜时分，书才抄了一少半，我实在困倦了，却不敢入睡，为了讨得母亲宽恕，无论如何也得把这本书抄完。蜡烛的油烟味越来越浓重，我出了房门，到阳台上透透气，干脆把短衫也脱了，光着膀子回到书房。我膏好墨，提起笔，继续抄录第一八九三卷藏书。或许因为刚才把门打开了，烛光召来许多小飞虫，有的小虫碰到火苗上，落在烛台周围，还有一只较大的甲壳虫，飞来撞去的，都要把烛火扑灭了。我放下笔，把手埋伏在烛台下，抓了几下也没抓着，倒把蜡烛打翻了。我点好蜡烛，那只甲壳虫像是飞跑了，没了动静，我舒口气，重又提笔，刚想膏墨，它又飞来捣乱了！我拿过短衫，胡乱抽过去，终于把它打落在地，是一只墨绿的金壳郎，我用毛笔尖蘸着它的硬翅，把它粘起来，来到阳台把它甩到空中。为了避免干扰，我把房门关上了。不料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只甲壳虫！好不容易把它捉住了，我发现它的硬翅上有小一块墨迹，竟还是刚才那一只，难道它是绕到了后面窗户，从阁楼钻进来的？我该怎么处置它？为了惩罚它，我把它放到了砚台里，浓浓的墨汁淹没了它的六只脚，我又拿毛笔往它身上膏墨，把它的翅膀抹湿了，这样它就飞不起来了。金壳郎成了一只笨手笨脚的黑壳郎，看着它在砚台里挣扎，我又心软了，便把它捞了出来，放在一张废弃的宣纸上。
天亮前，我好歹抄完了父亲的第一八九三卷藏书，伏在桌上呼呼大睡，我没梦到母亲，没梦到父亲，却梦到了那个紫衣女孩。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那天清晨，我睡眼迷迷的，收拾着乱糟糟的书桌，整理重抄的第一八九三卷藏书，无意中，我抓到了那张放过金壳郎的废纸，想把它揉成团丢掉，却见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北平，那是金壳郎的爬痕？虽然笔画粗糙生硬了些，可是越仔细看越觉得是“北平”两个字，字的周围还绕了几圈螺旋纹，顺着出了纸面的纹路，我找到了那只金壳郎，它爬上了放在笔架上的毛笔，正趴在笔尖上呢。我害怕它死了，动了动笔杆，金壳郎的翅膀翘了翘，爪子抱得更紧了，我不忍再打扰它，就让它好好歇歇吧。
下午，我以为金壳郎该已飞走了，可它还是呆在笔尖上，我为自己夜间的恶行惭愧，也许它伤势太严重，也许它饿坏了，我该怎么救它？为了这只金壳郎，我不得不又爬上了阁楼，用那条床单结成的布绳，把它送到地面。金壳郎抓着绳头，被我缓缓送下去，我轻轻抖着绳子，可它始终没有松开爪子。没办法，我又荡着绳子下去，把金壳郎摘下来，来到那棵老桑树下，它终于张开了翅膀，飞到树梢上了。我松了一口气，猛然看到在一条细长的树枝上，密密麻麻地趴了那么多的金壳郎，莫非这棵老桑树就是它们的家？
当我放心地回到阁楼，就该立刻下大书房阅读新的藏书，怎该又回头向外望了一眼呢，偏偏就在这个当口，那个紫衣女孩又在洼地出现了。她肯定看到我像盗贼一样攀墙爬窗了，即使她没看见我从下面爬上来，也一定看到我趴在窗前收起绳子了。我仰躺在阁楼上，手里还攥着那一团布绳，我仿佛有一种恐惧的快感，我觉得我十六岁的阴茎第一次勃起了。也许那个女孩一直对我的北窗怀有期待？也许在我窥视她的时候她也在窥视我？
可我连假想的胆量都没有，更没有勇气平静地面对北窗，我只会时不时地一露头，看看洼地里的女孩是否还在。紫衣女孩像是对高高的北窗并未留意，不过是来洼地小憩而已。可我又总觉得她在偷偷观察我的阁楼，监视着北窗的动静，她对我既好奇又充满了幻想──我对她也一样，但我不能走进洼地，也不能完全封闭北窗。
拿出父亲的第一八九四卷藏书，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便又上了阁楼，女孩已经走了，我又可以从容地凭窗远眺了，目光却总在那片洼地逡巡，紫衣女孩不在，紫衣女孩走了。翻开父亲的第一八九四卷藏书，我一页也看不下去，便拿笔在纸上涂画，写下“北平”，再写“北平”、“北平”、“北平”、“北平”，无数个“北平”叠加在一起，那张纸终于一片乌黑，再也不见“北平”的影子。我不知那只金壳郎什么时候飞进来的，它身上的特有的墨迹让我战栗──那只被我折磨过的金壳郎又回来了！它无声无息地落在父亲的第一八九四卷藏书上，从第一个字爬向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一行一行，直到最后一个字，难道它也读书不成？我翻开第二页，它又一字不落地爬(闻?)了一遍──不到一下午，这只金壳郎就把父亲的第一八九四卷藏书“读”完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看它飞到砚台上，在墨汁边转了一圈，又趴在笔尖上不动了。我重新翻开父亲的第一八九四卷藏书，才读了一页，就觉得似曾相识，好象早已看过了，再往下翻，越发觉得熟悉，于是我合上书，回忆下一页的内容，再打开书验证，果然一点不差。难道父亲的这卷藏书与前面一千八百九十三卷藏书中的某一卷重复了？我记不起来，我甚至连刚刚读过的第一八九三卷都已忘了，要想加以对比，就必须把那一千八百九十三卷藏书重新阅读一遍。天哪，我不敢再想了。
卸除了阅读的压力，誊写也不必着急，我更有空闲到阁楼流连瞻顾了。紫衣女孩更加频繁地来到洼地，我看到她焦枯的眼睛开始久久地凝望北窗，不再躲闪我的观瞻。还有一次，我看到她摆成一个“大”字形，仰面躺在洼地里，我看到她高耸的乳房颤动着，她双臂抱紧了又放开，两腿并紧又分离，她痛苦地揉搓着自己，脸上又有扭曲的笑意，她是在召唤我吗？我几次想把手里的布绳从窗口抛出，想着拉起她走进茂盛的玉米地，玉米长高了，足以淹没所有的人。可我没有，我只能看着那个紫衣女孩，用手把沸腾的熔岩释放出来。我跪在北窗的窗台上，那一股热流喷射到很远的地上，但它毕竟离洼地太远了，紫衣女孩也正闭着眼睛。那只金壳郎依旧每天上午飞出去，下午飞回来，它是到玉米地觅食吗，它还能听到玉米深处的私语。金壳郎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可它远比我幸福。
玉米眼看就要收获，我有点着急，就把布绳垂到窗下。布绳在风中孤独地摆动着，我始终没有下去，紫衣女孩也没有上来。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几九年了。
母亲并没有指出第一八九四卷藏书是与前面重复的，我也发现了金壳郎的神异之处──它能替我读书，我只要把书翻一遍，就能记住所有的字句。这个发现真让我振奋，如果我能把父亲的藏书及早读完，就能走出大书房，去寻找我的父亲，也能去寻找那个紫衣女孩。渐渐的，金壳郎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它只要在页面上飞一圈，就读到了所有的文字。我几乎每天一卷的读书进度让母亲诧异，即使最艰深的内容也难不倒我。有一天母亲笑着问我：“我看，你是练出过目不忘的本事来了？”我真是忘乎所以了，竟向她夸口说：“您任意拿一本书，我只要随手翻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母亲说：“是吗？我不信。你去取一卷新书，背给我看看。”
我拿来新书，装模作样地一页页翻看，看到书页上那只黑乎乎的金壳郎，母亲一下把它抓住了，用指尖捏着它的腿问：“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看到金壳郎在母亲手里挣扎，我头上冒汗了，晃着她的手求她：“母亲，快放开，快放开！”母亲的指甲一动，我的金壳郎掉在地上，肚皮朝上，六条腿全都断了，它试图支开翅膀，却不能翻过身子。母亲看看手上沾的墨，说：“去，把它踩死。”我没有动，我觉得我的腿痛极了，好像我的腿也被母亲掐断了。母亲推了我一把，想去踩我的金壳郎，我扑到地上，把它捂到手里，我跪直身子，把金壳郎扬到空中，金壳郎飞了起来，我哭着喊：“快走吧，快飞走吧！”金壳郎在我头顶打了个旋，转眼飞得无影无踪。母亲说：“正好，比死在家里好。”我才想到，金壳郎没有腿了，也就不能落下来歇脚，它只能不停地飞，直到累死。想到这里，我坐也坐不住了，一下瘫软在地上，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的双腿瘫痪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紫衣女孩，直到现在，父亲的藏书还没读完，我也没去过北平，也仍然没见过我的父亲。
我曾幻想，那只金壳郎不是一般的金壳郎，它的腿说不定还会重新长出来。我一直在等，说不定哪一天，它会飞回我身边……
现在是一九九九年吧，可惜我已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了。但我确信，即使有一天我死了，我的父亲可能还活在世间；我确信，父亲的生命比我们任何人都要长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