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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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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归旅店的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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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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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开始我的叙述。我的叙述从一个黄昏开始，一个秋天的黄昏。一想到那个黄昏，悲凉便从中弥漫了过来，很快地弥漫到我的全身。其实那个黄昏没有什么特别，我自己也说不清悲凉是如何发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我老了。喜欢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我总是把任何在回忆中出现的东西都抹上一些悲凉。 从一个黄昏开始。对于记忆中的如归旅店来说，那个黄昏却是唯一的讲述途径，要想到达我记忆中的如归旅店，必须先到达那个黄昏。我父亲从里面走出来，他站在街上，黄昏给他的身子抹了一大片的灰。这样的灰同样抹在对面的墙壁上，树叶在风中缓缓下落，如果风大些，这飘落的树叶就会被卷起，从而使得黄昏和整个秋天都显得更凉。我父亲站在灰中，和那些经过的、同样被大片的灰笼罩的过路人点着头，此时，他的手上多了一把扫帚。这是我父亲每天要干的事。我父亲一直在忙碌，他要干的事很多。他扫走一些落叶，而更多的落叶在他扫过之后重新粘在他所扫过的那块地上，直到，冬天来了，所有的树叶全部落光。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昏。没有故事的黄昏。在日本人来临之前，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年的秋天的黄昏都是这样度过，甚至，即使在日本人来了之后，我们仍然经历了无数这样的黄昏。可我总是记起它。除了那个黄昏，我率先想到的还有在我们如归旅店门外的两个生着厚厚的锈的铃铛，它们在风中沉闷地自己敲响。是的，我总是先想起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据说，它是我爷爷挂上去的，我父亲总说将它们拿下来擦擦上面的锈，他说过不止一遍。这本来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可是直到他死去，这项简单的工作也没有完成。锈就在那里锈着。在我父亲死后的第七天，其中的一只突然地掉了下来，摔在门口的青石板上。它碎了。碎了的铃铛已经不再是铃铛，它只是一堆青绿色的锈。我，我的母亲，我二哥，我们三个人都看到了那一堆锈，我们也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另一只，但我们都没有理它。剩下的一只，可有可无地响着。 那个黄昏在我的记忆里有着很深的根，有着硕大的树冠，有着源源不断的落叶。悲和凉就从那些落叶中传达过来。包含着衰败。其实，如归旅店的衰败早于那个黄昏，只是，我父亲仔细的掩盖着它，可它，还是一点一点显露了出来。 衰败。这是我父亲生前多么惧怕的一词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二哥在饭桌上提到了这个词，他也许无意，可是，这个词就像是针。父亲的脸色变了。他的手甚至也在抖着，这一点，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父亲脸色的变化使饭桌周围的光都突然地暗了下来。父亲抓住了二哥。他的手扬了起来，然后落在了我二哥的身上。他打得气喘吁吁。我父亲打得，热泪盈眶。 他那么苍老地哭着。仿佛他的手都打在了自己的身上。他的力气在丧失。 尽管我们不敢再提衰败这个词，这类的词，可它却无时无刻地在着。有时我偷偷地想，这家属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旅店，它本身就建在了衰败的背上，对衰败的抗争眼看就要耗尽我父亲的一生了，它会接着来耗掉我们。许多的时候，我在偷偷地痛恨这家年久失修的旅店，痛恨住进旅店里的人，甚至，有时我对在木质门框上探出头来的虫子、倒在木板床上的水和漏出棉花来的被都装作视而不见。我发现我的两个哥哥和我一样，他们无论忙碌或是闲暇，也在努力地视而不见。我们进进出出，心照不宣。二哥的表现比我们更为恶劣，我们多数只是视而不见。有一次，我看到他偷偷地拨起了木板床上一根已经松动的钉子，将它丢在另一个墙角。那根钉子没了。我没有想过要找到它，而我父亲又找不到它。 那张丢了一根钉子的木板床最终在一个晚上倒塌了。很可能木板床的倒塌和那根钉子的缺少关系不大，反正在钉子丢掉之前那张床已显示出破败的一些迹象，人一上去它就开始歌唱，如果在上面翻一个身，你的感觉会像在海上行船，况且，许多的白蚁、蛀虫在床腿和床板上生儿育女，吃喝拉撒。那天晚上，睡在倒塌的床上的是一个磨刀的人。父亲赶过去时他正脸色阴沉地磨着一把已经雪亮的刀。后来，我和大哥、二哥，以及我母亲都赶了过去。那时已经有三个住店的人站在门口，他们向里面张望。我们一起看着那个磨刀人。他用寒光指着我父亲的脖子，另一只手，指着头上的血迹，一言不发。煤油灯的光在他们中间一闪一闪，他们俩的脸亮一下接着就会暗一下。第二天凌晨，那个磨刀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离开了如归旅店，从栗镇的东城门处消失。他没有付给我们店钱。相反，在他离去时他的怀里还揣着我父亲给他的九个铜板。后来，我母亲突然发现家里的菜刀也丢失了，这时我的父亲才恍然，磨刀人手里的刀原来是我们家的，是如归旅店的。在一个晚上如归旅店损失了一张床，九个铜板和一把菜刀。我父亲的牙痛又犯了，他在门口蹲下去，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在第二上午，我父亲买来了钉子，买来了油漆，拿出了锯和木板，整个过程，他都叫我大哥在后面跟着，让他也做点什么。用了三天的时间。我们家的七张床才全部修好，尽管我父亲用了十二分的细心，但那七张床只是显得坚固了，却比以前显得更为丑陋。我父亲绝不是一个好木匠，绝不是，他在许多的事上都显得笨拙，不过没办法，我们不能请木匠来修。我们没有很多的钱，事实上，我们很穷。母亲抱怨，大车店就是大车店，我们为什么非要用木板床呢，你看谁家大车店用的是床。有炕就可以了，有些稻草就可以了。这时我的父亲吼叫了起来，不说话行不行？谁会把你当哑巴？又不用你干！母亲只好走到另一个角落里去。我的父亲，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决定进行质疑，可是，他在许多的事上都是错的。 我母亲为人绣花的钱，旅店那些微薄的收入，除了我们的吃穿，其余的已经全部用在对旅店的修修补补上了。然而，来我们栗镇的人，经过栗镇停下来的人实在是少了又少。有时，到了黄昏，我父亲清扫过门前的那块空地和街道，就在旅店的门外坐下来。他坐在铃铛的下面，听着风的叮叮当当。可能，没有一声会真正传入他的耳朵。他会一直坐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他会仍然在黑暗里坐着。看着对面的灯，周围的灯一盏盏熄灭。他似乎也跟着熄灭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上为什么选择在栗镇这个偏远并且贫困的地方建一家这样的旅店，当时，如果他们经营的是一家染房，是铁匠铺，卖油卖米，可能都比建什么旅店要好些。在王家染房，他们的生活明显比我们家强多了。我们包括我的父亲都害怕这种比较。这种比较多数的时候是我母亲来做的，我们也做，只是我们的比较在心里，不把它说出来。然而比较无论说与不说，无论怎样回避，它都在。那时我的大哥对王家染房的女儿有些好感，他总是爱到王家染房去。他说去看人家染布，看如何把一些白布染成了红黄蓝绿的颜色，他说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几分钟的时间，一批布就改变了，就有了色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让它成为什么颜色。我也看过染布。可我一直没有看出什么奇妙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我相信，多数人的看法和我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哥哥在去王家染房之前总是要先洗一个澡，如果是夏天他会到河里去洗，一边低着头闻着自己的胳膊一边朝王家染房走去。他还用过一种肥皂。显然那是别人用过的只剩下一小块，他小心并且精心地用着。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住在我们家的客人没有人用什么肥皂。我大哥在一年之后去王家染房的次数少了。可他的怨言却有增无减。有时他抱怨那些客人的到来：你看来我们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看他们把我们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你看，他们把我们家搞成了什么味，洗都洗不去！ 我父亲最听不得这样的话。他会顺手拿起一件什么物件，把我大哥赶跑，他追不上我大哥。我父亲明显地衰老着可我大哥却越来越强壮，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的。操持这样一家，操持这样的一家旅店，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我父亲每天都要在凌晨四点多钟就起来清扫一下院子，擦擦窗子和门上的尘土，或者给客人的马、牛喂一喂草。他说我们如归旅店，必须要给客人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那样才能留下客人。他们在给我们付钱的时候也就不会斤斤计较。其实我父亲那么早就起来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怕客人偷走我们旅店的东西。这样的事时有发生。那些急着赶路因而早起的客人，时常乘别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偷地抱走一床棉被，拿走一个茶壶，或者是其它大大小小的物件。我们既收不到他住店的费用，还有不小的损失，这样的事时常会引发我父亲的牙痛。于是我父亲坚持四点钟起床。即使如此，东西还是丢。我父亲还试过把一些小的物件和家具和床拴在一起，不过作用不是很大。就像无法阻止如归旅店的衰败一样，我们也无法阻止那些客人偷偷地拿走些什么，有些事，就是这样不可避免。这让我父亲时常怀念他小的时候，他说如归旅店当时非常兴隆，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时的客人和现在的客人也不一样，那时旅店也是崭新的，所有的物件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光。这是据说，是据我父亲说的，我们在那里一遍遍地听着。我们听的时候都藏起自己的耳朵。我无法想象我们这家只有五间正房的大车店会车水马龙，肯定，我父亲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修改。甚至，这是他的梦想，他还梦想把我们的如归旅店建成栗镇上最大的店铺，他和我们都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穿上丝质的衣服。和来往的人打招呼，受人尊敬。我的父亲，可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啊。他的梦想让人讨厌，让我们近乎绝望。 大哥、二哥和我都讨厌被我父亲呼来唤去，在他的眼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们被叫去修理下水道，掏厕所里肮脏的粪便，打那些没完没了的臭虫，苍蝇，给客人们打洗脚用的水，等等等等。父亲呼唤我们就像呼唤一只猫或一只狗。在他的眼里，我们是属于他的，是属于如归旅店的。他把自己的梦想加到了我们的头上，也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他从来都不问我们。 因此上，他一呼唤我们，我们就消失了。如同浮在水面上的鱼，受到某种惊扰而飞快地沉入水底一样。他总是抱怨，没想到要我们干什么活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粘着，可一有了活，我们就突然地飞走了，比苍蝇还快。 我大哥决定去染布，将来，他会把我们家的旅店改造成一家染房。想想看，那样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布，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就穿什么样的衣服，你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再说染布比开旅店挣钱。人可以不出远门，不住店，但不能不穿衣服。我大哥还想继续陈述他的理由却被我父亲止住了：我们只开旅店。我们家不开染房，他挣十万八千块我们也不开。你还是把心思往正地方用吧。房上有几块瓦破了，你给我上去换下来。 大哥只好去房顶上换瓦。他有意用磨磨蹭蹭来表示他的不满，我父亲好像对此视而不见。对付我们的消极，父亲可以用到的策略可多了。 不止一次，我大哥说我们这家旅店在根本上是家渣子店，凡是住进我们店里的人都是最次的次品，是一些渣子。他的话也许是王家染房的女儿说的，我大哥总是喜欢向我们表述她的那些意见，只是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想说。你闻闻他们带进我们店里的气味。一出门，人家就知道你是渣子店的，因为你的身上沾上了他们的味。洗都洗不去。我大哥说的虽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实情，我们如归旅店内的气味是不好闻。挑担人脚上散发的恶臭，卖鱼的人和他的鱼所带有的那种正在腐坏着的腥气，有的客人还会临走前在一个角落里撒一泡尿。种种难闻的气味混合着在旅店里盘旋，这很让我父亲头痛。他叫我们每日晚上给客人端去热热的洗脚水，采一些有很重的香气的花放在各个屋子里，即使冬天也有意开一下窗子，如此等等，可是无济于事。那些客人，还是把各种各样的怪味带进来，让它们附在我们身上。它们来了就很难散去。 我父亲说如果有一些尊贵的客人常来我们如归旅店里住住，我们的生意就会好起来。至于他所期待的尊贵的客人不来我们如归旅店住，是因为我们太小了。太旧了。太脏了。我父亲说这些必须改变，必须。 我不知道他能改变什么，他还能改变什么。在我能够记事的那年，我就记得如归旅店已经破烂不堪。瓦坏了。窗棂断了。床好好的就塌了。源源不断的臭虫。屋顶开始渗水，墙上满是水和泥缓缓流下的痕迹。屋子里的墙皮掉了，南偏房在雨中倒了。出水口堵了，厕所太满了，蛆虫爬进了院子里等等。我父亲马不停蹄地修补着，可问题还是不断出现，越积越多。这家如归旅店实在是太老了，太旧了，就像一个苍老的老人，它随时都准备——一些小小的修补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可要想修缮一新，我们家已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小修小补已经把我们的收入耗尽了。父亲母亲一直善于精打细算，那些小修小补的活都落在了父亲的肩上。可我父亲天生笨拙，有些时候，是他在加重这种衰败，椅子、床、茶几，经过了他的修补之后往往会是面目全非。至少是可憎。他使许多的物品和原来的东西摆在一起，变得极不协调。回忆到我的父亲，我的眼前出现的常常是那样的一个景象，一只蚂蚁，想要支起一棵已经倒下来的树。我父亲就如同那只蚂蚁。 衰败，在我父亲生前，他是多么惧怕这个词啊。 父亲买来了毒药。一向善良的父亲在往几片肉里拌那些毒药的时候是恶毒的。他哼着一支曲子，那支曲子由他来哼就变得不成调了。拌好了毒药后，我父亲拍了拍他的两只手，然后退上一步，直一直身子。他像注视一件艺术品那样，看着那几片带着血丝的肉。带着毒药的肉。我父亲微微的，笑了，他笑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他可是很少能露出笑容来的。毒药，拌在肉里的毒药却办到了。 三天之后，我父亲从东城城门的门楼上下来，在他的手上，提着三只已经僵直的乌鸦，黑色的乌鸦，它们黑色的羽毛在我父亲的手中摇晃，有着很大的幅度。死去的乌鸦不理解我父亲的得意洋洋，甚至，它们僵硬的身体对我父亲的得意并不配合。我父亲也并不需要乌鸦们的配合，他只要它们死了，被他提在了手上，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东城门楼上那种惨惨的鸣叫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乌鸦的叫声，我们的如归旅店静寂了很多，甚至让我们感到，无所事事。我父亲在院子里和院子的外面拔草，它们长得真快，而且坚韧。拔一会儿草，我父亲就抬头看两眼东城门的门楼那里。那里有白色的云朵挂在上面。我父亲的表情就好像是，他有所期待。他对乌鸦的叫声有所期待。 某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乌鸦的叫声。它来自东城门的方向。父亲和我们几个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是的，它在。它确实在，一些乌鸦又重新回来了，或者是，一群新的乌鸦来到了这里。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那天夜里我父亲打开了他柜子拿出了一个暗红的纸包，从中拿出了七枚铜板。他用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他又要和乌鸦们宣战了，他要药死那些乌鸦，无论它们是新的还是旧的。 第二天我父亲迫不及待地走上了城楼。五天，七天之后。十几天之后。从他摇摇晃晃的动作来看他非常地失望。那些乌鸦竟然没有吃一口放了毒药的肉，那几块肉渐渐地干了，臭了。甚至，它们对苍蝇都构不成吸引了，这一次的肉片，没能发挥上一次所发挥的作用。看来，这是几只旧乌鸦。它们记住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教训，是三只乌鸦的生命换来的。 父亲不可能再把它们赶走。我大哥还养了四只鸽子，傍晚时分，鸽子和乌鸦此起彼伏，争夺着我大哥抛给它们的食物，它们混在了一起，它们的叫声也混在一起。我父亲说，都是我大哥的鸽子把乌鸦引来的，他要我大哥杀了鸽子，那样乌鸦也就都走了。可他忽略了，我大哥没有养鸽子之前乌鸦早就来到这里了，它们的到来与鸽子毫无关系。我大哥也是这样说的。父亲用鼻子重重地哼一声，看我不把它们杀了。不过，直到他死去他也没有杀一只鸽子，有两只鸽子是被住店的人偷走的，还有一只，最终淹死在水缸里。父亲只好看着它们起起落落，他不可能赶走它们。后来，日本人的大炮轻易地做到了，日本人毁掉了东城的城门。包括围墙。可当时，我父亲只得接受那样的事实，他得和连日的大雨以及灌入房间里的水斗争了，这些，对他的如归旅店危胁更大。 旅店的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池塘，而旅店地势太低，一下大雨，水就会从池塘里浸出来，我们的旅店就浸在了水中。脚下的地是粘粘的，潮潮的。早上起来，原来干爽的鞋子也会是潮湿的，它的上面还会有水珠的出现。土质的，纸质的和金属质的一切物品都在发霉，我大哥抱怨，这样的房子住着让他的骨骼也在发霉，他感觉得出来。这样的旅店还有谁来住呀。 对于院子里的积水，池塘里漫出来的水，我父亲感到无能为力。他常做的活是，用从别处挖来的一些泥把我们的如归旅店围起来，然后在房间里和去外面的路上铺一些稻草。然而水还是来了。甚至，因为稻草的缘故我们如归旅店里的潮湿比别处的潮湿会晚一些散去，那种霉败的气味也更重。在水的面前，我们显得是如此弱小，在衰败的面前，我们显得如此弱小。 那年夏天，父亲面对院子里的积水愁眉不展。如归旅店就像一条慢慢下沉的船。此时，有关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消息零零散散地传了过来。日本人拿下了沈阳。占领了青岛。攻占了上海。那都是一些相当遥远的地名，父亲没有心思。他快被自己的焦虑压垮了。南边的偏房出现了倾斜，而第三间客房的墙上也出现了一条裂痕，并且有不断扩大的危险。米剩下的也不多了。底部的墙皮掉得历害，它们几乎都是粉状的了，我们的耳朵里时不时地灌进墙皮掉下的声音。铁在生锈，木在发霉，而留在他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了。他凌晨四点起床，起来后就把我母亲一并唤醒，叫她起来绣花。他的眼里只有这家如归旅店，只有钱，只有那个梦想。以至据说日本人打到了距离栗镇只有三十里的西马村，他还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跟他说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他端出的是一副茫然的表情：谁是日本人啊？住店的么？ 和我的父亲不同，大哥、二哥，和我，都对这样的消息有着强烈的兴趣。二哥在那些日子里变得非常勤快，这种勤快让我父亲感到吃惊。本质上我二哥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我父亲说他是菜叶上的虫子，二哥说如归旅店又不是菜叶。我二哥，平日里总是躺着，坐着，冲着一个地方发愣，而只要我父亲一喊他去干活，马上就会不知去向。那些日子我二哥围绕着那些住店的客人，甚至，他不仅负责为客人热饭，还包下了给客人送洗脚水、洗脸水的活。这可是他以前极为厌恶的活啊。 每日二哥都有和日本人和前方的战事有关的消息给我们，尽管多数的消息是陈旧的，听过多次也说过了多次的。但我们还是听。我大哥则是早出晚归，他往往会有一些消息和二哥交换，他们带来的是一些道听途说。说实话，日本人的到来，以及战争的临近让我们有些激动。生活终于会改变些什么了，打断些什么和粉碎些什么了。我们都厌倦了如归旅店，以及现在的这种生活。我们几乎要死了，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心就要死了，然而，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对战局进行着种种的设想，设想我们是指挥征战的将军，勇士，和日本人进行血腥的，残酷的嘶杀。有时，我们三个会争得面红耳赤。终于，我父亲感觉受够了。他把我们叫到自己的面前，一一地指过我们的鼻尖：别再跟我谈什么日本人！另再谈什么国家、战争，你们懂个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归旅店的生意。我们都快到绝境了，你们他妈地还谈什么日本！从今天开始，谁再谈日本，我就让他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父亲说，我们要关心的是谁能成为我们的客人。客人的需要。我们得对得起如归旅店的这个名字。我们得想办法挣钱，我们得，想办法过上好日子。没有什么事会比这事更重要。 可是，客人尽管少得可怜，但他们的需要却太多了。他们抱怨屋子太潮需要多加几床褥子，抱怨洗脚水太热，太凉。母亲说这都是我父亲把他们惯的，一般的大车店只有土炕只有稻草他们也不抱怨。喝醉了的那个人要一杯水，水拿来了，他却吐在了床上，被子上，现在，他更需要一块毛巾。卖虾酱的那个人的鞋跑破了，他需要针和线，和一块黑色的布，不过对我们来说，需要有一个不透气的鼻子，这样，我们就能忍受从他的鞋子里散出的恶臭。需要剪刀。钉子。把窗户关上。给牛喂草。洋火和卷烟。绳子。把苍蝇赶走。把臭虫扫走。早上叫他赶路。来一碗菜汤。把我的鞋子放在外面晾一晾。把我的褂子给我收进来。 然后，他们对不点油灯不满意，对满屋了的气味不满意，对掉下的墙皮不满意，对撒尿要到厕所不满意。对蚊子太多不满意，对爬进屋里的壁虎不满意。对除了我父亲之外别人都不太热情不满意。对隔壁的鼾声太响不满意。对汤里菜叶太多不满意。对馒头的太小不满意。对热饭的火候不满意。对我们家的狗进进出出不满意。如此等等。 再然后，他们会跑到我父亲种的菜园里去拉屎，把屎拉在菜叶上，或者把菜地踩得一片狼籍。会把痰吐在墙上，被上，会把那种劣质卷烟的烟灰洒在床上。我说过，他们有的人还会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里撒尿，偷偷地拿走或毁坏点什么东西，赶在我父亲发现之前逃之夭夭。有时，他们还会因为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打架，那时被毁坏的东西更多了，而这样的情况一出现，我们却很少能获得应当的补偿。他们都不是一些有钱人。 大哥说他烦透了。他甚至期待如归旅店会突然倒塌，或者被一场大火烧毁。有一个客人住进来，他的心上就被堵住了一块，如果有两人，他的心就会有两个地方被堵住了。他说日本人怎么还不来呢。不是都到了西马村了吗。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意思。他说，他宁可去战死。他说，死其实会比活着更痛快些。 然而，日本人打到西马村的消息是一个谣言。一个收枣的人住进了如归旅店，他说昨天他还在西马村住过，那里根本没有打仗，也根本没有日本人。我大哥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在他离开院子的那刻他用我们能听得见的声音，吹牛。他肯定是撒谎。收枣的人的话让我大哥大受打击，这几天里，他对日本人占领西马村的传言最为热心，他一心一意地向我们表明消息的可靠性，可是，结果却是。我大哥坐在门外的槐树下，一坐就是半个时辰。院子里的露水很重。 就在那天晚上，父亲说要把门口悬挂着的铃铛摘下来擦一擦。它的上面都是锈了，声音都变了。他的眼睛没有看一眼铃铛，他的眼睛盯在自己的手上。他正在用针寻找着扎在手上的一根木刺。说完了我父亲就把这件事给放下了，铃铛静静地响着。有些你想做的事，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它。对我父亲来说，对他想擦一擦铃铛的想法来说，是这样的。 当时，日本人打到了西马村的说法确是一谣言，它曾在栗镇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我大哥是制造这种恐慌的人中最起劲的一个。许多的人都拉着自己家的物品跑到了山上，我们一家人，是镇上少数留下来的人家之一。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们上山。他说，我们又没做什么坏事，怕什么。 跑到山上的人们又赶回了栗镇，栗镇经历了一次叮叮当当，人慌马乱。日本人并没有来西马村。栗镇的人拉着自己的家当上山的时候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去看了，他们回来时我们又站在了栗镇的马路上。我父亲没去，一次也没有去看，衰败中的如归旅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尽管那些日子，我们的旅店空空荡荡，一个客人都没有。 如归旅店是一片树叶。它遮住了我父亲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也像我们兄弟三人一样，也对经营这样的一家旅店心存倦意。他是不是也有过，盼望如归旅店在水中倒塌，在火中烧毁的念头。反正，他没和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过，包括我的母亲。一个人，假如一定要保存自己的心事，他不开口别人就永远不会猜对。 没有一个来住的时候，父亲在白天会继续他的修缮工作，傍晚的时分，他用手中的扫帚一遍遍地打扫着旅店的院子和门前的空地。如果不去打扫，如归旅店的空旷或许会显得轻一些。然后，在天黑下来之后，他就坐在屋檐的下面，脸冲着外面，眼睛盯着无边的黑暗。 铃铛，在他背后的上面空空荡荡地响着。 两个月后日本人真的打了过来。说来就来了。栗镇上的人一下子增多了不少，逃难的人，溃败下来的部队，伤兵，我们的如归旅店一时间人满为患，父亲不得不新买了两张床，和那些旧床挤在一起。父亲还悄悄地提高了房价。这对生意并无任何的影响，人和车辆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过来。那是我们一家人最为忙碌的一个时期，我父亲让母亲停止了绣花的工作，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如归旅店的生意上来。 父亲第一次找来了木匠。他叫木匠修理了已经破旧的门窗和床，他叫木匠，把床恢复到一张床的样子上来。为了不影响生意，父亲叫木匠跟他一起见缝插针，哪张床空出来了就去修哪张床，一旦有人来住店，修理工作马上得停。那个木匠也是一个马虎的人。以至有一次，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睡觉前铺床的时候摸到了竖在床上的一根钉子。父亲一边向人家道歉，一边用锤子将钉子砸进了床里。第二天，他非常气愤地质问那个木匠，并坚持要扣人家一部分工钱，木匠说让我停下来是你的意思，是你硬把我拉出来的。钉子和我无关。 父亲迎接着每一个住进来的人。包括伤兵。他们住进来很少给钱。他们，还会把我们家的床上弄得很脏。被子上沾满了血迹和类似的东西，我母亲不得不一遍遍清洗然而它们已经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留下了印迹。有一日，一个伤兵住进来时就发着烧，父亲去给他找医生，等医生来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医生住在栗镇的西门外，距离如归旅店有三里多地。本来父亲是准备让我大哥去请医生的，可他没有找到我的大哥，最后还是自己去了。在临终前，那个伤兵拉住我父亲的衣服，他哭着说他不想死。他不想死。他不想死啊。他说，他就要娶媳妇了，有人在等着他。 我们把他埋在了东城门外的一个荒地里。他的坟在疯长的杂草中间，很快，草就淹没了它。经历了一场大雨之后，那座坟就不知去向，我们也没想再找到它。 如果不是战事一日日吃紧，那个伤兵的死亡肯定会给我父亲和我全家惹来无尽的麻烦。同来的那些兵们将我父亲绑在了门外的槐树上。吃掉了我母亲养着的三只鸡。那时，我大哥的鸽子只剩下两只了，他们用枪打下了一只，另一只在枪声里缩成了一个黑点，无影无踪。最后他们在向西溃逃的时候还拿走了我家一个铜质的镜子。那是我母亲的嫁妆。 经过了这次的事件之后，我父亲对军队的进驻小心翼翼，只要是军人住进来，我们一家人都会投入十二分的精心。其实如果不是伤兵，那些人还是很规矩的，有时他们还会给我们扫一扫院子，提几桶水。他们会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间里，沉闷地挤着，悄悄地说些什么。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如数地支付房费，尽管我父亲只收一半。父亲说，看来受伤之后人就变了。千万不要惹那些伤兵。 我们一家人都忙碌着，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那些日子我们很累，一躺到床上马上就能鼾声如雷。只有我大哥不同。我们忙碌我们的。他会一个人在角落里傻傻地呆着，他不知是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他像机器上损坏了的部件，或者是，搭在机器上的一块布子，反正，他和我们格格不入。我父亲在骂过摔过打过之后也不再理他，任由他在一个地方放着，就像对一件家具一面墙一样视而不见。我知道，我大哥被王家染房的人赶了出来，他再不能到王家染房去了。他失恋了。失恋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大哥在病中既没有心思也没力气。他伸着两只大脚。那些日子里他的大脚对他毫无用处。 一天早上我父亲早早起来打扫着院子，那时天还很黑，所以他没有看清走到他面前的我大哥。他以为那是一个住店的客人。我大哥从来没有起这样早过。于是，我父亲略略地低了下头，晚上睡得好么？你是不是急着赶路？ 我大哥摇了摇头。我要当兵。我要当兵去打日本人。 爹，我对不起你。我走了你照顾我的鸽子，它走了还会回来的。给它找个伴吧。 我今天就走了。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它对我父亲来说简直是一个炸雷，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都处在震惊当中。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大哥站在父亲的面前。他用从未有过的庄重神态重新再说了一遍：我要去当兵。我要去打日本人。反正日本人来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 不能去，我我我，我是不会让你去的。绝对不会。父亲把他手上的扫帚举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有怎样的作用。它根本不应该落在我大哥的身上。 我大哥遭到了囚禁，他被锁在旅店院子后面的一间偏房里，我和二哥轮流看守。白天好些，晚上则有太多的蚊子，对我们进行着轰炸。这样的生活对里面的大哥和外面的我们都是一种煎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囚禁着的大哥在他的房间里相当洪亮地喊几嗓子，静寂马上就被打碎了。如归旅店人仰马翻，要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要知道，如归旅店里住着的是逃亡的灾民和溃败下来的士兵。他们害怕任何的声响，这些惊弓之鸟。何况，是我大哥声嘶力竭的喊叫。我父亲不得不向所有住宿的人进行解释，尽管在黑暗中别人看不到他的表情，他还是非常职业地端出一副微笑来。我父亲的牙痛又犯了，他的牙都在坏着，牙痛让我父亲都直不起腰来了。他向每一个住宿的人都用谦卑的语气进行解释，表达自己的歉意。然而他收到的往往是责骂和粘在脸上的痰。有时他还会挨打。我父亲用牙痛着的嘴说，今天的费用减半，减半。大哥的呐喊让我们全家蒙受了损失，这好像用一把刀子割了我父亲一大片肉。可以看得出来，父亲对我大哥恶作剧异常痛恨，他叫我们第二天只给我大哥送粥，如果谁敢给他送一块馒头或别的，就和他关在一起。 父亲母亲对我大哥用过威逼利诱种种手段。最后我大哥答应不再提当兵打日本的事了，他答应，一定和父亲一起把如归旅店经营好。大哥说这些的时候我和二哥也在场。我看见，二哥背过了脸去。我猜想，他也许对我大哥的回答，怀有和我一样的失望。 如果不是有我大哥想当兵这件事，那段时间应当是我父亲最为快乐的时光之一。他显得意气风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几乎是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我父亲简直可以飞翔。逃亡的人流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给他增加了不少的自信。他在盘算，按照这样的收入几年我们可以把如归旅店修缮一新，几年的时间我们再把两边的店铺买下来，我们的如归旅店就扩大了。他还盘算如果把现在的如归旅店推倒重建需要多少钱，他想把它的地基再抬高一些，那样，他就不会再为夏天的雨水发愁。我父亲时常将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跟我们反复地谈他的那些宏大的计划。他的那张瘦小的脸神采飞扬。父亲说着，我母亲就开始打盹，然后，轻微的鼾声就会从我大哥的鼻孔里发出来。父亲的计划是他自己的计划。有时，大哥会在被叫醒之后提示我父亲，现在是战争年代，前方正在打仗。可能朝不保夕。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东西都可能毁在战争里。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挣钱干吗。 我父亲停下来听着。他的脸青了。紫了。他拾起一件什么并不是很重，并且不会摔碎的东西朝我大哥的身上砸去。他说战争一时打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也许永远打不到这个地方来。栗镇太偏远了。即使打到了栗镇顶多有两天就完了，他小的时候经历过打仗，生意还是照样做。无论打不打仗，人都得吃饭。拉屎，穿衣，一样。说完这些我父亲又会回到他的计划中。可我们的眼皮都非常沉重，撑不动了。想想吧，那么多的客人那么多的要求我们多累。 父亲按照他的计划来实施了。他首先和了泥，把外面的墙泥了一遍。然后，他又找来了木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木匠答应用木板把墙角给包起来，他可以做这个活。父亲说，这样地上的潮气就不会上升得太快，墙皮就不会那样掉了。当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但现在只能这样做。他总是说现在怎样，将来怎样。仿佛，这个衰败的如归旅店会有什么将来。它的将来是倒塌，是被我母亲点燃的大火烧毁，这个将来是我父亲去世之后的事了。那是我父亲看不到的将来。 木匠把他的活干到一半，枪炮声已能远远地听见了，它的到来比我父亲的预想要快得多。从根本上来说，我父亲的许多预想都是错的，我觉得，他的全部经验来自于他所经历的那些。我父亲，除了大约六岁的时候跟我爷爷到过一次天津之外，他一生的范围都在栗镇。他对这个世界，对外面的事了解太少了。 枪炮声传入他的耳朵，他用力地听着。我的父亲有些怅然，不过他没显出什么慌乱来，显出慌乱来的木匠，我二哥和我的母亲。木匠停下了他手上的活，他要和我父亲结算工钱。父亲故做惊讶地看着他。要么你把活全部干完我就给你全部工钱，一分也不会少，要么，你就不会得到一个铜板，我父亲说。两个人争执了起来，最后相互撕扯在一起。我父亲明显处于劣势。他朝屋里喊我们三个，我们出来了。木匠，没得到一分钱的木匠只好狼狈逃窜。他说你们等着。等着就等着，我父亲拍打着自己身上的泥土，我还怕你吗。 如归旅店空旷了下来，它空旷起来的速度很快，仿佛一夜之间，那些人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仿佛，前些日子的人潮只是我们的幻觉，错觉，而空空荡荡才是本质。我父亲坐在柜台那里，那个柜台是木匠给他新做的，还带着木头的香，然而它刚刚做好就空闲了下来。它现在没有任何的用处。我父亲坐在这个没有用处的柜台后面，怅然若失地瞧着旅店的地面，空气里的灰尘和气味，射在屋子里的阳光。他用一根手指轻轻地敲着。柜台。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的时光就这样用过去了，我父亲第一次在天还没有黑下来的时候，就开始犯困。 那天，我父亲也没出去扫一扫门外的落叶。那天的落叶并不因为我父亲的不打扫就显得多些。反过来说，我父亲的打扫对落叶来说是无用的，他的打扫也不会使落叶显得减少。不会使秋天显得减少。 屋檐下的铃铛响着，露水下面的蟋蟀叫着。 多年之后，想起逃亡的人流涌入栗镇，如归旅店人满为患的情景我依然觉得它是一种幻觉。它显得不真实。它短得，几乎只有一瞬，一瞬之后便是两个世界。更多的时候，我的回忆会略过那一瞬的光阴，而直接到达如归旅店空旷下来的日子。人去屋空。我父亲拿着一把扫帚每个屋里都转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可打扫的，空着的床上被、枕头都放得整整齐齐，只是上面在悄悄地落下些霉味的灰尘。倒是有些臭虫。屋子空旷下来，它们也跟着少了，稀稀疏疏地爬着。我父亲没有再去理它们，它们已经比有客人的时候少多了。我父亲也没有打扫屋子里的灰尘，这样的灰尘是扫不净的。他也没有把那些被子、枕头重新再叠一次，再放一次，反正它们还是整齐的，做这样的活实在显得没有任何必要。我父亲拿着扫帚转上一圈，然后到了傍晚会再转上一圈。他仿佛是在履行些什么，是在应付一个怎样的人，可他在应付谁呢。如归旅店是他的啊。 日本人打过来之前，栗镇上驻扎了一支部队。那些兵们只住了一夜，一夜之后，他们留下了二十几具尸体和十几个重伤的伤员，其余的人都继续向西。他们逃得很快。 只有几个士兵住进了如归旅店，他们几乎是刚刚躺在床上就被小号给喊走了。那一夜，他们在东城门外，东城门上和我家的门口等处修建工事。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我大哥和二哥也是忙碌的，他们俩加入到修筑工事的行列中，甚至，把工事在我们旅店的旁边也建一个。据说这是我大哥的建议。他向那些当兵的说，建在这里是最好的，这里地势好，能对东城门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我大哥，在他扛着沙袋从王家染房经过的时候，侧了一会儿的目，然后，趾高气扬地向王家染房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那口唾沫划出了一道亮亮的孤线，落在了王家染房的一侧。看着大哥和二哥的忙碌，我父亲有一副看上去很失望的表情，他说，他牙痛的毛病又犯了。这病总也不见好转，可以想象，在他的牙齿里有多少只虫子。 在那些士兵去别的地方忙碌的时候，父亲悄悄地把二哥叫到自己的面前。要记住我们家开的是旅店。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来。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打仗让军队们打去，让国家打去，我们只要好好做生意就够了。我父亲捂住他的牙齿：你们简直是在引火烧身。赶快给我回来，把你大哥也给我叫回来！ 大哥不回来。我父亲一点的招数也没有，他只好继续他的牙痛。我大哥，几次从我们家门外进进出出，可他对我父亲的痛苦视而不见。 那支部队人喊马嘶地干了大半个晚上。他们还征用了我们家的两张床。尽管有着十二分的心痛，我父亲还是很大方地摆摆手：拿走吧。你们再看什么东西还有用，尽管拿去。给我们狠狠地打日本人，别让他们进栗镇。 大约是凌晨六点。开始有零星的枪声响起来。随后，枪炮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密集，日本人开始进攻了。从我们旅店的窗户向外看去，可以看到腾起的烟尘和呼啸而过的子弹。大哥说子弹划过的线是白的，我二哥则坚持，是红的。为此，他们俩人还发生了争执，我父亲拿起扫帚狠狠地朝他们的头上砸去。这时，一发炮弹落在距离如归旅店不远的街上，它给我们的感觉是，炮弹落在我们的头上。我的耳朵被尖锐的轰鸣堵住了。眼睛被籁籁流下的灰尘和土块堵住了。我的整个身体，被堵在了一个巨大的涡流里面，不断地下沉，可我什么也抓不住。 那发炮弹在本来就衰败和腐烂着的如归旅店上狠狠地撞了一下，就像，有个喝醉的客人用脚去踢我父亲修理过的床。在完全的塌陷之前，它止住了。可它仍在摇晃，摇摇欲坠。那发炮弹也落在了我父亲的心上，他用力地捂住胸口，一脸疼痛，在炮弹的声音刚刚响过之后他就弹出门去。我父亲弹出去的时候也是摇摇晃晃的，他用力地支撑着使自己不至于倒塌，至少是，不至于摔倒。 一片弹片插在了旅店的窗口上，它在灰色的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如归旅店的东墙山处出现了一个相当宽大的裂缝。它的上面仿佛有些细细的牙齿。 我父亲从房间弹出去的那一刻战斗还在继续。可当他专注地盯着墙上的裂缝的时候，战斗就结束了。它确是那么的短。在我父亲身边，那些士兵极为迅速地溃逃，后来我父亲说，他们就像狗一样从他的身边溜走了。东城门，和一大段城墙已经倒塌，而那里的硝烟也正在散去，从那个方向看去，可以看到一大片黑压压的脑袋，朝着栗镇的方向。他们，就像一群蜂拥的蚂蚁。 随着硝烟的散去，我父亲缓过了神来。他急急地呼喊我们，快，快把这些东西给我搬走！你们快点！他指的是在如归旅店门前搭建了那个工事。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炮弹打在东城门上，负责防守的三个兵就窜入了旅店中，其中一个，还让我母亲给他倒了一碗水。可我母亲迈不动步子。后来是我大哥去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把水端来，而那三个士兵早就混在溃逃的队伍中向西跑去。我大哥看了两眼水，然后把它们一饮而尽。他的衣服都是湿的。 父亲要我们，在日本人进入栗镇之前把修筑在旅店外面的工事清理干净。要快，更快些。他说工事的存在会给我们全家造成灾难。我们是旅店，和战争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很慢。没有一丝的力气。恐惧还在我们的体内冲窜。我一动，就有想要大便的欲望，我的下肢已经瘫痪了。我二哥说他也是。好在日本人并没有马上进入我们栗镇。他们在城墙外分成两路人马，一起去追赶那支逃跑的队伍。枪声在栗镇的周围响着，仿佛一群蚕，在撕咬一片桑叶的四边。父亲说快。快。你们能不能再快些，我求你们了。 我们把构筑工事的麻袋包，铁丝网都沉入了院子后面的池塘。幸亏有它的存在。而以前，父亲曾发誓说一旦有了钱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池塘填死。他对池塘充满了怨恨，没有想过它还会有什么益处。沉入最后一袋麻袋包，我父亲说，这么好的东西沉入了池塘，太可惜了，要是战争结束了它们还能用多好。 事后父亲庆幸，要是让日本人看到筑在我们门外的工事，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幸好，我们早早搬走了它。 日本人在黄昏时分返回栗镇。那时候，大哥和我母亲正在把屋子里的一些盆盆罐罐搬到院子里来，而父亲，二哥和我，则在院子里和泥。父亲说要修补东墙山上的裂缝，要把屋里屋外都泥一遍，本来如归旅店的墙皮就掉了很多了。而那发炮弹的爆炸，让旅店的墙更加斑驳。父亲说日本人打过去了，也许就不会再来了，无论来与不来，我们都得过日子。我们可不能让如归旅店垮掉。 就在我们和着泥，搬着盆盆罐罐时日本人突然地闯了进来。一个黑色的陶罐，从我母亲的怀里摔下去，碎了。它的响声很大。黑色的陶片在地上纷纷地跳起来，然后黑色地落下去。即使现在，我还能记起那日的情景，陶罐摔碎的声音，以及每个人的表情。是的，每个人。包括日本士兵的表情。 我们都呆在了那里，相互目不转睛地望着。 我们一家人，以及日本人，都在紧张地等待，接下来的发生。 日本人住进了如归旅店。他们与我们一家人有如此近的距离，他们像一些钉子钉在我们的心上，身上。我感觉恐怖吸走了我身边的空气，让我窒息。如归旅店经历了仔细的搜查，我们看着，他们用刺刀插入放棉被的柜子里，柜子被劈开了，棉花从被子里被挑出来，纷纷扬扬。那可是今年的棉花，那可有几床新被啊，我父亲用低低的声音。我们看着那边发生的事。如同隔了一层玻璃，他们在玻璃的那边，如归旅店的大部分房间也在那边，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小的角落。看不见的玻璃，把空气也隔开了。经历了一阵混乱的搜索之后，日本人住了下来。我们开始了忙碌。烧一些开水。做饭。把那些床、家具和窗子全部擦拭两遍。在擦到门框时，我父亲的手已经碰到了铃铛，并且铃铛发出了响声，可我父亲还是绕过了它。我母亲找来针，缝好那些被刺刀挑破的被子，她的脸色苍白，而她的手则更苍白些。并且，还抖得厉害。 我和大哥的活是消灭屋子里的苍蝇，臭虫，跳蚤和虱子。这是一件太过艰难的活，我们打完了屋子里的苍蝇，可臭虫、跳蚤和虱子，就从来没在如归旅店灭绝过。人来得多了臭虫也就纷纷出现了。我们找不到跳蚤，可这并不意味它不存在，或者不会再次出现。阴暗的地方太多了，躲藏几只几十只跳蚤是太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付出了十二分的用心。我的腿，早就支撑不了我身体的重量了，可我还必须摇晃着俯下身去，仔细地在地上、床上找着看不到的跳蚤。好在，天很快就黑了，我和大哥被赶出了房间。我们都被赶了出来。父亲在被赶出房间之后，还拿出了一把扫帚，扫了一遍院子和外面的空地。这是我父亲每日的工作之一，那天，他把这个工作还是延续了下来。 那是一个没办法进入睡眠的夜晚，恐怖从四面八方伸出它的手指。一不小心我就会被恐怖的手指抓住喉咙，然后把我从地上连根拔起。我只好用力地抓住些什么，譬如桌子的腿，床，或者门框。它们也在悄悄地发抖。那边。鼾声，咬牙的声音，听不清晰的梦话和脚臭都会轻易地从那边传过来，它们透过了玻璃。站岗人的脚步。时明时暗的光。 一些蟋蟀在露水和凉中叫着。 铃铛在响。它响得很慢，一副无力的样子。 即使现在，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夜晚都比任何一个夜晚漫长。有些粘质的东西粘窒了时间，让它的一夜长于百年。 一家人，挤在一个角落里，黑暗显得无边无沿。我们蹲着，累了站上一会儿。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像一个平底的锅，煎熬着我们。可我们能做什么？ 他们是这个样子的。我大哥悄声地说。 和听说的可不一样。我大哥说。 没有人理他。 我们都处在窒息之中，说话是消耗空气的。而且，可能会把灾难引过来。漫长的夜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结束。 一些蟋蟀在露水和凉中叫着。 铃铛在响。它响得很慢，一副无力的样子。 那个夜晚像一个平底的锅，那个夜晚的下面有许多点燃的干柴。我们翻滚着，呼喊着，可表面上，我们还得平静似水。我们，在黑暗其中的一个角落里，籁籁发抖。 它还是来到了尽头。来到尽头的夜晚把日本人卷走了，同时卷走的还有我的父亲和大哥。他们被夹于日本人的中间。我母亲哭着，我们哭着。窗外，还有许多这样的哭声，还有许多的人，都被日本人带了出来。一个人，用我们能听懂的话说，他们不会有事的，他们只要不逃跑，就不会死亡。他们要为皇军干些事，皇军需要他们。 因为父亲和大哥的离开，如归旅店更为空旷和衰败。一股霉味，灾难的味道，莫名的腥气。铃铛艰难的响着。墙皮还在掉，有的地方，继续往下掉的已不是墙皮。蛀虫和白蚁撕咬着木质的床，家具和门窗。我觉得它们也在咬我，都咬到了我的骨头，满是让人寒冷的咯咯咯咯的声音。一条长凳的一条腿矮了下去，是它自己矮下去的，没人动它。如归旅店里，似乎有一些幽灵在飘来飘去。我们和好的泥，还在院子的里面，已经干了。它的上面出现了大片大片的龟纹。 某天，二哥打听到了我父亲和大哥的消息，他们确实没有死。他们在栗镇的西城门那里为日本人建起了一个炮楼。看来，日本人是想住下来啦。我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个消息让我们百感交集。 毕竟，我的父亲和大哥都还活着。这个消息疏通了房间里的空气，同时，也疏通了我们的大脑和四肢。饥饿也来了。其实饥饿早就来了，只是，我母亲没有说她饿了我不能提到它。现在好了。母亲生起了火。她在和平常一样生火做饭，可是那天，我感觉是那么的不同。 去掉了对父亲和大哥会不会死亡的担心，却没有让我们有丝毫的轻松。另外的担心就来了，它更多，更杂，更让人心烦。粮食越来越少了，米价已经翻了几倍，我母亲绣花的进项也没有了。父亲和大哥能不能吃饱，挨不挨打，子弹会不会偏离应当的方向而落到他们的身上。更多的烦心事出在我们的如归旅店，譬如墙上的裂缝似乎有了更大的嘴，譬如东偏房的墙向西出现了倾斜。白蚁和蛀虫越来越多，它们繁殖得太快了，木质的窗户和木质的门框有着纷纷的木屑落下。就像一场不会停歇的大雨。大雨真的来了，房间里，多个房间里都开始漏水，本来已经残破的墙壁更加面目全非。我家没有摔碎的盆盆罐罐，以及摔出裂痕还能使用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场。整个晚上，从屋顶滴落的水滴在每个房间的盆盆罐罐里响着，一片混乱。五间正房和五间偏房的如归旅店，那一夜，让我们几乎找不到可以容纳我们三个人的干爽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潮湿，泥浆。我们无处可逃。也无处躲藏。 母亲说这个家不能在你父亲离开之后就毁了，如归旅店千万不能倒塌，要不然，你父亲回来会恨死的。会气死的。她领着我们把外面的泥运进了屋里。已经干过一次的泥现在又是泥了，我们重新和了一遍，把它们涂在墙上。漏下的雨水很快地冲掉了它们，我们只好又将泥再抹一遍。地上、床上和我们身上已都是泥浆。泥浆还在流，我们重又抹上墙的泥眼看又要成为泥浆，顺墙而下了。这时我母亲拿来一件很旧的蓑衣，披在我二哥的身上：上去。把坏掉的瓦换下来。 在暴雨和黑暗中，二哥怀着十二分的不情愿上了房顶。因为黑暗，他根本找不到坏瓦。母亲说，你就一块儿一块儿地摸吧，再止不住漏雨，旅店就要塌了。二哥在黑暗中摸索着。他没有换掉几块损坏的瓦，相反，因为上面太滑，他踩碎的瓦肯定比他换掉的瓦多。我们再没有多余的瓦了。摸到坏瓦，二哥就把换下来的瓦叠在上面。他在大声抱怨。我和母亲在屋顶的下面，大雨的下面，虽然听不清他抱怨的内容，但能够猜得到。 终于，站在暴雨和黑暗中的二哥，屋顶上的二哥，他爆发了。他把手中的瓦用力地摔进了院子，这次的咒骂我听清了，他抱怨这个天气。我母亲叹了口气，你还是下来吧。 二哥下来之后，我母亲抱着一些柴草，绳子，木头和石块，她上房了。 第二天早晨暴雨就停了。我们的如归旅店并没有在暴雨中倒塌。不过，它更加摇摇欲坠了。也许，它需要一小手指头的力气就会倒下去，再不起来。从衰败到倒塌其实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幸亏，暴雨在第二天早晨就停了。若不然。真不敢继续这样的想象。 母亲的脸是红色的。她在发烧。可她还得继续撑着，和我们俩收拾旅店里的盆盆罐罐，洗净被子，床单上的泥渍，然后放在绳子上去晾晒。灰色的阳光很阴郁地照着那根绳子，它几乎，不肯照到我们家晾出的被面和床单上去。那些很旧的，沾满各种颜色然后统统变成灰色的床单，竟然透出了一丝薄薄的光。母亲还叫我们重新和泥，她要把如归旅店的墙再泥一遍。二哥的腰痛得历害，他躺在了屋里的床上，现在，剩下了我和母亲。母亲气喘吁吁，她说，这个好吃懒做的人。他有什么病，懒病。没有点良心。和好了泥后，院子里有了些微薄的光，我父亲和我大哥从那点微薄的光里走了出来。他们使两边的光都亮了一下，随后，又回到暗淡中。 对于脸上青色的伤痕，我父亲的解释是，他在和泥的时候没有注意，而让一块从上面掉下的砖块砸的。他制止了我大哥想发言的欲望，他说，你知道个屁。你最好给我闭嘴。你们听我说。 我父亲说，日本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只要你不去惹他。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千万不要惹他们。只要不惹他们，我们就没有任何危险，我们的生活就会继续下去。 我父亲说，我们的如归旅店可以继续开下去。 我父亲说，现在可能难些，等日本人走了我们的旅店会好起来的，一定。 我父亲说，战争毁了那么多的房屋，一旦战争结束，那些人还会回来的，可他们没有了房子。他们只能先在如归旅店里住着。只要，它能够撑过战争。它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将来的。它的前提是，我们千万不要惹什么麻烦。 …… 如归旅店的重建工作在我父亲的主持下得到了进行。那时，我的母亲病着，她在我父亲回来的当天晚上就病倒了。父亲当掉了他所拥有的唯一的长衫。同时当掉的还有一些父亲一直珍藏的物件，他给我母亲买来了药。母亲吃了很多的药可病情却没有好转的迹象。她对我父亲说，我的病可能治不好了，但如归旅店不能垮掉。我们家没有田地，如果旅店垮掉，我们一家人就只能饿死了。她说，她要看着我父亲把旅店建好，至少是，像个样子，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危机重重。 我们几个人都投入到旅店的重建中去。这时，大哥，二哥和我，都对重建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虽然，我们对重建一个新的旅店并没有多大希望。我们希望病中的母亲看到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她对我们几个人不至于过于失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如归旅店能撑过这场战争，它撑过了，我们也就全都撑过了。如归旅店。那时候，它就像是航行在海上的船只，遥遥看见的对岸或者是灯。我第一次觉得我有些理解我的父亲了。他对于如归旅店的那份情感。 墙泥过了。破碎的瓦也已经换过，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把好瓦换到了里面，只要还能用的瓦换到了屋檐的边上。从下面看去，我们家的屋檐有着参差不齐的犬牙。我大哥的鸽子也回来了，这时，他对鸽子的照顾也更精心。我父亲有时也看上两眼，他说，鸽子飞得很好看。它让我们的旅店有了些别样的生气。听父亲这样说，我大哥有些激动，他的眼睛有些发酸。他说，我们的父亲变了。真的变了。 我们在如归旅店的墙角处钉上了木条，抹上了白灰，我父亲说这是在给日本兵修炮楼时学到的，当时他就一直在留心。可惜，我们没办法弄到砖。要不然，我们就不怕池塘里的水再浸上来了。我们还把被蛀虫和白蚁蛀坏的家具、窗户和门框进行了维修，实在无法再用的就换了新的。和蛀虫、白蚁的作战异常艰难，本来，我们以为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可是，只要一天两天，家具、窗户和门框上面又出现了它们的痕迹。战斗只得再一次开始。 确认蛀虫和白蚁不会再有大的危害之后，父亲从一个南偏房的角落里找出了一桶未用完的油漆。我们薄薄地，把所有的用木头做的物件都刷了一遍。虽然我父亲对油漆的效果坚信不疑，可我还是担心，这么薄的、而且留有片片空白的油漆，会真的堵住蛀虫和白蚁的嘴巴。 被子也被重做了一遍。是我母亲做的，在做到最后一床被子时，我母亲把血吐在了被子上。她的脸色苍白。我父亲的脸色也同样苍白，他叫我二哥去找王家染房借一辆马车，然后，打开了他的柜子，从中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布包。在走出屋门时他把外面的白布丢在地上。到了大门，他又丢了下一块蓝灰色的布。他把布一层层丢着，和我母亲、大哥，坐在马车上，扬着灰尘朝镇西奔去。 一个月后，我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她可以下地了，可以给我们做饭洗衣服了。我们舒了口气。可父亲脸上的愁容却丝毫不见减少，他忧心着米的问题，钱的问题，战争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墙皮又开始了脱落。潮气竟然这么快地就侵入了我们的墙，真让人防不胜防。同样防不胜防的还有蛀虫和白蚁。父亲说，他应当去拔牙了，有几个牙已经坏透了，虫子在咬他的肉呢，他不能再希望它们还会好好地呆着。 如归旅店的大门每日都会早早地敞开。可是，还是没有人来。那时，日本人已经解除了宵禁，栗镇上开始了集市，有了一些生活用品的买卖。我父亲站在门外，清扫着纷纷扬扬的落叶，扫过一遍之后，他就站到另一边去等着，等待树叶落得再多一些。他的腿常常站得发酸。 傍晚。一个背着一件很重的东西的阴影缓缓朝着我父亲走来。这可能是日本人占领栗镇之后，如归旅店来到的第一个客人。父亲迎上去的步子有些异样。我想象，他的眼里或许还有泪水的存在，第一个人，他会像一枚蜡烛，把前面微微地照亮。走到那个人的面前，我父亲失望至极。他真的不应当去看那个人的脸，就让那个人的脸晃动在昏暗中，从我父亲的面前晃过去多好。他们都站下了。两个人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个人从我父亲的身边擦肩而过。从如归旅店的门前擦肩而过。 我，我母亲，大哥和二哥，我们站在门里，静静地目睹着这一幕。甚至，我还屏住了呼吸。那个到来的阴影不仅是我父亲一个人的蜡烛，他还是我们的。父亲退回到如归旅店，关上了大门。在他关闭大门的瞬间，黑暗迅速地涌进来，和院子里、房间里的黑暗融在一起。我父亲的蜡烛熄灭了，我们的蜡烛也跟着熄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新再点亮它。我父亲，在我们的追问下一言不发。 父亲和乌鸦的战争又开始了，他用土块，石子和一些什么用力地朝树上扔去。他会打掉一些树叶，偶尔还会把树枝打断，可是，就是打不到一只乌鸦。它们在父亲的石块、土块掷过去后漫不经心地飞起来，然后很快又落回树上。后来它们则更为乖巧，父亲一开始向树上投掷，它们就落到旅店的瓦上。这一招非常有效，我父亲只得放弃他的投掷。他不能，打坏自己房屋上的瓦。 不能投掷石子土块，我父亲就投掷他的咒骂。然而咒骂对乌鸦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作为反击，它们还会把那种惨惨的叫声向我父亲投来。我的父亲失败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在乌鸦到来之后，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便接踵而来。这可能和乌鸦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许多事情在乌鸦到来以前就埋下了种子。可我父亲，母亲，还都把这些事情的发生记在了乌鸦的头上。我们费了许多力气，乌鸦不但没有被赶走，而且越来越多。不止是乌鸦，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人，事，物，它们一件件一个个地到来，可我们只能迎接，无能为力。 二哥自己占据了一间房子，他说，他的腰痛得历害，他不能和我们挤在一起。反正，现在的如归旅店也没人住，空着也就空着。他说的不能不算是理由。我父亲说由你吧，只是别和我说什么狗屁腰痛。要是不让你干活你哪里也就不痛了。几天后，我父亲偶然在经过我二哥的房间时，发现他正蹲在地上，在他的面前有一堆灰色的粉末。还有木碳和硝。看到父亲的到来，二哥显得惊慌失措，面色苍白。是他的惊慌暴露了他，父亲走上前去，指着面前的灰色粉末：这是什么？怎么得来的？ 先是犹豫了一会儿，我二哥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这，这，可能是炸药。 现在，轮到我父亲惊慌了。 二哥制造了炸药。他这样一个一贯胆小如鼠的人竟然制造了炸药。对我父亲，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我二哥一向胆小，一向是这样，我母亲说，要是这事发生在大哥的身上不会让她有一点惊讶。可现在竟是我二哥。 他说他只是弄着玩的。他说，他是在肖二木匠那里得到的制造方法，那些东西其实很好弄的。他说，他是怕日本人再来，他听说已经死了很多的人。有了炸药，他的恐惧就减少一些，大不了，就和日本人一起炸死。那样，别人就不会瞧不起他说他胆小了。 炸药的事件结束之后，我大哥则又出事了。他被王家染房的人打得头破血流，王家染房的人说，我大哥想要强奸王家的女儿，要不是人家发现得早。我大哥坚持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只想和王家的女儿亲一下，仅此而已。他没有任何继续深入的念头，绝对没有，他只想亲一下。王家女儿拒绝了他。 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让父亲头痛。他总感觉我大哥丢尽了他的脸面，他总感觉自己的头上有一大堆的鸟粪，散发出巨大的臭味儿。我的父亲，是一个太重视自己的面子的人，我大哥和王家女儿的事让他大受打击。他变得懒洋洋的，打不起一丝的精神。 如归旅店还莫名其妙地有过一次火灾。好在，我二哥及时地发现了它，才没有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火是从南面偏房的柴草堆那里燃起的，因为刚下过雨，那些柴草还有些潮湿，让它们自己燃烧起来是不可能的。父亲认定是有人放的火，可他，却猜不出放火的人会是谁，他没有和谁种下过仇恨。一个人也没有。 王家染房。肯定是他们。我二哥说。用一副幸灾乐祸的腔调。 不太可能吧，我父亲说，我们是邻居，如果如归旅店被烧毁大火也肯定会把他的染房一起点燃。他不会想不到。不过，我父亲又说，以后要防备王家染房，一定要。 极为突然地，我父亲在说过这些后又加了一句，铃铛应当擦擦了。铃铛呈现了出来包括它们的声音。我不知道擦擦铃铛会有什么用处。让它可有可无地响去吧。 父亲给他找来了医生。在我父亲给他找医生的路上还有一个危险的插曲，那就是，我父亲和医生行色匆忙的行走被炮楼上的日本人发现了。不知道他们出于怎样的考虑，不知道他们把我父亲当成了什么人，反正，一颗子弹尖啸着扎了过来。它没能打中我父亲。它是从我父亲的耳边穿过去的，随后是一阵巨大的风。回到家里的父亲依然脸色苍白。他说，他得坐一会儿，他的心脏已经跳没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会回来。 在那个贩虾酱的住店人病情渐渐好转起来的日子里，如归旅店又有了两两三三的住店人。我说吧，无论仗怎样打，谁输谁赢，我们的生意还得做，我们，还得生活。那三三两两的客人让父亲的希望有了恢复，他又投入到对客人的照顾和对旅店的修缮中。他竟用刚刚收到的几个铜板又买了木料回来。他忽略了我们的饥饿。他说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我们只要安安心心地生活，现在多吃苦，以后会好的。 我们不相信。我们只看见日子一天天衰败下去，日本人在我们的日子上面还建起了炮楼，现在，搜查也渐渐多了起来，好日子怎么会突然地到来呢。好日子，不就是和那些渣子打交道，看他们的脸色，讨价还价，忙忙碌碌一天也不知忙些什么。我想不出更好的日子来了。我大哥说。这也是我和二哥想的。操，这样的好日子要不要的有什么意思。是啊，有什么意思。 但它，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恐惧，不像现在，随时都得准备不幸会突然发生。在栗镇，已经有许多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杀了，他们有的是被子弹穿透了心脏，有的被沉入了河里，也有的，被满身的汽油烧成了一只肮脏的刺猬。恐惧，就像散布于我们身边的灰尘，就像钻在身体里的虫子，即使在梦中我们也无法摆脱。它在血里，肉里和骨头里摆动。 三三两两的客人给如归旅店带来种种的消息。无论是可信不可信的消息，都和恐怖有关，与死亡有关，与战争有关。他们往我们的梦中散布了更多的灰尘，放置了更多的虫子。 旅店迎来了第二次死亡。这次死亡，比那个伤兵的死可恐怖多了，悲惨多了。死的那个人是一个住店的客人，他是来栗镇卖一些花布的。他的胡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混乱的胡子使他看上去比实际苍老。其实他是可以不死的，我父亲坚持这样认为，父亲说，他要是早走一会儿就没事了，本来他是要早走的。他要是不去收拾他的那些布也就没事了。可事实偏偏是，他不知什么原因晚走了一会儿，他在日本人来到旅店的时候没有直起身子，而是继续收拾他的布。 我们只得把他流出的肠子，血和屎重新填入他的肚子里去。然而它们出来了，肚子就不能再容下它们。尽管是很秋的秋天了，可苍蝇们还是蜂拥而至。我父亲一边剧烈地吐着自己胃里的蔬菜、粥和酸水，一边用他的手抓起那堆曲折的肠子，往客人的肚子里塞。那时客人还没有完全死透。父亲每塞一次，他的身体就跟着颤一下，喉咙里发出一种低低的，类似青蛙沉入水里所发出的叫声。塞进去的肠子、血和屎，又粘粘地流出来了。 我们在野外埋掉了那个人。埋他的时候，他的喉头似乎还在一动，一动。他用掉了我们家的一条床单。我们家已经非常贫困了，父亲说，我们没有给他买棺材的钱，只得让他这样委屈地埋了。父亲说，你别怪我。要怪就怪这个世道。我父亲的这些话当然是对那个被刺死的客人说的，说完，他就用铁锨朝着客人的脸撒下了一锨土。土有些潮湿。 父亲收起了那个客人遗留下的布。他说，将来可以给我们一家人都做一件新衣服，其余的做成了床单。他的提议遭到了我母亲的反对，死人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拿呢。父亲是有理由的。他说那个人没有给我们住宿的费用，没有给我们埋藏他的费用，还影响了我们旅店的生意。而且，他还用了我们家的一条床单。他总得为此付出吧。接下来，我父亲又说，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我们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他的家人来找他的话，只要找到我们旅店，我会把布钱给他的。我会一分钱不少地给他。 也只有这样了。 我们埋葬了那个不知是从哪里来，不知叫什么名字和有着什么样的经历的人。直到现在，对这些我还是一无所知。在我离开栗镇之前，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他仿佛是一粒沙子，落入到沙漠里，或者被风吹走。 埋葬那个人的活是父亲、大哥和我去做的。二哥说他腰痛。头痛。他见不得死人，那个人流着肮脏的肠子让他感觉恶心。然而在我们回到如归旅店时，二哥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接着，尖叫的二哥，一脸灰黑色的二哥，有一股焦糊气味的二哥从他的房间里窜出来。他，不小心把自制的炸药引爆了。 我说过我二哥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还胆小如鼠。在他的自制的炸药被引爆之后，他就不敢再一个人睡了，他和我睡在一间屋子里。晚上，他肯定厄梦连连，我时常被他的尖叫吵醒。父亲毁掉了他用来做炸药的那些用具，即使不毁，我相信二哥也不敢再做什么炸药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粉刷被二哥的炸药薰黑的墙。我们用的是夹杂了麦秸的泥。那种黑还是隐隐地透了出来，我觉得，那个痕迹就像一匹快速跑动的马。我和大哥说过，他也停下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不像。什么也不像，就是黑吗。 如归旅店的生意更为清淡。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我父亲已经四次到当铺里去当东西了。最后一次，他当掉的是那个客人留下的布。只要一有客人到来，我父亲都会像迎接一个新的希望那样去迎接他，不管这个希望呈现着多么微暗的光。 尽管住店的人过于寥寥，他们还不如在旅店里出现的老鼠更多，可我们还得极为用心地侍服他们。可他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抱怨，借此，少付一到两个铜板。那时日本人开始发行一种纸币，铜板贬得厉害，可我父亲坚持收银元收铜板，尽量不收纸币。如果不注意，我们家的被单，茶壶或者什么小物件还是会不翼而飞，好在，这里住店的人实在太少了，只要我父亲发现得早，他会将丢失的东西重新追回。 但如果偷走东西的人一路向西，走到了栗镇的西城脚下，我父亲就会一边骂着一边悻悻地返回，我父亲一直对炮楼，对不知什么时间就可能射出的子弹，心存余悸。甚至，他都开始惧怕提到城西这个词了。每次，日本人和那些本地的警察过来查房，父亲马上就脸色苍白，结结巴巴。他大大地张着嘴，努力地，但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来说一下我父亲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对我来说，那个在记忆中出现的晚上可能会和真实有了一定的距离，一次次的回忆已悄悄地改变了它。我知道这种情景时常发生。我已经记下的那些，再次回想一下会觉得自己有好几处都记错了，细细想想又觉得不是。它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可能。如果不是怕耽误你的时间，我真想把它们一一地列出来。好了，还是说那天晚上的发生吧。 傍晚，他和我大哥把一些木头锯开了。他没说这些木头的用项。他在那天晚上和以前，心里总是装着许多的活。那些木头没能全部锯完，在一个角落散乱地堆着，直到我父亲去世，它们也没有改变那种散乱。晚饭，我父亲好像只喝了一碗粥，他说不想吃。在父亲出事之后，母亲说，那些天我父亲一直心事重重。就在那天晚上，他还对我母亲说，他太累了，真想歇一歇。可是不能。然后他还对我们哥仨进行了一一的评价，在平时，他是不会这样说的，他从来没在我母亲的面前那样认真地评价过我们。他让我母亲有些惊讶。她问我父亲你今天怎么啦，他说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只是累了。 后来他又到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包括那五间偏房。这是他临睡前的习惯没什么特别。那天有很好的月光在窗棂上照着，屋子里一片银色的灰。蟋蟀叫着，铃铛响着。似乎是，他还到我们的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对我母亲说，明天把铃铛擦一擦。我说过多次了可还一直没擦过呢。明天一定要擦一遍。我父亲把擦铃铛的事放在了明天。 父亲就是那天晚上被抓走的，日本人砸开了如归旅店的门，将我父亲从被子下面拉出来，然后将他填入了一辆摩托，绝尘而去。瘦弱的父亲，只穿了一件上衣和一条短裤的父亲，一边在秋天的凉中颤抖一连结结巴巴地问那几个抓住他手臂的日本人：为为为为什么抓抓抓抓抓抓我呀。我父亲其实只说到抓就被带走了，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话说完。那些人，日本人和警察，他们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喊。我们呼喊进不了他们的耳朵。我和大哥在摩托的后面跑了几步。我俩不可能追上它。况且即使能够追上，我们又能做什么？ 那是我们家的灾难，真正的灾难，我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了。这个事件让我们陷入了绝望。我感觉，青灰色的天就挂在我们旅店的顶上，有着石头一样的重量。摇摇欲坠。要不是门外槐树的支撑，它就砸下来了。落叶在门外飘摇。它们分散，然后又被卷到一起，凉在吹着它们。我们都不知道，父亲他还能不能回来。日本人已经抓过很多人了。他们从炮楼里出来时多数已成为了尸体。我们，极为小心地回避着“死亡”这个词，死亡这个词仿佛是一块烧红的铁。可是，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心里默默认定，它，可能是我父亲这次被抓的唯一结果。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一直老老实实。又没有做过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会把他抓走呢。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母亲常常会突然地哭起来。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会听么？我们跑走的邻居和没有跑掉的邻居，他们会听么？ ……终于有了我父亲的消息。母亲拿出了她的一些积蓄，包括一件从未见她戴过的手镯，这些，一直都由她偷偷藏着，即使在我们家最为艰难的日子，即使我父亲当掉了自己许多的东西，她也没把这些拿出来过。可现在，她必须拿出来了。她跟我们说，她要去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那家有一个孩子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她说，你们不要出门，别再惹事生非了，咱们这个家经不起折腾。她说，你们要是在天黑了还不见我回来就自己弄点吃的，别去找我。别到处乱跑，兵慌马乱的。 母亲和父亲是乘着月色回家的。父亲趴在母亲的背上，清凉如水的月光投在他的背上，我母亲背负了父亲和月光的重量。我们看不到父亲的脸，他的脸埋在黑暗里。来到如归旅店门外的槐树下，我母亲用她最后的力量向我们呼喊，你们来。你们来。在我们还没有跑出去之前她就缓缓地倒了下去。我看见，从她的口中一股淡淡的白色的气泡冒出来，四散而去。我父亲也跟着缓缓倒下去，他的头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我们依然看不清他的脸。 母亲背回了奄奄一息的父亲。脸色像铃铛上的铜锈一样的父亲，伤痕累累的父亲。他的眼睛死了，胳膊死了，手和腿死了，他的全身都死了，只有呼吸还活着。他只有呼吸活着，还那么轻微，仿佛由一条时断时续的丝线牵着。不能用力，它随时可能会断掉，再也无法连接。 回到家里的父亲只过了一个晚上就死去了，他弄断了那条连接他呼吸的丝线。他连一刻也不想等待了，任凭我们怎么呼唤他也不再回来。至死，他没有把眼睛再睁开过，没有和我们说点什么。他只是在死去之前的瞬间，动了动他的一根手指。这就是我的父亲，躺在旅店的床上，伤痕和淤血的部位青着，黑着，其余的部分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这就是我的父亲，一言不发的父亲，不看我们一眼的父亲，有着一双大脚的父亲。一事无成的父亲。他就这样死去了。在最后的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还在想绊住了他一生的如归旅店？是不是想到了我们，是不是，有着巨大的绝望？ 铃铛空旷地响着。 树叶空旷地落着。 母亲说，你就这样走吗，你就，什么都不管了吗。这时，一块墙皮突然掉了下来，我看到，许多灰色的虫子显现了出来，它们纷乱地向四处爬去。母亲说，你看着你的旅店。你也不管了吗，你不管了我又怎么办呢。二哥走过去，把他的手指伸向那些虫子，啪，啪，啪。母亲说，你也太累了，你真是一个命苦的人。到了那边可得好好歇歇吧，人这一辈子。母亲说，你把苦放下了，可我还得背啊，我还得背上你的那一份苦啊。 一路哭着，喊着，母亲将我父亲送进了坟墓。一个有梦想的人去了，我的父亲，他睡在我们用他锯开的木头和旅店的一张床改做的棺材里。睡进棺材里去之前，他已经开始变黑，发臭，一些黄褐色的液体流出来。母亲一遍遍地擦拭着，那种液体还是不断流出来。它来自哪里呢。它是我父亲的梦想的哪一部分？ 送走了父亲，母亲把我们叫到她的房间里。你们的父亲是被人害死的，她用一种和秋天的冷相称的声音，你们要记住。这个仇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一直规规矩矩，没黑没白地料理这个家，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可他却被人害死了。前几天有一个日本兵死在了西河口的苇荡里，也不知是怎么死的。有人告发，说是我们旅店住宿的客人干的。你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那些人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要干些什么呢，他连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开旅店，只要人家给钱就行，怎么能管那么多呢。他们就折磨你父亲。你父亲就被打死了。…… 我说，会不会是王家染房的人？会不会是那个木匠？会不会是……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那个当警察的亲戚也不知道。不过你们要记住仇恨。一定要记住。母亲哭了，我们要好好经营好旅店。这是你父亲一生的愿望。现在他死了。我不能对不起他。我不能，让他死不瞑目。 我母亲让我把那个还生着锈的，孤单的铃铛摘下来，和已经摔碎的那个放在一起。她用一块白色的布将它们紧紧地包了起来。接下来的冬天，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就只剩下北风的呼号，乌鸦的惨叫和偶然响起的枪声了。没有了铃铛的冬天，没有了我父亲的冬天，它要多么寒冷就有多么寒冷。 父亲死后大哥的行踪变得诡秘。他时常从旅店里悄悄溜走，像风，或者树的影子。他时常和一些同样的阴影在槐树下、池塘边或某个阴暗处说些什么，有时也将他们带到家里来。他们是些陌生人。偶尔在家的大哥只会和他的鸽子呆在一起，他和鸽子说话，却不和我们说话。他的行为让母亲担心。母亲说，你好好在家里呆着，别到处乱窜。你会引火烧身的，你会给大家带来灾难的。你会要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大哥默默地听着，他盯着自己的脚趾，一言不发。可是一转眼，他就在我们面前抹掉自己的影子，不知去向。 有一次母亲说，要不是你父亲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住进店里，他怎么会被打死呢。 我大哥说话了。他说，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实人都可能被人打死，我们更有可能被打死。我才不去学他呢。哼。他说，我要报仇。你别管我，你们都别管我。走出门去的时候，我大哥回了一下头：你放心，我会小心的。我不会被杀死的。 门，在我大哥的身后低沉地响着。母亲向门的方向望着，望着，她的泪水悄悄地涌下来。 偶尔，还会有一两个客人住进如归旅店。我们努力地满足客人的每一个要求，好在，这时的客人要求不像原来那么多了，在我父亲死后，在战乱中，客人有了些宽容。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旅店只会空荡得吓人。你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你不能了解我那时的心情。我老了，可我想起那些日子来的时候，还感觉我的心会被什么东西抓紧。我不知道明天会遇上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我没心思说说笑笑，没有心思做点什么，整个心脏都被恐怖和无望堵着。我会盯着一片枯干的树叶盯上一天。我感觉，自己一直背着一块巨大而沉重的石头，即使在夜里在梦中也无法将它放下来。……你不曾经历那个年代你不可能体会。 我要被压垮了。我听得见来自我骨头里的脆响。那是断裂的声响，它已经持续很久了。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再恐惧了，我对恐惧已全然麻木，可是。可是，在一天晚上，当我们被带到栗镇西边的打麦场里，当日本人用刺刀把拉出来的那些人的肚子一一挑开的时候，我还是尿湿了自己的裤子。 那天晚上我大哥消失了，他空出了自己的位置，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最终的去向。是死是活。他比我大七岁。从那个晚上开始，有关他的消息便再没有传入我的耳朵，有时我猜测他早就死了。有时想，他也许还活着。现在，我一静下来就会想到如归旅店，想到我的大哥和二哥。我们就像在急流中的鱼，迷失了方向也远离了鱼群，我进入了一条全然陌生的溪流，在里面孤单地活着。他们都没有游到这里来。他们，永远不会游到这里了。除非，我们先后死去，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遇见。 我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探照灯雪亮地照着我们的头和身体，混乱一片。我还得用那个关于鱼的比喻。我们像一群被赶到浅滩的鱼，相互拥挤和挣扎，可是，所有的路都被鱼网笼罩了。我们只希望，把其它的鱼挤到前面去，这样，我们至少会减缓一下被捉走的命运。尽管无法看清，但可以想到，一些比黑更黑的枪口正对着我们的身体。无法看清。它更让人恐惧。 一些很凉的风吹过我们。我的一部分，已经被风吹走了。我努力想抓住些什么。 两个黑色的人来了。他们蒙着自己的脸，他们的眼睛在探照灯的照耀之下闪着炫目的白光。还有刺刀的白光，三个日本人跟在他俩个人的身后，他们一步步地走向我们。拥挤的人群立刻静了下来，死一样的沉寂，就像一条条等待宰杀的鱼，只剩下张着嘴巴呼吸。 一个黑色的蒙面人朝队伍中的方向指了一下。在他指的方向，一个青年被拉出了队伍，他像一条瘫软的狗。接着是一声惨叫。我没看清刺刀上的寒光是如何递进他的肚子里去的，又是怎样抽出的，我看到的是，他正一颤一颤地倒下去。又一个人被拉出来，刚才那个人的惨叫还没有结束，更为尖锐和刺耳的尖叫又开始了。这个人跪下来，他好像是想躲过日本人的刺刀，可刺刀已经穿透了他。他一边往自己的肚子里填自己的肠子一边嚎叫。他的头慢慢地垂到了地上，尖叫，疼痛的尖叫卡在喉咙那里，就像一只误食了毒药的猫。第五个人被拉了出来。人们在向后退着，躲避着那两个蒙面的黑衣人。第六个人被杀死在人群里，刺刀像刺破一个冬瓜那样刺破了他的身体，血炸开了。人群一阵慌乱。那具尸体被抛弃在那里，黑压压的人头晃动着都在尽力地离尸体远一些，离那两个蒙面的黑衣人远一些。他们俩就是死神。他们俩有足够的冷，能把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冻僵。现在，他们朝着我的方向走来了。我的双腿被冻僵了，牙齿在打着颤，只有两腿中间还是温暖的。一股湿湿的热气从我的裤子里冒出来。那天尿了裤子的人不止我一个。我想我完了，他们已经过来了。他们的脚步让大地剧烈地晃动着。我把自己的嘴巴张开，张得很大。 然而，他们绕过了我。 我瘫倒在地上。 …… 后来，我和一大群人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同时关在那间房子里的还有我的二哥。天已经有些亮了。灰红色的光贴在窗口那里，有一股浓重的类似坏掉的鱼的腥气。谁也不说话。窗口的光中有一些影子在晃动，我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注视着我们的人还是槐树的树枝。恐惧，足够让人杯弓蛇影。 人在一个个地减少。他们先后被叫走。我们不知道被叫走的人会去哪里，是返回了家还是交给死亡。谁知道日本人会怎样处置我们呢。可恶的沉默，让人厄梦连连的沉默，恐惧的沉默。我骨头里的那种断裂声更响了。甚至，疼痛也来了，它原来是埋在骨头里的。 轮到了我二哥。他是被架到门外的，一叫到他的名字，他的双腿就先软了。我听见他的嚎叫，他说，我知道我大哥在哪里，我是良民都是他不好呀，我带你们去抓他。求求你们别杀了我，别杀我啊。 他是这样喊的，他的喊叫让人寒冷。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间房子。只剩下我。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间屋子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单单地剩下我。这是不是一种巧合。我一个在那个空旷的房间里坐着。蹲着。站着。一天几乎要比我的一生都要漫长，我努力让自己向外眺望，努力让自己不想些什么，可是，我无法不想。我在想如果他们问起我的大哥我应当怎么说呢。我会不会被他们打死。我要不要说出我大哥可能要去的地方。二哥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大哥，他们会怎么处置我的大哥呢。我努力不让自己去想，想那些事太可怕了，我努力让自己只盯着从窗口投进来的光。以及其中的影子。因为眺望的缘故我的脖子酸痛。我觉得，被关押着的几天里我的脖子长出了几寸，如果不是最终被放出来，它还会继续生长。在被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有时也会盯住一只爬行的虫子看它爬向哪里。如果它爬到稻草的下面，鞋子的下面，我就将它抓起来，让它重新再爬。直到黄昏来临，我再也看不到它为止。为了抵御恐惧，我会用力地唱一些儿歌，让它的调跑得很远，让自己声嘶力竭。可恐惧还是时时来临。它们就像蛀虫或者白蚁，一旦钻进我的大脑就开始撕咬，飞速繁殖。 我要被压垮了。我听见垮下去的声音，最后的支撑是我脖子后面的那条血管，它就要被挤碎了。 就在我垮下去前的最后一刻，门被打开了。太阳光如同汹涌的潮水，它淹没了我。 …… 回到如归旅店，我看见二哥正躺在床上，不时发出一两声呻吟。他的腿被打断了。我走过去，他的眼睛就转向了别处。他仿佛是在看外面的天，在看剥落的墙皮和爬动的虫子。我走过去时，他竟然停止了呻吟。他还有些颤抖。我张了张嘴。张了张嘴。我把想问的话又咽了回去。我突然觉得我二哥是那么可怜。 他，我母亲，包括我，都没有再提到我大哥。一个黄昏，我看到大哥的那只鸽子飞了回来，它在黄昏的上空盘旋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头扎进了院子里的一口水缸中。水缸里没有水。那里鸽子落下来有着非常沉闷的响声。我母亲也看到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她如何站到了我的背后。她面色惨淡地看着，泪水很快蒙住了她的眼睛。那天晚上她没有吃饭，早早地睡下了。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提到有关大哥的任何事，仿佛，我大哥从来没有存在过，他是空气，是一个影子。 冬天来了。 寒冷总是无孔不入，寒冷是一把锐利的锥子，寒冷，可以隔着墙壁和衣服把冰吹进你的骨头里，整个冬天你都甭想将它融化。况且，我们的衣服很单薄。况且，如归旅店的墙也很单薄，寒冷会轻易地吹透它。墙皮还在层层剥落。如归旅店也就越来越单薄了，可是在冬天，我们没办法再对它进行修补。 炉子就是不旺。那些潮湿的木柴放进火炉，就会有浓重的烟，它让围在它周围的一家人泪光闪闪。躺在床上的二哥一边呻吟一边报怨，屋子太冷了，烟太呛了，空气太浑浊了，如此等等。即使这样，木柴还是一天天地减少，已经不多了。它难以支撑下整个冬天。 我得背起粪筐，从东城的断壁之间走出去，找一些枯死的树枝和干透的草回来。有时也拾牛粪和马粪。每隔三两天，我就得从早晨出发，一出门，寒冷就会狠狠地抽我的耳光，然后把我包围起来。我的手上出现了冻疮，开始是青色的裂痕，接下来就肿起来，两只手青青红红，看不出是手的样子。脚也同样冻着，鞋变小了，可我还得穿它。我没有多余的鞋子，没有更大的鞋。我在赤裸的田野上摇摇晃晃。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就像一只冻僵了的鸭子。有时我真想躺下去，不再走了。有时，我偷偷地想哭，想砸碎些什么，想象一颗长着眼睛的子弹穿过身体。背着拾到的树枝，草，牛粪马粪，拖着冻伤的脚和手回家，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一直在发酸。是的，生活让我厌倦。 那时，我最听不得二哥的抱怨。我还有一肚子的怨气呢，它随时都可能爆炸。二哥的话就像一把锤子，或者是点燃的引线。我用摔摔打打来抵御他的抱怨，以及随时可能的爆炸。在我摔打的时候，二哥的抱怨就会停止。我厌恶我的二哥，至今还是。许多的事经历了苍桑之后，都在变淡，可不知为什么，我对二哥的厌恶却还在。它竟这样漫长。 春节过后我们如归旅店被改造成了监狱。其实也不能算是什么监狱，那些警察只是在院子的外面拉起了铁丝网，然后，用一些木板将我们的房间和别的房间隔开，他们就做了这些。犯人们住进来了，和我们一家人隔了几块木板。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在我们旅店里关着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犯人，没有给够皇军粮食的，偷人家的牛的，等等。日本人对他们的生死没有兴趣，可警察们有。 我不想提那个春节。那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春节，那是一个疤痕。一想到它，想到一年之中我们家就失去了两个人，从那个疤痕里血就流出来了。我不想提那个春节。永远不想。 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南偏房了住进了人。隔着几块木板，我们听得见皮带击打在皮肉上的声音，惨叫和呻吟，鼾声和咒骂，往一个桶里撒尿的声音。它们杂乱地钻进来。我也曾试图将耳朵关上，可惨叫和呻吟会轻易地把它敲开。没日没夜。 就像对待住店的客人，我们还得给那些负责看守的警察送热水。生火。铺床。冬天了可臭虫还有。疲惫无边无沿。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不会有尽头。好在，我身上许多的弦早已被压断了，对于很多事情己经麻木。活着，就是活着，仅仅是活着。其它的一切都与我距离遥远。除了活下去，我不可能想到更多。它都有些显得奢侈了。 二哥的腿伤渐渐好转起来，他已经能下地了，只是还略有些跛，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在走路的时候二哥一直用力地掩饰着，他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好人，健全的人。可是，在那个年月，谁去注意他的举动呢。虽然他的腿伤有了好转，可恐惧却已侵入了他的全部骨骼和神经。隔着木板，皮带击打皮肉的声音一传入他的耳朵，他就忍不住发抖，牙齿咯咯咯咯。你别看他那张扭曲的脸。他被自己的厄梦惊醒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后来，他干脆放弃了睡眠，缩在墙角处，无论你什么时候醒来，都可能听到他把自己的牙齿咬响的声音。他一遍又一遍地尿湿自己的裤子，别人惨叫一声，他就面色苍白地颤一下，裤子上潮湿的痕迹也就再增加一点。他的裤子几乎天天都是湿的，母亲说，这样可不是办法。他会疯掉的，他会被吓疯的。母亲说，这世道，什么时候是头啊，不把人逼疯了才怪呢。 后来我二哥被送走了。拉走我二哥的是一个赶车的人，他原是来准备住店的，他没想到我们家会变成监狱。我母亲给了那个赶车的人很多的钱，她可能，把我们家的全部积蓄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那个陌生人。只要能照顾好他，让他走得越远越好。我母亲把这句话重复了许多遍。看着那辆马车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可母亲还在张望。又过了好长时间，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跑进屋里拿出了一条我父亲的裤子然后跑出来。他的裤子也不知道够不够换。天这么，这么冷。母亲抱着那条裤子。她的眼睛躲避着我的眼睛。他们能到哪里呢。 他们能到哪里呢，会不会遇上日本人和土匪，那个赶车人会不会在半路上丢下我二哥，我们不能不这样担心。我们心照不宣地怀着这样的担心，它在我母亲心上的重量要更重一些。把二哥交给陌生的赶车人，就如同把一个纸船交给流水，只能任由它去了。 如归旅店，我们的如归旅店，现在，只剩下我和母亲了。 我们还能支撑多长的时间呢？ 南偏房在一个黄昏倒塌下去。在那个黄昏前它的危险已经很突出了，我母亲还用一根木头对它的墙进行了支撑，可是，它还是倒了。两个被关押着的人被砸在了废墟，好在，没有砸到警察。那两个被砸在废墟里的人都没有被砸死。其中一个先从杂乱的废墟里露出他的头，一露出自己的嘴巴，他就开始惨叫。他的惨叫让人心寒。另一个人爬出了废墟，他的手臂已经断了，而最先露出头来的那个满面灰尘的人还在惨叫。他张开血红的嘴。一声比一声尖锐，刺耳。终于，一个警察忍不住了，他骂了句，然后端起了枪。子弹从那个人的嘴巴里穿过去，那么迅速，甚至，把他的一半惨叫也打掉了。像花一样盛开的鲜血从枪眼处喷出来。那张嘴竟然慢慢合上了。血从嘴角爬下来，就像蚯蚓。拉出去时那个人的头上已经完全被血染过了，就像，从王家染房里捞出来的红布一样。 几天后，南偏房的那堆瓦砾间还有淡淡的腥气飘出来，像绕在灰烬上的烟。黄昏，一只蝙蝠在昏黄和灰中不停穿梭，它是一只被牵着的风筝，总在瓦砾的上空。母亲说这是那个人的魂儿。它在寻找自己的身体。 那只蝙蝠天天在黄昏出现。天天在瓦砾的上空盘旋。那时，警察和他们关押的人都已走了，他们离开了破败的如归旅店。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我母亲的病又犯了，她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她说，这一次，她是真的不行了。不行了。其实她早就不行了，她知道，不过她没想到，从感觉不行了到现在她还撑了这么长的时间。 就像这家旅店。它早就不行了。它在等待最后的那个时间。 我和母亲，我们坐在如归旅店的床上，在窗口那里坐着，谁也不说话。我们看着那只蝙蝠。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感觉整个如归旅店也跟着长长地叹了口气。它已经不行了。只要一阵风就会将它吹倒，只要一小手指头的力气，它就可能轰然倒塌。 你也走吧。母亲说。她是对着旅店的墙说的。她用手轻轻摸着如归旅店的墙，一只虫子爬到了她的手上。她没有拿掉那只虫子，也没有杀死它。我就要见到你父亲了。我怎么和你父亲说啊，我跟他说什么啊，母亲哭了：我和他怎么说呢？ …… 母亲说你快走吧，什么也别管了。我母亲用抹布仔细地擦着旅店的窗子。同时，她还用它偷偷地擦去嘴角上的血迹。你走吧，也让我省一省心。母亲的声音有些异样，这，我听得出来。 母亲说，你一走，我就把它点燃。她指了指堆在窗外的干柴，这是我们俩早在两天前就堆好的。那时，母亲就准备把我们的旅店交给火焰。母亲说，我把它擦干净了就点着它，我要给你父亲送去一个干干净净的旅店。我了解你父亲。他放心不下他的旅店。 她拿起了扫帚。像父亲那样。她病着的手拿起扫帚来有些艰难。你还不走。日本人来了你就走不了了。你是想让我和你父亲死不瞑目啊。母亲沙哑了起来：你们，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几乎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了栗镇很久，我才看到从栗镇的方向飘出的淡谈的烟。我母亲，终于把她小手指的力气用出来了。 在路上走着。我不知道我要走向哪里，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想我也许会遇到一支队伍，也许会到一家店铺里当学徒，也许，会成为一个乞丐，最终饿死在街上。也许会被子弹打死，刺刀捅死，汽油烧死。也许。 在路上走着。阴郁的天气压在我的头上，我的骨头又开始发出即将断裂的声响。下雪了。寒冷从我的脚趾蔓延上来。我再次回头，朝着栗镇的方向。 栗镇，在一片雾气中悬浮着，只剩下一片淡淡的影子。 我的耳朵突然听到了铃铛的声响，它在我的耳朵里在着，在我的耳朵里，沙哑并且沉郁地敲响。 …… 电话：0317-6621432 0317-662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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