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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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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死亡－－苏童访谈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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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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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一个对文学爱好者极具诱惑力的名字，近10年如一颗闪烁的恒星照亮了文学夜空。见过苏童的人都会感慨，苏童的小说一如他本人一样充满魅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苏童。机不可失，笔者突机采访了这位立于文坛不败之地的文学大腕。 我爱“红朵” 记：你觉得你在写作时是不是比较偏向唯美，比较自恋、自怜、内向保守？ 苏：内向保守是有的，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自恋自怜啊（笑），可能有一点但没有那么严重。我有一些小说读起来比较唯美，但我当初的创作倾向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小说中一些特别美的东西，但只是个别的现象个别的篇目，我从来不追求唯美。 记：你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跟你的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关系？ 苏：它们跟我个人真实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直接的关系。有些人物确实都是我童年少年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人物，有一段我的创作处于一种回忆的状态，其实有一些是比较模糊的脸，但每一个人物都有故事可说，那么这个人物就被自然地拉到了我的小说里。 记：在你小说里好象有一些重复的人名。 苏：对。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懒得起那么多名字，我记得《西窗》里有个女孩叫“红朵”，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后来我给《作家》写的一篇小说叫《奸细》，中间的女孩也叫“红朵”，这没有太多的原因，有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名字我就会老用，就像我觉得小女孩叫“红朵”这个名字简直太好了，我就很陶醉地在用（笑），可能以后还会用这个名字。 记：你很喜欢红色吗？ 苏：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红”是少女的颜色。 寻根而去 记：在你的小说中为什么总有一些还乡的情结？ 苏：中国的城市文化其实是乡村文化和小城市文化交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你看城市人的行为方式、思维特征有些时候跟乡下人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我一直对城市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种考察的兴趣。好多人都有一种状态，就是面对乡村和城市两条路，他们摇摆不定。在我的小说中，他们的选择都是我有意识的一种安排。我们不知道人们从农村到城市是不是积极的，我倒是觉得回乡返乡是积极的。在小说中，一个作家能不能把人们那种心灵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是很关键的。而就我发现的人们的还乡的思想是我可以表达出的，所以我写他们的这种状态。 记：那你这种还乡的情结是不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失落感和孤独感所造成的呢？ 苏：其实在中国，很多城市人都很注重一个“根”字。在现代社会中，大家从来不会寻问自己的根在哪里，人们很少会刨根问底地知道自己的祖辈在哪里。其实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人都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这种失重可能在人的一个生活阶段表现得比较明显，这跟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关。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人会很自然地想寻找归宿什么的，要不然哲学怎么会产生呢？这种寻找也会促使作家去写一篇小说。人在无所依托的时候是想看到自己的归宿但看不到，而把这种状态放在城市人的身上，他们自然就会想到乡村是不是我的归宿呢？这是很自然的。 记：你的小说中有很多家族的变迁，这种怀旧的感觉是缘自于什么呢？ 苏：我写的家族史都是虚构的。我对讲故事这种方式本身就很动情很喜欢，拉开架势讲故事就是我写的小说了。是不是家族故事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故事，以什么方式讲故事。我对演绎家族史没什么特殊的兴趣。 记：你的家族故事写得蛮好的。 苏：那是意外（笑）。 记：那你为什么喜欢讲二、三十年代的故事？ 苏：我认为故事本身是有欺骗性的。如果把我的小说非要放在现代的环境中，那我觉得不能天马行空，而这种状态又是我创作时最需要的。把故事放在二、三十年代中，反正大家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笑），即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记忆也都很久远了，所以它不真切，而这种不真切给我制造了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我自己心里暗示这个空间很大，其实把我写的许多故事放在现在这个年代也是可以成立的。我对二、三十年代的东西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通过看电影看电视什么的，只是我得到的一种印象而已，而这种印象肯定是不准确的。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我写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并不是想写人们在那个年代的一些特定故事或是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怀旧当然也说不上。 女人比男人优秀 记：那你对女性有什么看法？ 苏：女性的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不是拍女性的马屁，我觉得生活当中女性比男性优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女性的那种柔韧、意志都比男性要强。我写到女性的时候从来不把她们无休止地美化，或者把她们都塑造得哭哭啼啼的一副受着无边苦难的样子，我不做这样的描述。但是我小说中所有的女性都是大写的。 记：大写的？ 苏：所谓的大写，就是有人性的缺陷，像描写男性一样去描写女性。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对女性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思路：女性是弱小的，是受欺负的受歧视的，女性是第二性的。在小说中，我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在人性上的关照，虽然有时候她是阴暗的，但她是高大的，她不是受苦受难的，也不是被男权包裹起来的，她们都是独立的。我在表现女性的时候尽量让她真实化，我从来不会去把她们无休止的美化， 记：那你觉得自己了解女性吗？ 苏：我对女性不是太了解。瞎蒙的（笑）！ 记：写得很好啊，但有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说你小说中的女性填补了一个空缺（笑）。 苏：这么说不过份，哈……其实我这么写女性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不太满意以前文学作品当中写到女性的那种很奇怪的一种方向。好比以前把女人分为好女人、坏女人，好女人就把她写得好得不得了，写她多么多么苦难，多么多么善良，全是这种写法。我对这种写法感到不满，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写，我觉得可能这样会真实一点，而我所表现的女性也就会更丰满。作家本身就是无事生非的人嘛（笑）！我说女性比男性优秀，其实这种观点也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我奶奶、我母亲、我姐姐都非常优秀，她们善于开拓，她们对生活的看法非常好，而且她们在生活中付出的代价确实非常高，她们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女人。我对西方女人不了解，不知道西方女人怎么看待生活的，但我想女性在很多时候应该是相通的。 记：那你怎么看待那些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所谓的女强人呢？ 苏：女强人和女权主义者应该是有区别的。女强人事业上成功了，是不是一定在家族生活中付出的比较少，这个我想是很难界定的。我为什么觉得中国女性比较可敬呢？就是因为她有很强的牺牲精神，她会想到：我要付出的多一点。这些女人从不提出什么太多的要求，她们为亲人为家庭付出了许多，但她们会不会想到：我为什么要比男性付出的多一些呢？到了这个时代，女性也会在意识上有所苏醒，但她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失去了一种奉献精神，为什么会有这种中国女性这一说法呢？到了女权主义盛行的今天，可能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美国女人没什么区别了。但我并不否定她们的这种变化，因为她们也在要求自己正当的权益，没有任何批判她们的理由。 热爱死亡 记：在你小说中有很多都在描写死亡啊逃亡啊，为什么？ 苏：我对死亡的主题可能比较热爱（笑）。 记：热爱死亡？ 苏：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想，要表现一个人的问题有时候就要考虑他的终极，终极就是死亡。在小说当中，死亡对生活的影响是作家必须考虑的，因为这种主观意识，所以我从来不介意我的小说出现过多的死亡，该死了就死了。 记：那意外死亡呢？ 苏：意外死亡是一种命运。我自己知道有几篇短篇小说中写的都是意外的死亡，我觉得这是命运。 记：你这么热衷于表现“死”，是不是因为想着重表现“生”呢？ 苏：我表现死亡并不是想自圆其说，我写死亡是想更好地表现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状况，表现一种遭遇。死亡就是一种生活的遭遇。小孩子对死亡是敏感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亲历过亲人的死，但邻居有。我记得有一年邻居家门口挂出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谢绝吊唁”，这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很刺激很恐怖，印象也很深。有时候在身边死的是一个孩子，这对我冲击比较大。我家对面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小孩，从小跟我一起玩的，他在１８岁那年死掉了，这是一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年龄，但他死了。这种突然的死亡对我刺激很大，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我会表现这种在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时候的死亡。 记：在你小说中，有一些文章是描写逃亡的，记的有一篇是以《逃》作为篇名的。 苏：对。逃亡呢，要从它本身有什么内涵来看，这也跟人的无所归依、失重的感觉有关。如果处在这种状态下，人是不安份的，而人在不安份的情况下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移动。在许多阶层当中，当最本能的生存危机压迫着你的时候，你要吃饭、穿衣服，这时候你是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的，所以关于逃亡有些形而上的东西在里面。而所谓形而上的逃亡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事生非的意味，只有对现状的不满才会产生逃亡的念头，有种摆脱现状的要求。那么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逃跑，不管是从农村跑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跑到国外，我想这种逃跑的念头经常性地潜藏在人们的头脑里。 记：在我感觉中，你的作品无论是描写犯罪啊、暴力啊还是死亡啊、性啊，好像都有些偏重于描写人性之恶。 苏：《米》是一个例外。在我写《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叛逆的创作思路。当时构置这篇小说时，不是想把它刻意放在一个灿烂光明的环境中来写的，具体来讲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对抗，一种道德观和另一种道德观的对抗，《米》就应运而生。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一个恶棍的世界，有一个恶棍的故事，很简单。其实我不觉得人性善，也认为人性恶，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从来都认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不能这么简单的用人性善恶来区分，尤其到了现阶段，人的思想都在往深里走，应该对人性有种清醒的认识了。 记：那你小说中所描写的犯罪啊、暴力啊在某种角度上看能代表什么呢？ 苏：这是我关注人性时必然要去透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假如我要写爱或者是写母亲对儿子的爱，如果我不能写得超出别人的认识，可能别人意识不到这种爱有什么意义。那么，假如你写的小说对社会有道德教化作用，有时候你写了社会的阴暗面，我相信它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比正面描写人性如何如何高尚效果要好。我一直都是持这种观点来写作的。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中就有做牢的。我在读书，他在牢里，这种反差势必反映到我的脑海里，犯罪确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人生道路。这很正常。生活中很多道路，一个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正道”，一条道就是犯罪，当然还有其它。作为一个人来说，不是走这条道，就是走那条道，反正得选择一条，对吧（笑）？ 记：那你是想通过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来突写它的光明？ 苏：这样说有点强词夺理了。我从来都认为一个作家对待人性的看法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作家，在写小说时，人性是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个大的主题，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是无穷无尽的，而作家选择什么样的人性都是在阐述他对人生的看法和理解，当然这中间肯定有片面或过份。但我仍然认为，我在小说中所暴露的人性的丑恶并不代表对社会宣布：我如此看待世界，我如此看待人生。我并不是这样一种看法。但我觉得我写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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