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宿命”解释死亡

　　记：通过你和余华或其他作家写的小说来看，有人就说“冷硬和荒寒”是当代中国小说的整体气质，你怎么看？

　　苏：心灵的荒寒要看怎么定义了。假如一个人对于他的精神空间有要求的话，那他的心灵不会荒寒，即使他很迷惘、没有出路或者说是感觉到危机、困境，但这些都不能代表他的荒寒，而恰恰代表了他有内容。各个阶层的人、各个人群都不一样，包括作家这个群体，所以我觉得不能用“荒寒”这两个字去概括所有中国作家的心灵世界，这可能是不太准确的。而“冷和硬”则应该是更多地表现在作家的写作气质上，文字气息上的“冷和硬”。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写作本身，我的文字好像谈不上有多“硬”，倒可能有点“冷”，这样说可能比较贴切。假如一个作家有所谓的“冷硬和荒寒”的气质，那可能和他的表达方式有关系，并不是说这个作家的文字看上去很“冷”、很严峻，这不能代表他的心灵世界和他的小说就是冷的。有时候你能从文字当中捕捉到作家的形象，有时候也不能。反正这4个字不能笼统地概括中国作家的所有，他们的面目都不同。比如你这个“冷硬、荒寒”能概括王朔吗？不能。概括王安忆呢？不行。概括莫言呢？也不行。

　　记：看你的小说，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宿命观。

　　苏：其实我把宿命给简单化了，就像我们民间所说的“你是什么命”，一切都是命定的，包括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包括你的不幸，也包括你以后的遭遇在民间都被解释成“命”。那么这个“命”和西方所说的宿命思想有关，但西方的“宿命”是有宗教内涵在后面支撑它，关于“上帝”啊、“天主”啊什么的。其实从本质上对人的命运解释上来看，中国人所说的“命”和西方所说的“宿命”是有很大关联的。不过我想，一个作家不应该相信这个。如果作家相信了，那作家完全可以采取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消极的生活态度，吃喝玩乐都是安排好了的。但，人为什么要拼命做很多事情去不停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就说明大多数人都不是宿命的。人的一生当中总是不停地在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跟宿命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我一样，我怎么可能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命运的主宰？但是，对于很多事件的发生、发展、终止，宿命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主要是因为死亡，一些莫名的死亡确实从很多方面来看都解释不通，只有用宿命来解释最自然。

　　记：那你不觉得这样以来你的小说就是在表现你的一种宿命观吗？

　　苏：我不觉得。我的小说不是在表现宿命观。

　　记：那你对自己的作品和其中塑造的人物感到满意吗？

　　苏：谈不上满意。我很少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这是真话。

南方和北方

　　记：你的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而这种江南气息是潮湿的，是很颓废的很腐败的，这是不是你对南方的感觉？

　　苏：应该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地域而创作的。我是苏州人，我不会因为这个而单纯创作苏州的事。无论你喜不喜欢你所处的地域，你的这种个人感觉必然会带到你的文字当中，这是你意识不到的。就像你所说的南方，我从创作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写南方，但是小说出来以后，我自己读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有一种南方的浸染，一种所谓南方的东西。我想，这种写作可能跟我个人的成长中经历的一些无法阐述的东西有关。南方跟比方相比确实比较腐朽，这主要表现在人的生活习性或者说对生活的要求有区别，南方享乐主义的色彩非常浓郁。比如南方人只要有一点小钱，他就会用这点钱让自己穿得最漂亮，吃得最鲜美，他有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在生活当中几乎是一种传统；而北方人在生活当中对这些东西并不太看重，当然我并不知道他们精神上对这种南方人的生活有没有追求，但他们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并不太注重。南方人的习性跟北方人确实不太相同。老北京人蛮喜欢在天坛啊什么地方遛遛鸟，闲聊闲聊，他们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我觉得包含了比较好的状态。北京人天生地就关心政治，而南方人对别人的事或者离自己比较远的事就会漠不关心，北方人就有这种传统。

　　记：那你觉不觉得南方人生活中带有一种比较宿命的色彩？

　　苏：如果有宿命的话，我想这跟南方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假如从我小说中读出宿命的东西，这不是南方人的宿命而是作家的宿命。

不变化＝死路一条

　　记：我觉得你的小说中描写当代生活题材的小说显得比较少而且薄弱，而你写的内容大多偏向表现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或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为什么？

　　苏：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写到当代那就直面现实。我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或了解什么样的人最多，那我就写这样的族群，所以我更多的是写普通人，几乎都是大街小巷里的那些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街道就是非常繁华、非常普通、非常美的，大学毕业以后我住在新街口一带，我的房子被一些老南京居住的房子包围着，他们吵嘴啦、骂老婆啦我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中间有孩子的冲突，有夫妻的冲突，也有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环境也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了解他们，所以我写他们。

　　记：你往后的小说会偏重哪一方面的题材？

　　苏：我写作的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要让自己的创作激情延续下去其实也是蛮有学问的。让自己一直一直地创作下去，这（对作家来说）很重要。有时候，我会回头写写曾经让我感动过的东西，可能5年、10年过去了。那么以后我的会不会放慢写作的脚步，这都是个问题。但是，我是不是会这么写下去了，还会不会有新的变化，都不一定，这都是写作当中自然发生的事。

　　记：在你当代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望、焦虑及心理困境是不是跟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

　　苏：你不要指望人跟社会能够完全融洽。想要人与现实始终保持和美的状态，这只能是一种梦想。我在小说主要表现的便是人与社会之间那种紧张的、无所适从的关系。我觉得人与现实本身就有一种对立的情绪，我不想表现人和现实是如何如何地和睦相处，我想表现这种对立。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发展越快，人的精神就越错乱，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最多是一个方面。社会发展越快，人的思维在有些时候就有些跟不上这种发展速度，但人不适应社会几乎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人并不是一直都能顺应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对此我们不能做出固执的结论。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质上，但物质上的东西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并不是一种递增的关系。你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你的精神生活就一定也丰富了？我看不一定。我不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前进了，人的精神随之就会产生焦虑，不是这样的。

　　记：你最近的小说好像比较趋于写实，倾向于描写生活的淳朴与韵味，那你这种写法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保护原有的一种审美趣味？

　　苏：这个分析有道理。大家在阅读小说时的要求非常高，一个作家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审美要求，包括语言、行为等等。如果一个读者已经习惯了某个作家说故事的方式，他会说这个作家写得美。但如果作家一直就这么美下去，会造成一种逆反心理，有可能在某个阶段，这个读者突然把作家给抛弃了。所以说，作家和读者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每个作家都不会傻到要故意抛弃读者，作家不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的（笑）。每个作家与读者都有沟通的一套方法，而对于我来说，我的方法就是尝试着变化。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原有的风格和一部分读者，但我一直寄希望于我的变化会给我带来新的一批读者。但是如果我不变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的创作喜好

　　记：那你怎么看待文革期间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苏：那时候青少年的心理确实处于一种荒芜的状态。那时候人的犯罪是很正常的，有些孩子克制能力差的话，在那种环境下，他们必然要走向犯罪。尤其他们的生活无所依托时，他们要暴发、要发泄，犯罪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

　　记：你的好多部小说都是放在比较久远的年代中来写，为什么？

　　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历史小说。其实我只是把小说的背景拉到那个时代里，如果你把它当成历史小说来看那怎么看法（笑）？我从来没有确定过那些是个什么朝代，朝代、朝廷都是虚构的。也有人说我的这种小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那纯属意外 （笑）。

　　记：也有人把你的这种小说规类为“新历史小说”。

　　苏：他们规他们的类，我不一定会这么想（笑）。

　　记：是不是因为你曾在北京上过学，故宫啊天坛啊促使你写了《我的帝王生涯》？

　　苏：有关系的，这个你说得还真准。这部小说最初的朦胧意识确实是我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开始的。有时候自己或陪亲戚朋友一起去故宫看看，就感觉到了久远的帝王的一种尊严和气质。当思维和想像力特别泛滥的时候看到故宫，我就会想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我写这部小说是在1991年，而我上大学是在80年代，这个想法潜伏了好多年。

　　记：你在写作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用第一人称。

　　苏：对，我特别喜欢用第一人称。一个作家在叙述时都有一种非常固执的癖好，一般描写宫廷生活的小说都会用第三人称，而我用第一人称的目的在于，我想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姿态。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读吧。其实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另外我觉得用“我”来叙述“他”带有比较大的欺骗性。

　　记：欺骗性？

　　苏：对。我觉得这种效果很好，我自己读小说也非常喜欢第一人称的写法。

　　记：那你觉得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那个“我”和作家之家有什么关系？

　　苏：有时候真实的我占1%，有时候占到50%或60%，但不可能是100%。我想，不会有一个作家和“我”是完全相对应的关系。小说毕竟是小说。

　　记：那自己和你朋友的生活历程对你写作应该是有影响的。

　　苏：是有很大的影响。

看球是种幸福

　　记：在你写作中，你觉得短篇、中篇、长篇哪种比较好写？

　　苏：长篇难写一些，短篇和中篇的区别不是太大。写长篇多半是种体力活，拼体力了，拼到最后人总是很疲惫的，但在写作中你必须保持一种亢奋的状态。写长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消耗，我觉得长篇难写主要是精神上的压抑和体力的消耗太大。

　　记：听说你经常去游泳？

　　苏：对，你看我口袋里还有一张游泳卡，我每周都要去游泳，把身体锻炼好才有精神干革命嘛（笑）。

　　记：那你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阶段性的要求？

　　苏：有啊，主要是在写作上。我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恰好很少，写作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我对物质上没有太多要求，我喜欢吃家常菜，不喜欢那些很昂贵的食物。比如大家都想买车，我觉得我不需要。买一个东西要能产生效益我才会买，而我觉得汽车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必要。再比如说买房子，我也不需要，我房子够大了，所以我对物质上没有太奢侈的要求。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笑）。

　　记：那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稿酬问题，你对这种收入感到满意吗？

　　苏：稿酬是个大问题。作家们也不团结，其实这是应该大家一起站起来呼吁的。80年代的时候写一篇短篇小说可以抵得上一家人的收入，有1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可以把一家人养得好好的。可现在一个短篇给四、五百块钱，连养一个人都困难，这不合理。但这中间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的文学刊物它自己的生存都难，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靠稿酬生活的作家就生活得很勉强，劳动与收入不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果给作家开高稿酬，一些纯文学刊物就更没得活了。如果根据物价变化的比例来衡量现在的稿费，连80年代的一半都不到。但文学刊物又不能给作家开出巨额的稿费，所以在这种现状下只能互相体谅，也没办法。

　　记：平时你会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

　　苏：我的时间安排得很忙，比如周六周日我都要看球，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记：看中国足球吗？

　　苏：也看。甲Ａ啊，舜天也看。人家说看中国球是爱国主义，那我就有爱省主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