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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黄梵

生命史记——威尼斯人雅克•卡萨诺瓦•德•辛加尔特史录（一）

译者：王雪飞  

第一章 　马可佩的预言

堂•雅各布•卡萨诺瓦生于阿拉贡首府萨拉戈萨，是堂•弗朗西斯科的私生子，他于1428年把堂娜•安娜•帕拉福克斯从修道院拐走了，那天恰好是她才宣誓修行的日子。当时，他担任国王阿方索的秘书。他带着她逃到了罗马，在那儿被关了一年，后来，由于堂•雅各布的伯父，时任教廷总管的堂•璜•卡萨诺瓦的请求，教皇马丁三世才赦免了堂娜•安娜，并且赐予了新婚祝福。婚后所生各胎相继夭折，唯一存活者名叫堂•璜，他在1475年娶了埃里奥诺拉，与她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为马克安东尼奥。

1481年，堂•璜被迫离开罗马，因为杀死了那不勒斯国王的一名军官。他带着妻儿逃到了科莫，从此踏上谋生之路。1493年，他是在和哥伦布一同远航的归途中丧命的。

马克安东尼奥成了一名诗人，颇有马夏尔之风。他还当了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的秘书。在他的诗作里，发现有一首针对朱利奥•德•梅迪奇的讽刺作品，这使他不得不离开罗马，回到科莫，在那里与阿邦迪亚•雷佐尼卡结了婚。

正是这同一个朱利奥•德•梅迪奇，在当上了克莱门特七世教皇之后赦免了他，并且把他召回到了罗马。当朝廷军队于1526年攻陷并掠夺了罗马城之后，他在一场瘟疫中丧命。若非如此，他也会死于贫困，因为查尔斯五世的士兵把他家的一切都抢空了。皮耶罗•巴莱里亚诺在其所著De infelicitate Iitteratorum一书中以较长篇幅对他进行了记述。

他妻子在他死后三个月生下了贾科莫•卡萨诺瓦，此人在法尔内塞指挥的反抗纳瓦尔王亨利（后来成为法王）的军队中担任上校，死时年纪已经老大不小了。他有个儿子留在帕尔马，此子娶了特雷莎•孔蒂，生得一子，取名贾科莫。贾科莫在1680年娶了安娜•罗利。贾科莫生有两子，大儿子乔万尼•巴蒂斯塔于1712年离开帕尔马，后来的情形则无从得知。小儿子加埃塔诺•朱塞佩•贾科莫也于1715年弃家出走，当时年仅十七。

以上一切，都是从我父亲的笔记本中看来的。以下则是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的情况：

加埃塔诺•朱塞佩•贾科莫因被扮演风骚女仆的女演员弗拉戈列塔的风姿所迷而离家出走的。他得了爱情，却丢了生计，于是决定利用自身特长作为谋生手段。他从跳舞入手，五年后当了演员，尽管才艺有限，但因其为人正派而备受赏识。

不知是因为喜新厌旧，还是因为醋性发作，他抛下弗拉戈列塔，径自前往威尼斯，与那帮寄生于圣•撒缪尔剧院的演员为伍了。就在他的寓所对面，住着鞋匠吉罗拉莫，还有他的妻子马尔恰，及其独生女儿扎内塔，姑娘年方十六就出脱成一个美人胎子。青年演员爱上了她，而且如愿打动了芳心，进而说服她一同私奔。加埃塔诺身为戏子，若要征得女孩她妈同意而让女儿下嫁于他，其希望是不大会有的；她爸又是一个讨厌戏子的人，所以希望更趋渺茫。这对年轻恋人办妥了所需证件，在两位证婚人陪伴之下来到了威尼斯长老的面前，长老让他们得以完婚。姑娘的母亲马尔恰为此大吵大闹，父亲则气绝身亡。过了九个月时间，即在1725年4月2日，这段婚姻使我得以降生人世。

次年，我妈把我送给她妈去照看，外婆已经原谅了我妈，在此之前，我爸承诺绝不强迫我妈登台演戏。所有娶了中产市民家女儿的男演员都曾这么信誓旦旦，可从来都不信守承诺，因为他们的妻子根本不会如此要求他们。结果，我妈颇为自己学会了演戏而欢喜呢，否则，在她九年之后做了寡妇，与六个孩子相依为命时是没法尽到抚养之责的。

我父亲为了前往伦敦演出，而把我留在了威尼斯，当时我才一岁。母亲就是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首次登台亮相的。1727年，也是在伦敦，母亲生下我弟弟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是著名的战地画家，自1782年起就一直居住并从业于威尼斯。

我母亲在1728年底前随夫返回威尼斯，既然当了演员，索性继续这一行当。1730年，她生下我弟弟乔万尼。乔万尼供职于选举官门下，任画院院长，1795年末死于德累斯顿。接下来三年，她又生下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幼年夭亡，另一个嫁到了德累斯顿，到如今（1798）依然健在。我还有一个弟弟，是父亲的遗腹子，他后来当了教士，十五年前在罗马去世。 

现在轮到我这个有点思维的人来说说自己的生活了。1733年8月初，我的记忆官能开始发育。当时，我年方八岁带四个月。在此之前，我遇到的一切都记不得了。这里说一件事：

我正站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身子靠在墙上，抬高了脑袋，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鼻血流到地板上。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外婆马尔恰走了过来，用冷水给我洗了脸，背着家里人，不声不响地把我带上一条贡多拉小船，来到了穆拉诺（Murano），这是一座人口绸密的岛屿，从威尼斯去约摸有半个小时的水路，下船后，我们走进一个窝棚，只见一个老太婆坐在草荐上，怀里抱着一只黑猫，身边还有五、六只猫。原来她是个巫婆。两个老太说了好长一阵子，话题想必就是我。她们是用弗留利（Friulian）方言进行交谈的，说完话，我的外婆把一个银角子递给巫婆，她于是打开一只箱子，抱起我放进箱子，盖上盖子，上了锁，叫我不要害怕。其实这样做恰恰是要让我害怕呀——如果我当时能够思维的话，可我却茫然不知。我没有出声，只是把手帕捂在鼻子上，因为我仍在流鼻血，从箱子外面传入耳中的吵闹声也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我听见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嚷，一会儿唱，还有胡乱敲打箱子的声音——这一切都是冲我而来的。最后，她们把我抱了出来，我的鼻子已经不再流血了。这个古怪女人给了我一番抚慰之后，扒掉我的衣服，把我放在床上，点着了一些药草，用一张纸兜住烟，把我包在了里面，嘴里还替我念起咒语，然后打开纸包，把我放了出来，还拿给我五块味道很好的蜜饯。接着，她拿一种香油往我的太阳穴和后颈脖子上抹，然后，给我穿好了衣服。她说，只要我不把她怎样给我治疗的事讲给别人听，我流血的次数会慢慢变少，此外还严肃地警告我，如果我胆敢向任何人泄露她的秘密，我身上的血就会统统流失，直至死亡。告诫完了这些之后，她告诉我说，明天夜里有个可爱的女郎要来看我，我的幸福就取决于她，只要我牢牢记住不把接待女郎来访的事告诉别人。我们起身离开回到家里。

我一上床就睡着了，把自己要接待嘉宾的事忘了个精光。不过，我在几小时后醒来时看见了（或自以为看见了）一个光彩夺目的美人儿从烟囱里下来，身穿一件质地华贵的撑箍圆裙，头戴一顶宝冠，镶嵌在宝冠上的大量宝石在我看来犹如点点火花。她款款而来，样子既威严，又慈祥，她在我的床边坐了下来。她从衣袋里掏出几只小盒子，一边打开盒子往我头上倒，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她讲了一大段啥也听不懂的话，还亲吻了我，然后循着来路离去，我再一次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外婆给我穿衣服，她一到床边就叫我别出声。她接着便告诫我，如果我胆敢把夜里发生的事讲给别人听，就没命了。这些严肃警告，出自外婆之口，不敢不听，她是唯一对我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人，她早就让我养成了对她惟命是从的习惯，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这么一件事。她们嘱咐我把它封存于初具记忆的心灵深处。总而言之，我压根儿就没想把这段故事讲出去。别人会不会觉得有趣？我又该对谁去讲说？这些我都不知道。闹病之后，我变得呆滞孤僻起来，人们怜惜我，回避我，都以为活不多久。我父母亲从不跟我说啥。

穆拉诺之行和仙女夜访过后，我还流鼻血，只是越来越少。我的记性大长，不到一个月就识字了。

若说这两件荒唐事治愈了我的鼻血，固然令人发笑，但若是坚称这两件事没起什么作用，那也不对。至于女王的美貌，我始终认为那不过是一段梦幻，否则就是一场精心化装的假面戏。然而，医药并不总能治愈某些顽症。每天总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向我们揭示我们自身的无知。正因为如此，我才确信，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迷信思想的人比什么都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没有妖人，但是，对于那些有本事引诱别人对此坚信不疑的人来说，妖人之术却是始终存在的。

“睡梦中，您讥笑夜色幽灵和底萨莱山谷的鬼影（Thessalian Portents）”（贺拉斯语），许多原先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由假成真，于是，因信念而产生的诸多效应，不能一概视为不可思议。对于那些把信念看成法力无边的人来说，这些现象才不可思议。

我记住并与我本身有关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去莫拉诺的三个月后，距我父亲去世还差六个星期。我在此记上一笔，为的是就我的个性发展给读者提供一点线索。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弗朗西斯科在父亲房间里仔细看他在做光学研究。

我注意到桌上有一大块刻着多种平面的圆形水晶，拿到眼前一看，只见所有景物都放大了，我一下子着了迷。我四下瞅瞅，趁人不注意之机，把它揣进了衣兜。

过了三、四分钟，父亲站起身来，要去拿那块水晶，结果没找到，就说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拿的。我弟弟当着父亲坚称自己不知道，而我虽然作了案，却也佯装不知。父亲吓唬说要搜身，还说非把撒谎者痛打一顿不可。我假惺惺地在屋里找遍了每个角落，然后干净利落地往弟弟的衣兜里一塞。刚一出手，我就后悔自己没有假装在某处找到这块水晶，但是此罪既犯，悔之晚矣，父亲见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一气之下开始搜身，结果在清白无辜的弟弟的口袋里找到了水晶，于是真的动了家法。三、四年后，我一时糊涂竟对弟弟吹起大牛，说这个鬼把戏正是出自本人之手。弟弟从此一直不肯宽恕我，一有机会就想报复。当我在一次忏悔中原原本本地讲出这起罪行时，听忏悔的神父赐给我一段深奥的道理，让我乐于接受。神父是耶会会员。他对我说，由于这取名贾可莫（Giacomo），我的这一举动正是对我的名字的注解，因为希伯莱文的“雅各”（Jacob）就意味着“巧取豪夺者”。为此，上帝把古代长老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Israel），意为“看见”。此人欺骗了自己的兄弟以扫（Esau）。

六个星期后，我父亲因颅内脓肿扩散到耳朵，没过一个星期就进了坟墓。医生起初用的是治便秘的药方，后来改用一种海獭皮脂给患者治疗，导致我父亲抽风而死。断气一分钟后，父亲的耳朵里流出了脓汁，看来这个脓肿是在杀了人以后才离开人体，再也不必留在人的耳朵里了。当时父亲才三十六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他英年早逝，令众人尤其是贵族，为之惋惜，人们承认他为人正派，而且精通机械，属于出类拔萃之辈。去世前两天，父亲把我们全体子女叫到床前，当着自己的妻子和威尼斯贵族格里马尼（Grimani）先生之面，嘱托他们充当我们的保护人。

他在为我们祈福之后，让我们的母亲（此时已哭成了泪人儿）起誓决不把一个孩子带入演艺圈子——对他本人来说，若非遭遇不幸，加之一时冲动，是绝对不会上台演戏的。母亲当场起誓，三位显贵人物则在一旁保证：一定不让中途食言。后来的情形是有助于母亲信守承诺的。

母亲因身怀六甲，获准暂不演出，一直等到复活节后才重新登台。母亲尽管年轻貌美，但却不肯垂青于任何求爱者。她坚信自己不需援手就能把我们拉扯成人，始终不肯丧失勇气。她把照料我当成首要之责，不是出于对我的偏爱，而是由于我身体的疾病，我已经病得不轻，谁都觉得没治了。我的体质极度虚弱，饮食无味，一点适应力都没有，一看就是一副白痴模样。他们说：“他一个星期流掉两磅血，他还剩下十六到十八磅血。失掉这么多血，哪里还能补得上啊？”其中一个人说，我的乳糜统统化成了血，另一个人说，我吸到肺里的空气增加了我的血量，每吸一口就增加一点，正因为如此，我才老是张着嘴。这些议论，我是六年之后从父亲的生前好友巴弗（Baffo）先生口中听到的。

是他去请教帕多瓦的著名医生马可佩（Macoppe)的，医生给他写了一份诊断书。在我保存着的这份诊断书上写着，“我们的血液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流体，其浓度可增可减，但其总量却无增减，”还说我的出血“诱因只能是血浓度，它会自然释放，以便循环流通。”他断定，“既然导致血液变稠的起因”在于我所呼吸的空气之中，那末那些对我负有责任的人应该让我换换空气，“否则就准备失去”我。照他的说法，我之所以面目呆滞，就是因为血液太浓。

正是由于这位巴弗先生，才有了送我去帕多瓦寄校的决定。因此，他是我的再生父母。巴弗先生是当时一位超群天才，一位无与伦比的大诗人，其作品体裁广泛，尤其擅长色情描写。他殁于二十年后，于是这个古老贵族家庭就断了嗣息。而他的诗作，尽管不甚高雅，却永远不会辱没其姓名。威尼斯国事裁判官（State Inquisitors）出于维护虔诚之心，反而使巴弗名声鹊起，他们采取迫害手段对待他的手稿，设法加以追查。他们本该知道“遭人可笑之事终被遗忘”（引自塔西陀Tacitus）。

就在马可佩的预言得到证实之时，为我在帕多瓦找一间体面住所的事，已由格里马尼修士来承办，他通过住在该城的一位当药剂师的熟人给找到了房子。这位药剂师名叫奥塔维亚尼（Ottaviani），他还是一位古董收藏家。几天之内，寓所就找到了。1734年4月2日是我九周岁生日，就在这天，我被带到了帕多瓦，中途我们所乘的班船经过了布伦塔（Brenta）。吃过晚饭，才于半夜前两小时上了船。

可以把班船看作一座浮动的小屋，两头各有一间名叫沙龙的小厅，还有仆佣室。船身偏长，呈矩形，顶篷是一块甲板，两边的琉璃窗带有百叶片。航程不远，却花了八个小时。陪我同行的除我母亲之外，还有格里马尼修士和巴弗先生。妈妈把我带进小厅小憩，那两个朋友则睡在舱室里。

天刚拂晓，妈妈就起了床，接着就把床边的窗户打开，于是旭日的光辉照到了我的脸上，使我睁开了眼睛。床很矮，我看不见河岸，唯一看见的是窗外那些树冠，它们把岸线给勾勒出来了。小船在前移，但它平稳得让我觉察不出，当时只看见树木迅速掠过，转眼之间便消失不见了，我的心里颇为诧异。“哦，亲爱的妈妈！”我嚷道，“这是咋回事呀？那些树走起来了。”

就在这时，两位贵族老爷走了过来，见我如此大惊小怪，就问我对啥事不理解。我回答说：“树木怎么会走路的呀？”

他们大笑起来，而妈妈则叹了口气，声调哀惋地说：“那是船在行，而不是树在走。把衣服穿上。”

我借助于初露端倪的理智，当即明白了现象的起因，心中充满了喜悦。“妈妈，那末，”我说，“可能太阳也是不动的，而是我们自己从东朝西转动吧。”母亲听见我说出这么蠢的话，一下子悲从衷来，格里马尼先生则怜悯我的智力低下。我被从遐思中拽了回来，泪水涌出了眼眶。多亏巴弗先生搭救了我一把。他奔过来轻轻地吻着我说：“你说得对，我的孩子。太阳是不动的，大胆些，一直都要进行合理的探究，让别人去笑吧。”

我妈问他是不是头脑发了昏，竟然给我灌输这种东西。可这位哲人则不予理会，只顾接下去讲起了一番通俗易懂，很能被我那纯洁无瑕的心智所接收的道理。这是我头一回真正体味到做人的乐趣。在那种场合下，若是没有巴弗先生，我的禀赋很可能就被扼杀掉了。正如古人所说：“盲目轻信的品性可能会根植于此。”我不知道我的才智能是否有所进步，但要是没有巴弗先生的点拨，那末另外两人的愚昧必定会钝化这种才智。当我独自沉思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乃是我幸福享受的唯一本源。

我们早早地来到帕多瓦，转眼就走进了奥塔维亚诺家里，奥太太跟我好好地热络了一番。我见到五、六个孩子，其中有个八岁的女孩，名叫玛丽亚，还有一个七岁，名叫罗莎，甜美得像个小天使。十年后，玛丽亚成了经纪人科隆达的妻子；又过了几年，罗莎嫁给了贵族皮耶罗·马尔切罗，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了皮耶罗·蒙切尼戈先生，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一个姓科拉若的贵族子弟，后来婚姻破裂了。我将在适当的情况下谈谈这些人物。奥塔维亚诺当即把我们带到了我所要寄住的那幢房子里。

房子离他家约摸五十步之遥，紧靠着万佐的圣玛丽亚教堂，属于圣米凯莱教区。我的房东是位斯洛文尼亚老妇，她让给某个斯洛文尼亚上校的妻子米达太太住在二楼。我的小衣箱在房东太太面前打开了，一份开列着箱内物品的单子也递交给了她。接着，她预收了我六个月的寄宿费六块泽齐诺。收下这笔钱，她就要管我吃好穿好，还要送我去上学。尽管她说嫌少，可谁都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大人们与我吻别，嘱咐我处处听话，然后，让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就这样，他们撇下我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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