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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也是一种历史：从《东方纪事》到《东方文化周刊》

曹寇

　　这两种杂志都是南京的，现在不存在了，而回顾当年可谓有口皆碑，轰轰烈烈，它们最后的不得善终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常常会被这样一些“老话”吓得半死，我不知道源自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经验之谈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总具有某种预言性或前瞻性，这使得古语本身升格为一种神秘主义的箴言，同时又让我们总以为生活在某种宿命之中，深感世事飘忽、极不真实。

　　《东方纪事》创刊于1987年，双月刊，由当时领纪实文学之先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主办，87与88年的刊物总体来说还很平稳，没有出现过背离“双百”的言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口味，可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这使得该刊物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纪实文字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的文体，“伤痕”小说已经失去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人们想看到的是更为详尽、具体和真实—相对而言—的内容，希望通过它看到事件背后的东西而不只是表面现象）。比较出格的是88年最后一期刊登的《疯狂的夏天—D县在1967》，作者贾月云。此文再现了这个神秘的D县在1967年发生的由武斗升级的屠杀，几乎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都被“愤怒的群众”用最原始、野蛮的手段（诸如砍头、焚尸、活埋、先奸后杀等等）杀害了，包括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的族人和亲友，尚在腹中的胎儿也不能幸免。像这样的屠杀，看过《蜀碧》这本书的，或对南京大屠杀有间接记忆的人可以想象出来—当然，先天有较强想象力的人也可以。杂志从它的影响力的扩大到思想上的不断深入，必然使它不再局限于一本普通的刊物的位置，不再守其“本分”了，紧接着是1989年的全面改版。我不想对改版后的杂志做冗长的介绍，下面我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当时杂志的编辑人员和栏目，相信大家看了之后就会心知肚明：

　　表格一：编辑顾问人员名单

　　表格二：栏目和主持人

　　　　（说明：表格中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人员不在其内）

当时给杂志写文章的可以说都是海内外“知识精英”，其中有很多后来被定性为“动乱精英”，现在的读者对上列姓名有的可能感到陌生，原因就在于此。但毋庸置疑的是，顾问编辑阵容之强大是现在的任何一家杂志都难望其项背的，即使它的装祯设计、印刷纸张的质量放在现在的书店，也是一本十分抢眼，沉重有加的时尚刊物。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的话，很像距其70年前的《新青年》，虽说它究竟很难与《新青年》相比，但思想上的激进是一脉相承的，这固然也不必多言。单是其内容就能引人入胜、欲罢不能。比如它对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后发生在8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和“人体油画大展”作了图文并茂、极其详尽的报道分析，极具史料价值；还有对漂流事件的报道，文革资料的大量披露，至今令人疑惑的70年代的贪污犯张守信在刑场的生死图片，以及《河殇》事件和储安平的失踪……不过我的省略号是有限的，因为杂志出到第四期便寿终正寝了，原因我们就不必多说了，我们要说的是，他的政治倾向确实浓烈、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尖锐，结果却又是“书生办报”，很是暗合了邓拓的诗句：“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虽然二者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当然，这也许正是这本杂志的价值所在，其更为丰富的意义有待于当代或后世学者去整理、批判了。

　　从凝重激进而又单纯传统的八十年代跨入九十年代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中国作家来说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就被这个曾经温情脉脉的社会“抛弃”了，好在时间是解决问题的不朽良药，现在的作家们终于安静下来了，也可以说成熟多了。其实事实并没有我所说的这样轻松，因为里面存在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文学艺术的自身立场和社会功用的问题“突然”出现了：是依附还是独立，是帮忙（闲）还是抵制，是遵从体制还是寻求自由……？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文学到了应该从政治、道德脱离开来回归到美学意义的本身并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原则存在、发展下去的时候了。然而这种思考也仅存于少数来自民间的自由写作者，尤其是在触及一些根本问题上，开始受到了传统势力乃至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的“先锋作家”的口诛笔伐。自由作家们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显然是不堪其敌的，按理应该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但结果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在于自由作家从立场上就否定诸如此类非文学因素的争吵、谩骂、围剿、扼杀，当那些口干舌燥的“文坛干将”终于精疲力竭、了无情趣的时候，我们这些自由作家正在挑灯夜战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们不计报酬，有的通过民间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有的出没于互联网上，只有极少数人的作品才能受到传统刊物的低调处理，但即使这样，他们同样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那就是广大写作者（尤其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通过他们的言行从“写作得不到承认”的困惑中走了出来，他们在功利前景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了文学天堂的万丈光芒，这预示着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时代即将来临。到了九十年代的后期，网络科技的发展更是促进了这一进程朝着乐观的方向前进。是时，自由写作者以几何级数增长，许多高手从他们之间脱颖而出，这些高手就好比古代的世外高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的出现只能使“老作家”们汗颜，于是“老作家们”只能通过一些底气不足、虚弱不堪、着腔不着调的“卫道”文字来掩饰内心的恐慌和自私。其实，他们担心的就是—地盘。当然，意识形态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相对宽松，也是自由作家得以现身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这不是说，意识形态不宽松了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作家了，据已知情况来看，自由作家、诗人从来都是存在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相信未来的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王小波，“他们”都是例子。朱文针对意识形态和作家的关系讲过这样的话：“意识形态的大屁股几十年如一日地端坐在汉语文学上，好几茬作家就这么窒息了，因为没有空气只有屁。但是我不想进一步说，没有窒息的作家都是屁精。现在这个屁股似乎抬起来了一些，可以窜进一些风，但是汉语文学不可避免地还保持着那个屁股的形状”（《狗眼看人》）。《他们》从“地下刊物”到“民间刊物”再到“违法出版物”就正好应证了他上述观点：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学活动的现实性。

　　“他们”是在野的，在朝的是“文坛”。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坛”在激烈的自由作家眼里根本是不存在的，那里几乎就是集合一切腐朽东西的茅坑，自由作家们与传统文人不共戴天，韩东绝决地说过：如果说我们是作家，他们就不是；如果他们是作家，我们就不是（大意如此）。彼此水火不相容。但在这里水与火不是一组矛盾物质，而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行其是。

　　讲了这么多，一定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认为自由作家们的形势一片大好，如果你这样想了，你就是高估了我们这个时代。自由作家至今还处于一种边缘位置（其实说这种话很势利，做作），这也许是时间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但现实出现了一种不妙的状况，看起来许多传统刊物改头换面“承认”了自由作家（如《芙蓉》《山花》《花城》《钟山》等），恰恰与此同时自由作家正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着，成就了传统势力宽容大度的美德，成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如果这一位置被首肯、确定，以至被自由作家无奈地接受，那么他们最终的妥协和堕落是在所难免的：当他们只能依附这样的格局才能存在的时候，他们的前卫性格和文学理想只能在惰性、压抑和颓废中走向死亡。也许我这样说背离了自由写作者应有的视角，但我们不能不为此深表忧虑。

　　另外，自由作家对读者的要求也不利于他们取代传统作家—这话建立在自由作家有取而代之的意图的前提下。话说回来，任何写作者，只要他是积极的，大概都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的读者。自由作家不是隐士，写出的东西无意于“束之高阁，传诸后人”，有的生计尚系于此。也就是说自由作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前景也是风云莫测。

　　基于上述，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东方文化周刊》，这本周刊本来的办刊思路是依托七老八十的国学大师们（刊物的顾问：王世襄、冯其庸、冯亦代、刘梦溪、季羡林、柯灵、钟敬文、施蛰存、萧乾）和一系列“东方文曲星”（1997年的封面系列人物）办成那种可以与《三联生活周刊》（或《读书文汇周刊》）相媲美的有一定“品位”而又有较强可读性的文化综合刊物，但大概正是已有不可逾越的高山《三联》的原因，所以它在不断亏本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好评。好在它有江苏文联这个大靠山和联办单位华夏南京分行的资金支持，所以还能一直办下去，这多少让主办者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固步自封肯定是不行的，相应的改版是必要的，起码要和《三联》区别开来。这时候毕业于南大作家班又适时进入周刊的楚尘便可以大显身手了，到了1999年也是该周刊的最后一年，他几乎是一个人在主持着这个刊物。他主持的栏目有《前沿观察》、《期刊文学》、《东方书影》、《文学评论》、《国风》和《短篇小说》，这对于一本只有三十二页的文化周刊而言，其分量不言自明。需要交代的是，楚尘本人就是韩东他们那一帮子的自由作家（韩在南京以至全国的自由作家中具有精神领袖般的地位），所以无论楚尘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忙于周刊的事务，但既然是他在忙，他肯定是要把他和他那一帮子朋友的看法带到刊物里去。事实也正如此，那时候的周刊几乎全在这群南京自由作家的掌控之中。韩东的无私品质在他们当中是有口皆碑的，曾多次联系在宁不在宁的朋友帮助楚尘出谋划策、积极撰稿，包括一些其他活跃于南京省内外的文艺评论家，他们组成了刊物强大的作者阵容，甚至连南京非常有影响力的先锋书店也介入进去了。其声势比之省市《钟山》、《雨花》、《青春》那些直接由作家协会主办的老字号文学刊物可谓不可同日而语。说实话，那时候的刊物确实很好看，我也就是在那时候通过它才突然对法国新小说与卡夫卡发生兴趣的。也就是说它不再和周刊原先的思路相一致了，这从封面就可以看出，97年的一张张老人头（“东方文曲星”）和98年的市井画被一些极具现代色彩的装置画替代了，如背景是工厂厂房，灰暗的调子，突出前置的是一张乙烯画：一个面孔浮肿穿着鲜艳的古代服装的女人慵懒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发呆，眼神里是陌生和绝望。

　　也就是说无论表面还是内核，此时的周刊已与初办时大异其趣，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说它成了南京自由作家、艺术家们的“裴多菲俱乐部”，而且这也好像被当时周刊的负责人黄铁男认可了，因为直到停刊，这种办刊的特色也未有丝毫改变。高潮是1998年8月28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相关文本的发表。应该说这一文学事故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它应证了我对周刊与南京自由作家之关系的推断。但刊物并没有因为自由作家的立体介入而有丝毫的改观，最终它还是不得不因为经费问题（据我所知）而关门打烊，最后索性卖给了财大气粗的江苏有线电视台，这个刊号还在，但已不是“文化”周刊了，而是彻底的影视娱乐刊物，读者大多是情窦初开、追逐时尚的中学生。

　　我的意思是说，南京的自由作家不能不为此事认真反思一下，因为他们那么强大的阵容也没能使一个刊物生存下去的现实证明，不打破僵局，自由作家只能仍然在被人利用着，靠人家施舍着，依附在他们“不共戴天”的传统势力的“保护”之下，和他们“不共戴天”却同吃一锅饭。想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想一想我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根本不必思考的问题，谁知道呢，说到这就这样吧。

　　最后在这里我不忘总结一下，1987-1989年的《东方纪事》与1997-1999的《东方文化周刊》它们恰恰十年距离的巧合必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有待更多的比较和研究。短短十年，它们的区别又竟是如此巨大，如果说前者所代表的八十年代的作家知识分子还停留在传统的士大夫情操之中（政治热情，忧国忧民，认为文学艺术有着外在的责任和使命）的话，那么后者则已经接近现代（西方）思想了，有了作家的独立观念（不是什么良心），有了文学艺术的自觉和理想。--这里显然又存在着一个问题，“现代”是不是就等同于“西方”？--所相同的是两个刊物都不缺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强大的作者阵容，却以失败告终，除了已知的一些因素，从中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作者要说明的是，我充其量只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今年20多岁，对这两本杂志及其相关人等一概无知。当然，我不能用无知者无罪之类的蠢话为本文值得商榷和更正以至于完全出于一己之见的错讹之处自我开脱。我只是比较喜爱这两本刊物，觉得有话要说而已。基于此，我很希望掌握更多情况的朋友能对它提出更为详尽的材料）

　　　　　　　　　　　　　　　　　　　　　　2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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