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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葛红兵

符号学与文化研究 (发言稿)

文/藏策

　　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语境中，已不再那么前沿了的符号学研究，对于我们还重要吗？中国学界能够超越“语言学转向”而直接在“文化转向”中有所作为吗？当“符号学译丛”第一辑的《叙述和话语符号学》、《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智庭、藏策主编)出版之际，我想就这一系列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在西方，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本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新的“转向”，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方法。“转向”之初，保罗·德曼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最近的各种出版物判断，时代精神之风已不是吹往形式主义和内在批评的方向了。……由于文学形式诸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由于结构分析的技巧已经臻于完美，所以说，我们似乎可以“超越形式主义”而走向那些真正令人兴致盎然的问题，并最终收获对技巧的苦行僧式关注所产生的成果了。而正是此种关注，为我们迈出关键性的这一步作了准备。凭借文学的管理井然的内在法则和秩序，我们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致力于外部的事情，即文学的外部政治问题了。……”（《符号学与修辞》）

　　虽说当年德曼说这话时口气不无揶揄，但就有关语言学研究作为日后“转向”的重要的知识背景这一点，似无疑义。所以，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从不满于实证批评、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到关注文学自身研究的新批评，以及后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鼎盛一时，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关注文本的极端到只关注文本的极端的转换。然而解构主义对“中心”的巨大的颠覆性，又注定要为居于“边缘”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提供一种理论思想上的“尖端武器”，而由此展开的各类文化研究又势必会走出文学，面向文化。这一看似反反复复的过程，绝非物极必反式的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深化的进程。而中国语境中的 文学 / 文化研究 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进程。这无疑是中国许多学人的一种先天不足。

　　其实，文化研究作为又一“西方”的传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行“文化研究”的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对西方“理论”，一直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吃螃蟹”。但这并不是一种时空对等的传播 / 接受，而更像是经过了“时空隧道”的科幻旅行。随着从西方到东方的空间转换，时光便神奇地倒退了半个世纪。弗洛依德、索绪尔、普罗普这些２０世纪初的大师，早已成为西方经典的“古人”，在中国却“时光再现”，重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仿佛从“时空隧道”被抛回了２０世纪初，重又成为“先锋”和“异类”。 为此他们还要时不时被当时的“学术界”批上一批。这些现在看来或许有点滑稽，但却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方面，知识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其中的“拿来”与拒斥、凸显与遮蔽，非一言所能尽；另外，也应看到，一种文化理论的形成、发展是有其特定渊源的。无法想象能不懂弗洛依德而精通拉康，不知索绪尔而谙熟罗兰·巴特。

　　与德曼所戏言的“文学形式诸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结构分析的技巧已经臻于完美”等情形相反，中国学界却从未“对技巧”进行过“苦行僧式关注”，“语言学转向”在中国不仅还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仍尚未真正开始。海外学者高辛勇先生曾言：“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使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但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是刻铸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较难以破除。”（见《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与已被种种“后学”解构殆尽的西方文化（话语）相比，中国文化（话语）其实倒更是亟待“解构”的，然而却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留意（高辛勇先生的研究也未引起国内学人应有的重视）。德里达在中国虽也曾大热特热过一阵，但谁又能真正回答，类似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在非“语音中心”的汉语中究为何物（虽然张隆溪先生有过可贵的探索）。我以为如果不能将那些千百年来潜藏于汉语之中的“超验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中国语境中的一切文化批评，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二

　　此外就文论而言，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缺乏基本的文本分析训练以及对相关理论方法的掌握，中国学界的许多“研究”、“批评”还往往仅停留在对西方某些名词术语的简单套用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其观念和方法而言不过是那种僵化的传统文学批评的翻版。不要说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方法，即便是结构主义初期最基本的语言学、符号学原理在中国的知识界也远未普及。有人曾认为，今日中国学术也已超越文学研究而到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时代。我以为这未免过于乐观了。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直至今天也还只是“初级阶段”，我们还从未像欧美学界那样在语言学、符号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在文学形式的诸多方面详加探讨。多年来，惟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抬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来壮门面。然而我们对自己传统诗学到底又知道多少？在缺乏现代语言学方法，不做话语深层分析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对传统诗学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把握么？不过是拿几条中国的古代文论去套－下西方文论，再比较一下异同，以为便是融会中西诗学了。用这样的“理论”能研究中国20世纪的文学么！文学研究如此，文化研究难道就能创造奇迹吗？（虽然近年来国内在文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但终属凤毛麟角。）

　　在某些研究中，由于不懂话语分析的相关方法，无法进入文本的深层加以解析，只好听任已有的“中心意义”（此种中心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背景复杂居心叵测）的摆布。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反而为这种权力关系所役使，不是“除幻”，而是“制幻”。比如，中国的许多女权/女性主义者（少数学术精英除外），由于缺乏在语言学方面尤其是解构主义以来话语研究方面的相关知识背景，以至于其研究长期以来始终在低水平层面徘徊。他们还不太懂得，男权观念（就如前面分析的极权观念——意识形态一样）恰恰就隐匿于语言之中，在言语活动或曰修辞过程中，被不断地加以编码、复制。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如果不能深入到话语层面并将隐匿其中的男权观念加以过滤、分离、剖析、解构的话，就无法真正地颠覆男性话语霸权，甚至会陷入某种吊诡式的可笑境地，更有可能糊里糊涂地充当了男权的“共谋”而不自知。比如，一些所谓的女权主义小说，在故事的表层里仿佛颠覆了男权，却不知其故事的深层结构恰恰是男权观念的，其叙述话语也充满了男权隐喻。而那些“女性主义”者就常把在这些故事层面里讲述女人故事，但在话语层面上却显然是男权观念的文本，当作“女权”文本。这实在无异于是一种女性/女权主义的自我解构。

　　德曼曾说：“在法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中，符号学既硕果累累，又不可逆转。……”可以说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以来，符号学研究始终是这一领域里坚实的知识背景和理论中坚。即便是在“文化转向”之后的今天，其作用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界而言。

三

　　其实，在今天的文化研究的语境里，在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消费狂欢中，“符号”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无所不在。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的有关学说表明，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的完全脱离，符号也与其所指物完全脱离了。当符号的所指意义和所指物都被放逐后，代码变得不再指涉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只指涉其自身。符号的能指变成了它自身的所指物，符号只是为了转换和交流的目的而存在，而生产也成为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价值了。这些理论无疑地为当今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虽然文化研究最初主要地是来自英国，而不是法国，但没有人怀疑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已成为当今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鲍德里亚所运用的基本方法仍是符号学的。他说：“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这便是消费的结构，个体的需求及享受与其语言比较起来只能算是言语效果。”

　　比如：当今的市场经济给人的假象之一就是，消费者是“上帝”，生产者是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生产的。对此，鲍德里亚说：“承认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只是个骗局。这种把个体满足和选择维护得严严实实的神秘主义，就是工业体系的意识本身。”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被“生产”出来的，是被以符号系统的方式“制造”出来的。所以既不能说生产是需求的结果，也不能说需求是生产的结果，而应该是“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

　　再如，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在“老照片”、“x镜头”风靡之时，很多人都会被图象的“真实感”所迷惑，从而相信其“真实性”，相信那就是“现实”。这样就遮蔽了隐匿于图象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笔者曾撰写《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文章，对中国的摄影批评、后摄影、女性人像摄影、长城摄影、《俺爹俺娘》等一一加以分析（见《中国摄影报》），而这些如果没有符号学理论方法的支持，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媒介即信息，电视传媒所传达的是：可以任意显现、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画面成为了作为缺席的世界的元语言。是把真实世界假定为其回忆、其万能解读基本单位的画面的推断。在“画面消费”的后面隐约显示着解读系统的帝国主义：即只有可以被阅读的东西才能存在。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

　　言归正传，最后再说一下“符号学译丛”这套丛书：以往国内翻译出版的有关法国符号学方面的著述，虽已不在少数，但与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等相关知识的陌生程度相比，似仍属杯水车薪。尤其是有关以符号学方法分析具体文本的著作和结构主义以后的符号学理论，除罗兰·巴特而外，少有译介。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策划“符号学译丛”之初，就加以留意了的。所以特意加进了A·J·格雷玛斯的《莫泊桑·文本符号学》（符号学研究名著，对莫泊桑的文本加以实际的分析操作）和J·克里斯特娃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是她的代表作，其“基因文本”、“现象文本”等新理论，曾为法国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等书目。另外，一些有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研究的最新著述，以及拉康学派精神分析的新近成果等，我们也还会在另一套丛书“法兰西语境”中继续推出（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出）。虽然，几本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能开阔一点视野，引进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对我们来说，已于愿足矣。

　　　　　　　　　　　　　　　　　　20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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