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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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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读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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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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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一个秘密的神话，在无神论者的干渴的赞叹中秘密传播着。走在这个四至六世纪最大的都市，少见能引发古思的东西。许多旧宅成了新楼的废墟，我知道这些废墟比许多史料还要古老。当你走在夫子庙的崭新的街道上，看着漆得金碧辉煌的仿明清建筑，你会意识到这座城市的过去成了只被书籍留住的迷人的意象。我怀着同样的心情得知，这座伟大的都城曾在隋代被夷为平地。这样痛苦的经历它有过三次，作崇者除了第二次的太平军，最近的一次竟然是我们。纵然我们没有把它夷为平地，但我们违逆了它自古以来的城市个性，我们企图以一种篡改的趣味去充塞那个伟大的旧梦。幸而它冷热到极端的气候，梅雨季晦暗的天空，骤然飘雪，短暂却明艳的春秋，这些都是管理者无从改变的。有时，昔日那具体而真实的印象也会被鸡鸣寺的钟声保留，在这座“崭新”的寺庙里，只有浑厚的钟声显得格外古老，这钟声让人领悟到那些被推倒的房宇的庄严中，隐去了多少人们沉迷过的南都的细节。是啊，这是一座越来越仰赖听觉的“南都”，视线中是急速添加的简陋。只有在明故宫遗址的石柱上，甘家宅院残剩的木窗和石雕上，新街口或健康路工商银行门厅的廊柱或立面的装饰上，我们仍能瞥见几丝精致又严谨的贵族特征。史书中这样的篇章很多，每一栋房子，每一样在居家中使用的东西，都竭力接近艺术。
我从七九年来到南京的那一年起，便知道人们秘密欣赏的已不是眼见的实物。一种古老的气息像睡意在城市各处弥漫，在那些乏味的街道和新楼上弥漫，它好像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念。不管这座城市怎样被改造，大道的林带怎样被砍伐，河道填埋，名桥易位，人们仍相信那气息不死。的确，这气息让人信赖，使各种凡音尽为天籁。这是一种我称之为“写作的巴黎”的气息，宁静中不乏喧哗，被上海人视为乡村的城市气息。的确，当你在它庞大的水系中听到蛙鸣，你会为自己的隐士幻觉沾沾自喜。只是这种让人灵光乍现的气息，在大部分的地段得靠书籍、图片、碎瓷来强化。只有当你走到三十三公里明城墙的某一处，或护城河的某一段，你会发现它就在你的四周，这时你无需借助书中的释义，视线中的一切比你想象得还要丰厚，你像达成了一首诗的意象，怀着成功的喜愉。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座夏天的城市，虽不太南，却热得让人耗尽体力。只有这时，人们才理解了雄伟的青墙和大道林荫带来的人性。几乎每条大道都被这样的梧桐林带庇护着。这一趣味始于民国建都时的一九二七年。有人称赞那次城建是“一次精巧的外科手术”，尽管起初反对者很多，甚至赛珍珠对中山大道也颇有微词，但后来，起初并不起眼的梧桐林带为中山大道赢回了赞誉。毕竟，长着巨大树冠的梧桐，在“火炉”的昏沉热浪中为人们争来了幽古的心境，它成为那古老气息的一部分。相比于六朝金粉、不循规蹈矩的历史，它的现在似乎更像顺从的平民，温良、平易、节俭，更适合生活，而不是生存。这里几乎拥有国内最稠密的读书人，最大和最小、最好和最差的书店，虔诚的教徒，被称为“大罗卜”的市民，与高贵毫不沾边的方言。三十年代，它有过在一条街上开八十多家大书店的记录。而现在，它的记录是拥有两打以上的象样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是如何与艺术发生联系的呢？似乎是难以言说的秘密，但就我眼见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是萦绕在那气息中的孤独，孤独迫使他们创作。孤独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现状，这几乎是对满目乏味的憎恨。的确，经过前一个时代的过滤，昔日南京的生动、有趣以及对艺术的信仰，已变成了乏味，成了前一个时代留下的遗产。
现在，人们过分强调这座乏味的城市，导致重新发现了人们心中的“保留地带”──纸上的南京。它似乎给人留下了帝制时代的仁政的印象。皇家生活的隐秘、装腔作势，与市井生活的喧嚣、琐屑和重商主义，都被统一在城市过去的建筑、书籍、仪式、情调……甚至那些旧照片的人物的神情里。对少数不死心的人来说，这座纸上的南京必须从眼见的广场、高楼、游乐场、别墅等新建筑中分化出来，把“南京”这个名称用在它们身上，是一种错误，他们愿意怀着耐心将另一个逐渐复原。时常我会琢磨在明孝陵的一大排新奇的纪念品摊前，只挑一件汉字体恤衫的那位欧洲人的想法。当我站在紫金山巅，望着山脚下的城市，我有了醒来的感觉。看着被毁坏和伪造的遗迹，看着旅游者的期待的目光，原来并不属于我的南京的记忆反倒如泉涌出。在还原归真的眼光的打量下，过去用古巷、十里秦淮、画舫、戏茶厅、河房、市内火车等描述的外表消失了。
记得许多次我沿着它的街道闲逛，只能感到一种气息，这气息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可以专心思考的城市，在多云的天气，带着未了的思绪渐渐入睡。历史悠久带给这座城市的，是时间的惰性，它使这里的人拥有一种“谦卑的犹豫”。与其它城市相比，它的已带来破坏的加速度，一直被认为是小儿科的。这里的膳宿条件并不优越，仍吸引了大批的外地人。正是这些外地人，成就了这里的一流学术和艺术。这是一座外地人的“巴黎”，有时甚至让你误以为普通话是它的方言。它的方言其实并无鲜明的生气和明晰的风度，却裹挟着实际经验的力量。除了源源到来的苏北和外省籍的作家、画家，维族人早已在它的深巷扎了根。对来自其它地方的青年人来说，到这里更像是接受精神的一次疗程。即便如此，那些初来乍到的北方人，仍会被这里姑娘的含蓄弄得晕头转向。
如前所述，那时时围绕你的气息不是由中央饭店、邮电大楼、中央银行等这类折衷主义的民国建筑赋予的，它们的数量在四九年后矗起的众多乏味建筑中，少得连点缀都算不上。这气息既存在于昔日的奢华的使馆区（西康、赤壁、颐和等路），也存在于两边甚至是光秃秃院墙的黄埔路，存在于新旧并存的中华门城堡地区。究其原因，这气息源自城市的格局。它既显示出一个美丽秋日的前湖的宁静，也指出内城河应该穿过哪些街区，南京东西短而南北长的道理，居家生活的实际间距，以及敏感的眼睛在哪儿能反射出晚霞的波光。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破坏之后，这种格局总算幸存了下来。那是一些用石头划分的微妙有力的节奏，企图结束明白无误的混乱，使生活变得闲散而有条理。记得川端康成从巴西归国后，曾感慨和羡慕巴西生活的闲散、舒适。我的那些从新西兰或澳洲归来的朋友，也有着类似的刻骨的感受，在那里舒缓的节奏与重商主义有着迷人的结合，使得你不得不盼顾它的文化。其实这种结合也是南京特有的。
有一个时期，我与金陵神学院的信徒佘奇碧有过交往，后来她毕业去福州当了牧师。她为福州感到遗憾的同时，把南京划归为一座有信仰的城市。她说福建人信教是一副面具，但南京信徒是真信。我确实目堵过一些热烈而感人至深的场面。逢到基督教节日，太平南路上的圣保罗教堂外就站满了人，爆满的教堂已大门紧闭，但门外默默站着数百人，仿佛与教堂里的人一起在祷告，据说这场面会持续三、四小时。这是不能忍受生活变得日益简单的迹象，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去做些什么，是那简单化的开始。如果你心细如丝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满目的乏味其实正在成就另一座不像“南京”的城市。人们从悲哀的风景中，把目光收回来，对有天赋的人来说，南京确实是一座你必须收回目光的城市。来访者很快会看出一些“遗迹”的破绽，新凿的麻石板，和不高明的假山，没有船只穿梭的内城河段已淤堵或填埋，有些路段的树木被伐尽，它更像是失去了历史背景的城市。但对来自上海或北京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微不足道，这是他们逗留的新鲜的“乡村”，而乡村的败落是他们意料之中的。没有人在乎南京的建筑应不应该是六朝金粉那些“历史印象的仓库”，虽然残剩的旧居、石柱仍谦虚地等着唤起人们的至爱。这更不是一座像苏州那样善于侍奉水的城市，它对水的态度复杂而微妙，给人不南不北之感。其实还没到民国，人们就纷纷从秦淮河上岸，而那些画舫也主要成了岸边歌女的舞台。水的魅力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既像绣花荷包又像累人的包袱，似乎只有一些书虫对它怀着诗意般的忠诚。难以明了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不自觉地大量引入西方对水的尺度：在各个市民广场大造喷泉。
我开始学会把眼见的一切视为插图，而把气息视为那无与伦比的文字，这样我用不到一小时乘车穿过整个市区时，就能忍受拙劣的插图给眼睛带来的耻辱，到了连绵阴雨的天气，在它深深浅浅的道路上，我就不致过分诅咒。它使我意识到这座城市管理者的两重身份，“既是破坏者又是照顾者”。在肮脏的火车站几站以外，是格调不高的别墅，国际展厅，竖着可怕钢架的玄武湖面，草率建立的居民区。的确，如果仅仅只看这些，你会误以为到了刚刚开始文明化的非洲。它外表的难以引人入胜，似乎与内地其它乏味的城市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统一、平板、缺乏独特细部的平庸景观。是否这就意味，在粗略浅鄙外表的压力下，它转而成了一座非常内秀的城市，或者说，它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品性，还会在某一天继续发挥作用？书籍中的夫子庙、烟花石坝街、歌妓……似乎也着重强调了一个没有偏狭感的历史。记得四川有位诗人，就专为它颓废的历史而来，在居住的几年中，他爱死了马蹄踏花的感觉，尽管这种烂漫事只会发生在古代。
即是在污垢的环境中，它的历史也最能搅乱人的视线。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后，不是有人骂他在粉饰一条臭水河吗？暂且撇开文学不谈，这种指责确实能催人梦醒。其实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况在今天的南京，几乎比比皆是。在洋洋得意的规划者面前，夫子庙等历史景点的繁华景象似乎是对历史无害的。那些被吊起胃口的规划者，忘了或根本不屑于知道，这里与历史早已不是朝夕相处的关系。即使在南捕厅的甘家宅院那些坍塌的飞檐、残破的天井中，仍能见到那古老而纯净的美学，但它终究抵御不了城建暴力的侵蚀：满街是仅仅强调功能的简陋的伪包豪斯建筑。几乎自民国以来的南京的每一次城建，都是以拆除明清或民国建筑为代价的。城建不再是中立的行为，它变成了美学的讨伐。我看过民国和现在两个时期的南京规划图，我发现每朝都在拆前几朝的房子。说得俏皮点就是，他们都想用一个省事的短语来一统南京漫长的历史。这是一座已经文明化了的城市，再度经历文明化的悲哀，这件事如果放在深圳，也许有它的合理性，但在南京，它的精神气质与这样的文明并非是灵犀相通的。我一度为在市中心的新街口竖立孙中山的铜像激动过，尽管这种革命美学明显来自对纪念林肯的模仿。但渐渐地，我的观感被夫子庙的全套的仿古新建筑破坏了。
视线中的明远楼似乎在对旅游者说：我活了下来。旅游者并不知道，能庆幸地说这句话的建筑他们看不到几座。如果他们知道，幸存的建筑与死亡名单──四十多间戏曲茶馆、乌衣巷、王谢古居、魁光阁……──相比，只能算作九牛一毛，我怀疑，旅游者还能保持拍照时的安宁与羡慕的神情。南京的财富在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吗？巴黎、伦敦……哦，我不敢在后面添上南京，我只敢把南京列在纽约代表的一大串城市里。巴黎或伦敦的“旧”，与纽约的“新”相比，让巴黎人或伦敦人难为情过吗？在这里的确需要弄清，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城市“无可匹敌”？针对南京，有人指出是树，帝王陵地，夫子庙，商业……每人开出的配方各不相同，但我感到好心的“郎中”们本末倒置了，这些本应是下药后出现的健康的结果。
作为帝制时代城市情调的产物，南京的夫子庙确实令后人吃惊。它的娱乐格局，似乎也是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连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时，它的这种格局都得到了工商团体在资金和态度上的双重意义的保护。我不能设想没有娱乐的夫子庙，就如同不能设想没有夫子庙的南京一样。民国时期，这里曾经是流行歌曲、京戏、文明戏、大鼓、好莱坞电影、新式话剧、评弹、说书，以及其它各种艺术形式的汇聚地。现在，经历了建国和八四年改造计划的夫子庙，却受到了城建暴力的侵蚀。著名的乌衣巷、王谢古居的改造即是一例。它们既没有按原样修缮，推倒后也没有按历史上的原样重建，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式建筑。精美的魁光阁原本只需修缮，却被粗暴地拆除，后来又迫于舆论压力，照原样重建。“照原样”的魁光阁，只具有一个大致的外形，根本谈不上复原。李香君故居朝路的那面，也被改成了新式建筑。那些为夫子庙的建筑形象所倾倒的人们，面对这样的规划又该作何感想呢？这与秦淮风光带在隋代被夷为平地，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建筑风格之争的背后，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可怕心理，即认为当代最为伟大。似乎我们足以代表南京历史上的所有人。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因此过去或前朝的规划才可能被判为“可笑”或“不合时宜”。也许规划者理应意识到，终审权最后还是要旁落到后人手中，如果我们的子孙也怀着同样浅薄的心理，对待今人的建筑，今人规划的意义又从何体现呢？
姑且不谈那些“不合时宜”的娱乐，就是在现代娱乐的广博范围里，夫子庙的娱乐生活仅以购物和小吃来阐释，这样的想象力恐怕让人怜悯。夫子庙的娱乐形象，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不然它的热闹毫无历史由头，不值得众人向往。现在，它就像挂着“咸亨”招牌已不卖黄酒和茴香豆的一家酒店。它沦为普通商业城的命运，正在蛀空它的历史形象。我想，我走在它的街道上，不应该只是对过去娱乐圣地的一个凭吊行为，不应该像看到铁幕城市那样，产生置身在崭新空壳中的感觉。也许我们应该好好体会一下卡内蒂的痛苦，他说：“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
幸而它还有一个伟大的东郊，一次游历足以使人对城区投来冷漠的旁观者的眼光，使人感到那尾随而来的气息，旨在抹平锐气。一群在南京的先锋书店淘书的学人，也许会避免这种“危险”，他们会怀着雄心去看待书籍中那熠熠生辉的前景。就像当你适应了南京的冬天，你竟会对它的阴冷生出好感。每个人都有善于飞翔的潜能，只是南京使这潜能隐藏得更久，更有爆发力。也许是看不惯那些光秃秃的梧桐树，萧瑟的湖面，灰蒙的天空，我更关心南京的色彩。坏天气一到，这座城市的气氛就十分阴郁，夜幕降临后，生活似乎只在茶舍和酒巴里延续。这是一座没有九点钟以后的夜生活的城市，我是说，九点以后的夜生活都是对南方城市的临摹。也许只有一点超过了临摹对象，酒巴成了艺术家们的谈话圣地。所有能创造奇迹的气氛都在这里出现了，无法言传，但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创作的秘密。正是在这里许多人意识到，自己是所谓的新锐作家，而别去写那些畅销小说。
与韩东真正交往的时候，这种说法并不突出，但渐渐他把它阐述得很有道理。他的说法和性格极有魅力，增强了许多秘密写作者的信心，正是这些说法和性格塑造了南京的青年作家群。当别的官样作家沉迷于山川、会议的时候，酒巴成了这些作家唯一可以吸取力量的地方，这是植入南京的“巴黎的沙龙”。很奇怪，他们很少谈论文学，茶桌上流行的是性的黑话，荤段子，杂乱无章的陶醉，或某位作家受了打击时的至诚的安慰。这些没完没了的最智慧或最露骨的复杂谈话，虽然并不崇高，但它达到了崇高的效果，使人领悟到文学的更高标准，使作品避免向可能产生更多金钱的地方倾斜。
我相信这是南京那伟大的人文传统的复活，是一种在学校或“公共知识”外面的哲学探讨，它给许多南京的艺术青年带来了没有杂质的希望。其实南京的这一传统，一直是以这种私人性质传承的。那位住在健康钟山定林寺，写出了《文心雕龙》的刘勰，生活困顿到几近断炊，但在秦淮河畔写出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我信任他们与世界对抗中留下的某种智慧，它使一些不知分寸的表达变得毫无意义，后来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民族都从这对抗中分享了益处。后世的恭维，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刘勰或吴敬梓与南京的关系。在今天的南京，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人文生活理解为与南京的蜜水关系。其实吴敬梓或刘勰与南京、与世界的通道并不建立在那些令人愉悦的“公共知识”上，这一隐秘的智慧难以言传，它属于“私人知识”的范畴。正是他们成了与大众化拉开距离的先锋，是南京的许多官样艺术家在他们的苍白的“人文生活”中，难以理喻的。现在，我对南京的任何一项官方文化振兴计划，到了希望它不要给我们带来耻辱的地步。因为它除了钱，似乎什么都能将就。对伟大的艺术灵魂，它缺乏最基本的理解，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一眼看不出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的差别。可怕的不是钱投不到真正的艺术上，而是用这些钱它另造了一堆垃圾。山西路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金子塔形的“艺术作品”，街头雕塑，颂歌类音乐，千篇一律的歌舞、话剧，官方画展、诗歌节等，是有着艺术敏感的眼睛或耳朵无法忍受的，它们充分暴露了对现代艺术的无知。
正如一位在南艺教了几十年油画的老教授，从卢浮宫归来后感慨的，他说自己在南艺白画了一辈子。他是说他在过时的艺术里瞎折腾了一辈子。其实在南京的文化体制内，像他这样受到过时或伪艺术蒙蔽的诗人、作家、学者、官员为数众多，但能像他这样醒悟的，却少之又。所以，较之其它地方，南京的新文化环境格外特别，被弘扬的和被遮蔽的，被支持的和被忽略的，都同样可观。由于两者的指挥棒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两个群落介蒂之深可想而知。我不能设想，南京的新文化是在艺术家群落、有识学者之外策划出来的，也不是用金钱就可以铺平的一条坦途。面对蜂拥而来的无知，那些对南京的整个文化命运提出质疑的人的情形，就如鲁尔福曾经转述过的：“在整个这一群多似蚂蚁的作家中，我们等待着让狼过去，让狼群过去……。” 2001.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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