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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瘦叟

飞天的姿势；读虹影 的《K》

文/王义军

旅英女作家虹影近年来影响巨大，这些影响甚至溢出文坛—这当然与她的官司有关，她新近在国内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与《K》都将她拖入官司之中，前者因为“一女二嫁”而被出版社起诉，后者则因为“侵犯隐私”而被告。但是，这样对待虹影是不公平的，我指的是，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她的官司时，非文学因素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忽视了对这两部作品的细读。应有的惊喜—虹影在艺术探索中的成就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在我们的文坛中没有被表现出来。这确实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被告知：作为一名文学读者，作为一名在繁琐庸常的生活中还愿意稍作凝望的人，如果我们与《饥饿的女儿》和《K》擦肩而过，那我们真是错过了一些难得的体验。

饥饿与满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战争在地球的每一寸肌肤上呼啸，人类带着颤栗与法西斯较量。充满激情的英国风流才子—朱利安，因为同情中国，千里迢迢，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家参加革命。1935年，这位在武汉大学教书的青年诗人，还未沾上中国革命的边，却遭遇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叫做林的有夫之妇，爱情与性将两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男女推向疯狂的境地，林—这位在朱利安的艳史中被按先后秩序编码为K的女作家，让朱利安见识了情与性的至境，而后者终于无法承受，只好出逃，战死战（？）场。

      异域男女、乱世佳人、倾城之恋、性与暴力……这是一部通俗小说的故事框架。但是，虹影毕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在通俗的薄冰上轻盈地滑翔，将破冰落水的担忧留给观众，自己却轻歌曼舞，美妙惊人：小说没有成为通俗读物，而成为一部在艺术与思想上勇猛推进之作。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谈论《K》，就得先看看《饥饿的女儿》。《饥饿的女儿》叙述的是个人与民族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所遭受到的物质与性的双重饥饿的抽打，饥饿、匮乏、缺失，伤痛的记忆入骨入髓，无边无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作家都陷入这种痛苦的回忆中，只不过他们的记忆更多地是个人恩怨、鸡毛得失，而虹影却比他们显得大气和深刻一些。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这些作家还在痛苦的回忆中不能自拔，过于珍惜有限的“哀愁”，“有意低徊”，“顾影自怜”(鲁迅语)的时候，虹影不但自拔了，而且呈现出飞翔的姿势。

虹影是注定要飞翔的，对于痛苦的回忆，决不是她的全部，她更多的注意力可能是探讨生命应该和可能的境界，是建立自己和民族的乌托邦。所以，虹影的飞翔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K》叙述的虽然是逝水流年，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个逝去的岁月和世界看成幻想之国。于是，在《K》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饥饿，而是满足，生活于其中的人物，不但物质生活丰裕，而且在性生活和谐而飞扬。

原始性与现代性

按海外学者李欧梵的观点，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在整体上体现了现代性的追求。什么是现代性的追求呢，对它的解释纷繁复杂，我个人认为，以文学的手段，来完成对于理想的中国或理想的中国人的塑造或想象的努力，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或者在以文学想象中国的过程中，文学呈现出多方面的努力，个体启蒙(梁启超、鲁迅)、社会革命(茅盾、赵树理)、审美熏陶(王国维、蔡元培、沈从文) ……不可否认，还有一批作家，从人的最本能的性切入，企图以性来激活个体和民族的生命力。我们可以为后者列出一大批名单：丁玲、莫言、韩少功、李锐、王小波，也包括我们现在谈论着的虹影。

性一直是一个让中国文学尴尬的符号，我们的文学要么对它讳莫如深、置之不理，要么对它肆意渲染、心怀邪狎。直到二十世纪，性才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激活生命个体和民族生命的一个入口。但是，在以性来激活生命个体和民族生命力的努力中，性的语义更多地指向原始的与野蛮的性—这在寻根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系列中，作为祖辈的文明前的“我爷爷”“我奶奶”的性是多么有活力多么令人神往，它既构成对于现代“性”的嘲弄，也是激活现代性的基石。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寻根文学更多地是在用原始的性与野蛮的性来解决问题，是以原始“性”来完成对于理想的中国或理想的中国人的重塑与想象，是以原始“性”来完成对于现代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中文学对于性的理解的最重要的一面。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观念，即现代人的性是无能的。

虹影对于现代“性”似乎并不如此悲观，相反，她给予现代的“性”以一次全新的诠释一种全新的活力。在《K》中，林的性能力就连来自西方的朱利安都感到吃惊。而林实际上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她的性知识与技巧不是来自文明前而是恰恰来自于道家文化、来自于前辈的传受。林的性不需要靠原始与野蛮的性来激活，它就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而中国的现代文明一旦与西方文明（林与朱利安）结合就能产生性的完美境界：“交合臻至的最高境界，既是肉体的欢欣，又是灵魂的高扬，此谓之‘大乐’。”可见，虹影是在以激活现代“性”来追求现代性。

写实与写意

把现代人的性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从虹影这里开始，其实，已故作家王小波也是这样做的。《黄金时代》面世的时候，许多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中国人第一次严肃地写到健康的性，而这评判大致是不错的。只不过，王小波的“性”非常写实，他是实实在在地在写人的作爱，企图以健康的性来对抗那个荒诞的世界。而虹影呢，《K》中的性描写带着浓重的写意的味道—《K》在以抒情写意的性来拯救世界。

有人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在以减法来写作，这话我非常认同。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说道，《饥饿的女儿》撇开了所有的技巧，回到自然简单的写作状态。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叙事风格就是虹影的全部，她离风格的定型还早得很。女作家最大的障碍在于，一是不太关注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写来写去都是自己的私人生活与身体，因此读者对她们作品猎奇的成份更多；二是一旦成名，就不太看书，智慧与知识的边界狭小得让人提心吊胆。结果是不言而喻，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中，小家碧玉多，大家闺秀少。而在我所认识的女作家中，虹影是最具生命力而且也是最爱读书的一位，她一直都在探索叙事的各种可能性。这一部作品—《K》，按我个人的感受，就不是在用减法来写作，它是在用加法来写作。《饥饿的女儿》是用最质朴的笔来写生命中最真实的疼，是减法写实，而《K》则在用最浓重艳丽的笔来抒写飞扬神奇的性，是用加法写意。

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风格不同的美学趣味：“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 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王朝闻《美学散步》)

《K》在美学风格上大概接近“错采缕金”，是那种满眼的华丽浓艳。而这华丽浓艳是通过一位西方人的视角发现的—整部小说都是用这个鬼佬的视角：北京的繁华、武汉的热闹、鸦片馆的神秘、绚丽多彩的彩虹意象，以及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性技巧。而虹影就用这枝浓丽的笔来抒写飞扬神奇的性，因此，小说在整体上又是写意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写意。由于虹影曾经为朱利安与林的爱情在英国查过半年的材料，所以她格外重视这些资料。她不知道，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害苦了她，不仅将她拖入官司之中，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它使她的写作在许多地方失去了灵动，对武汉的描写，除了“麦子不错”这一细节颇具意趣之外，其它地方，黯然无光，而对于武汉大学的描写，亦显平淡。还有新月派的才子们、画家齐白石，这些虹影想复活的历史人物，都被虹影写死了—她太想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一点历史感，而这真是无谓的努力。

幸好这不是小说的主要部分，虹影的主要努力还在于写生命中最张扬的爱最美好的性。而虹影想把这种性写成世间最美好的感受，她只好用写意的方法。要是有人问我对于道家经典《玉女经》的看法，我的回答可能与小说中的人物—易的回答一样，它是一部封建糟粕。但是，虹影赋予这部著作以全新的解释和神奇的作用。而她对于性的描写，更是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是完全的写意：

“室内的盆火旺旺的，纱幔在飘飞，许多白鹤在燃着霞光的一版红色森林上掠过，成群的翅膀涌上来，把他们往上托跃。他几乎在烈焰似的感觉中醉过去。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的享受，都在这一刻用尽了。”

这样的描写在书中随处可见，它使整部小说呈现出空灵与虚幻写意风格，小说在语言上华丽绚烂，而在整体意境上则显空灵。我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认为它在用加法写意。

而整部小说，实际上都在写一个意象，这就是组成七彩、腾在空中、气势磅礴、搂抱大地，既绚丽又灵动的虹—它是林、它是飞天的女性、它是至高的性、它是个体与民族张扬的生命力。

而书名《K》，不仅是林的序号；不仅仅是古中国Cathay的词源—中 Kitai；也不仅仅是犹太书经里能左右生命的字母。《易》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形，是故谓象。”K就是虹影拟的形容，它是美丽灵动生气勃勃的虹的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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