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福音：请您随便选择一个角色

孟秋

　　在我完成了这篇小说后，我会是怎样的心情？虽然此刻我刚刚动笔，对目前尚不存在的这篇小说一无所知，但是正如死亡是逐渐来临的一样，恐惧与兴奋在通往死亡的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我想对于这篇小说而言，沮丧是最适宜的感觉。这会儿这篇小说的故事与我思维的其它部分紧密地交织在一块儿，它们努力争夺着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这种努力往往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善罢干休。在那个最后一刻，我的不成器的儿子和丑陋不堪的儿媳傻站在我的灵柩前，缩手缩脚。他们甚至不敢合上我的眼皮，以至于让我这个说了一辈子谎话的老家伙到死都不能像个常人一样诚实地摆个告别的姿式。当然这只是猜想。在这种想入非非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小说会是怎样的德行。恐怕到时候连沮丧都是一种虚伪。

　　那天晚上我去百货大楼隔壁的那家咖啡馆。九点多钟，街面上冷冷清清，一场大雪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咖啡馆里没多少人，我在最里边的角落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构思小说。对于我以及这个颇有点灵性的咖啡馆来说这种情景不啻是家常便饭。老板和侍者跟我都很熟。从我手里端着的咖啡的浓度可以品尝出我们关系的深浅。老板对我总是微微一笑，侍者们要随便得多，他们不时聚拢过来小声地问这问那。侍者中也有年轻的姑娘。当然这种接触仅限于我喝第一杯咖啡的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以后，他们会知趣地离开。那个下着大雪的晚上，我很快想象出了一个场面：一个男人为了童年时一桩丢脸的事情点燃了一座房子。

　　很明显这可以是一个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个火爆的场面。那么隐藏在这个男人之后的起着支配作用的精神力量则成了这个象征得以成立的基础。为此我想象了好几个情节。最后都因为过分夸张而被我一一否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这座有着毁灭命运的房子在这个男人眼里必定牵涉着某一桩难以洗脱的羞辱或者说罪恶。不知怎么由此我想到了福克纳在三十年代完成的《押沙龙！押沙龙》，想到了那座同样化为灰烬的塞德潘的房子。我为这种无意识的巧合感到十分失望。我的上一篇花费了我近三年时间完成的近三十万字的小说《死是容易的》就已经被批评界的一些家伙说成是《喧哗与骚动》在中国的温和翻版。看来福克纳的阴影不知不觉已经深入我骨髓了。我端起杯子，咖啡冰屑一样在我喉管里尖锐地滑动。

　　那天晚上当我最后一个步出咖啡馆时雪已经停了。咖啡馆门口的雪在路灯的映照下阴沟一样肮脏。

　　我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接触到福克纳的东西的。第一本便是《喧哗与骚动》。当时我主要还在写诗，对于小说我只知道乔伊斯、普罗斯特，还有海明威。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搞到这本书的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读完昆丁的那一章时，海明威在我心目中已经沦为二流作家了。我承认福克纳对我的深刻影响，他向我提供了一种血液，他使我在写作时自由地运用这种血液说话。《死是容易的》第三章有这样一段独白──

　　如果我能如果我可以轻易地绕过这一切等事情结束后等雪化了以后再坐在这里沉思默想而不是这是春天了啊所有的门都敞开着进进出出如果我可以把它忘了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这只是一把普通的钥匙一共配了两把我和你一人一把金黄色的没有光泽母亲如果我能一直把它攥在手里紧紧地系在脖子上你怎么老丢东西一点儿不吸取教训丢在地上被千万只脚践踏不是践踏而是飘在风里像鲍勃·迪伦的答案鲍勃·迪伦飘在风里我看见了只是一秒钟决定在下一秒钟修改决定如同荒原母亲是我干的不是别人一双肮脏的手抚摸这是春天了啊抚摸最先凋落的花儿她的脸

　　读过福克纳小说的人可以很容易地从这段文字中体会到福克纳式的意识流。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类似这样的文字在《死是容易的》的中比比皆是。我不想掩耳盗铃地否认这种在表现手段上的雷同甚至重复，所以我干脆在小说的扉页上写明：献给我的朋友威廉·福克纳。有时候人的脆弱是隐藏在某一个强硬的姿态背后的。愈是强硬脆弱愈是合乎情理。这是一句真话。多年以来，这句听起来不轻不重的话让我多少减少了一些现实中的纷扰或者说增强了抵御这种纷扰的能力。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除却小说中发生的故事别的事情我已经无暇顾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减弱我对这个故事的关注和迷恋。１９９３年的冬天，当我只身离开这个城市抵达南方的那个小镇时，我对自己说：远离死亡的唯一出路在于接近死亡。

　　这是一句有用的格言。它让我在南方那个四处散逸着腐烂气息的小镇上平安地度过了两年的流亡生活。可以这么说在今天这么多活着的人当中没有几个人比我更加接近死亡。这包括现在正躺在床上被护士和医药包围的奄奄一息的病人。反过来，最大限度地远离死亡使我能够在此刻心平气和地叙述这段相对而言较为激越的经历。为了叙述上稳定的需要，我用第三人称的“余刚”或者说用“他”来代替主观色彩浓厚容易偏离事实真相的“我”。

　　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

　　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很难忘记１９９３年的冬天。那年一月份气候骇人听闻的反复无常给人带来的迷惑和恐怖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经深深附着在这个城市的记忆深处。事情从那年元旦正午十二点开始。在这个钟点之前一切正常。这个城市的居民在这个法定的公假日按步就班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购物、游园、走亲戚，看电视的综艺节目。天气也依前一天晚上及早晨七点钟的预报：晴，偏南风２到３级，最低温度４℃，最高温度１０℃。一切正常。这个城市的某家儿童刊物的编辑余刚也很正常地坐在朝南的窗口不紧不慢地操作着一个简单的短篇小说。可是一等到时针分针秒针同时接触到１２这个钟面上高高在上的数字一切便都起了变化。先是挂在头顶的正给这个城市带来一天中最高气温１０℃的太阳一下子在某块乌云背后消失了近三分钟。余刚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先前很显眼的自己握笔的右手的影子突然一瞬间不见了。他嘟哝了一句见鬼随手把笔搁下。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余刚来说非比寻常。他已经习惯了右手的影子，在写作过程中影子顺从地随着文字的移动而移动，多年以来他依靠这种可以操纵其速度甚至形状的移动成功地调适着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以他的原话来说，这是一种与生存方式同步的生活方式。余刚抬头望了望那块突然而至的与自己书架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浓厚的乌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这股悲哀与他自小失去父亲带给自己的感受如出一辙。他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不止一次严肃地告诫他：你没有父亲，你从来就没有什么父亲。既然从来就没有，那么便不存在失去，没有了失去，悲哀也便没有了缘由，可是这股悲哀却莫名地存在着如同天空中这块没有任何来由的乌云。余刚不由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世界充满虚构。

　　但是对于经历过１９９３年冬天的稍有记忆能力的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博尔赫斯的另一句话或许更为贴切更能让人在一个难以控制的场面里找到一种可以体面地退却的理由和安慰。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以及这个城市本身来说这句话无疑是一可以兑现的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博尔赫斯说：世界充满意外。实际情况是这样：三分钟后，太阳随着乌云的消散重新出现，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消失了三分钟后在城市上空出现的这个太阳已不是原先那个散发出春天一般温暖和煦光线的太阳。在它重现于空中的一瞬间，这个城市的气候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气温上升了整整２０℃，达到３０℃。

　　１９９３年新年的第一天，地处北纬３２°的这个城市的居民的理性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嘲弄和考验。不过这一近似天方夜谭的变故却也无声地印证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老掉牙的谚语并使之大病初愈一般地恢复了活力。“新年新气象”，这五个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却仿佛魔力附身的字眼很快贴满了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门楣和窗子。

　　余刚一脸倦色地走在街上。小说进展的突然中断以及那块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乌云搅得他心慌意乱继而感到索然寡味。他走在街上。余刚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幅典型的劫后余生的场面。太阳不远不近地挂在头顶上方，天空呈辽阔的白蓝色。地面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废铁一般地瘫歇在马路中间，自行车七零八落地丢得满街都是。沿着人行道走过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余刚不时发现人们匆忙躲避时散落的衣物、手饰、食品、皮包和挤掉的鞋子。那是一只冬天穿的桃红色女式棉鞋。余刚一边走一边想象着那只失去鞋子的脚。那只脚上一定是裹着一层厚厚的棉袜。没准有好几层呢。余刚低头瞧了瞧自己刚刚换上的凉鞋，不由笑出声来。这是这个城市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街。此刻它空无一人。阳光不失时机地以最大的角度照射着这座寂静的空城，仿佛熟睡的白夜一般。

　　那个闷热的午后，当余刚在散发着的浓烈腐锈金属气味中分辨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时，他发现马路两侧早已在夏天凋落的紫桐正含苞欲放。这一不可思意的情景使得余刚在一瞬间感到有一股清凉的井水从额头上滑过。他加快步子，试图以意识来不及干予的速度来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就在他到达母亲居住的低矮的三层楼前时，这个城市迅速地淹没在一阵猛烈的鞭炮声中。

　　无论时间怎样有效地剥蚀人们的记忆，但是对于余刚来说，这阵来势凶猛的鞭炮声却长久地回荡在他耳边。余刚记得当时自己的感觉是这个城市正在经受着毁灭。他怔立在楼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正在剧烈地分崩离析。妈妈，妈妈！余刚觉得自己使出最大劲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两根随时可能折断的飘在母亲门口的游丝。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母亲合上手中的书，腾出右手抚摸余刚的额头。

　　鞭炮，那些鞭炮。余刚背靠在门上，张大嘴吃力地喘气。

　　你该多穿些衣服，你的那件大衣呢？不一定非要等到下雪才穿。

　　不会再有雪了，再这么下去这个城市就要给毁了。余刚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玻璃杯，他觉得母亲的房间似乎丝毫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他感到房间里有一股看不见的寒气正努力抵御着窗外那个不招自来的事实。母亲依旧披着她那件五颜六色却又暗淡无光的长及膝盖的旧毛线大衣。透过玻璃杯中不疾不徐升腾散逸的雾气，余刚看见母亲盘腿坐在地毯上一脸专注地翻看着几天前从一座古遗址中挖掘出的那本烟黄色一股土腥味残缺不全的破书。母亲动作很快，眼睛和手指配合默契迅速地识别着她所要的页码。不会的，他没有这个勇气，除非这个城市自行毁灭，他要是有一丁点这样的勇气，先前的事便不会发生，他聪明得很。她说。

　　你指的是那个玩笑？

    玩笑？对他来说是这样，一个玩笑或者说一个恶作剧。事实上这是一个罪孽。

    他不是强迫的。

　　表面上是这样，可是欺骗就不是强迫？骗子和强盗你能说他们哪个更好些。

　　可是她为什么会轻易受骗呢，她怎么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他，书上说他们相识不过日升日落一天时间。日升日落。妈妈，书上是这样写的吧？

　　是的，书上说：主控制了这一天的日升日落，主就控制了这一切。

　　可是那天不是整天都下着大雪，整个城市的门都被封住了吗？这么大的雪还会有日升日落？

　　当然不会。这是比喻，你怎么连这个也弄不明白，古时候很多书用词都很夸张华丽，外国也是一样，这纯粹是修辞上的需要。

　　也许吧。可是她为什么会轻易相信他，是无辜的，还是她本身就有这样的愿望，如果她本身──

　　住口，不要再说了。母亲突然挺直起身子，由于过于激动的缘故，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

　　余刚被这一突然而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他茫然地望着母亲涨得通红的脸，这张脸让他不由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经常出现的一个场面。他甚至能感到十多年前的泪水正在眼眶中重新积蓄。余刚仿佛看见母亲牵着自己的手艰难地行进在满是泥泞坑坑洼洼的山路上。他甚至看见了母亲裤管上斑斑点点的泥浆和补丁。他们一直往前走去，直到与黑暗融为一体。

　　后来呢？余刚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坐在了地毯上。地毯上印着的图案很怪，细细碎碎的，不像花也不像草，倒像一种失传的文字，没有人能破译。母亲闭着眼睛，双手交叉着搁在肚子上，脸色已渐渐转白。几年以后余刚仍然能模糊地记忆起母亲当年的一举一动。她盘腿坐在余刚对面，腰松松地弯着如同一个疲倦的神祗历经磨难后在无人打搅的睡梦中回忆那些头脑清醒时不堪忍受的往事。余刚抬头望了望房间正中上方悬挂着的蒙着厚厚尘垢散发出暗淡昏黄光亮的白炽灯泡，感到耳膜一阵一阵地鼓动，像是有什么被囚的小动物在里面左冲右突。他打了个哈欠。后来呢？他说。

　　什么后来？母亲睁开眼睛，用手把额前的头发理到后面。

　　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怎么样了呢？是不是和《新约》的福音书差不多？

　　唔，差不多。特别是等那个孩子长大回到任何城以后，没有什么出入，几乎连文字都没有什么改动。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孩子长大之前或者说对孩子长大过程的叙述则有很大的偏差。《新约》似乎有意省略了这段经历。事实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这多出来的几段文字从某方面来说构成了全书的关键。

　　关键？

　　事实上她们是去了南方。

　　南方？那个人和孩子的母亲？

　　不是。母亲的声音再次变得尖细起来，她说，他怎么会一起去，当然是母亲和她的孩子，那时候她正怀着身孕，孩子还没有出生。

　　书上说她们母子事情发生后便去了南方？

　　是的。南方一个名字意为‘没有’的小镇。母亲从地毯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伸手拉开窗帘。透过母亲背影的缝隙，余刚发现窗外已是漆黑一片。母亲站在窗前。怔怔地仰望着突然洞开的天空。几年以后余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常常感到束手无策的空洞和疲倦。余刚坐在地毯上，手中的杯子已经变得结冰一样冰凉。余刚仿佛觉得手中的冰块的寒意正通过手指、血脉缓缓地向全身扩散，他觉得自己和母亲已经被坚实地冻住不能移动，仿佛两尊一动不动的蜡像。几秒钟后，余刚听见母亲的声音幽幽地自窗外的天空传来。母亲说：书上说‘大雪未止的夜晚，任何城一位贞洁的女子由空中的一颗星指引抵达南方的没有镇。’

　　以后她们母子便在没有镇定居下来，直到耶稣长大成人有一天被他父亲召回任何城，母亲冷冷地说，其实他没有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父亲。

　　余刚感到胸口一阵气闷，呼吸急促地加快。后来呢？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后来的事情《新约》里面差不多都有记载，只是最后又出现了差错。

　　怎么了？余刚急切地问。

　　你来之前我刚看到这儿，等过两天我说给你听。

　　唔。余刚走到窗前，说，妈，天黑了，我该走了。

　　明天多穿些衣服，最好把大衣穿上，你已经有点发烧了，母亲把围巾递给余刚，你搞的那个文学辅导班有多少孩子报名？

　　我也搞不大清楚，大概有十二个吧。

　　四年前，也就是１９９３年元旦的夜晚，当我带着迷惑和倦意离开母亲的寓所独自一人重新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件即将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事情像湖面上一枚看似左右摇晃的落叶一样正悄然向我走近。它躲在某一堵墙壁、某一拨人群、某一种言辞之后耐久地等待出击的时机。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只即将被操纵被毁坏的木偶。这只木偶走在街上。他眼前的景象与余刚眼里午后的画面恰恰相反。我看见先前空无一人的城市此刻已是人声鼎沸。沉寂一时的商业街又重新活跃起来，我看见买与卖的交换在霓虹灯和月色的映照下正在各个层面顺利展开。黑暗中我无法看清从我眼前不断滑过的面孔。仿佛所有的人的肉体已经消失，在街上飘忽行进的只是一件件刚从箱底翻出的衬衫和裙子。我看了看大街两侧的紫桐，午后时含苞欲放的花朵已经尽悉开放。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突变的气温而不致恐惧和疑问。几年以后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对这场变故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位置讳莫如深。少数人则声称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梦幻，没有人能突破梦幻的桎梏。事实确实如此。那天晚上，当我快要走到我居住的屋门前时，我发现有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们说他们是来报名参加文学辅导班的。我望着这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一时显得不知所措。报名时间是３号下午四点到六点，地点是编辑部，你们没看见海报吗？我一边开门一边把他们让进屋里。

　　不对，是１号晚上七点到九点。孩子中的一个大声说着递过来一张褪了色的海报，他说，您瞧××巷××号××室，就是这儿不是编辑部，您是××老师吧？

　　是的。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把孩子们领到客厅。在灯光下，我打量起这群深夜造访的陌生的孩子。他们年纪看上去差不多，个子也一般高，一个个衣冠整洁。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不仔细看很难分辨出谁是谁。我接过海报，装作很认真的样子从头开始看起，我不想戳穿孩子们的花样，新年第一天是该有点笑声的，新年第一天该有点生气。可是几秒钟后我开始坐立不安，我无法相信和接受眼前的事实，海报上最后标出的报名的时间和地点与先前那个孩子说的一点不差。我清楚地记得几天前自己起草这份海报的经过。一个看不见落日的黄昏，我坐在杂志社那台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前，生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短短一百字不到的正文差不多用了近四十分钟。最后轮到打出报名时间时，我发现字盘中少了个３，其余从０到９九个数字一个不少，唯独在２和４之间留下了一个黑黑的空格，于是我不得不用圆珠笔在蜡纸上使劲写了个３。１月３日。我记得自己特地为此事回绝了邀请我参加３号下午一次同学聚会的电话。

　　你们搞错了吧？说出这句话我才意识到自己像个傻瓜，因为话音未落，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每只手里都拿着一份海报。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二个，清一色的男孩。他们看上去规规矩矩、不苟言笑。不知怎么与此同时我突然想起告别母亲时回答母亲的话。大概有十二个吧。我怎么知道会有十二个而不是十三个、二十三个？我望着灯光下突然出现的十二张一模一样的脸，说不出一句话。我望着他们，仿佛深深陷于梦幻之中。仿佛此刻站在我周围的不是十二个陌生的孩子而是十二只能够卜知未来或者别的什么让人迷惑不解的十二只黑色的鸟儿。它们从遥远的地方飞来，落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沉默地显示着某种预兆或者说不为人知的某种神秘的力量。

　　当一个人运用自己长年积累的经验和理性无法解释或者说破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某种现象时，平衡自己的最好方法是让这一现象从现实中退却，回到属于它的梦幻状态。１９９３年的冬天，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居民，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策略，并且技高一筹地让自己融入这种状态从而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争取到了另外一种现实。对于我来说这种现实即便在烟消云散的此刻还不时在我意识中时起时伏，虽然在这个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中，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逃离这个城市以避开这种若即若离的现实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那年冬天的气温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坦然或者说熟视无睹而恢复正常。相反气温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规律地每天增加１℃，而且从１月２号的零时开始首次出现了二十四小时不变的恒温。一天中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瞥一眼挂在墙上或是搁在桌子上的温度计，得到的总是相同的数字，只有到每晚十二时新旧两天交替的一刻，血一样红的指示液才会不慌不忙地爬上一格。这一新的变化没有引起先前一样的恐慌和骚动，这个城市的居民经过不到一天的心理调适已经能够做到处惊不乱。余刚在１号的晚上深深体验到了这种难以寻根索由近乎荒诞的心情。所以１月３号的早晨，当十二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走进他的房间围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虽然私下里他仍然记得自己规定的授课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他的初衷是尽量不占用孩子们在学校的正常的文化学习。余刚在自我感觉轻松自如的气氛下开始给孩子们讲述简单的文学史，讲述文学作品，讲述自己的写作经验。他在孩子们中间来回走动，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孩子们具备一种超越他们年龄的成熟与稳健，授课过程中从未发生与课程无关的争执与吵闹。他们沉默地听着，几乎不说话。余刚对此甚至觉得些微的感动，因为这一情景让他联想到南方那个四季如春的小镇，在那里，余刚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孩子们带给余刚的课程表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这意味着孩子们将在余刚屋前的小庭院里吃午饭和稍事休息。这给生活中一惯懒散沉闷的余刚带来压力的同时增添了一份难得的活力。孩子们带有自己的便当，余刚除了损失一些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烦扰。中午时分，每当口干舌燥的余刚宣布上午授课结束，转身到厨房去摆弄他的清一色的鸡蛋挂面时，他总是隐约听到从庭院里传来鸟儿扑翅争食的声响。可是一等他穿过客厅来到庭院，便看见孩子们安静地或坐或站。他们看上去一个个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像是受过特殊训练。

　　刚才你们看见什么鸟没有？余刚在庭院的台阶上坐下来。

　　没有。

　　不久以后，余刚只身去了南方的那个小镇。在那里，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描述成一次短暂的幸福幻像。没有人能深入余刚的内心去了解余刚对幸福含义的确切解释，但是我们不妨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大众意义上的快乐和满足。幸福与幻像联系在一起决定了这种感受的质量和数量。实际上这段经历从它开始的第一天起便预示了它短暂的命运。

　　１月３号下午六点，我送孩子们出门时，发现从我身边经过的只有十一个孩子。他们用十一声温和而有礼貌的“再见”与我告别。我转身走回房间，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也没发现一个人影，只是在庭院的过道上捡到了一根颜色漆黑的羽毛，羽毛下面压着一张稿纸。稿纸上方第一行的中间写着“城市”两个字。我记起这是我给他们布置的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我在十二张稿纸上写上标题“城市”，然后人手一份地发给他们。无疑这张稿纸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不小心疏忽散落的。这张稿纸第二行的第三个空格上写着一个端正的“爱”字，“爱”字后面有一个问号。我把羽毛和稿纸小心地夹在一本黑色封皮的书里，尽量显得若无其事，但是我看见自己的手指接触到那根羽毛时不停地颤抖。也许是我眼睛看花了吧，夕阳下他们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相貌很容易让人搞错。可是实际情况是再往后每天告别的时候都要减少一个孩子。这与现实中气温的每天增加１℃构成了数量上的平衡。我无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让我无法解释的是，每天上午八点钟从同一个门进入我房间的却是一个不少的十二个孩子，而且在我几乎一整天的授课过程中，孩子的人数始终是十二个。与此同时，我每天都能在庭院的过道上捡到一根黑色的羽毛和一张写有一个或两个字的稿纸。稿纸上的字迹工整得如同出自一人之手。

　　１月１３日下午六点，当我把最后一个孩子送走，我知道我将会得到最后一根羽毛和最后一张稿纸。

　　余刚走到庭院把它们捡起来。回到房间，余刚将所有的羽毛和稿纸摊铺在桌子上。在白炽台灯的映照下，余刚看见每一张稿纸上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写着：爱？善？真？赞美？任何？拯救？毁灭。没有。诅咒。伪。恶。余刚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些稿纸，他知道这是孩子们交给他的作文。这是他从事编辑工作以来接触到的最奇特的作文，简短得近乎荒唐。但是联想到这些天发生在孩子们和自己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情景，有关孩子们不负责任偷懒或者恶作剧的念头在余刚心里轻风一样一掠而过。他站起来走回庭院。他看见夕阳的余晖在西边楼层周围均匀地涂抹着，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有条不紊地操纵。这天气温已经高达４２℃，再这么热下去没几天将突破这个城市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也将突破这个城市居民的身体的承受能力。奇怪的是在这一刻余刚一点都不觉得热。这一刻他满脑子都是十二个孩子：他们的出现，他们的消失。他努力搜寻着记忆里容易被忽略的偏僻角落，一直抵达空白的边缘。几分钟后，当他回到桌前，当他俯下身再次阅读孩子们留下的文字，他突然发现这些文字之间存在着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方说善与恶、真与伪。余刚心脏剧烈地狂跳起来，血液迅速地在他全身流淌。他继而发现每一对应的矛盾都是通过简单的问答方式提出的。前六页稿纸上的文字都带有问号，是一种疑问；后六页上的文字则是对前六页上文字的回答，也就是说后六页上的文字构成了这篇作文的答案。这样，这篇以“城市”为题目的作文的内容便很清晰明确了。内容如下──

　　毁灭。没有。诅咒。伪。恶。

　　密码被一层层地破译，但是余刚没有为自己成功的发现以及这些富有刺激性充满恶意的文字而失去理智。接着，他于冷静的分析中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十一张稿纸。很明显的少了一张，而且根据推理那一张稿纸上一定是写着一个“恨”字，这样便能与第一张上的“爱”字对应起来。余刚把目光移向那些叠放整齐的黑色羽毛。他数了数也是十一根。凭直觉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计算上犯了个错误。他看了看手表上的日历。１月１３日。他在心里默数着时间。不一会儿他脸上浮现出松驰的笑意。先前由于过于激动、关注而造成的精神紧张随着呼吸的渐渐平静而逐渐消失。１月１４号。明天才是最后一天。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１月１３号的晚上，我合衣躺在床上，对第二天寄予的期望让我在黑暗中无法入睡。我深信到了１月１４号的早晨八点，当十二个来去诡秘的孩子像往常一样站在我面前时，一些难以解释的事实或者说真相将会在一瞬间变得明朗而具体。这其中包括他们的来历、他们的真实身分、他们留在稿纸上的文字、母亲手里的那本破书，甚至这个城市日渐升高的气温以及所有这一切让我迷惑不解的事情它们之间隐秘的内在联系等等。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刻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我躺在床上，无数个想入非非的念头在我脑子里转化成各种各样相互缠绕、相互交织的不规则的图案，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聚散，不仅没能让我感到疲倦，反而更加让我激动不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那天晚上，当我起来关上被风吹得吱吱嗄嗄的窗子时，我才有了一些倦意。我闭上眼睛。我看见十二只黑色的鸟儿吃力地往南方飞去。

　　余刚是被一阵连续不断的敲门声惊醒的。

　　门打开后，一个孩子站在我面前。从相貌上看，他是十二个难分彼此的孩子中的一个。

　　余老师，您怎么啦？这个孩子浑身上下包裹得结结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

　　唔……这孩子不适时宜的装束让余刚觉得很滑稽，他伸手拉了拉孩子胸前的围巾，温和地说，有什么事吗，这么晚了，你还跑来。

　　我敲了一整天门，您都不在，没人给我开门……您一直待在屋里吗？

　　差不多。我说，你刚才说你敲了一整天门？

　　是啊，为了等您我中午都没回家吃饭，我在院子门口买了两个面包凑合着吃了。孩子蹙起眉头，奇怪了，您一直都在家里，您没听见敲门声吗？

　　敲门声？余刚用手拍拍自己的额头，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今天白天你们不是都待在我这儿听课的嘛。

　　您说什么呀，我不明白，什么‘你们我们’。孩子把手套脱下来又戴上，腰挺得笔直，神态举止仿佛一个绅士，昨天下午您不是让我今儿一早到您这儿来交作文吗，您说您今儿下午四点没有空，好在我今天没有课，否则回家准得挨骂。

　　我怔立在门口。我和孩子之间隔着一道防盗门，彼此不能接近。我甚至不敢凝望孩子的脸。我希望我们两人之中至少有一个在同一时间是不存在的，只是另外一个暂时的幻觉。我甚至愿意充当这一个能尽快消失的幻觉，母亲说过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如果一种痛苦是显而易见理所当然也就是说如果一种痛苦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如果你按照正常的生活准则行事便可以避免可以不至于后悔那么这种痛苦是理应承受的母亲说实际上这是一种惩罚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结果可是对于另外一种痛苦与自己无关却给自己带来深深伤害的痛苦也就是对于不应得的痛苦我们该怎么做呢忍受忍受我说忍受母亲说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可是父亲呢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你一点事情都不告诉我至少你应该留一张他的相片留一张我父亲的像片吧住口你没有父亲你从来就没有什么父亲

　　余老师，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没有，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这是您让我今天交的作文。

　　作文？奥，是作文啊。我拉开防盗门，从孩子手里接过一张稿纸，其实你不必这么急着交给我，天这么晚了，等明天交也是一样的。

　　您让我今天交的，昨天晚上快十二点了我才写完。

　　是嘛，余刚脑子嗡的一声，随后的几秒钟记忆成了一片空白，进来坐坐吧，别老站在外面。

　　不打搅您了，您好好休息吧。说着孩子转身要走。

　　等一会儿，我叫住他，你的伙伴们呢，他们怎么样了？

　　什么伙伴？

　　就是和你一块来听我讲课的另外十一个学生。

　　十一个？

　　十一个。

　　我不明白。

　　怎么会不明白呢？这些天你们不是天天都在一块嘛，你们穿着同一种衣服，背着同一种书包，连中午带的便当都是一个样子的。

　　我不明白，我不记得有什么另外的人和我一起听您讲课来着。

　　你总记得报名那天的事吧，那天晚上你们一下子来了十二个人，天，差点把我的客厅都挤塌了。

　　哪天晚上？

　　报名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元旦那天晚上，是元旦，我从母亲那儿回来刚到家便撞上你们，一大群，十来个挤在一块儿，真把我吓了一跳。

　　元旦那天晚上我没上您这儿报名来着，那天我整晚都在看电视，您没看吗？那台晚会没意思极了，可一个星期妈妈只让我看一次，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看完。　　你没来报名？那你怎么来听课的呢，我记得是十二个人啊。

　　您说什么呀，我怎么没报名，３号下午四点钟我准时到您那儿报名，您还夸了我呢，说我是第一个，您不记得了，您怎么了？事实上也只有我一个人报名。

　　３号，你刚才说３号下午？

　　是呀，下午四点钟，第二节课铃声一响我便冲出教室望您哪儿赶，生怕人多报不上名，您说是不是挺可笑的？

　　唔……是的是挺可笑，你说的是３号，你确信是３号？

　　您怎么啦？您是故意逗我还是真的忘了。３号，当然是３号。您在海报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１月３号下午，四点到六点。

　　我是这么写的。可是你总不是在编辑部报的名吧，海报上写的是编辑部，是不是？

　　当然是编辑部。这么会儿以来，孩子一直站在门外而且腰一直挺得笔直，苍白的脸色大理石般光洁不可侵犯。他说，那天下午编辑部里就您一个人，您说您的同事出去忙一篇重要的稿子了，好像是三个逃学的学生冻死在城墙边上的事，您说您本来也要去的，可是您得接待报名的学生，我记得您说那天下午您自己也有一个同学聚会，也不得不放弃了。讲到这儿，孩子停顿了两秒钟，两秒钟里余刚感到孩子的目光如同一把正在熔化的剑缓缓地刺向自己。孩子接着说，编辑部里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您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自在，好像是我耽搁您似的。您也看出来了，您说‘别介意啊，不是说你，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我记得那天您穿的是一件黑色呢大衣，围巾的颜色是咖啡色的，和我现在这一身一样，我当时就纳闷怎么这么巧呢。说句真话，编辑部里够冷的，没有暖气连炉子也没有。您说‘干吗一年四季分得这么清楚呢，如果现在是夏天……’您还记得吗？您没有说完就停住了，你望着右边的窗子，两三分钟都没有说话。我尴尬极了，站在旁边不知说什么好。等您转过身子，我向您告辞。您说‘咱们明天就开始吧，明天下午四点你到我家去，我给你讲课’。您把您的地址，也就是这儿的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我。我就走了。

　　哪来的什么伙伴，哪来的什么十二个学生。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我听见孩子微微加重的喘息声。我听见这声音像一只船在巨大无边的水面上左右摇动，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不去任何地方。月光耀眼地倾泻在这只船上，四周一片黑暗，仿佛一座空寂的舞台，我坐在上面，黑暗包裹着我的梦境和现实中的真真假假，我无处可去，只是在月光中钟摆一样左右摇晃，无始无终。

　　今天几号？余刚问。

　　１４号。

　　这么说现在已经是早晨了，天快亮了吧？

　　快七点了。

　　奥，那么天已经亮了是不是？怪不得我觉得门外白晃晃的刺得眼睛难受。

　　是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

　　我等了您差不多一整天。

　　这你说过好几回了，不要再重复了好不好，因为，因为有些事情，余刚突然收住口，继而大声嚷起来，你说你等了一整天，１４号，晚上七点，这怎么可能，我总不至于睡了一天一夜，这怎么可能呢，１４号，晚上七点，一点没错，天，我竟然睡了一整天，你等了我一整天，你是这么说的吧，没错，一定是这样。

　　是这样。

　　抱歉，实在对不起，耽搁你们了，是我不好，你快进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都进来啊，进来，进来，咦？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们人呢，你的伙伴们呢，瞧我这唠唠叨叨的样子，实在对不起，你们都进来吧，我有话问你们，老天，你怎么能穿得这么多，大衣、围巾，真让人难以想象，进来，进来，按日子今天该是４４℃了吧，是４４℃，瞧你穿得这么多，快进来把大衣脱了，哪能穿这么多啊，瞧，像我这样子多凉快。

　　不了，不打搅您休息了，外面雪下得很大，我还得赶回家呢，您得多穿些衣服才行，您穿这么少要生病的，刚才我还以为您生病了呢。说完。孩子在门口消失了。　　他消失了，像我睡梦中十二只鸟儿中的一只，你能看见它，你能感觉到它，却始终捉不住它

　　我站在门口。余刚站在门口。一阵夹着雪花的风从门外吹来。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４号的晚上七点多钟，我和余刚站立在现实与记忆的脆弱的交叉点上摇摇欲坠。

　　摇　摇　欲　坠

　　我不知道这个词用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境中是否完全恰当，如果理性地加以分析、判断，也许会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另一个结论就完全可靠吗，理性就完全可靠吗？当我在１９９３年经历了一系列烟雾一样难以分辨的变故后，理性的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作为一种认识的途径政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或者说它正一步一步变得无足轻重，这块原本坚不可摧的巨石一瞬间在我眼前变成了一根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羽毛。哈，一根不堪一击的羽毛。你朝它挥出拳，你一下击中了它，可你却感觉不出丝毫疼痛，你站在原地看着它发愣，而它呢，在空中翻了个个后便又优闲地恢复了原状。出于理性，我无法否认我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我无法否认那十二个活生生的孩子，同样是出于理性，我也不得不面对我短暂的授课生涯中那个同样真实的孩子。可是它们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注定是假的，可是它们却在我的意识中同时存在，不仅如此而且争执着互相为敌。如果我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一样凡事都要一个水落石出，都要一个真理，那么我的同样短暂的一生都将成为它们刀光剑影却又分不出胜负的战场。如此，我将寸步难行。所以在两者纠缠得难分难解之时，我唯一明智的选择是把它们当成一场游戏。（游戏：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智力游戏〔如下棋、积木、填字〕，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体力有一定作用。──《辞海》１９７９年版，９７８页－９７９页。）只有这样我才能把自己从它们身边或者说从两个构造同样严密的理性内核中退出来。我不知道除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古老的犹太格言此刻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在开始１９９３年这段经历的叙述时，我曾特意指出我将避免在叙述中出现第一人称“我”，以免与事实形成不必要的出入，这里的事实不是指真理而是指某一时刻的细节真实，在人类保存的现有的历史记载中细节的命运往往等同于忽略这个词，没有人会在乎某一事情的细枝末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关心的是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以及它在历史进程中起的所谓的作用，也即真理。我不是那种为了真理敢上火刑台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那些置生死于不顾的英雄们相比我只是一个胆小的懦夫，所以我舍弃真理（我想我有这个权利），选择了细节真实作为游戏的组成部分。如果这段叙述有幸真有什么读者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个游戏枯燥乏味，毫无乐趣可言，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游戏，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不能像现实中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游戏那样走得太远，否则那又将是一个同样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在叙述中，“我”不得不多次出现，不得不介入到故事里成为它的一员，我的初衷是对叙述略微加以控制以免生出虽然好看但是与这个故事无关的枝叶。但是，“我”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故事里而且总是想以自己来代替余刚的位置，以至于最后与余刚一道在“门口”实现了一次不无尴尬的会合。这样，故事的叙述中也就相应出现了某种一厢情愿的夸张甚至虚假的成份。当然我不想掩饰这种虚假，我也无法掩饰，因为叙述一旦正式开始，在其自在的过程中我是无法控制的，虽然我也曾努力克制自己，但是它如同隐藏在我们内心的种种欲望之火星星点点难以熄灭。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多次提到人们对气温变化的反应和态度，使用了诸如“恐怖”、“迷惑”、“讳莫如深”等一系列似乎很能说明问题的词，事实上，这些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的想象或者说一厢情愿，而实际情况却是人们在事后大都矢口否认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害怕接受某一桩确凿的事实。

　　是的，我害怕了。我胆怯了。我想是因为我仍然不能让自己完全停止思索的缘故（我差不多已经又听到了那种神秘的笑声），哪怕这只是一个游戏。

　　一个游戏意义上的游戏还是另有什么秘而不宣的意义？

　　我不知道，可游戏还没有结束，游戏只是刚刚开始。现在让我们继续下去。

　　等等。请处理这篇小说的编辑先生或者女士自“等等”开始把以下的段落处理成黑体或者其它可以与前面文字区分开来的字体。谢谢。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我这么做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是这篇尚未完成的小说的作者孟秋。我不是那个前文中多次出现的游戏操纵者“我”，也不是那个与之形影不离的“余刚”。我是现实中的作者，现在的现实时间是１９９７年４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南京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操作着这篇东西。除了小说的开头的第一段文字之外，我一直都躲在幕后。我的初衷是与小说本文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我原先打算让故事自行发展，到最后结束时自己再出来一下与小说的开头部分相呼应以求得结构上的平衡，但是现在我实在是耐不住寂寞了或者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忍受，我得走到前台来说说话，以免这篇东西中途夭折。正如小说中的“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篇枯燥乏味的故事，情节荒诞不经、东拼西凑，一个假想的作者不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我没有想到故事会这么发展，我原先以为我要操作的只是一篇万把来字的短篇小说，对于短篇小说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在不长的时间和篇幅里轻松地进入和脱身。可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那个“我”所称的游戏只是刚刚开始，离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故弄玄虚满口格言的家伙！那个不知自重的自大狂！不知怎么我竟然对他产生了某种很深的敌意。我不知道别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赌徒》或者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里杰生那一章时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麻烦。假定他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他们会因此而痛苦的。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的敌意是基于他们之间道德上的冲突。事实上这种敌意给作者带来的痛苦反而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得更真实更成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个人与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冲突即是作者所要揭示的社会正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冲突的缩影，因此作者带着这种主观情绪去创作反而会使作品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他们成功地在为自己心目中的道德准则而战。而我却没有如此充分的理由。我无法确切地把握“我”的价值或者说道德走向，因此我无战可打。我只是觉得我手中的笔正在被别人被那个说话颠三倒四含混不清的“我”所操纵。他是谁？那个我看不见他可他却能让我的笔顺着他想要的方向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地任意游动的家伙是谁？这么写着我又翻了一页稿纸。不是我操纵他，而是他操纵我。我们的关系莫名其妙地被颠倒被异化。

　　异化！一个被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所操纵的作者！一个傀儡！

　　现在让我们继续下去。“我”又在向我发布命令了。遵命，“作者”大人，我手中的笔等候您的支遣。（自“我”开始到这段结束请排黑体）

　　余刚站立在门口，一动不动，仿佛冬日里挂在竹杆上的一件被冻僵的衣服。不久以后在南方的那个小镇上，我把这一情景写进了《死是容易的》中。书中的有关的段落如下──

　　冷或者不冷他们来了或者走了从我身边走过拖着长长的影子那片天空中的乌云母亲说你该多穿些衣服你的那件大衣呢他说和我现在的这一身一样穿行在雪地里穿行在日渐升高的气温中他们飞走了十二只黑鸟在梦中往南方飞去十二根羽毛夹在圣经中妈妈你还在摆弄那本破书吗日升日落还是像我一样摇摆不定回不到正常的时间如果这是在梦中倒可以原谅一身黑衣一个牧师一本破书他们在学校里管我叫牧师妈妈可我从没去过教堂那些欢乐的人群拥挤着那些平素狡诈的面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幻觉墙壁也会是透明的像敷着水的一层薄纸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除了善在南方妈妈你说可他们管我叫牧师我没碰过她的手③虽然她曾靠在我肩上妈妈她靠在我肩上睡在我直到我从梦中醒来傻瓜一样站在门口证明或者忘却

　　这是余刚怔立在门口时一瞬间的意识流动。《死是容易的》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由瞬间的意识构成的。由于余刚的精神状况极不稳定，他的思维始终飘浮不定，记忆、感觉、想象三者混杂在一起如同一部程序失控的微机荧光屏上雨点一样落下大大小小的彩色方块，这些方块自余刚的脑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没有半点犹豫和思考。这样的文本自然也给阅读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我调动了包括印刷、注释等等几乎全部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来使这部小说最终可以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在上一段引文中，在“我没碰过她的手”一句后面我采用了注释的符号“③”。在这一页小说正文的下面的空白中，我进行了必要的注释。这一注释如下──

　　③：余刚由牧师一词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在学校时的一段经历。“她”指的是他的同学琴。

　　１９９１年５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六个人在百货大楼隔壁的基督教青年会咖啡馆聚会、聊天。六个人都是学校“民间”诗社的骨干分子。那一年我们将在七月毕业、各奔东西。在阴暗昏黄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里，我们沮丧地谈起诗社过去的种种经历以及即将解体的命运。在此前一天，一个替我们刊物画插图的朋友从桥上跳进河里。那天晚上或者说从我们相约在此一聚之前，一种难以言表的死亡气息便浓厚地笼罩在我们四周。气氛异常压抑。不知谁从柜台买来了啤酒，于是大家一杯一杯地喝。彼此沉默中，我看见一向文静的琴喝得很多，脸色由刚开始的微红、深红转为雪一样的苍白。我看见她握着杯子的手微微颤抖着，她的目光越过众人的脸投向某个不可知的地方。我们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开玩笑，很快大家都有了醉意。牧师，别他妈太正经了，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他妈总得结婚吧。我记不清说这话的是谁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觉得头痛得快要裂开似的。牧师，你真不打算结婚了？说这话的是琴。我朝她望去的时候，她的脸已转向别处。这张脸与我母亲年轻时的相片几乎一模一样。我隐约记得当时咖啡馆里放的唱片是一张声音低低的没有旋律的萨克斯管独奏。音乐、灯光、烟雾、酒、沮丧在每一个人心里融为一体。那天晚上如果我手里有一支笔我会写出《荒原》，而不是什么《死是容易的》。十点半的时候，老板开始赶人，可是谁也没有动。就在这时候，从外面摇晃地走进来一个人，和我们一个年纪，看上去也像一个学生。他向老板要两瓶啤酒，老板起初不给他，他说半个小时就完事了，我看见他顺手多给了老板十块钱，老板便应允了。那天晚上，我们的位置正好与他相邻，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视线轻易被他吸引住了，仿佛他身上有股魔力。我看他开盖子，倒酒，喝酒，发愣，他的动作笨拙而真实。当他开始喝第二瓶时，我发现“民间”诗社已经集体昏厥，我自己也有点把持不住，想向门外走去，可站起来又坐下。十一点整，老板再次赶人。在老板愠怒而低沉的吆喝声中，我听见“咣”的一声自邻座传来。一只瓶子自那人的手里跌落，那人头趴在满是烟灰满是啤酒残液的桌子上，后脑对着我。几秒钟后，这个咖啡馆里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从侍者嘴里传出的“不好了，死人了”的尖叫声。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随着这一声尖叫，人们惊骇地从各个位子上纷纷而起朝门外涌去。我想走过去看看那人的脸，可是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握住（不是我握着别人），被人牵着随着人群往外冲。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在空寂的街上停下来，我才发现牵着我手的人是琴。牧师，你真不打算结婚了？她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了，反复重复着这句话。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学校。琴梦游一般准确地把我领到我的门前。那天晚上，琴睡在我床上。什么多余的事也没发生。正如多年以后余刚在心里说的：虽然她曾靠在我肩上妈妈她靠在我肩上睡在我直到我从梦中醒来……

　　这同样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是真实而不是真理，否则这个游戏便难以继续维持。

　　又是一段真实的经历！１９９３年的事情还没说完，又扯上了１９９１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么收场，零零碎碎，东拉西扯，再这么下去读者会给吓跑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读者始终都极有耐心极有涵养地扮演着游戏受害者的角色。我无法控制手中的这支笔。我眼睁睁地看着１９９１年跃然纸上，而这段叙述却是出自两年前我未完成的一篇小说《Ｄ》，只是把编辑“李”换成了即将毕业的“我”。而他竟然说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滑稽！这个“我”到底是谁？他还是不是我小说里的一个角色？读者，请您回答。是的，答案不言自明。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还握着笔。博尔赫斯说，宽容意味着牺牲。况且在现实中我与“我”一样还算不上一个老派人物，而如今老派故事已经奄奄一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娜塔莉·萨洛特早在１９５６年便在她那篇著名的理论文章《怀疑的时代》中指出：“今天出现了一股不断扩大的新潮流，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作品。这些作品自认为是小说，不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我’，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形迹隐蔽。这个‘我’篡夺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占据了重要的席位。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他往往只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反照……”这段话说得一点不错。此刻，我愿意后退一步，但愿盘踞在我脑子里的“我”能够听见，希望他能有所节制，不是为了别的，道德啊，哲学啊，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学问，只是为了文学，只是为了它和我一起合作把这篇小说愉快地完成。或许这会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呢。谢谢娜塔莉·萨洛特！谢谢法国！

　　一个猛烈的喷嚏使得余刚恢复了理智。

　　我转身走回卧室。寒冷和长时间的站立使得我的动作机械般僵硬，我觉得自己体内仿佛布满了冷冰冰的金属，走路时传出它们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我穿起放在床上的毛衣毛裤，穿上那件黑色大衣。它也平放在床上而不是搁在箱子里。我注意到床上的席子不见了，床上铺着厚厚的褥子。被子被掀起一角，我摸摸被里，还能感觉到一点余温。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见羽毛一样大小的雪花不停地落着。我犹豫了片刻，走到书架前，抽出黑色封皮的《圣经》，如我所料，里面没有夹杂什么东西。我把书放回原处，坐在床上，我看见床头柜上的温度计指向０℃。零。一切都是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想这也许只是自己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

　　没过多久，我听见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那个孩子站在防盗门前，还是那身打扮。

　　余老师，刚才忘记跟您说了，这是我家的地址。孩子递过来一张纸条，您作文看过后寄到我家就行了，最好您能在一个星期改好，下个星期我就要放假了。妈妈要带我到南方去过春节，如果您忙也没关系，反正过完春节我还要回来的。

　　唔，我会改好的。

　　谢谢您了，我走了。余老师，刚才在路上碰见一个人说是找您的，我把他带来了。您过来啊，这就是余老师的家。孩子说完他便站在了我面前。

　　我不认识这个人。

　　嘿，牧师，你好，好久没见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瘦。

　　你是？

　　那天打电话听见你声音时便是这种感觉，牧师怎么会变呢。

　　电话？

　　是啊，那天就差你了，你有什么天大的事就不能来一趟，大家都议论你，这么多年没见了，告诉你那天晚上民间社可是一网打尽，琴也来了，我就知道你要问她，你老没见着她了吧？

　　是的，你们都好吧？

　　还可以，混呗，今天晚上你有事？看你穿戴得这么整齐。

　　没……没事，进来坐吧。

　　没时间了，牧师，我这不算是突然袭击吧，那天电话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呢，后来一想，牧师嘛，又不是外人，你果然答应得那么爽快，够朋友。

　　你有什么事？

　　还不就是那件事，实在没办法，没个房子没个地方这大冬天叫我们躲到哪儿去，实在是没办法，她现在就在外面，你不认识的。

　　这……

　　牧师，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就借一个晚上，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否则这种事说什么也开不了口啊。

　　唔……

　　如果你介意就算了，我再另想办法，唉。

　　你是说我把房子让给你一个晚上？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牧师……

　　好吧。

　　谢谢了，实在是谢了，改天我请你。

　　不用了，都是老同学……那天琴也去了？

　　来了，她老念叨着你呢。

　　奥，就这样吧，我把房子让给你们，你们随便用，可是千万……

　　我有数我有数，我们只是谈谈，还没到那份上，我就知道你忌讳那个。

　　没有的事，我不是指那个意思，好，我走了。

　　牧师。

　　还有什么事？

　　钥匙。

　　余刚走在街上。牧师走在街上。我走在街上。我感觉自己如同黑暗中的雪花一样来不及分辨出方向便被无辜地抛掷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雪花急切地落着，大小街巷在我身旁不时隐秘地交叉、分离、再交叉、再分离，仿佛在黑暗中合谋着决定着这个城市的盛亡兴衰。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路，每一条路都向我敞开着，让我看见一段不远的路程，再远便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我走在街上，我身后的屋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看不清楚：是一只火柴盒还是墙上的一个斑点？无足轻重。我回过头，我看见我刚刚踩出的脚印已经或正被新的尚未被玷污、被践踏过的雪花所掩盖、压迫或者这也算是一种报复般的践踏。双重践踏。没有谁能幸免，因为谁都不是最后一个。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广场上。我看见广场中心的雕塑已被雪花改变成一团模糊不清的雪山。多年以前，琴指着这对刚刚完工的青年男女说：等我们死了以后，他们还会站在这里。琴说，你真不打算结婚了？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做是因为在黑暗中妈妈在黑暗中她躺在床上裙子微微上曲在黑暗中露出雪白的是因为我不能让我的手在一瞬间做出均匀地呼吸一起一伏仿佛一张刚刚成型的白纸在风里像鲍勃·迪伦一个人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妈妈他们管我叫牧师牧师

　　余刚在广场待了一会儿，然后望西走进商业街。这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最为熟悉最引以自豪的地方，报纸上说这条街仅去年的商品交易额已是这个城市过去两年的总和，买与卖成倍地增长，这条街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余刚走在这个城市的心脏上，奇怪的是他感觉不到他应该感觉到的它的强劲的跳动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应该能感觉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此刻，在他近乎麻木的脑海里不时掀起波澜的是十几天前的一个午后他所亲眼目睹的情景。同样的一条街，同样的空无一人。余刚抬头看了看街两侧光秃秃的紫桐，心里不禁泛起一股苦涩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怜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玩笑。正如他所做的那件事情一样。母亲却说那是一个罪孽。母亲。而雪总是好的。一场大雪封住了城市的门，封住了许许多多的罪孽。

　　余刚决定去找母亲。

　　余刚在母亲门前掸了掸大衣及头发上的雪花，他感觉有水珠流进了颈子，他伸手想解下围巾，却发现刚才出门时围巾忘记戴了。他本能地缩缩颈子。他敲了敲门，没人应。他掏出钥匙，不知怎么他心脏陡然一阵针尖戳似的疼。他把钥匙伸进锁孔里，还未及转动，门便开了。门没有锁。

　　妈妈。余刚走进客厅。客厅里点着白炽灯。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桌子上、地毯上书东一本西一本扔得到处都是，整个客厅或者说书房凌乱不堪。余刚已经习惯了母亲生活上的随意正如习惯了母亲治学上的严谨一样。余刚去了母亲的卧室，没人。母亲不在家。余刚坐在地毯上，呆呆地发愣。余刚觉得子自己的眼睛生涩的厉害，几乎眨都不眨。没过多久他感到肚子饿了，便起身到厨房找东西，结果连面条都没有，他只好泡了杯咖啡。喝下后他感到火一样发热，他摸摸额头，上面敷着一层虚汗。他明知不能脱衣服还是把大衣脱了。几分钟后他开始咳嗽，左半边脑子裂开一样又胀又痛。他打开窗子，风夹着雪花几乎把他吹倒。他不得不重新坐下来，大口地喘气。呼吸稍稍平静后，他从母亲卧室的衣橱里抱出两床厚被子，盖在身上。他闭上眼睛，随即又不得不睁开，因为他的身子在被子里不停地颤抖，直到他的视线接触到写字台上镜框里的那张母亲年轻时的相片时，他才控制住身体。

　　那年我刚二十岁，跟你现在一般大，唉，好日子刚开了头就……后来我就带着你一起去了南方。

　　余刚记得自己二十岁生日那天，母亲多喝了点酒。

　　父亲呢，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呢，你怎么老不提他，妈妈，告诉我他的一点事情好不好？

　　住口。母亲在打断我说话时总是用“住口”这个过于戏剧化的词，声音尖尖的，她说，你少提他，他不是人，你也没有父亲，你从来就没有什么父亲。

　　余刚没有父亲。余刚从来就没有什么父亲。余刚的父亲不是人。

　　那天晚上，饥寒交困的余刚躺在地毯上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孤独。这种黑暗中的孤独让他孩子一样地流下了眼泪，但是黑暗和泪水并没有完全遮蔽他的眼睛，反而使他的眼睛野兽一般敏锐，在黑暗中如同两把闪着寒光的利刃穿破一切阻碍捕捉着现实中稍纵即逝的画面。他看见──

　　读者，请原谅我再次打断您。我是孟秋，这篇小说的实际操作者。我至所以在这时候打断您是因为我想提醒您注意，这篇看似支离破碎的小说至此将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即将出现的将是众多碎片中份量较重的一块，我提醒您务必小心，如果能做到的话请一个字也不要漏掉。前面我在叙述余刚来到并待在母亲寓所里的场景时，就是因为过于随意，文字写得既轻又薄，效果如同一篇低劣的街头小说，煽情得厉害反而显得做作虚假。但是就像前面的“我”所交待的这同样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其细节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和责难。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我要提醒您，请您尽快从前面的“煽情”中解脱出来，和我一起进入这个游戏的核心（请原谅我也用了游戏这个词，暂且就这么用吧）。

　　他看见──

　　雪。雪花自空中迅速落下，由于速度过快看不出雪花与雪花之间的空隙，这种空隙无疑是存在的，代表一种距离、一段时间。城市。街道、广场、公园沉浸在暗白色的光线里，这种光线通常出现在那些没有太阳的阴天的黎明或者黄昏。所有的灯都已熄灭或者说所有的门、窗都被雪封住。城市里空无一人。没有飞鸟，没有风，只有巨大的没有边际的暗白色于寂静无声中一点一点地扩大、加深、加厚。一座楼。一座老式的三层建筑。雪花够不到的墙壁呈暗淡的青灰色。三个楼道中中间的一个。两个人显影一般地出现。背影。他们缓慢地走过楼道，走到一楼右边的一扇门前（这是我的屋子我的房间）。个子稍高的一个揿亮了楼道中间的三瓦日光灯。死气沉沉的颜色。现在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的服饰。个子稍高的穿着一件黑色长呢大衣，裹着一条不宽的棕色围巾，从体型和头发可以判断出这是个男人。他现在正在口袋里摸索，显然是在找钥匙。女的，那个个子稍矮的一眼便能看出她的性别，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短呢大衣，大衣的下摆刚好遮住她的臀部，下身是一件宽松的牛仔裤，半成新，一头披肩发被一条黑白相间的毛线围巾在颈间截为两段，她的位置离门稍远一些，三瓦日光灯差不多正好与她的头顶形成一条直线。她的右肩上背着一只琴盒，深棕色，从形状看里面多半是一把小提琴。这会儿，那个男的终于找到了钥匙，他回头对女的小声说了句什么，光线太暗加上他的头微微朝下的缘故，看不清他的脸。背影。防盗门被拉到一边（这是我的屋子，我的）。然后是第二道门。

　　一个大概五、六平方米的小厅。一张靠墙放置的方桌。这堵墙正对着刚刚关上的门。他把钥匙放到方桌上（这是我的钥匙金黄色的母亲说我和你一人一把没有光泽）。小厅的左边也就是南边并排有两扇门，显然这是这套居室的另外两个房间，因为和它们正对着的是厨房和卫生间。他推开靠近方桌的那扇门，小厅里的光线斜射进去。背影。一前一后。从背后看，这会儿她已把琴盒从右肩上卸下横放在怀里。灯亮了。她弯腰把琴盒斜靠在两张并排放着的沙发的扶手边。她坐下然后又站起来解下围巾，双手伸到脑后拢了拢头发，差不多几秒钟时间，她打量了一下房间：一张铺了台布的圆桌，一个堆得满满的积满灰尘的竹制书架，一张同样铺满了书的小床。她重新坐下，坐在靠里手的那张沙发上，另一张空着。看不见她的脸，可以看见她的侧面（像像可不会是她不会）。不一会儿，他走了进来，一手拎了一只方凳，一手拿着两只浅棕色的矮脚杯子。他弯腰把它们安置在沙发前。然后。然后他转过脸朝厨房张望（是他是那张脸牧师牧师的说个不停那天打电话听见你声音时便是这种感觉牧师怎么会变呢不会变的牧师是的千篇一律一本正经的牧师可是你是谁呢我不认识你我根本就你站在我面前那个孩子一溜烟便不见了你是谁呢手里拿着我的钥匙走进我的屋子我的屋子后悔总是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可是在这之前我便后悔了）。这会儿他已脸朝里转向她，他身子微微前倾，正好把她挡住，只能看见她的衣角。很显然他们正在谈话，可是却没有发出任何些微的声响。房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不再发生位移或者说正常的流动。

　　几分钟后，他起身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拎了一只水瓶。他走到方凳前弯腰往杯子里倒水。浓厚的咖啡（我怎么知道是咖啡）。热气从杯中散逸。他倒水的一瞬间，她的侧面又显露了出来（像但不可能是她否则）。他重新坐下来，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式（否则那天聚会她也去了她老念叨着你呢在那种场合一头披肩发安静地坐在一边她看都不看我一眼牧师你真的不打算结婚了牵着我的手看都不看我一眼那天晚上我没有我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我不能那么做否则一切便毁了一切便不存在了妈妈你知道他们在学校管我叫什么吗妈妈她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到有一天妈妈如果有可能我会那么做的而不是一味忍受在黑暗中等待它的降临可是妈妈我从没去过教堂我害怕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待在一起如果那天晚上可是她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到有一天永远离开第二天我从沙发上醒来她已经离开她已经琴琴）。

　　谈话在继续进行着，气氛显得热烈而投机，这中间他离开过一次，他到另外一个房间拿了一些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你没有权利），显然他们找到了他们都能够接受的话题。每隔几分钟他便往杯子里添一些开水，这证明他们说了很多话。这会儿她从沙发上站起身，弯腰打开琴盒，乌黑的长发遮住她的半边脸。她转过身，面对沙发对面的竹制书架，然后将琴架在左边肩颈的结合部（像一个女神一切争吵嘎然而止她站在我们中间流畅的旋律使乱糟糟的理论黯然失色是这支曲子穿过纷扰的尊严虚荣穿过一只只装满珠宝装满污秽的盒子在风中飘行凛然不可侵犯）。她把琴放回琴盒，拿起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围巾，在颈间打了一个结。她走出房间。他拦住她，嘴里不停地说话，显然是想让她留下或者说再待一会儿。她愣在那里显得不知可否。距离很近，可是依旧看不清她的脸，仿佛中间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他到另外一个房间，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只口琴。他说着话，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在恳求她做什么。

　　他们走了进去。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这是我的卧室我的卧室你们没有权利你答应过我你说你）。

　　这个房间与先前那个屋子一样大小，大概有十三、四个平方米。朝南。有两扇窗子。老式的木制窗子。窗框上的油漆差不多有一半都自行脱落了，露出木头的本色（而我们搬来时才刚刚刷过漆还没干透呢）。两幅一模一样有着紫红色图案的窗帘松松地挂着，如果仔细看窗帘有些地方已经撕破了，颜色也显得陈旧。写字台靠窗贴着两面的墙横置着，对面是一个配有对拉玻璃的深黄色的书架，里面放满了书。写字台与书架之间也就是两扇窗子之间搁着两张并排的方凳，上面放着一台两只喇叭的收录机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磁带。房间的东北角沿南北方向贴墙放着一张五尺宽的木制硬板床（妈妈这床就别带了吧又重又占地方等到了城里我们再买张新的不好吗妈妈把两只床架相叠嵌合在一起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用绳子打着结一句话也不说）。现在她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怀里抱着琴盒，写字台上点着十五瓦的白炽台灯，灯光照在她的肩背上，她的脸沉浸在阴影中。他坐在床沿，用口琴吹着刚才她拉的同一支曲子（我怎么知道是同一支曲子可是两种乐器在黑暗中此起彼伏如泣如诉两个遥远的没有身体的影子在空中飘行越靠越近最终融为一体我一直这么怀疑着不仅是现在在南方我便有了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我说我是一个恶棍的儿子一定是的否则母亲不会避而不谈不会一提起就那么激动不要这么想你母亲也许有难言之隐琴说也许再过一阵子她会主动跟你说的你这么瞎猜想对你对你母亲都没什么好处没有好处静静地坐在一边看都不看我一眼）。沉默。他走到收录机跟前，挑了一盘磁带，把磁带倒回头。然后，鲍勃·迪伦开始唱：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抬起头才能看得见天空。

　　沉默。他走到厨房，把先前没有喝尽的咖啡残汁倒掉，顺势倒了两杯红葡萄酒，并把酒瓶也带到房间里。他把杯子递给她，然后回转身把门关了。门。与葡萄酒一样的颜色。一堵可以开合的墙壁此刻紧紧地闭着（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的酒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么做）。门。只有鲍勃·迪伦的歌声可以穿过它而不至于受到伤害（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这样把门关上我走到隔壁房间坐在沙发上那个人死了那个人一定是死了否则琴不会牵着我的手拼命地奔跑没有什么能伤害到她除了死亡她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们也不例外等我们死了以后他们还会站在这里而不是那里这扇门而不是那扇门我没有我之所以没有妈妈我是一个恶棍的儿子我不能你不能这么瞎猜想妈妈你为什么还要生下我为什么不杀死我这很容易只需几分钟不几秒钟如果有可能妈妈那个恶棍我要那个你不能这么瞎猜想可是你为什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妈妈你为什么还要生下我大雪未止的夜晚为什么任何城一位贞洁的女子由空中的一颗星指引抵达南方的没有镇）。门（开开门你这个混蛋你答应过我）。门没有开，可是在瞬间这扇门突然变成了一块透明的葡萄酒一样颜色的薄纱，透过这层薄纱，房间里的一切被染成血一样红的酒色后尽收眼底。她站起身把大衣脱掉扔到床上，她站立时身体有些摇晃，仿佛已有了醉意。他坐在床沿，这会儿他手里还拿着酒杯，酒杯是空的，和写字台上的那只一样，如果你仔细看，那瓶红葡萄酒也已经空了（你这个混蛋你想干什么）。他站起身走到她跟前，低下头说了句什么，然后（别碰她你这个混蛋别碰她）把她从椅子上扶起来，扶到床沿上坐下，在这几秒中的过程中她一直低着头用手抵挡着，从她的姿式看显然是酒喝多了。他和她并排坐着（那天晚上），她把头靠在他肩上（那天晚上）。从他的口型可以看出他正在对她说话（那天晚上）。他把她扶躺在床上（那天晚上）帮她脱掉鞋子（那天晚上）把被子盖在她身上（那天晚上然后熄掉台灯关上门走到另外一间不你不能这么做）然后俯下身子在她唇上轻轻一吻从背后看他的身子不停地抖动着然后（不别碰她你这个流氓这个混蛋你答应过我）在她唇上眼睛鼻子额头在她脸上飞快地吻着然后（你这个流氓）解开她衣服的纽扣拉链搭袢然后（流氓）伸出双手在她全身上下（你这个流氓你答应过我啊你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下床一件一件脱掉自己的衣服（你这个恶棍不不要啊）然后跨上床去掀开被子（啊啊求求你别这么做别这么做我求求你求求你了）然后骑上身去猛烈地施暴（啊啊）她的手臂拼命地抵抗他愣住了看着她安静下来然后下床走进另一个房间赤身裸体（你这个野兽恶棍流氓）重新走进这个房间时手里多了一条围巾深棕色的围巾（啊啊）他用围巾把她的双手缚在床架上这会儿她没有任何抵抗然后又是一阵猛烈的施暴（在黑暗中血一样红的波涛中上下起伏妈妈我有罪了是我干的不是他是我把钥匙放在他手上是我打开门把他们领进来妈妈这是一个罪孽啊不是玩笑我看见了一个恶棍当他走进屋子当他把手伸向妈妈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却看都不看我一眼妈妈当他把手伸向这个恶棍那天晚上当我把她扶躺在床上当我接触到她身体在那种混合着酒气和她身上青草一样芳香的气味中那个恶棍我想过妈妈一瞬间这个恶棍他在干什么啊琴琴琴如果那天晚上我做了那件事而不是见鬼去吧牧师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不是让你相信它不是让你信徒一样地整天把它挂在嘴上我把它送给你母亲说是因为你长大了有些东西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我看见了可是如果那天晚上我做了那件事现在的事情便不会发生这又有什么分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时间和另一个时间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妈妈我有罪了啊在那张吱吱嘎嘎的大床上在血一样红的波涛中那张床妈妈在南方我躺在你身边在宁静的洒满月色的夜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你说除了善因为只有它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可是妈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坏人做那么多坏事呢因为他们控制不了他们的恶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灵魂妈妈我有灵魂吗我有吗我有吗我是一个恶棍的儿子一个恶棍的儿子躺在你身边恶棍的血染红了整个你不能这么瞎猜想是我干的不是别人是我欺骗了她我看见了那是琴的脸琴的你母亲为什么要带你去南方安静地坐在一边手里没有琴可是因为她要去赎罪在那种尘土飞扬颠簸不定的山路上在生死不明的未来里匆匆地赎罪她有什么罪人是有罪的母亲说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她有什么罪你别这么她有什么罪你别这么她有什么罪你别这么瞎猜想了她有什么罪琴我看见了那是你的脸无可奈何地忍受啊啊你有什么罪妈妈我有罪了啊是我干的不是别人是我欺骗了她这是个罪孽）。咔嚓一声。床架断了。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５日的早晨，余刚从睡梦中醒来，坐在地毯上的母亲告诉他床架断了。

　　我刚睡上去床架便断了，是不是以前就断了？也该换一张新床了，从这儿带到南方又从南方带回来，时间够长的了。母亲说，昨天晚上学校开会，散会已经九点多了，雪大得要命，不好骑车，我想就近到你那儿捱一夜吧，结果你还不在。钥匙忘记带出来了是不是？我一进门就看见钥匙搁在方桌上。给你，下次别再忘了。

　　余刚给母亲道了早安，吃了点东西，便往自己的住处走去。余刚走在商业街上。这些天来，每次走到这条街上，余刚便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此刻余刚心里想说的是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阳光灿烂，晒到脸上有微微的暖意。马路两侧的积雪还很厚，各家商店正在自扫门前雪，买与卖即将展开，天气无论怎么变化都无法阻挡这一生死般注定的过程。余刚远远地看见了广场上的那座雕塑，他们已经露出了身子。长存不灭。一条巷子。再一条巷子。余刚走到自己门前。余刚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余刚看见床铺得很整洁。他弯下身看了看断裂的床架：彻底断了。母亲在断裂处的下面垫了只方凳。他用手压压倒还能撑得住。他抬头看见一条棕色围巾挂在靠近枕头的床架上。他把围巾取下来很随意地在颈间一围。他走到书架前，从下面的柜子里翻出一本影集。都是小时候的一些黑白相片。他翻到影集的最后一页。这是他大学毕业时全班照的合影。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琴，安安静静地笑着。找第二遍时在人群中找到了他，那张脸他不会再忘记了。再找时，他发现合影中没有自己。他想了想，把影集重新放回柜子。接着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孩子的作文，找了张同样的稿纸写了些评语，然后一起塞进信封，贴邮票前他犹豫了一下便没贴。他把信放进大衣口袋。他打开写字台左边抽屉的锁，从里面拿出一个薄本子，也放进了口袋。

　　他骑车行进在街上。他在商业街的一家银行取了一些存款然后到火车站买了第二天去南方的车票。两件事办妥后，他按着那个孩子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他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邻居说她们母子一大早便去南方了。他把信塞进门缝里。

　　余刚到达母亲寓所时已经是中午了。母亲不在家。他一直等到下午六点母亲也没回来。他回到自己住处，天已经全黑了。他在写字台上看见了母亲的留条。留条上说母亲坐上午十点的火车去北方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母亲写道，由于时间紧我几乎是被学校劫持走的。

　　母亲用了“劫持”这个词，我当然知道这是夸张。母亲用词一向准确而且富有文彩，这或许与她在大学念的是文学系有关，要不是母亲后来改行从事宗教历史研究，我想她在写作上的天赋以及日后的成就一定会高出我许多。如果母亲确实是因时间匆忙赶着去开会，而且开完会平安回来的话，那么这个词用得无可厚非。可实际情况却是母亲自那天离开以后便一直没有回来。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给母亲留了张条子后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去了南方。母亲的失踪是我在南方待了两年回到城市之后才知道的。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去与学校当局交涉，他们不仅不给我答复而且一次次把我轰出来。现在又是两年过去了，母亲依旧没有回来，但是此刻在平静的心情下，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答案并且体会到了母亲用“劫持”这个词的本意。

　　这个答案与我在南方的那个小镇的经历有关。

　　关于那个南方小镇以及余刚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流亡”生活，《死是容易的》中已经叙述得很详尽了。批评界的大多数人对这段描述持肯定态度，虽然他们在攻击小说前半部也就是关于余刚在城市生活中的种种遭遇的描述时不遗余力地倾注了自己的批评热情。“很显然这本描写幻灭的小说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界……小说中关于南方的描写是真实的出色的，它体现出作者异乎寻常的冷静、稳健和成熟的控制能力，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小说的前半部分的情形恰恰相反，一系列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概念、象征、情绪使得主人公出走流亡这一全书中最关键的情节缺乏普遍的现实基础和逻辑基础……这是一本毁誉参半的作品。”等等。等等。

　　我不想对他们作出的评价再次作出评价，也不想评价自己。我现在进行的是一个新的游戏。《死是容易的》在两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当然它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现在我来简单谈谈南方。在余刚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四季如春的散发着温暖阳光和朴素民风的南方小镇。在那里余刚度过了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光。在和母亲回到城市之前，这里的一切，包括一条不及五百米长的青灰色碎砖铺成的狭窄的小街、小街两侧低矮的瓦房、为数不多有着一米多高柜台的小店、一个可以容纳两百人的电影院、中小学合在一处的学校、学校后面一座废弃的小教堂以及小镇周围四季不闲的农田、农田远处忽隐忽现的矮山等等等等，它们融为一体构成了余刚记忆里的主要部分。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的黄昏当余刚换乘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抵达记忆里这个梦幻般的小镇时，他几乎晕了过去。

　　读者（请编辑先生用黑体），出于篇幅以及这个游戏的结构安排的缘故，我将尽量减化有关南方的描述。所以下面可能出现类似内容提要般的非文学性的语言，请您原谅。南方的描述一结束，我将迅速恢复前面的语言风格，到那时候这个游戏的另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核心部分将出现，它将把这个游戏引入高潮。现在继续──

　　昔日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展现在余刚面前的是一座已经初具规模正在兴建的新城，车水马龙，应有尽有，而且令余刚疑惑的是这座新城的规划布局、建筑物的式样、街道的名称等等都与自己刚刚离开的城市一模一样。这个昔日的小镇已变成了那座大城市的小型翻版或者说缩影。余刚心里涌起一阵悲哀，他感觉周身布满了死亡一样难以摆脱的腐烂气息。一个中年女人把他从车站领到与他在那个城市一样门牌的房间。在今后的两年里，这个寡语的陌生女人一直照顾着余刚的起居生活。余刚深居简出，他把他在城市的遭遇以及这个小镇的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内心风暴真实地展现在他所创作的一部小说中。余刚告诫自己：远离死亡的唯一出路在于接近死亡。而死是容易的。

　　差不多两年过去了。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４日的下午，当余刚合上自己刚刚完成的小说思忖着准备离开小镇时，那个终日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走到他身边的窗前，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本书的结局吗现在我告诉你但是在我说话的过程中请你不要打断我你知道就行了后来她们母子去了南方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那个孩子长大成人有一天那个人突然出现在没有镇恳求她们母子回任何城去做母亲的当然回绝了他她知道这绝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他是做不出什么好事情的可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却中了邪似的要跟着他去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她想他一定又是在实施他的魔法了就像那天晚上一样住口你别打断我他不是什么父亲他根本不配做父亲可是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孩子是她的命根子她只好跟着一起去但是临出发前她要那个人允诺她一个条件就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许来纠缠她她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她说她恨他这样她们便离开南方去了任何城后来的事情福音书里差不多都有记载长大成人的孩子开始以基督的名义传道是的他就是耶稣而做母亲的一直待在家里为他担惊受怕这种相对平静的日子过去了很多年有一天那个人违背诺言来找她他说任何城现在堕落了任何城人有罪了我要毁了它他说只有一个人能挽救这个城市毁灭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儿子呸他根本就不配做父亲他只知道他说只有他才能挽救这个城市而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是在任何城人的唾骂声中走上十字架做母亲的知道自己终日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听他继续说下去他说事情是很棘手但是还没有到绝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们的儿子和任何城都幸免于难当然不是我我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善与恶的法则是无法控制的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很简单用母亲的生命换回儿子的生命当然如果你能忘了那件事或者回到他说这样任何城便得救了但是至此以后他不再是我的儿子不再是神的儿子我的身旁不再有位置留给他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死不能复生的任何城人一个逃跑的基督你选择吧书到这里便中断了很显然被人撕掉了不知道她的选择是怎样的不过依照前面的算了不说了没有封面也没有名字但是据说被称为《撒旦福音》当然是教会为了抵毁它而起的名字这本书最初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南部一出现便遭到收缴拥有此书的人一经查出便被处死或者神秘地失踪我手上的这本是十字军东征时失散到这儿的很难想象是不是可是和它一起出土的一本日记证实了这一点他当然是十字军的一员可是别人是为了基督而战而他却是借着战争一路逃亡据其它一些资料考证当时因此书受到牵连的人数以千计或许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余刚在陌生女人时而平静时而激动的讲述过程中渐渐产生了睡意，这种感觉如同水面上突然浮起的波纹不断向四周扩散。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４日的傍晚，当这些越来越不成形的波纹尚未触及到不远处岸边的水草时，余刚已经进入了梦境。任何文字都不能恰如其氛地表达清楚这个梦境给余刚带来的震动。我只能客观地向您指出：这个梦境与两年前几乎同一时刻他看到的情景完全吻合，而且这个梦境似乎更完整些。他听到而不是感觉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余刚从梦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阳光懒懒地照在他脸上。他迅速地起床，迅速地收拾行李，迅速地走在小镇的大街上。街上积满了雪。这个四季如春的南方小镇竟然也下了雪。他走在街上，与迎面而来的一支送葬队伍擦肩而过，遗像上的女人看上去很面熟。他回过头想再看一眼，突然从送葬队伍里跑出三、四个人，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朝他追来。他迅速地奔跑，在他们就要抓住他的一刹那，他跳上了一辆正在启动的汽车。从车尾肮脏的窗玻璃里，他看见追他的人以及那支送葬队伍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无足轻重。这就像南方，余刚想，就像给南方送葬一样。

　　《死是容易的》至此全部结束。关于余刚以及南方的种种描述至此也可以划上句号了。但是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完，它还在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一个完整的游戏，它正在进行当中。

　　那天的火车快得不可思议。当天晚上，我便回到了离别了整整两年的城市。我回到自己的住所。我猛吸一口长气，试图吸进灰尘、霉烂或者其它一些气味来证明时间的流逝。房间里的各样陈设与我两年前离开时没有一点变化，写字台左侧的台历上仍旧写着：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一切都没有变，可南方却彻底消失了。一想起南方，我的呼吸莫名地急促起来。我打开收录机，电台正播送着天气预报。播音员说明天也就是第二天１月１７日怎么怎么。可今天明明是１月１５号啊。这种几乎是强加给我的时间上的偏差让我回忆起两年前我和一个孩子的对话。时间让一切存在又让一切消失，可是我却一次一次看不清你。我无法解释，只有像以往一样地接受，接受难以接受的天气，接受难以接受的十二个孩子，接受难以接受的《撒旦福音》，接受难以接受的南方的消失。不久以后我还将接受母亲的失踪。

　　接受不愿接受的事实或者说真实显然是一种不应得的痛苦，可母亲说过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我接受了它们，就像您接受了这个游戏所展示的种种细节真实一样。真实而不是真理。让我们绕开那些无孔不入的真理的纠缠，绕开那些诱人的光环和黑暗，把这个游戏继续进行下去。我回到了这个城市，在城市中平静地生活了两年。两年间，我修改了《死是容易的》并使之顺利出版。我尽量把自己关在家里，像余刚一样拼命地写作，只是不再想着出版和发表。这是一种与生存方式同步的生活方式。我实践着多年前自己说过的这句话。我白天很少出门，杂志社的工作很清闲，一个月的事两三天便可以完成，只是偶尔出门买买生活用品、散散步。不过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到百货大楼隔壁的基督教青年会咖啡馆坐坐。说是青年会办的，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这种平静的生活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两年。两年后，平静被打破了。那天晚上，让我们把时间推进到１９９７年的１月１４日，也就是这个游戏刚开始的“那天晚上”（见这篇小说的第二节──孟秋注）的第二天晚上，我坐在这家咖啡馆最里面的角落里开始动笔写那篇关于一座被毁灭的房子的小说。我没有完全弄清楚那个男人的“精神力量”，但是我想到了好几个有意思的细节。正当我从一个细节过度到另一个细节的时候，她在我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还在写啊，牧师？一种与这个冬天的寒冷气候不相适宜的温柔语调。

　　我抬起头，我没有看她，而是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柜台。狠狠瞪了柜台前的侍者一眼。

　　不怪他们，他们都跟我说了。我感觉她的脸离我很近，我可以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看来你没有什么变化。她一定是在打量我。自从那篇小说出版后，这类莫名其妙的骚扰一直没有断过。

　　好了，我没有变化，拜托你。我还没把话说完便愣住了，你是？

　　真是贵人多忘事，才两年时间便认不出我了，如果……

　　琴，你是琴？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短大衣，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毛线围巾，和学校时的装束一样，想不到竟然会遇到琴，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真没想到，你一切都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不过我不是琴，你看上去真的一点都没变。

　　你不是琴，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接着是一些充满争执的对话。她不承认她是琴。既然她不是琴我便不认识她，可是她偏偏说我们俩相识。她说──

　　看来你真的不记得了。两年前的今天，就在这间咖啡馆就在这张桌子，我们相识的。那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一样也是下着大雪。我走进咖啡馆的时候，你已经坐在这里写作了。那晚咖啡馆里人特别多，差不多都坐满了，只有你这个儿空了一张位子。我走过去坐了下来。你先是没发现我，好几分钟后你才抬起头，一看见我便愣住了。你问我是不是琴。我说不是。和刚才一样你非要把我当作琴不可。你把笔扔在一边。你替我叫了咖啡，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刚开始不明白，慢慢地便有些懂了，你是在说你自己的经历或者说你是在帮我回忆我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你从琴开始说到你自己说到你母亲说到南方，那个四季如春的小镇。你说得很动情很投入。我为你的直率感到不知所措同时也被你的经历所感动。你说如果我是琴就好了。我问为什么。你说你欠了她很多，如果见到她你会好好待她补偿她。你说我跟她长得一模一样。不知怎么你后来开始口不遮言起来，一气说了许多隐秘的不应该向外人说的事情。好几次我都想打断你，可是一碰到你那种不容阻拦的目光，我便退却了，你那么看着我，好像我就是琴似的，有一会儿我也真把自己当作了琴。

　　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离开咖啡馆，就像现在一样，雪下得很大，你说到你哪儿坐坐，不知为什么我想都没有想便答应了。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在经过广场时，你指着雕塑说了琴说过的一句话，对，就是这句话，琴说等我们死了以后他们还会站在这里。然后我们走进一条巷子，是这条巷子吧，我没有记错，然后往右是这条巷子，再以后便走到了中间这个道口。

　　我们站在门口，那天你费了好大劲才找出钥匙。你把钥匙放在方桌上。我们走进右边这个房间，就是这间。我坐在沙发上，你弄了两杯咖啡。你说这书架上的书都是你母亲的，后来你谈起了你的母亲，谈起一本什么刚刚出土的书，后来你又拿出你小时候的相片，全都是在南方拍的，影集的最后一页是你大学毕业时和全班的合影。我找到琴，你说我和琴与你母亲年轻时长得就像一个人。你说琴也会拉小提琴，你让我随便拉支曲子，我答应了。那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准备离开，你拦住了我，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你的眼神，那种只有孩子在无助时才会显露的表情。你是一个孩子。牧师。然后我们走进了这间屋子，你坐在床沿用口琴吹了我刚才拉的曲子。我几乎流下泪来。你端来两杯红葡萄酒，当你转身关上门时，我对自己说只能这样，虽然我们认识还不到一天时间，后来……

　　别说了，根本没这回事。

　　是没这回事还是你自己没有勇气承认？我刚才说的都是谎话？

　　你说的不错，可是那个人不是我，我没有做那种事情。

　　不是你是谁？

　　你应该知道。

　　什么我应该知道，我问你不是你是谁。

　　我不认识他。

　　……

　　你相信我，而且两年前的今天我根本就不在这个城市，那时我还在南方的小镇上呢。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那个女人向我说了《撒旦福音》的事之后我便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我怎么可能在这个城市做这种事呢，我又不会分身术。不过那天晚上我倒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相信我，真的不是我，而且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发生在两年前，而是在四年前，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去了南方。相信我。

　　相信你？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说的话里没有一句让人相信。我没有想到为了那种事情，你竟然会撒谎。告诉你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便去了南方，我想去看看那个让你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个小镇。那是个肮脏不堪的鬼地方，四面都是山，破破烂烂就像刚刚遭到瘟疫一般，丝毫没有你说的那种景致。一到那地方，我便去找你母亲教过书的那个学校，在那里做了近三十年的校长说学校根本就没有过什么姓余的女教师，小镇也没来过外乡人。那是个封闭的让人恶心的地方，那里的人不论年纪多大见了人只会不停地摇头。南方，南方，那地方就是你的南方。别再撒谎了。

　　你胡说八道！

　　现在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南方，两年前的那天晚上不过是你设制的一个骗局，你不过是想对琴对１９９１年那天晚上的自己对自己的懦弱实施报复而已，那时候你自己已经对南方失去信心了是不是，其实你也是在对南方实施报复，而我竟然那么傻，真以为有那么一个梦一样的地方，孩子一样善良可敬的母子。牧师，你成功了，你做得干净利落，这可不是什么梦，不是随便的一个梦便能解释的。梦最多只是一个愿望，而事实就是事实，你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可是你不想想天下哪里会有那么傻的女人，和一个男人相识不到一天就因为他的花言巧语便轻易地做出那种事情，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两个毫无关系的女人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样呢……牧师，你说啊，你为什么不碰我，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碰我，你不是想带我去南方吗，牧师，你带我去南方，带我去吧。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

　　你就带我去吧。

　　住口。原来这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不是琴？

　　是啊，我不是琴你说我是谁呢？

　　……

　　我是谁有什么重要，琴又怎么样，妓女又怎么样，重要的是你，傻瓜。

　　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做那种事情。

　　当然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嘛，是我害了你。

　　不是我干的，是余刚。

　　当然是余刚，你不就是余刚吗，你以为你真是牧师啊。

　　我不是余刚，我不是。

　　你疯啦，你不是余刚你是谁，你倒说说看你是谁。

　　我是，我是，我是……

　　好了，别又孩子气了，喝点水吧。

　　我是……我是基督。

　　我是基督是的妈妈我一开始就知道在南方任何城一位贞洁的女子我就知道这是命里注定的一个恶棍的儿子注定要做出那种事情妈妈是我干的不是别人不是撒旦那天晚上我血管里流着他的血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有罪了任何城有罪了任何城一位贞洁而不是污秽正直而不是虚伪在南方我们站在废弃的小教堂边在南方可是妈妈你早就知道他会那么做你只是为了证明还是为了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你说除了善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可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毁了他是为了证明还是为了报复那天晚上琴躺在我床上琴又怎么样妓女又怎么样你给我滚出去妈妈你不会那么做的不是你干的那天晚上我有罪了任何城有罪了当我在梦中看见那张脸时我就知道这是命里注定的可是妈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任何城一位为什么要欺骗他在南方没有南方了他们在给她送葬南方死了妈妈你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你我不能再待在这屋子里我要走了这扇门这间屋子我要离开这里啊阳光灿烂１９９３年冬天的阳光城市街道广场一切正常我走在街上我在街上奔跑一个逃跑的基督一个任何城人一个撒旦妈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看见了那座雕塑人总是要死的那座咖啡馆那个孩子正向那儿走去我在南方没有遇见他把那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他身边的女孩子是谁年轻的犹大她的身上背着一只小提琴盒悲剧悲剧即将重演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就连善也是虚无缥缈的就跟原罪一样仅仅是出于感官原善妈妈那只不过是原善而已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没有什么秩序可依一张脸同时又是另一张脸就像这些越来越多的汽车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越来越疯狂却又越来越平静的买与卖我要走了是的是这座山基督山妈妈我要爬上去风在我身边猛烈地刮着一件衣服再一件衣服当我那天晚上当我到达山顶时已是赤身裸体妈妈这才是真的我可我是谁你又是谁我站在山顶上我看见我们的城市正迅速地扩大扩大与远处的南方连成一片南方妈妈我不恨我不恨啊我看见一道火焰那是我住的房子烧起来了妈妈看见了吗那间屋子那张床妈妈等等我我来了赤身裸体妈妈让我回到你肚子里让我做个温顺的瞎子什么也看不见

　　读者（请编辑先生排黑体），“我”不会再出现了，他已变成了一个瞎子。至此前面的叙述可以告一个段落，可是游戏并没有结束，小说的游戏部分到这儿只是刚刚开始。前面所叙述的那些“强加”的真实的经历向您提供了这个游戏的背景条件。您看到的那个故事只是向您提供了这个还没有展开的游戏所需要的一些火力各异的“棋子”，它们就像棋盘里的车马炮一样。现在它们都存在您脑子里了吗？您还能记起它们来吗？如果您还没有做到所谓的“心知肚明”，您可以把前面再看一遍，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您可以边看边玩。现在我来向您介绍这个游戏的玩法。这个游戏我们暂且称之为《撒旦福音》。前面叙述中出现了好些人物和地点，比如余刚、母亲、琴、像琴的女人、陌生的中年女人、任何城的母子、他、“我”、以及南方、没有镇、任何城、“我”居住的城市等等，如果您阅读仔细的话，您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人物与地点都是可以替换的，甚至时间也是如此，譬如您可以把１９９３年换成１９９１年，您也可以把１９９１年换成１９９７年，就像“我”说的那样：一张脸同时又是另一张脸，没有秩序可依。这样，您可以随便在其中选择一个角色，任意选择您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您可以在其间自由地出入，如果您玩得投入，您将会发现这个角色可以同时演变成所有的角色，而所有的角色最后都会通向“撒旦”这个终点。如果您能成功地避开这个终点，您将是获胜者，但这是不可能的，《撒旦福音》游戏中有一条规则规定：所有的角色都通向撒旦，避开撒旦也就避开了所有的角色，这样游戏就自动中止。所以这是一个追求失败的游戏。在失败中获得乐趣。在失败中获得成功。读者，还有重要的一点我要提醒您，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醒过您多次，在游戏的过程中，您千万别把真理牵扯进去，您千万不要当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个声称不愿做英雄的“我”就是因为在最后阶段违背了这一告诫而成了一个瞎子，由游戏的操纵者沦为一个可悲的角色（可是我还是得感谢他，是他促成了这个游戏，虽然他没能和读者一样愉快地玩上一回。他声称不愿做英雄可还是忍不住做了一回英雄，他把我和读者都骗过了，最后他以自己无法抗拒的喋喋不休以至于弄瞎了自己眼睛的激烈方式给这篇小说的故事部分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读者是否在故事的结束部分闻见了一股硝烟味，我想我是闻见了，这或许是他作为这个故事的合作者在故事结束之时对我的一种忠告，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想弄得太明白，我对类似硝烟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可我知道我得感谢他，作为一个具有想象力而不乏诚实的合作者，他是胜任的）。

　　《撒旦福音》：请您随便选择一个角色。

　　您准备好了吗？祝您玩得愉快！

　　游戏开始了，这篇小说也就要结束了。在刚动笔时，我曾预言对于这篇小说而言沮丧将是最适宜的感觉。我不知此话是否已经应验，因为此刻我的感觉便是没有感觉。我没想到自己会弄出一个游戏来，或许日后沮丧会由此而生。现在，我站在窗前，四月的南京春光明媚，透过眼前正在施工的高大建筑物，我仿佛看见教堂的塔尖与建筑物的顶层相互交织着，在它们巨大的阴影中人们正一步一步吃力地行走。我回转身打开收录机，鲍勃·迪伦沙哑地唱着──

　　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抬起头才能看得见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