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自知

中指

最近我时常想起我以前曾做过的一个梦。梦的背景应该是冬天吧，我高中复读那年。记忆中总留有那么一个印象，一大群人在操场上跑步，嘴里哈出白色的水汽……

记得那天我一整天都没怎么学习，晚上独自到外面喝了些酒。回到寝室的时候，灯早已关了。有人在黑暗中聊天，低而清晰的话语像手电筒昏黄的光圈在我上空晃来晃去的。我反复告诫自己说不要吱声，我不是他们一伙的。后来我睡着了，不很踏实，梦中一个个场景穿插闪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从床上支起身体，看见窗外一片漆黑，李建伟正站在窗前用酒精锅煮方便面，淡蓝色的火光在他的胖脸上跳跃。看见我醒来，李建伟笑了笑说你饿了吧，小心翼翼地掀起盖子，用筷子挑了挑。跟他的学习相比，他对于食物从来都有一种谦虚谨慎的品质。我的确感到饿极了，醒的这么早，别人还在睡着，寝室里飘荡着一股熟悉的隔宿烟草和脚臭相混合的气味。

我刚才看见××骑车子奔学校去了，李建伟说。我的心像火苗般突跳了一下。

她挺能学的啊，李建伟说，光我看到就有好几次。我的头有些晕了，身下的床像是漂浮在水里。透过窗户上渐化的冰花，我看到遥远的教室里昏黄的灯火，而外面天还黑着。我想我看到她了，在油灯下神情专注。那盏油灯飘荡着，忽明忽暗，她的面容也忽远忽近……

醒来时晨光清冷，宛如仍在梦中，噩梦之后的我不由得又精神恍惚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窗外的晨光让我置身于通宵达旦放纵后的情境，仿佛旷寝看了一场通宵录像。疲惫、虚无、满嘴的苦味，我从录像厅里出来，回到清冷的校园里，迎面走过几个晨读的学生……我不得不从床头的铁管里抠出一个烟头点燃，以缓解双手在胸腔上的残余压力。梦中的场景再次浮现，不禁让我感到奇怪：李建伟是从外校转来的复习生，我的同桌，不可能认识当时远在北京的她的。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呢？

想到北京，我的思路就岔开了，我开始坐在床上想象我考上北京某学校以后的生活。这和她没什么关系，只是当时的我固执的认为北京是我实现文学梦的唯一出路。我认为我一定会考上的，当时我的同桌却很不以为然：复习生，白扯，提不了多少分，还得小生出菜。李健伟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教室外的走廊里。

被打击的我不由得猛吸了一口烟说，那你想考哪儿。我考警校，考试时挨着好人就好了。我有些发愣，想象他穿上警服的样子。只要穿上警服，李建伟恶狠狠地说，我他妈就鱼肉乡里，可劲儿搂了。李建伟这样说的时候，肥胖的脸上好像立即泛出一层油光来。我的同桌是油脂性皮肤，上课的时候，经常把纸细心地撕成碎片，一片片地擦脸。小眼睛、兔牙、浓重的东北口音，真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土匪啊！

不知他近况如何，是否还会每隔几天就喊嘴馋，补充点儿油腻？

提起那一段经历，也许可以用下乡插队来形容。刚复习那会儿，我是作为一个插班生在小班出现的。教室里一如既往充满了喧闹，说话，唱歌，几个混子在打“红十”，前后桌的女生在观战。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安静学习，感到心满意足。后来由于插班生越来越多，教室里一度十分拥挤，班主任和小生们渐有怨言。学校决定将我们调出去，单成立一个复习班。我当然不满意这种结果，坐在他们中间，心情会很自然地悲惨起来，似乎生活也沦落到他们的地步。他们大多是外校的农村学生，你可以想象在不景气的年头，他们的父母观望庄稼时的悲哀神情。他们穿着土气，年龄普遍偏大（有一个少白头的老考生，额头前凸，一脸苦相，像极了大教育家孔子），生活的恒久的等级使他们面对城里学生时，很容易就流露出胆怯和萎琐来。最初，李建伟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的班主任通过对我以前的了解，委任我为语文课代表，这意味着我得经常在黑板上抄写大量的习题。

每次我站在讲台上，都听到下面的窃窃私语，好像在感叹字写得如何如何之好。我不会写板书，当我在座位上审视着黑板上的涂鸦时，心中充满了羞愧。同桌李建伟却很羡慕我的笔迹，一再问我练什么字帖。我的字总也练不好，李建伟苦恼地对我说，答文科卷时肯定拉分。李建伟开始对着我的草纸，在习题卷子上乱划了。任科老师不会为他的卷面生气的，因为他的卷子从来不交。经常，在我答卷的时候，耳边响起他的酣声，口水遗落在卷面上。当我快答完的时候，他伸伸懒腰起来，打出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嗝。我向他指出他的嗝里有粮食的气息，他不好意思的咧嘴笑了，一下子把脸凑过来，低声告诉我，只要他一趴桌子睡觉，肚子就会涨气。

李建伟会抽烟，这很出乎我的意料。间操跑步的时候，我把李建伟领到楼外的厕所旁，在冷风和烟雾的刺激下频频吐痰。厕所与体育场只隔着一行铁栏杆，抽完了一根烟，我们可以慢慢地从栏杆的一个大洞钻过去，汇入气喘吁吁的班集体中，以应付后面的检查。这是一个秘密，我乐意和他分享。

有时候我还会按捺不住地向他讲起我的文学梦，作为交换，他告诉我现在农村开始翻地了，或者家里又杀猪了，他大吃了一顿。而女人，则永远是我们共同的话题。那时我们都倾慕小班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生，而对自己班里的农村老娘们（李建伟语）不屑一顾。小生们却未必那样想。比如老高就经常趴在我班教室的后门上，一手抚胸，表情痛苦地冲我喊道：“韩越啊，我他妈想吃奶啊。”他指的是我班的波霸刘曼丽——身材矮胖，发长过臀，可是她的胸部怎么能那么壮观呢？

“操，还不是那些男的捏鼓的。”李建伟说。他与刘曼丽是一个学校过来的，他甚至了解刘曼丽左乳上那颗痔的位置，就好像他看过似的，虽然他很想亲眼证明一下。

“你是没戏了，我还有点机会。” 

“就你？体格吧，不把你抽干喽？”

我没有反驳，心里却寻思，这个波霸搞不准还真对我有点意思。有几次我到教室后面去，她主动和我搭话，把我搞得疑神疑鬼。（惭愧，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跟波霸说话的时候我很拘谨，在面对我不喜欢的异性时竟然会脸红，真不可原谅。我以这样的理论来宽慰自己，像李建伟那样放松也不好，只有性压抑才是适合高考复习的，我以为。

大概从初中开始吧，我就陷于渴望异性的焦虑之中。这使我在长久地憧憬爱情的同时，也越来越恐惧与她们的接触。与之相伴随的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冷漠。不断地更换单恋对象使我越来越挑剔（越胆怯？）。

经常是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就足以使我断然否定对方的一切，怎么能这样呢，说什么也不行了。我十分清楚这是自恋。我嘲笑这一点，可是没有办法。

复习时我的自恋（自闭）更加严重了。我穿着旧军大衣低头进班，目不斜视，看起来跟那些农村复习生没什么两样，但他们要比我活跃多了。在班级我很少跟其他人来往，跟绝大多数女生整整一年的说话都不会超过五句。我乐于向别人也向自己扮演一个孤傲古怪的苦行僧的形象。放学的路上，我竖起军大衣的衣领，双手拢在袖中，虽然感到外面的寒冷，但胸口却是暖烘烘的。

那时我曾和理科班的一个女生眉来眼去了一阵子。她长的还算漂亮，鼻梁高了点，别致的小辫给她增添了几分纯朴可爱之气。好几次我都想和她搭话，但事到临头我发现，这太损伤我脆弱的心脏。我责备自己：韩越啊韩越，你他妈怎么还想扯这淡呢，是不是有点记吃不记打呀！

刚考上大学那年，我听说了李健伟又复习一年的消息。一次回家以后，我心血来潮，去母校看他。九点过五，快到间操时间了，但还没有下课。我走出楼门，一圈，又一圈，开始了在校园内无目的的闲逛。新建起一个科技楼，操场上铺上了沥青，被阳光晒得有些粘脚。就连厕所也翻建了。只是那个体育场没有变。

体育场就在我们教学楼的对面，跑道上铺着煤渣，隔着栏杆，里面是两行苍老、低矮的柳树。多少次，我们在两节晚自习的课间，或是某次酒醉后，解开裤子冲着体育场上锻炼的同学们小便。在泛着亮色的傍晚，我们模仿着跑道上女同学们的喘息声——那是一段癫狂的岁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纷乱、重叠的光影。

我无力也不愿触及它们，随着生活状态和价值观的改变与之相伴生的不仅是怀疑，还有仇恨。曾经怀有的强烈情感那么轻易就挥发了，没有补偿，只留下一片记忆的黑洞，任我在边缘处徒劳往返。就像脚下这被尿渍反复浸染的黑土，不生青草，只冒出星星点点的苔藓。

那天，我又约出了她，在我得知我高考成绩还不够投档线的时候。我是故意这么做的。看看，我带来了什么，一把匕首，用它来刺伤我吧。她的头发长了，分头变成荷叶头，灶坑门似的。我的爱人站在柳树下冲我微笑着，容光焕发，等待我就像等待她的披肩发时代。她不会为将来惊慌失措的，她已为此准备三年了。“挺好的？”“还凑合吧，你呢？”

似曾相识的感觉渐渐升起（多么可笑），她推着车子，我们在校园里走走停停。一只蜜蜂嘤嘤地飞来，在花坛上徘徊，似乎在疑惑这片绿色里怎么连一朵花都没有。校园里驻留着很多等待成绩的考生，几个我们认识的女生走过去了，神秘地冲她笑笑。我扭头看她，从她脸上看不出什么。我有些焦躁，她跟我谈的都是些什么呀！某某台演了什么节目，她喜欢吃苹果，前天她大姑来了……

“哎……我跟你说，说真的，我真挺喜欢你的。”

我伸手搂住她——不更事的少年绝望的动作。她的身体在我的怀抱中变得僵硬。她的脸红了。

“快松开，别人看见。”

“看见能他妈咋地？”我的左手也搭上了车把，她的鼻息急促地喷在我脸上。我不顾她的躲避，把脸贴上去。我们就这么歪歪扭扭地走了一段。她的脸煞白。

后来我松开了，默默地跟在她的后面。她停下跟张春红说话，夸张地笑着。成绩下来了，张春红说，告诉她打了多少分。我早就知道了，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过了重点线了。

“真的呀，我马上去。”她冲张春红笑，居然没忘了也冲我笑笑，就这样逃掉了，像一只他妈的兔子。我坐上慢悠悠的公交回家，欣赏着车窗外的景物。我想我应该准备复习了，值得庆祝吗，我明白我终于结束了这段感情。

后来我才得知其实她并没有考上北京，而是去了长春，听说还处了个对象，老乡，一个普通人。“两个人在机房唠嗑，叽叽喳喳的。”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朋友不怀好意地跟我说。一个旁听的女同学急忙捅了捅他的胳膊，我觉得很有意思。

去年在家乡的一家商场里，我想我又遇见了她。熙攘的人流中，她从楼梯口上来，梳着披肩发，眼神茫然，朝着一个和我不相干的方向，好像电影里的一个特写。很有趣是吗？我从她身边快步走过，很庆幸她装作没看见我。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回到学校拿它跟同学说笑。过了一会儿，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伤感起来了。这并不说明什么，我只是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这么没心没肺了呢？

下课的铃声响了，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几个男生怪叫着冲了出来，直奔操场拐角的厕所而去。更多的学生在旗杆下按班级排好队，哦，我想起来了，星期一是升旗仪式。红旗在国歌声中缓慢而坚定地上升，看来这个升旗的学生比较老练，如果稍快一点就更好了。但依然是缓慢而坚定地，大家都焦急地仰着脖子，再快，再快一点。依然是缓慢，而坚定地，终于在国歌停止的一刻，红旗像溺水的人一样手忙脚乱地窜了上去，引起了看台下轻松的哄笑。

我犹豫了一下，没人能管得着我，但我还是把长长的一截烟掐灭了，在人群后慢慢地逡巡。对了，应该就是这个位置。我拽住后排的一个男生问：“你们是文科班吧？” 

他疑惑地点了点头，几个人回过头来看我们，有一个女生好像挺漂亮。

“那你们班有叫李建伟的吗？上届的，复习生。”

“没有……女生倒是有一个，叫侯敏。”

“侯敏？”我有些吃惊。然后我就看见了她。没错，花马甲，牛仔裤，站在斜排离我不远的地方，侧着头。她看见了我吗？她在倾听我们说话吗？

我转身缓缓走到厕所那边，点着了一支烟。我差点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和李建伟一样，侯敏也是从外校来的复习生。据说她本已考上了一所大学，因为不理想而让她姐姐冒名顶替。这么说，她又……队伍解散了，学生们涌到厕所这边。照旧是男生们的抽烟、吐痰、解开裤子小便，有人对我说，大哥，借个火。

是否应该等到上课再从原路回去呢，那样也许会在校门口被她堵个正着吧。又过了一会儿，我从栏杆的缺口钻到体育场里，踩着凸出的墙砖翻墙而过。大墙被加高了，我差点扭断了我倒霉的脚脖子。

在枯燥的复习阶段，文学和女人一样起到调剂的作用。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因此分心，但我书桌里的文学书还是渐渐多了起来。同学也开始据此传言我的文采很好。这时我发现，还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看书。每每吃完午饭回到班级，我就会看见一个叫侯敏的女生坐在我的位子上，手捧着我的一本书。看见我来了，她就冲我一笑，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似乎想和我说话。我该怎么办呢？我慢慢踱到教室后面，跟同学说上几句客套话，不时地看看前面她走了没有。说真的，我不喜欢这样。文学是我的一个秘密，除了亲近的人，我甚至都无法容忍别人对我的恭维。

这还不算完。那时我们很流行串座。上自习的时候，我斜倚着凳子坐在后面的空座上背书，感到轻松惬意，主要也是为了躲避李建伟的口臭。可是我的位置很快便被别人侵占了。侯敏开始拿着椅垫到我那儿串门了，到后来干脆就常驻不走了。于是我常常无家可归，在后面紧张地监视候敏对我精神世界的调查。她居然帮我收拾桌堂，像一个主妇那样充满了照料男人的责任心。在处理我的内务的同时，侯敏不忘和邻里打好关系。很快，她便和我前桌的女生姐妹相称，李建伟也因为吃到她的零食开始和她有说有笑起来（她有鼻炎吗？）。到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邀请她了，似乎已默认了我和侯敏的奇特关系，可是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啊！

局面的打开是因为一盘磁带，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偶然买到的。看完歌词后我很兴奋，四处借录音机而不得。蒋伟说侯敏有，我只犹豫了一小会儿，有什么比在摇滚里发现一位诗人更让人激动呢？不出意料，侯敏对我的请求非常热情，于是到了下午，我的书桌上便出现了一个随身听。是那种柔软的带小泡的塑料封套，可是那股香气实在太浓烈了，我觉得里面会夹着一张纸条吧。剥去封套，香气更变本加厉了，肯定是新掸的香水。她在后面注视我吗？这么一想我甚至都有点慌张了。

一下课我就把随身听还了回去，侯敏说她不急着要，问我还听不听了。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借着了。我这么做是生怕她有什么误会。第二天在走廊，侯敏又朝我借书。

“把你的《个人的体验》借我看看好吗？我拿书跟你换，《呼啸山庄》。”

鉴于《围城》里关于男女借书的警示，我拒绝了《呼啸山庄》、《飘》以及王朔的《纯情卷》。出于礼貌，我答应借她《个人的体验》。不过还的时候直接扔到我书桌堂里就可以了。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足够明确了，何况我一直阴着脸。从这一点可以想象，侯敏肯定不漂亮，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有很多感觉是说不清的。上午出操的时候，看到侯敏在我前面有板有眼、柔媚夸张的动作，这加深了我对她的判断。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侯敏开始和波霸在一起，也许她以为刘曼丽代表着女人味吧。先是把营养不良的黄毛染黑，接着是突出曲线的牛仔裤、马甲、高跟鞋。到后来口红和眼影也有了。侯敏像大一女生一样，在短暂的时间里急速蜕皮。只不过因为她的相对孤单而格外显得引人注目。直到现在，我一直不喜欢过分强调性别特征的女性。打个比方说，假如你是女性，一个男人光着膀子，露出一身咄咄逼人的腱子肉（男性的性感）靠近你时，那种心理的热度肯定会使你下意识地躲避吧。道理是一样的，可她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一天下午刚打上课铃的时候，侯敏和刘曼丽双双走进教室，刺鼻的香气吸引得闷头学习的人也抬起头来。两人的浓妆艳抹在教室里掀起了一阵小小波澜。一阵香风扑来，刘曼丽飘扬着过臀的奇异长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又是一阵香风，这次是侯敏了。在眼角的余光中，侯敏低着头，散乱的披肩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庞。她犹豫着，胆怯而不无矜持地，有些趔趄的扭着，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注视了一会，又纷纷低下头去，毕竟时日不多了，还有什么值得分散精力呢？

高考复习一天天地紧张起来，寒假只放了过年的几天，初五就返校了。我租了个房子，独自起伙，每天起早去学校学习，然后再回来做饭，眼瞅着两次模拟考试过后，脚下的星光渐渐变成曦光。我的成绩每次只提高十几分，牛车一样不依不饶，丝毫不顾及我焦灼的鞭子。李建伟则不同了，当他听说家里所托的省教委干部调离了以后，他越发地自暴自弃。像失恋的女生一样，李建伟开始用吃来遗忘烦恼了，终于有一天拎着肥肠出现在我家门口。在我开始洗肠子的时候，李建伟已吃完我的一大块榨菜，正对付我的咸鸭蛋。好在蒋伟烧了一手好菜，正是在那时，我学会了鸡、鱼、排骨的基本做法。我还从他那学会了一个秘诀，那就是多搁豆油。油搁足了，树叶子炒起来都是香的，李建伟告诉我说。

吃过午饭，我还要躺在床上背一会单词，一般十分钟以后我就会昏昏欲睡。我会挣扎着让自己在坚持二十分钟。重读这一年使我学会重视任何微小的时间，往往在上厕所的时候都拿着一本书，利用香烟和臭味来驱散我恹恹的困意。上学放学的路上是我最轻松的时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迫使我在这时还想着书本的事，陪伴我的，只有张楚。长时间的辨别和推敲之后，我才确认，十首歌中《冷暖自知》是我最喜欢的。

甚至可以说，我是按照这首歌的节奏走完我的复读生涯的——“天空的飞鸟总让我张望，它只感到冷暖没有重量”——每当唱到这一句，我总下意识地仰头看天。当然没有什么飞鸟，天空高而湛蓝，我意识到，夏天快到了。

与此同时，侯敏性格中疯狂而执拗的的一面也开始显现在我面前。夏天般的火热使我常常有吃不消的感觉，也许她和我一样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离下午上课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或者更早），侯敏就等候在教学楼三楼大厅的窗口。从这里她可以俯视我走进校门的全过程，然后便是侧头等待。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中，我的脚步是否特殊得可以分辨呢？当我在楼梯口出现后，她便冲我一笑，有些羞涩地低下头来，

让我跟着她一前一后的走进班级。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使我莫名其妙地对下午上学有了某种期待。往往，看到她的背影消失了以后，我会走到窗前吸上一支烟，尽量拖延着时间，以免班级里的同学有什么误会。

而且我也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这样我也处在被动的一方。如果她再站在班级门口等我，我就无计可施了。形势严峻，在这场微妙的拉锯战中，似乎我与她先后进班所隔时间的长短，已经成为评判我们胜负的依据。如此这般有一个多月，我不禁沮丧的想，这也太荒唐了吧。

一个周末。我拎着包袱，在等车回家的人群中意外地发现了侯敏，双手空空，和同学说笑着。她是来送我的。我有意站到离她较远的地方，在人群之外感受着背后她灼热的视线。公交车启动了，我重新汇入到人群之中，剩下侯敏一个人站在原地，隔着车窗寻找我的位置。我忍不住回过头来，迎向她的视线。同一时空下，两个点越来越远，终于毫无关系。对她来说，这一幕应该是感人至深吧？

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使我们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事隔多年以后，我对于侯敏不免有愧疚之心。如果我不那么自闭一些，如果再有经验一些，如果我能把对自己命运的关心分给他人一些，可能侯敏也不至于陷得如此之深。我想我应该找她谈谈，但我怀疑这么做伤害是避免不了的。在高考的压力之下，相对于一线希望，也许彻底绝望更加糟糕。而且说到底，别人的死活与我有何关系。以某种怜悯的举动来自我感动，我把自己当成了什么？我十分清楚，这件事无论放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结果并无不同。总是这样的，事到临头，你懒得选择。

我依稀记得那个昏沉沉的夏夜，李建伟在酒后把侯敏领到了我的小屋。在酒精的刺激下，李建伟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好像是班里的一些事。侯敏低着头不说话，双手合十，夹在大腿中间。只是当李建伟从兜里掏烟的时候，她突然把烟从他的手里抢过来，叼在自己嘴上。如果她长得再好看一些，她的样子应该是可爱的。当时他们坐在椅子上，我盘腿坐在床上，棉布的蚊帐似乎把李建伟的话语和蚊子一起挡在了外面。我的脑子昏沉沉的，好半天才意识到自己光着膀子。我套上一件T恤下了床。李建伟果断地说：“好吧，就这样，我先走了。”

“哎，你先别走。”我追到屋外：“你走了，侯敏怎么办？”

“我不是说了么，她要找你谈谈。”

“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我紧张起来了。

“谈谈嘛，谈谈。你他妈的，对人家应该负起责任来。”李建伟很不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走了。

我定了定神，进屋就看见侯敏正站在门口瞪大双眼看着我，晃晃悠悠的，似乎随时都可能倒下。我吓了一跳，急忙伸手扶住：你喝酒了？不多，就一瓶……我还能喝。说着，侯敏竟然像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来，瓶中还有残酒。在争夺酒瓶的过程中，我感到侯敏瘦小的身躯里潜伏着惊人的力量，而这个酒瓶无疑是一枚引爆她的炸弹。终于，我左手扶在她的腋窝下，腾出右手把酒瓶扔出屋外。我说我送你回寝吧，你应该回去睡一觉。我死也不回去，侯敏说，我真痛苦，我真痛苦呀。她倒在我的怀里，软绵绵的胸部挨着我的胳膊，让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她就是我的。但我有什么理由要她呢？我想到李建威所说的“责任”，这个词使整个夜晚显得荒诞起来。侯敏开始弯腰呕吐了，在屋里吐了一滩后，

她挣扎着要到外面去，说别弄脏了我家。我感到又困又累，生气地说，如果你能动弹就回寝去。侯敏推开了我走了，但方向却是相反的。我追上去，拽着她奔寝室而去，一边喊：你他妈就折腾吧，一年一年地折腾吧，我可不想陪着。侯敏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声很大，几个路人诧异地看着我们。我只得好说歹说地把侯敏哄到我家，服侍她躺在床上。递毛巾，倒水，清理地上的污秽。忙完了这一切，我点上了一支烟，现在我也不困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主要说明了两点：一，现在是非常时期，这样做是害人害己；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说我也我失过恋，过去的恋人给我造成很大伤害，暂时我还不想考虑这些事。在此期间，我的叙述一直伴随着侯敏的呻吟，以及她在床上翻滚的声音。我谈及我

不幸的个人经历，由此阐发出一些深刻的议论。比如谈到高考时，我不免现身说法，证明早

恋的危害，而谈到失恋时，我又愤愤不平高考对人性的桎梏。有那么一会儿，我纠缠于我恋爱经历的点滴细节，这使我的叙述带上了回忆的伤感的调子。在感动之余我不禁感慨，丰富的阅历真的能使人变得成熟进而通情达理呀！这时我发现，侯敏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她在我自觉关键的时刻睡着了，我走到她的床前，真想把她叫醒。

那一夜后来的情况是，我趴着桌子睡去，应该是后半夜的时候，侯敏悄悄地走了。我站在门口对着浓重的夜色骂了一句，重新爬到了舒服的床上。

自此以后，侯敏就在班级里消失了，只是在添志愿的时候出现过。除了我，没有人意识到这有多么不正常。那时离高考不到两个月，教师引导的复习早已结束了两轮，剩下的就是没完没了的作卷子，所以有些人就经常性的缺课，到外面找个凉快的树荫背书。而对于侯敏，大家都认为她理所当然地在家复习，传言的来源是班主任崔老师。“这个侯敏，”他边说边摇头：“总自个搞自个的那一套，吃老本不跟着老师是不行的，这是多少复习生的教训。”在我们的班主任看来，侯敏显然属于那种人小鬼大，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类型。

我的志愿一律添的是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剂。提前录取东北师大，第二志愿××师院截至，底下是空白。为此遭到了我的班主任和家长的强烈反对。我父亲认为这样不稳妥，崔老师干脆就说我报高了。“以你的成绩，××师院是一大关。”崔老师说。对待他们的压力，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如果连××师院我都考不上，那我还搞什么文学了，念不念大学也没什么意思了。事已至此，我的父亲只好学着去信任我的判断。高考过后的一个月，他经常戴上一副老花镜，拿着纸笔帮我估分：“英语是不是估高了，保守点能打多少分？”透过镜片，我看到一双企盼的眼，呆板、软弱，像东北风沙天里的太阳。

我的父亲已经老了，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仇恨和厌烦。估分的结果是550分，基本准确。电话是崔老师打过来的，告诉我的成绩是549分，复习班里名次第二。去年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录取成绩是530，前年是520，以这个分数，我考上东北师大应该不成问题。“我早就说过，你儿子会有出息。”电话那边，崔老师对我的父亲说。多年以后，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第二次申奥成功的时候，守候在电视机旁的中国老百姓的心情和当时我的家人是一致的——“我们赢了！”算起来，我的成绩比我破罐破摔的去年提高了将近200分。“时间不赶趟了，如果在给我半年时间，考上北大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面对我的吹嘘，我的家人除了夸奖，还能有什么表示？

事情突然急转直下。由于我们这一届实行了并轨制，高校收费增高，很多农村学生都往师范口里挤，师范类学校的录取线被超常地提高。东北师大中文系公布的录取线是550，我差了1分。我的父亲连夜跑到长春去求他的老同学，老同学特意派了个专车和我的父亲去公主岭提档案。但是已经回天乏力了，结果我以文科最高分的成绩被××师院中文系录取。那一天，我的父亲疲惫不堪的从火车上下来，就和我吵了一架：“平时不用功，数学哪怕再多打1分，过100分，你现在不也考上了？”

我以更高的声音反驳：“还说这个，当时要是完全按我的来，报考华东师大，我才考上了呢。比东北师大不强多了？”

几颗混浊的东西从我父亲的眼眶里掉落，肮脏，屈辱，是眼泪，这令我震惊。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比我还不堪一击。我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连抽了好几支烟，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以前一直不理解的哲学术语。当你成天混不好好学习，考不上是对你的惩罚；那么好吧，可你付出了努力，却因为偶然的因素而付诸东流。操他妈的这个世界，原来是不讲道理的。

第二天我给我的高中同学卫东打了个电话，他挺幸灾乐祸的，说，你报到时我去接你。我说，操，你个犊子。卫东以前是和我一起混的哥们，去年高考抄到了××师院。我问他学校大不大。他说挺大的。和东北师大比呢？比师大大，挺多楼的，楼后面还有什么树园、鱼塘、养猪场。养猪？我很惊讶，怎么整的跟农大似的。嗯那，养猪，解决食堂的猪肉来源，我的同学在电话里窃笑。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师院里一片低矮的土房。我站在校园里，看见很多同学赶着猪来上学，嗷嗷乱叫，很是热闹。我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上嘴唇疼得厉害，起了个火泡。我侧身躺在床上，脸部磨蹭着枕巾，感受那粗糙的柔软。一种熟悉的慌乱袭来，我好像浮在黑暗的河流中，就这样漂呀漂呀，似乎随时都能掉在水里。

现在我也躺在床上，闭上眼，我就重新回到了那条河流。岸边的景物在变幻，膨胀、缩小——我失去这种感觉有多长时间了？这种遗忘是不可原谅的。本来我是很开心的，那种把肉麻当有趣的开心。我的女友带我来到了岸上，让我双脚踩到了实地。我又能像个人了。一开始我感到异样，但很快就习惯了。我和朋友混在一起，旷课，扯淡，侃文学，享受着体制外的自由。但我超出了体制所能容忍的限度，像皮筋一样反弹回来，打在我的脸上，很痛。在大三下学期这一年，我受到了降级的处分。一下子，我又回到了我的高中时代。这让我感到，我的开心是不真实的，我的自由是不真实的，我所经历过的，以为它成为过去的时间是不真实的。我该怎么办，我在冰冷的水中伸出手，急切地想抓住什么。

我回忆起那个取通知书的日子。从办公楼里出来，我看到了我的同学们，聚在树阴底下。其中有侯敏，低着头，不知道看见了我没有。一个女生夸张地叫我：“这不是韩越么，考上哪了？”

“××师院。”这时我看见侯敏飞快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怎么搞的，你打了那么多分？”

“点儿背呗。”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转身走了，同时觉得自己很做作。我知道侯敏这时一定在我的背后看着我，但我没有回头。我想，这应该是她见到我的最后一面。终于摆脱了，我终于和这些人、这个校园的一切毫无关系了。出了校门，一种柔软的情感没有预期地来临，使得我的鼻子酸酸的。我插在裤兜里的右手狠狠地掐住我的大腿。不要脆弱，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我，我相信这一点。我要尽我最大努力保护我自己，永远……

如果生活没有进一步推进的话，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就在几天前，我从卫东那听到一件事，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他们班，就是我上届的一个女生因为偷东西而被遣送回家。本来寝室里丢东西是正常的，一般都查不出来，所以也没人太在意。一次例行的卫生检查，他们班的辅导员坐到了那个女生的床上，觉得有些铬，摸了一下褥子。“怎么女生还这么窝囊，床铺潮成这样也不晾一下。”辅导员说，下意识地掀开她的褥子，就看见好几条牛仔裤，还没有晾干，湿淋淋的堆在那儿。

“这个女生胆也够大的。”我说。

“谁说不是呢？我和这个女生挺熟的，”卫东笑着说：“她说她刚偷的，还没来得及转移就案发了。”

卫东跟我描述起那个女生。看起来很沉默很老实的，掉在人堆里找不出来。可是在一次班内的舞会，卫东惊奇地看到，她很熟练地跳着的士高，旁若无人，显然在那自我陶醉呢。和她攀谈起来，卫东才知道，她原本是那种挺能混的，就是被称作“小太妹”的那种女生。偷东西的事暴露以后，她非常镇定，看起来跟没事似的收拾东西。寝室门口聚集了一些好奇的同学，她骂道，操你妈的，看你妈了个逼。所有的人都被她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走开。其实平时寝室里的女生没有不怕她的，这时后来卫东从别的女生嘴里知道的。临走时她告诉卫东，她刚上学时倒想装装，后来就露馅了。不过这个大学念不念也无所谓，本来就不是她应得的，她是替她妹妹来念的。 

“她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侯敏。”

我很震惊。这么说，侯敏原先考上的就是××师院，怪不得她那时的神情有点异样呢。我想起了我去通知书的那天，她和同学坐在树荫下，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站在她面前，在阳光下眯着双眼……她当时会怎么想呢，我猜测着，是不是有点后悔？如果她不让她姐去替她，她就能和我在一所大学了，没有了高考的压力，也许事情会好办点。不过，我转念又想，那样她可能就不会认识我了。

“你认识她？”我的样子让卫东感到奇怪。

“不认识……但我认识侯敏。”我说。

1999.11初稿    2001.8.15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