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一编 精英文学
所谓"精英文学"，是从作家在创作中的自我定位而言的。一方面，中国向来有"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作家在创作时普遍将自己的社会位置置于读者之上，其作品以经世治业的重大目的，且颇为指导人生的自信；另一方面，当文学逐渐摆脱政治经济的束缚，作者有意不再承担"宣传教化"的"职责"的时候，他们也并未将自己视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而是使自己把握的文学成为沙龙中高贵的艺术品，在艺术形式上将之与普通大众隔离。因此，这两类作者都可以说是将自己定位在"文化精英"位置上，他们的文学，我们便称之为精英文学。与"精英文学"相对应的"大众文学"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第一章 严肃文学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小说压倒了新时期发出第一声呼叫的诗歌、戏剧，占据了文学的舞台，并且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走向：先是共同显露"伤痕"，然后一起开始"反思"，并同时将目光投向社会"改革"。这一激流式的运动方向，是沿袭中国几千年文学"文以载道"传统，"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另一个表现。虽然"人"的主题已经开始进入到作家的思索之中，但这个"人"的背后却仍旧是广阔的政治背景，而且这个"人"又往往正是为了表现后者而存在的。此时，作家们的思维尚未个性化地放散开去，他们仍旧不自觉地追随着社会运动，在作品中发出同样的声音，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并期望可以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这些创作可以说是中国"五四"以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延续，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似乎可以看到作家焦灼的目光和正襟危坐的创作姿态。因而，我将这一阶段的文学实践，统称为"严肃文学"，并从主题上，对其进行尽量公允的描述。
第一节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但长期的文学禁忌，却使作家们又栗于多言。同时，左倾教条主义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而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的一年时间中，虽然在短篇小说中，也描写了和"四人帮"斗争的内容，但创作模式无非是把原来的批"走资派"改换成批"四人帮"。在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许多严峻现实时，短篇小说的描写就受到了各种框框的限制。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仍较为普遍。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紧接着11月份的《人民文学》上，便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而这在前一阶段的创作中一直作者们视为畏途。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
《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不过在今天看，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角色并非主人公张俊石，而是作者在无意中塑造出的精神受害者班长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痕比起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虽然作者在当时并未将她作为帮教的重点，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的出现，才展示出作家真诚地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这在已被"假、大、空"文学拥塞多年来的当时文坛中，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打倒、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伤痕文学"兴起于被左倾创作思潮压抑多年的文坛之上，因而许多作品卜一问世，马上就引起人们的争议，许多人提出了文学是应该"歌颂"还是"暴露"，是该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当然，这场论战的结果不言而喻。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
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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