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三)
杨健 著
第三章 从郭路生、齐群的形式革命到童话诗的泡来—— 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1970年2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 运动，到1970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 多名，捕了28480O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 日，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鬃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 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 (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 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灰里的 《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 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的开拓者以及 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 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一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上过3个月小学， 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 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 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 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 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 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 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 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 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凡是 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 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代青年诗群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令的人。你说他20岁 也可以，说他40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 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 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 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4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6年。这期 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 面穿上钢背心，恢复到能够按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 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 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 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 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 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 “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 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 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因 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凡随父颠 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 《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写了一本儿童 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个特别正 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读 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 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他很正统，非常革命 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 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 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 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 改革委员会”参予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 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 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 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 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 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 国家一分钱工资。不谋私利到这种程度。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巳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 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 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 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 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 的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 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既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 动力”，也是青年交流感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 是沙龙生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 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 书传播出去。他安排的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 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 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 经常是某人来我处取某某书，某某时间了，某某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 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 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 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 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封面 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 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 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在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 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 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 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 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 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 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 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 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 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 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 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 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 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 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 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 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 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 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象“闪电”象“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 心。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 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 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 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 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 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 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 了—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 一切甚至可以朔源于的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 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期间，郭 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 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 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 萝氏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昧。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 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 其人。 x小组的复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 1米80，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 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 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 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 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 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 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 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 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 为： 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 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 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 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 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 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 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 的第—个字母也是 x， 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 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 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 “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的被破获，全数被捕，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 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 (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遥遥“迫害致死。” 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 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 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 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 杀。张朗朗说是，他杀。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 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朗朗因为“太阳 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 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靡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 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里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 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 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 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 《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淀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 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 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 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 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 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陈 小雅在《海南纪实》上撰文回忆与他同赛福鼎女儿赛莎莎的悲剧 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莎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 好。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 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 的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 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 陈小雅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 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 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 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 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 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 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 种巧合，但是却意昧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 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 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象郭 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 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 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 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依群的形式革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 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 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 《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 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拉曾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 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 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 “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 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 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 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 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 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 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 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 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 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 写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 “梦”的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 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 “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 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 话”，虚无飘渺、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的讲，这是 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之为“幼稚 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 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 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的美妙的“童话世界”。“梦 态”与“现代主义”的汇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 美主义“朦胧诗”的诞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 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 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 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 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兰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殊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陕北，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 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 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台失败。“返城风”正 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 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 望宁静、纯真地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 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 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 有的品性：纯洁。整个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这批“儿 童”的出观，仿佛是浊泥污水中挺立出的一支洁白的莲花。他们 的诗境，脆弱的如同蚌壳，不过在其中毕竟包含的是一汪清水。 一小块葡萄围，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 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薄”的 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下，文 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 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 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在地下诗坛 上消失。 童话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后的诗坛 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部分完)
【编后按：此文原载于棋琪书吧,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http://plains.yeah.net 图文；http://plains.163.net 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