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 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20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20世纪被称之 为“批评的时代”。当然，人们还不可能指望作家——另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欣然认可 这个 论断；几个世纪以来，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功利之心与厌倦之情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论 断的意义在于显示批评家的自信：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批评的业绩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一个文 化里程碑。

　　不管这样的论断是否夸张其辞，人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20世纪的文学批评的确如火如荼。 从马克思主义学派、新批评、精神分析学派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批又一 批的批评团体纷至沓来，声势逼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却无缘汇入这个 踊跃的局面。20世纪上半叶，一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进入了中国批评家 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异于传统的文学眼光。然而，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现实确立了大 刀阔斧的理论风格，学院式的思辨骤然被截断了。此后，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封闭的轨道。 文学批评成为斗争哲学的一种实现形式，“阶级”理所当然地晋升为首要范畴。简而言之，文学批评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评家甚至随心所欲地在作品之中索隐，任意断定种种微言 大义，指控作家含沙射影，居心叵测。这样的理论局面至80年代才有所改观。这时，文学 批评开始敞开门户，接受种种批评学派的理论性访问。这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 活跃气氛。一批学院式的批评家脱颖而出，文学批评的功能、方法成了引人瞩目的话题。大 量蜂拥而至的专题论文之中，文学批评扮演了一个辉煌的主角。但是，这样的乐观并没有维 持多久。学院式的理论表述很快遭到了大范围的抵制。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觉得，文学批评的 阅读必须像文学阅读一样生动有趣。那些学院式的论文如同一种思辨的折磨，种种陌生的 术语令人恼火。这逐渐地使那些晦涩的批评论文成为一些学术孤岛。这些论文既无法触动作 家的写作，也无法介入读者的阅读。如今，电视连续剧或者流行歌曲正在文化市场大显身手 ， 文学批评却再度没落了。批评家周围的不满与讥诮之辞不断增加。许多批评家放弃了纵论文 学形势的宏大志向，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的言辞之中，“危机”这样的字眼开始频繁出 现。至少在目前，“危机”是一种时髦的论调。“危机”这个字眼后面是一张忧患意识的深 刻面容。历史上的连续挫折已经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盲目的兴高采烈是一种可笑的 浅薄，居安思危的人更值得信赖。

　　尽管如此，我仍然企图听到对于“危机”的具体说明。在我看来，“危机”形容的是一个学 科即将瘫痪：这个学科的概念、范畴开始失效，学科逻辑无法正常地延续，传统的学术视域 不可能接纳种种崭新的事实，如此等等。这个意义上，我对这样的判断感到了怀疑：中国的 文学批评已经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吗?的确，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某些批评仍然保留了 颐使气指的遗风，种种专横独断的结论经常让人们想到了恫吓。这种批评不是依赖正 常的逻辑，老式政治话语残存的威慑力构成了这种批评咄咄逼人的潜台词。相反，另一些批 评开始沦为令人反感的广告术，过份的赞誉代替了严肃的分析与阐述；批评家甚至使用一些夸张的言辞为作品指定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一部分来自不负责任的友情，另一部 分是商业气氛的产物。大众传媒一旦分享了作品的销售利润，这种批评可能在某些圈子之内 愈演愈烈。然而，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将这一切视为文学批评的全面陷落。一部分批评家的素 质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瓦解，这就像一部分作家的素质问题也不意味着文学的崩溃一 样。事实上，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固有逻辑是个人素质的超越，学院式的一丝不苟体现出的严 谨规范恰恰是对上述两种批评的理论清算。当然，人们还曾经抱怨批评没有及时到位，向那 些俗不可耐的煽情之作出示黄牌；抱怨批评解读不当，或者朝秦暮楚，见风使舵；甚至抱怨 批评表述含混，不知所云。我相信这些抱怨都持之有据，但是，种种局部的溃疡仍然不是一 个学科即将解体的表征。

　　我不想重复使用“危机”这种惊人的字眼，虽然我同样感到文学批评的不尽人意。我倾向于 将文学批评想象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但是，文学批评产生的声音确实十分微弱——这使 文 学批评淹没在其他话语类型之间。话语类型是语句之流的集合与规范，一种话语类型的结构 同时具有语法与语义的涵义。从礼貌用语、外交辞令到抒情言说、学术论述，不同的话语类 型分别拥有自己的风格、语汇以及基本表述方式。巴赫金将话语类型视为语言与社会的交叉 地带。换言之，话语类型不仅是语言史的产物，同时是社会史的产物。人们可以看到，众多 的话语类型组成了一个扇形的社会话语光谱，这是社会文化的意义配置方式。每一种话语类 型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众多话语类型之间的冲突、抗衡或者合作投射出社会文化内部的主流 、支脉、矛盾或者对立因素。文学批评在这样的光谱之间占据了一个特定的席位。当然，一 些强势话语不断有意无意地觊觎这个席位，企图取缔或者兼并这个席位——例如，文学话语 就 屡屡表示出放逐文学批评的愿望。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之中表述的一个观点是富有代表意 义的。在他看来，成功的作品即是一种完美的传达；读者经由作品媒介获悉了作家体验到的 情感，那么，夹在两者之间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多余的蛇足。有趣的是，托尔斯泰本人 的行 为却驳倒了这种简单的推理。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品头评足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批评。这 个事例证明，批评话语包含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不仅召集了一批职业批评 家，某些时候，那些貌似蔑视批评的作家也心痒难熬，甚至不惜改换身份，一试身手。

　　当然，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不可能指定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这意味了批评话语不可 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一些人习惯于说，将文学当成文学，将诗当成诗；如果仿造这 样的句式，人们也可以说将批评当成批评。但是，批评的“本体”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我对 于社会话语光谱的描述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坐标。批评话语不是一种先验的预设；批评话语的 文化功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范式。不同的文化范式可能拥有独特的批评话语。无论是先秦、 唐朝、宋代还是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始终是某种文化范式之中的一个成份。换言之，批评话 语 内部隐藏了共时与历时两重性：共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是社会话语光谱之中一个独立的话 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边界清晰，内涵稳固，拒绝其他话语类型的融汇和分解；历时的意义 上，批评话语不断地卷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得到历史语境的重新确认，并且改写内涵，修订 边界，产生一系列变体。共时的稳固与历时的突变之间，文学批评时常遇到了文化战略的选 择。

二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批评话语可能存在于街坊邻居的寒暄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 府要员的演讲里面；可能零星地记录于小学生的日记本上，也可能编辑为一册厚厚的学术专 著。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人们甚至很难从这些纷繁的形式之中轻易地找 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曹丕的《典论·论文》与罗兰·巴特的《S/Z》之间，司空图的《诗品 》与托多罗夫《〈十日谈〉的语法》之间，共同之处存在于哪里?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追 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初始的文化动机—这或许有助于发现这个话语类型的基本依据 。

　　对于文学批评史说来，批评话语的胚胎形成难以稽考——这种胚胎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阅读感 想 ，或许是某种写作动机的无意表白；这时的批评话语吉光片羽，驳杂不纯。在我看来，批评 功能的正式启用更像是由于既有文学的清理——例如文集的编选①。“《诗》三百，一言 以 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这句著名的概括已经是一个小型的批评范本。事实上，文学史 上众多文集的编选集中行使了文学批评的职责：这里包含了一种鉴别，一种判断，一种分 析 乃至阐释。人们没有必要过早地为文学批评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 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

　　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ri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 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 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 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篡和校勘。1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 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 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 ，韦勒克仍然坚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距。在他看来，两者的分别不仅存在于系统知识与作品研究之间；同时，鉴别和判断是批评不可放弃的义务。文学理论的原则体系是一 张导航图，批评具体负责价值的考察。价值的考察是一种阅读趣味的规范。“趣味无争辩” 或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观点暗示了一种价值的无政府主义，文学批 评有理由以一种专业人士的权威眼光统一种种凌乱的观感，肯定某种或者某些趣味。如果批 评家回避风险而对作品的价值不置一词，那么，这样的判断就会无意地转入新闻记者之手— —这毋宁说是更大的风险②。鉴别和判断的后果是为一批作品的“品第”定位，文学批评 将某些作品奉为经典，顶礼膜拜，同时贬抑和排斥另一些作品，不屑一顾。尽管这可能某种 程度地压制文化民主，无形地认可等级制度，但是，批评话语的意义却始终得到了社会话语 光谱的维护：批评的鉴别和判断不仅指向一部作品；这种鉴别和判断体现的规范还将是文学 话语生产的督察。

　　我企图联系一个社会的话语生产阐述文学批评。现代社会，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 产。话语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语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 信念。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话语生产并非一种自 然的积聚，相反，话语生产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字斟句酌事关重大。诚如布迪厄指出 的那样：“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 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一个事实，即改变词语，或更 笼统地说，改变表象(例如像莫奈那样的绘画表象)，早已是改变事情的一个方法。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事关词语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地了解现实的斗争，几乎总是不得不从反 对词语的斗争开始。”③显然，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科学话 语 、政治话语还是商业话语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与相应阶层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这样， 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这将成为一些 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的鉴别和判断是从某一个方面分享了这些问题的意义。

　　文学话语是社会话语的生产之中一个奇特的门类。文学话语没有实践意义，文学话语不能改 善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无法增添社会福利基金；相对于政治话语、商业话语或者科学话 语，文学话语始终处于边缘。然而，如同许多人所了解的那样，文学话语又具有某种异常的 号召力。文学话语内部隐藏了反叛理性的冲动，文学话语的感性与故事情节集聚了强大的社 会激情。从孔子“兴、观、群、怨”的概括到亚里斯多德关于“怜悯”、“恐惧”与“净化 ”的学说，众多思想家一开始就将文学话语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语类型。无论是维护既定 的社会秩序还是反叛现有的意识形态，文学话语都将形成一个有力的因素。这个意义上，文 学话语无疑是一柄双刃之剑。因此，文学话语的生产不可能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社会文化 体系通常配备文学话语生产的督察系统。这样的督察系统时常充当文学话语与社会文化互动 的中介，从而以复杂的方式参与文学话语的再生产。某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可能维护某 种文学，表示一系列的肯定、赞许并且陈述种种理由；另一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也可能 否弃某种文学，发出怀疑、异议甚至攻讦之辞。当然，这样的督察系统背后必将涉及一批理 论问题，诸如立场，尺度，理论依据，学派，文学理想，文学史，分析技术，如此等等。这 些内容的集合和专业性考察导致了一个学科的浮现：文学批评。

三

　　对于20世纪的批评话语来说，鉴别和判断的主题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声援。许多时候，人 们仅仅看到理论语言对于作品的严密阐释。不少批评家的心目中，阐释的份量已经远远超过 了鉴别的结论。阐释意味着从话语生产进入意义生产——意味着文学话语之中的故事和形象 锁 入一定的代码，获得注解，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文化片断。这个过程，价值鉴别的权威削弱 了；或许人们可以发现，这种鉴别更多地汇入了阐释所从事的意义生产。这样，批评话语的 督察功能更多地托付给一种隐蔽循环：意义生产无形地诱导文学话语的再生产；这就是说， 成功的意义生产无形地为文学话语的再生产立法。

　　批评话语的督察功能具有愈来愈明显的学术风格，愈来愈依赖于意义生产，这是20世纪文化 范式的产物。人们可以看到，批评话语拥有的文体从简到繁；序言，批注，即兴感想式的诗 话、词话，这些批评话语形式的诞生分别与历史上特定的文化范式相互呼应。今天，种种大 型学术著作正在批量涌现，这表明了交流模式的深刻转变。浪漫主义时代的习气已经到了终 结的那一天。尽管印象主义的批评不可能在实践之中彻底绝迹，但是，这种批评遭到了理论 的鄙薄。印象是个体的产物。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联合通知，个体不可能挣脱结构或者系统 的限制。法郎士曾坦率地宣称，批评家的叙述即是灵魂在杰作之中的冒险；批评家笔下的拉 辛或者莎士比亚就是他们自己。如今，这种观点不再激动人心。人们不再无条件地崇拜天才 人物。个人经验的意义丧失了昔日的权威，学院的训练成了不可或缺的常规。这时，意义的 发现与其说依赖批评家的过人秉赋，不如说依赖概念、逻辑与精密的分析。如果批评家继续 将“感动”、“领悟”或者“印象”作为首要的指南，那么，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信任。可 以想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学术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与这个理性与技术的时代不 谋而合。当然，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学术风格的隆重登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抵 制 政治独断的遗风。这时，所谓的学术风格还将遏止那种政治权势之下毫无理由的专横——这 种 专横甚至仍然存留在现今的某些话语类型之中。我在一篇论述“学院派”批评的论文之中曾 经强调过这一点：

　　……在政治独断论的形式下面，个人力比多同无政府主义的相互结合一度成为 精神世界最为 庞大景观。人们将所有的崇拜畸形地凝聚到一个领袖身上，然后放纵地在其他任何领域倾泻 弑父的快感。在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人们崇拜的恰恰是领袖那种叱咤风云、颠倒乾坤的 神奇力量。这才是人们企慕的英雄形象。如果可能的话，许多人都愿意在一个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摹仿这样的英雄。不言而喻，狂热的冲动必将转换为话语暴力。现实英雄同样要扮演话 语英雄。话语英雄的特征表现为，他掌握了强大的话语特权，以至于可以振臂一呼万众云集 。对于这样的话语英雄说来，重要的是观点、论断、指示、号令，谨小慎微的论证乃至琐屑 的考订无异于可笑的赘疣。话语英雄有力地决定一个时代的话语风格。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扩 张性、强制性和侵略性如何在六、七十年代的主导话语之中登峰造极④。

　　学术风格的投射必然改变批评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追抚历史，批评的督察出现过多种形 式：权威训诫，法庭判决，道德舆论，禁书焚书，传统规范，如此等等。相对于种种居高临 下的耳提面命，意义生产的督察功能更多的是一种对话关系。对话是当今倍受欢迎的一个字 眼。批评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 的对话显然是一种更为民主的督察。批评话语与文学话语 可 以相互参照，相互平衡，使文学王国的舆论结构从金字塔转向网络型。我还将援引一段我对 于对话关系的描述。在我看来，这样的关系同样适合于表述意义生产与文学话语再生产之间 的良性循环：

　　……对话是对对方话语的积极反应，而不是一种不断重复的简单回声。回声只 能在单调的回 荡中越来越弱，对话却因为互相刺激而不断开始。……对话无法阻止偏激乃至谬误的看法传 来，但对话机制却常常使偏激乃至谬误成为阐发公允与正确观点的起因。这是对相对主义绝 对化的一种有效遏制。诚如蒂博代所说的那样：“对话在增多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票据交换所 ，在这里，互相对立的意见，犹如互相借贷所形成的私人债务一样，相互抵消了。”蒂博代 同时还指出了对话对于文化进步的帮助。对话“聚集了与智慧和理智完全背道而驰的思想， 调动了所有的狂热和仇恨，并且在调动它们的同时，又使他们互相抵消。因此它释放出有益 的东西，当然是在一个不可避免地最后要有污垢堆积的机体能够消灭这些有害的东西的条件 下。智者从中获得智慧。”也许还可以作出一个补充；对话是预防批评家独断倾向的一条重 要途径。这种预防不是注重于批评家的人格——譬如，强调批评家的兼容思想，强调批评家 的 心胸博大。将作家的安全维系于批评家的人格，这是靠不住的。对话是一种个人之外的社会 性措施。对话取消了某个批评家最后定夺的机会——对话可以是没有终结的。每一种意见都 可 能为新的后继意见所评论。新的评论可能是一种商量，一种补充，或者一种反驳，一种抗拒 。总之，任何一种结论在出场之际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必要的监核与校正。这将阻止某种结论 沿着一个斜坡愈滚愈快。有了对话的制约，尽管某些个别意见可能走到极端，但无数话语的 聚合、交汇却基本使整个社会维持了大多数合理认识的水准⑤。

　　当然，20世纪批评话语的特征致使对话的双方拉大了距离。这种对话的理论内涵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密集。批评放弃了个体经济的感性描述，批评家也不想充当手把手地指导的教练 。他们更多地躲到了深奥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背后，通过理论的复杂运作发现种种让作家惊 奇不置的意义。的确，这些发现很少插入作家的写作，协助他们改善某一个细节的描写或者 调换故事的结局。这种批评更像在遥远的地方表演种种强大的思辩和一系列理论奇观。这种 批评将作家置于庞大的理论布景之下，让某种理论的犀利和奇思异想打动作家，震撼他们的 思维习惯，甚至让他们在难以置信或者急欲辩白的气氛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既定的写作。这是文学话语与批评话语之间复杂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效果甚至隐而不彰。一种长远的 、潜在的交流投射到了文学话语的再生产过程。或许这么说更为确切：这种批评话语不是影 响某一个作家，而是影响文学话语再生产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