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批评话语的密集理论内涵导源于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世变。精神分析学、阐释学、存在主义、 尤其是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兴盛无不导致批评话语的深刻震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拥 而至的诸多学派意味了种种不同的解码方式。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是别出心裁的破译揭开了 这个世界众多隐密的意义。迹象表明，这不仅是一个大规模的话语生产时代，同时还是一个 大规模的意义生产时代。换一句话说，人们不仅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话语的无限增殖，另一方 面，意义仿佛也在以几何级数扩充。意义扩充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众多批评学派甚至从种 种人们所熟知的古典作品之中发现了闻所未闻的涵义。从《哈姆雷特》之中看到恋母情结，分析一批神话之中的原型意象，译解民间故事背后的叙述公式，在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之中 发现意识形态无形地回避的命题——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人们似 乎 可以说，这些意义潜伏在古典作品里面，封锁在生动的故事情节背后，如同种种稀有矿藏； 批评的解剖即是巨大的解放，意义的释放极大地开拓了文化空间。坚硬的现实世界遭到了种 种意义切面的分解。某些经典作品——例如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红楼梦》——仿佛集结了无 尽的 意义，历代绵绵不绝的批评无形地造就了一个经典作品的意义连续体。许多时候，意义生产 也就是话语生产的另一种持续。这使人们想到，文学话语的意义分蘖也就是话语再生产的一 种重要形式。这些经典作品的理论续篇已不仅仅是一种督察，那些不拘一格的阐释本身就像 源源而来的文学话语。这样，批评话语的写作几乎拥有了与文学话语写作相近的性质；如果 用巴特的话说，批评家正在变成为作家⑥。 批评对于意义生产的迷恋可能导致某种新的不安。一系列标新立异的意义会不会将作品肢解 得支离破碎?——这些意义的超额重量是作品的既定框架难以承受的。也许，如何防止意义 生 产的失控已经成为批评学科难以回避的烦恼。还是巴特说过，批评不是科学，科学探讨意思 ，批评生产意思⑦。某种程度上，人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疑问：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 是否设有督察系统?可以断定，卡夫卡的小说同反抗父亲的压抑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 不能 断定李白的诗作是同性恋的产物?判断的最后界限在哪里——有没有最后的界限?人们喜欢说 ， 让历史作出鉴定，仿佛的确有一个历史的最终审判席。事实上，历史从来没有许诺一个说明 一切的终点线；“新批评”之后还会有“新新批评”。谁又可能担保，某种匪夷所思的结论 不会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罗兰·巴特曾经与雷蒙·皮卡尔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辩。皮卡 尔攻击巴特所倡导的批评观念是一种骗术。巴特发表了《批评与真理》给予反击。这场论辩 让巴特作为革新派的代表声誉鹊起。一系列崭新的批评概念全面登上了舞台。但是，巴特们 的胜利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们的顾虑：意义生产的泛滥可能出现巨大的紊乱。作为“新批评” 学派的中坚，韦勒克曾经对那些崭新的批评概念表示了某种保留。他用一种消极的口吻说： “世间确实有作者，确实有与拙劣之作判然有别的艺术作品，确实有一种正确的、看来是有 理的解释，也确实存在着一种与现实有不可避免的关系的文学，否则，文学就成为一种语言 游戏了。”⑧ 在我看来，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无形地冲开了一个阐释学的传统闸门： 作品的原意。许多批评家假定，作品的意义如同一个神秘的内核隐藏在作品内部的某一个角 落，这种意义先于批评家的阅读，并且超然独立于万物皆流的历史。这个前提之下，批评的 意义生产无非是搜索作品的原意，公诸于众。这样的意义生产毋宁说是一种意义的权威认定 。 如果某种意义一锤定音，作品话语和形象就像锁入一个保险柜——不可能还会有第二种解释 能 够开启这个保险柜。可是，这种假定已经为现代阐释学颠覆。现代阐释学认为，意义不可能 脱离批评家的阅读；同时，意义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所谓的“原意”不过是一条人为的 锁链。这条锁链意味了某些权威对于意义的控制。批评的意义生产即是对控制权从某些权威 的手中解放出来。所以，当精神分析学派或者符号学参与了作品阅读的时候，“原意”的概 念已经被勇敢地抛弃。意义生产在不同的理论体系、智慧、想象力和独特的分析技术操作之 下获得了巨大的运行空间。这无疑是民主对于独断的文化反抗。 当然，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剪断了“原意”的锁链将意味着意义生产的放纵无羁 ，意义生产可以随心所欲地无边驰聘。以每一个体为单位的相对主义并未获得特许。阐释所 依赖的个体权威丧失了昔日的效力，可是，阐释所依赖的理论体系、智慧、想象力和分析技 术仍然是某个时代历史语境的产物。先秦时期不可能出现弗洛伊德式的眼光，唐朝宋代没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不仅拥有种种意义生产能力，它同样保 留了特有的答辩制度和否决权。如果某些结论无法通过答辩制度——时常是隐形的答辩—— 的审 核，这些结论将遭受众多方面的联合抵制。换一句话说，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制约了意 义生产的最大范围。例如，至少在目前，人们找不到证据说明《离骚》是杜甫的作品或者李 商隐的祖籍是法国。各种类型的任意幻想得不到既有文化的支持。阐释的界限从个体权威引 向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语境，这是历史主义的深刻涵义之一。 可以想到，对于意义生产的最大反感来自作家。传统观念很大程度上认定，作家即是作品“ 原意”的鉴定者。大规模的意义生产导致了作家权威的大幅度衰落。这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许多作家大声疾呼，反抗批评的曲解、误读或者臆断；甚至出言不逊。这迫使批评家重新认 定作家的地位，作家在批评家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批评家开始明目张胆地与作家分庭抗 礼。在我看来，这不是两个文学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事实上，批评对于作家地位的再认识 带动了一大批传统观念的再认识。 五 如所周知，作家与批评家的分歧乃至对抗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这两大集团时常有意无意地处 于冷战状态。拌嘴、赌气、讽刺、牢骚或者抱怨如同家常便饭。这显然不是导源于私人恩怨 。人们毋宁说，某些基本观念的对立致使他们很难和睦相处。这里，我想回到话语生产与意 义生产的问题上谈论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作家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作品是他个人的话语 产品，他无疑有理由控制或者回收作品的意义解释权。既然他们是作品之父，意义同样为他 们所有，他们有权支配作品的意义生产。他们往往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口袋里备有一份解释 作 品的标准答案。任何作品的意义生产必须经由作家作出最终的审核批准。更大范围内，这是 作家充当文化领袖地位的基本保证。从话语生产到意义生产，作家力图独揽大权。他们觉得 ，作家是文学王国唯一的太阳。他们的家谱、籍贯、婚姻、艳史、作息时间、饮食爱好—— 总 之，他们的所有材料都价值连城。批评家不过是步趋于作家之后的一群侍从。他们的事情就 是研究作家传记，从作家的生平或者个性之中找到解释作品的依据。这仿佛已经成为不言而 喻的事实：作品的意义不就是作家的意图吗? 当然，这样一幅图景曾经遭到种种不自觉的反抗。人们时常感到怀疑，作家真的那么了解他 自己写下的一切吗?其实，意义并不是话语生产者可能完全垄断的。“作者未必然，读者和 何必不然?”作家的本人意图的确是意义生产的一个参照，但是这种参照的价值远不如原先 想象的那么重要。许多作家的意图可能惊人地宏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十分渺小；个别作家 可以胸无大志，他们却无意之间留下了传世之作。当然，完全否认作家在意义生产之中的作 用，拒绝了解作家的意图，这是“新批评”学派兴起之后的事情了。“新批评”学派将崇拜 作家视为一种浪漫主义的陋习。“新批评”号称实行一种“客观主义”或者“本体论”的批评。他们认为，作品是文学批评的唯一依据，作品之外的因素不该对文学批评形成干扰。威 廉·K·维姆萨特和蒙罗·C·比尔兹利联合发表了著名论文《意图谬见》。在他们眼里，作 家的意图已经是文学批评的障碍：“文学批评中，凡棘手的问题，鲜有不是因为批评家的研 究在其中受到作者‘意图’的限制而产生的。” 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论证说，作者对于作品的精心构思并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如果诗 人成功地做到了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诗已经表明了一切。鉴定一首诗犹如鉴定一块 布丁或者一台机器一样，人们只有从一个产品所起的效用中才能推知设计者的目的。诗可以 不关心作者的意图，这是诗与应用文的不同之处。这个意义上，诗是自足的存在。维姆萨特 和比尔兹利这方面的观念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作品诞生之后已经属于公众，它不再接受作者 用意的支配；“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是大众范围的，而这作品不是依照作者本人的如何来衡量 的。”⑨ 结构主义以来的文学批评继承了否弃作家的传统，只不过他们的论据之中增添了明显的语言 学理论背景。结构主义对于作家的否弃与这个学派的“移心”哲学有关，大约再也没有什么 比罗兰·巴特的结论更为惊世骇俗了：作者已死——的确，巴特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作者 的 死亡》。他首先指出，现今的日常文化之中，文学的意象无不专横地集中在作者方面，批评 成了作者情况的记录。然而，这是仅仅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 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 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 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 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巴特从他所爱好的语言学意义上指 出，作者毋宁说是一个“主语”，一个“仅仅是其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作者不是个 人；作者在语言的陈述之外是空的。他进一步论证，作者的写作创造了文本不过是一个假象 。事实上，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它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起源；这样的写作来自多种 文化的相互对话、相互戏仿与相互争执。写作的多重性最后确实汇聚到了一起——但不是汇 聚 到作者那里，而是汇聚到读者那里。所以，巴特将传统观念彻底颠倒过来——文本不是作者 的 产品，而是作者消失的空间：“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 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10 “‘作者’概念的出现构成了人类思想、知识、文学哲学和科学史上个人化的特殊阶段”— — 在《什么是作者?》这篇论文里，福柯已经开宗明义地将作者视为一种文化功能。那个具有 家谱、籍贯、婚姻、艳史、作息时间和饮食爱好的个体不过是这种文化功能的感性形式。福 柯深刻地概括了这种文化功能的四个方面： (1)作者的功能是与蕴含、确定和表现话语世界的法律和机构制度不可分割；(2 )它并不在所 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明类型里以同样的形式影响所有的话语；(3)它不是以话语转向其生产 者的自然归属，而是以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运动来规定的；(4)既然它可以产生数种自我， 产生诸个主体——那些能够被不同类型个人所占据的位置，那么它就不是纯粹和简单地指代 一个真正的个人。 “作者”在福柯所说的这个“特殊阶段”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福柯指出了“作者”的意识 形态地位：人们利用“作者”缓和意义生产的危险膨胀，尤其是相对于虚构的话语作品：“ 作者是人们用以标明我们惧怕意义膨胀形式的意识形态形象。”11换言之，“作者” 这个 概念即是依附于私有财产的隐蔽前提，阻止批评家任意从作家的话语产品之中提炼某些不合 时宜的意义。相对于社会话语光谱，文学话语更多地扮演了叛逆者的角色——文学话语时常 以 虚构的方式反衬了社会现实的空缺；然而，面对文学批评的意义生产，作家却突然丧失了既 有的勇气而沦为保守主义者。这个意义上，作家与批评家的相互冲突植根于这个时代的历史 语境。 六 然而，至少在目前，文学批评的意义生产权力并未在专业人士之外赢得广泛的认可。相反， 作家意料之外的意义阐释时常成为笑柄。人们的眼里，这时的批评如同一个猜错了谜语的小 学生。某些时候，批评家的自作主张甚至会引起强烈的反感或者不安。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 源于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形象。从打击《武训传》到评论《水浒传》，文学批评很 长一段时间内如同一个虎视耽耽的打手。不过，在我看来，颠倒黑白或者指鹿为马还不是问 题的症结所在，文学批评那种危险的杀伤力来自对话机制的取缔。任何异议都将遭到政治权 威的封锁，作家不再具有申辩的自由，于是，种种独断骄横的结论在耀武扬威之中决定了一切。如果文学批评成为某种畸形政治的代言人，批评家的意义生产往往具有可怕的威力。 鉴于这样的历史形象，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谋求改弦更张。这是为批评的话语类型重新 定位。经过一段的权衡，文学批评作出重大的选择——选择“科学”作为主题词。 “科学”在近代以来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声誉。科学意味着系统的观察、测量和实验，意味着 认定一批能够为事实所验证的客观公理、定律和法则。许多人的心目中，科学的唯一主题就 是真理，科学家—发现真理的人—如同一个社会的良心。另一方面，科学又给社会制造了巨 大的财富。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科学——而不是宗教或者哲学——是进步 的动 力。自从五四以来，科学就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纲领。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不言自 明。将文学批评整编到科学体系之中，这肯定有助于批评的拯救。 这样，科学征服文学的时刻到了。按照C.P.斯诺的看法，这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两种文化：艺 术与科学。两种文化的代表集团分别是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他们互相蔑视甚至互相憎恨 。文学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文化视而不见，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远见，并且在深层 意义上是反知识的12。这样的分裂由来已久，但科学文化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从政府 的器重、经费的占用到舆论的崇拜，科学文化正在取得节节胜利。这个时候，文学批评皈依 科学文化恰逢其会。无论是督察还是意义生产，科学都将为文学批评发放一张权威的资格证书。 科学的观察、测量与实验似乎无所不能。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将文学想象为天机纵横， 如有神助，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现在，科学将破除文学的神秘感，给出诗学的方程式。门 罗乐观地表示了他的信念：“艺术和我们现在称为‘应用科学’的那些更加具有功能性的技 术之间没有基本和明显的差别。”科学将和控制技术一样控制艺术。“美学不仅仅是作为一 门纯粹的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且还是作为一种真正的技术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后，它便对 一种有限的领域中的技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指导。”13尽管结构主义渊源于语言学 ，但是 ，结构主义批评的操作与风格时常以“科学”为楷模。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对价值判断提出疑义，思辨与个人的经验描述为严谨的分析、归纳所代替。结构主义批评试图一举破译文学话 语背后的固定结构，如同牛顿一举破译万物之间的引力公式一样。某些结构主义批评论文之 中的图表与公式让人迅速地想到了机械设备的说明书。这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表述爱好，不 如说是一种技术时代的时髦风气。当然，这样的理论背景80年代中期才得到了中国文学批 评的响应。科学主义为中国的文学批评造就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盛况： 不少人看来，自然科学似乎已经给批评方法带来了重大的转机，跃马驰骋的时 刻到了。批评 界为此呈现了普遍的踊跃气氛。许多批评家信心十足，慷慨陈词。经过挪用、转借、误解或 现场制作，一大批来自自然科学甚至来自某人灵机一动的新概念潮水般地涌来。系统论、信 息论、控制论、熵、平衡态、反馈、热力学定律，诸如此类的名词组成了自然科学进军文学 的一次大规模实验。人们在刊物上看到一大批挟有图表、公式和自然科学术语的论文。不少 批评家试图抑制个人的经验性描述而代之以分类、统计与归纳。虽然数学在文学研究中的真 正运用还为数甚少，但这些论文却显示出向数学靠拢的迹象。一些来自自然科学的概念本身 已包含了计量单位，引进这些概念亦即意味着迈上定量化的道路。数学的精确显然成了一些 批评家的刻意追求。不止一个人转述了马克思的意见：任何一门学科只有运用数学方法才能 成为真正的科学14。 当然，时至如今，人们很难对科学给予文学批评的援助表示乐观。人们渐渐意识到，人文学 科的学术规范与以自然秩序为对象的“科学”并不一致。科学认定的公理依据人类所有的知 识系统。虽然人们不再天真地认为科学是一种无可怀疑的客观和中性——科学同样包含着“ 人 择原理”或者“测不准原理”，但是，科学的相对立场来自历代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可靠 与否业已经过自然秩序的反复检测。这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两大系统的相互衡量。相对而言， 人文学科的对象远不如自然秩序稳定。许多时候，某一个时期的公理对于另一个时期并不适 用。战争的意义、不同民族的分裂与联合、艺术形式选择、宗教的功能——人文学科不得不 在 具体的文化环境里面判断这些现象的意义。换一句话说，人文学科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某种 文化范式的产物。种族、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这些文化范式的组成因素必将或显 或隐地修正人文学科的知识，迫使人文学科重新回答貌似重复的问题。这让人们看到一种有 趣的对比：科学的知识积累是直线递进；人类从原始的工具制造、发明机器直至登陆火星， 历史的轨迹一目了然；相形之下，人文学科的知识积累时常像固定圆心之后的半径扩大；种 种理论不断地返回某些话语的策源地，一次又一次地解说某些基本问题——例如，《红楼梦 》的解说迄今仍在增加，阐释的终点几乎遥遥无期。 人们必须改变的一个观念是，这种状况导致的相对主义立场并不是人文学科的丑闻。人类不 可能时刻生存在线条清晰的历史连续性之中，循序渐进地进入大同世界。某些时刻，历史仿 佛发生了重大的断裂，传统的文化范式土崩瓦解，人类被迫重新质询某些基本问题。这就是 人文学科长存的重大理由之一。如果人们企图依赖全能的科学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那么， “科学”这个概念就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如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面所说 的那样，科学知识本身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化；科学知识的合法化不得不诉诸叙事知识。 一旦承担了这些基本问题的份量，批评话语就重新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范畴。这样，批评的意义生产不是挖掘一个事先存在的内涵；批评家如何借助文学话语从事意义生产，这个过程的 背后包含了一种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也许，弗·詹姆逊解释“内部形式”这个概念 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让人不断回味：“首先，它是一个诠释学概念，就是说，它不同于自然 科学法则，并不提出以某种方式永远与其客体联系在一起的实证主义真理；相反，正如在辩 证过程中由此一刻向彼一刻的运动一样，当它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时，它所 强调的是释义运作本身。这样，批评家就被召回到自己的过程中来，像在时间中展开的一种 形式一样，也反映自己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境况。”16 七 对于批评话语说来，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是，人们没有理由将“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 策略”解释为一种浮浅的时尚，一种旋生旋灭的流行观念。事实上，当下的文化立场或者文 化策略已经积累了人文学科的全部重量——这里凝缩了人文学科的传统以及种种正在活跃的 理 论。概括地说，当下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此刻，这毋宁说是强大的文化逻辑所设定的当下。这 样，当下不仅是一个时间切面，当下还是一个“场”——一个容纳多重文化势力交汇、重叠 的 “场”。人们可以在这个“场”里面发现种种类型的知识谱系、理论预设与现实问题的复杂 互动。前者通常顽强地坚持既有的传统规范，企图按照已知的前提、范畴、成规吞噬和分解 现实问题；相反，后者将提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考验甚至修改那些知识谱系和理论预设，产生新的知识和理论。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下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形成。换 一句话说，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在根本上包含了接受现实问题的挑战。 所以，人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质询批评话语意义生产的阐释方式。什么是批评家的“前理解 结构”?批评家为什么有兴趣这一批或者这一类型的作品而不理睬另一批或者另一类型的作 品? 已有的文学作品按照什么样的线索集结为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又如何成为衡量新作品的参照 ?哪些作品有资格称为经典范本?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哪些问题进入批评家视域的核心，哪 些问题仅仅处于边缘地带?批评家选择哪些代码阐释形象与故事——为什么这样选择?对于许 多 批评家说来，这批问题可能已经在无意之中获得了解决。但是，无意并不是任意。“当下的 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时常是最为重要的潜在依据。 不难猜测，许多人已经想到了一个难堪的字眼：“利益”。“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 略”往往同“利益”密不可分。他们看来，“利益”又有什么资格插入学术风格之间?他们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观念：知识是一种公理系统，知识的客观与中性即是对个人或者集团狭隘 利益的抑制。然而，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断无情地打破了这样的幻觉。在福柯的提 示之下，人们可能看到人文学科的另一面。这里，权力不仅证明了知识对于知识对象的主宰 ，同时，权力还加入了不同知识类型与知识体系的角逐。这的确某种程序地涉及利益。正如 尼采在道德谱系的源头所看到的那样，许多人文学科知识的起源同样受到了种种利益的驱使 人文学科的知识并非先于社会关系产生；与科学所依赖的观测仪器不同，人文学科的知识 运行时常通过社会关系的网络展开。这时，权力与利益可能或显或隐地介入乃至控制人文学 科知识。稍稍回忆一下古代某些集团对于知识以及知识生产工具——例如书籍、写作工具、 接 受教育的条件等等——的垄断，回忆一下民间传说、野史与正史的巨大差异，回忆一下现代 学 术机构与利益集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份天真。当然，将某一个 时期经常使用的“阶级”作为衡量利益的唯一单位已经远远不够，但这并不能说明利益与知 识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从符号的创造、证据的考辨、叙事形式到历史的书写，人们常常从 中听到了利益的遥远回响。例如，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发现，许多貌似公允的人文学科知识不 过是男性文化为自己的性别群体所作的辩护。将某种特殊的、某一利益群体利益之上的观念 伪装成普遍适合的观念，这是一批现代思想家不遗余力地揭露的事实。现代社会，这种利益 形式不仅体现于经济形式；如同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这种利益还可能是种种文化资本，政 治资本，社会资本，如此等等。从货币的占有到符号的占有，这可能使人文学科知识与利益 的关系更为隐蔽。然而，现代社会已经为种种利益提供了相互转换的可能，并且安排众多方 面能够共同接受的兑换率。 这个意义上，批评的意义生产不可能彻底回避“利益”。但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功能在 于，知识将尽可能使“利益”从个人的水平提高到历史文化的水平。这是“学科”的形成对 于芜杂的知识源头的规范。规范的过程即是删除种种零散的个人动机，使用系统的知识矫正 个人视域之中的盲区，从而使知识尽量代表这个文化范式之中最为强大的认识。这时的“利 益”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要求，而不再是个人私欲。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甚至以放弃个人利 益为代价维护种种历史文化的要求。所以，文学批评虽然体现为个体的话语形式，但是，批 评的意义生产必须尽可能集聚某一时期历史深部的吁求。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利益”同时是一种理想和限制。具体而言，“利益”是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的最大视野和不可逃脱的 局限。 这样，人们可能简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 八 无论是结构主义、分析哲学还是话语理论，这一场称之为“语言转向”的多学科联合登陆极 大地冲击了文学批评。冲击的后果是显著的：一系列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粉墨登场，身 手不凡。这里，我不想重述这些批评学派的理论背景与分析模式，我企图强调的是已经提到 的一个事实：这些批评学派不约而同地靠近了一个主题——话语生产。这些批评学派的种种 分 析让人感到，批评家对于文学话语生产的秘密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再指向作家—— 不 再指向传统观念之中的文学话语生产者，这些批评学派更乐于考察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机 制、法则，解释这些成规、机制或者法则出现的历史情境以及意识形态功能。许多场合，这 种兴趣甚至超出了文学话语的范畴。这时，人们就会在“文化批评”这个不无含混的名称之 下看到种种文化代码的类似分析。归根结蒂，所谓的文化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话语而已。 当然，如果没有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德里达、巴特、克里斯蒂娃——尤其是如果 没 有索绪尔这些思想巨擘在相近的时间之内出现，这些批评学派不可能短期之内迅速集结，并 且赢得如此宏大的声势。这个意义上，这些批评学派的出现似乎包含了某种偶然因素。然而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学派的背后可能还包含了某种历史文化的必然。人们正在越来越明显 地看到，话语生产对于社会的主宰作用日益加剧。无论是波普世界3的理论还是信息时代的 概括，话语的历史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话语生产也就是实在的生产。 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话语制造的惊人效果是以往难以想象的。因此，许 多时候，话语生产的霸权和垄断一如物质财富的占有。社会话语光谱之中，话语关系的分配 可能相当程度地体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这时，大范围地考察文学话语生产的秘密就不仅仅 是偶然了。 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将使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丧失了往日的权威。“摹仿说”是现实主 义文学话语的最大依据。“摹仿说”无形地暗示人们，文学话语即是现实的摹仿，现实主义 的成功就在于深刻地摹仿了现实。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话语成规所形成的强大 网络。文学话语不仅是现实的摹仿；另一方面，话语成规还将截留、修改、凝聚、删削和重 新调配现实，以字、词、句既定的语言惯例强迫现实就范。换言之，文学话语不是一种没有 先决条件的现场制作，话语成规将作为一种预制的语言零件大面积地介入文学话语生产。这 些 预制的语言零件事先对于现实进行一种简化，一种排列，一种潜在的解释；话语成规不仅提 供了文学话语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和运作的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这些 框架还同时体现出特定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和标准。例如，许多流行的叙事作品之中，主人公 成败荣辱的叙事模式已经包含了某种社会制度、某种生活模式的推崇或者否定。文学话语生 产的考察向人们通知，不该轻率地将文学话语的叙述内容视为现实本身。那些故事或者意象 毋宁说是按照话语成规生产出来的现实——话语成规之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已经无形地参与了 这 种生产。的确，人们时常用“真实”作为是否接受某种文学话语的尺度——“真实”仿佛是 一 个不受话语成规或者意识形态左右的概念。成熟的读者似乎有能力直觉地作出“真实与否” 的判断。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暴露出，人们所获得的“真实感”同样语言是制造的产品。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之中曾经列举了文学话语制造“真实”与“自然”风 格的五种工序：即“实在材料”、“文化逼真性”、“体裁模式”、“约定俗成的自然”、 “扭曲摹仿与反讽”。卡勒看来，这五种工序的交叉使用将把读者引入种种既定的文化标准 ，让读者不知不觉地附和这些文化标准承认的“真实”。 经历了话语生产的考察，一些批评家对于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提出了重大疑义——例如罗兰· 巴 特。如果将现实主义视为一套叙事成规，承认这套叙事成规内部隐含的意识形态密码，那么 ，人们将为现实主义叙事话语保留一个正当的历史地位。可是，现实主义叙事话语常常作出 了过份的许诺：似乎只有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才能书写唯一的真实。这遭到了叙事学——话语 生 产考察的一个分支——强烈非议。如同罗兰·巴特反复阐明的那样，叙事学揭开了一个基本 的 事实：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力与意识形态隐蔽 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作为语言体系的规则而形成一种专横独断，一种语言的暴力。巴特 发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已经在写作的字词空间内部消失；字词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巴特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了现实主义。在他来，现实主义力图造成一个错觉：人们可 以避免话语的干预体察现实。现实主义试图隐蔽叙事话语的相对性与社会性，它把叙事话语 装扮成天然的、与对象合二而一的符号；现实主义不象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那样歪曲世界， 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巴特特地指明，这像是一个语言设置的圈套。 其 实，语言本身是有“重量”的。语言结构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地平线，它并非世界本身。 如果人们将叙事话语视为天然的透明符号，那么，人们必然将小说所呈现的世界当成一种非 意识形态的天然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话语生产制造出来的巧妙伪饰。 话语生产成规是一种文化栏栅。这种成规刻意地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 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这是话语生产的规约。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不仅致力于从纷纷 扰扰的话语产品之中发现这种栏栅；同时，许多批评家还致力于指出话语生产为什么这样圈 定和突出，为什么那样隐没和清除。这样，批评就会将文学话语引入社会话语光谱，指出了 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一致或者差异。于是，文学话语生产在社会话语光谱的多重衡量 之中得到鉴定。这个过程，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同样是一个衡量与鉴定的重要筹码。也许， 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出，文学话语如何与强势话语类型彼此协调，同声相应，这不仅因为文学话语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有力肯定，同时还因为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 富有成效地遮蔽了那些尖锐的挑战；也许，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成为一种深刻的发现——批 评 在某种文学话语之中看到了革命潜质，批评发现的意义证实了特定历史文化所包含的矛盾、 分歧、裂缝和冲突，这样的征兆正是在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关系之中表现出来。 将20世纪称之为“批评的时代”，众多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联袂而来肯定是一个主要的 理由。20世纪的话语生产规模空前，因此，这些批评学派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为合适的方式 。我不想匆匆预言这些批评学派的未来命运；我的兴趣更多在于，这些批评学派的确参与了 这个时代的话语再生产。批评话语选择什么姿态参与文化，这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反复重提的 问题；但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参与文化都将是批评话语不可推卸的首要使命。 ①文学批评源于既有文学的清理这种观点，亦可参见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 ②参见韦勒克《文学批评的术语和概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文 ，《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③布尔迪厄：《社会学危机与争夺词语的斗争》，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南帆：《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2期。 ⑤南帆：《冲突的文学》第六章第三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⑥参见巴特《批评与真理》，《罗兰·巴特随笔选》第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 ⑦同上，137页。 ⑧韦勒克：《大学里的批评》，《外国文艺》，1987年4期。 ⑨威廉·K·维姆萨特和蒙罗·C·比尔兹利：《意图谬见》，见《“新批评”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 11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2年版。 12C.P.斯诺：《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5年版。 13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第39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14南帆：《冲突的文学》第六章第四节。 15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八章《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 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16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