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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怀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特别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三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多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三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稍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乳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乳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衰，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叶落花谢。埃莱娜·拉戈内尔来自大叻高原。她的父亲是镇上的官员。不久前她正好在学期中间来到这里。她胆怯害怕，常常愿意呆在你的身旁不言不语，或是哭泣流泪。她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暗红的肤色，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出她来，因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由于贫血和天气酷热而脸色苍白、发青。埃莱娜·拉戈内尔不上中学课程，她不知道上学，也不懂得学习，她什么也记不住。她在寄宿学校里读小学的课程，而上这些课根本毫无用处。她依偎着我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的双手，我对她说，我将跟她一起留在寄宿学校里。埃莱娜并不知道自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把她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材，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埃莱娜可以随意找到任何一个未婚夫，可她并不想去找，因为她不想结婚，她一心想跟着妈妈回国去。最后，她还是按着妈妈的愿望嫁人了。她要比这个头戴小丑帽、脚穿金丝鞋的我长得更加漂亮，但我要比她更加成熟，更加接近结婚的年龄。当然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满可以出嫁，可以配偶成婚，只是她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吓唬她，可以给她解释会使她害怕的一切，可以叫她呆在那里，乖乖地等着。
埃莱娜·拉戈内尔还不懂得我所懂的一切。然而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就如我所猜想一样，我所知道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莱娜·拉戈内尔的躯体沉甸甸的，天真无邪，她的皮肤就象某种水果的表面一样光滑柔嫩，而这种柔嫩很快就将会感觉不出来，只能让你产生少许的幻觉。埃莱娜·拉戈内尔令人产生杀她的念头，令人做起亲手杀她的美梦。她身上虽然有一副像似精白面粉的形象，可她自己却无所感觉，这些东西将赐给玩弄它们的那双手，赐给吸吮它们的那张嘴，而她却不把它们记在心上，也不了解它们，更不了解它们那神奇的威力。我真想吮埃莱娜·拉戈内尔的奶，就象他在中国城那间房子里吮我的奶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去那里加深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她那宛如精白面粉的酥胸贪婪无厌。我真想把她带到我每天晚上所去的地方去，让他和她在一起，我将可以通过她获得一种彻底的享受，然后我死也甘心。
我爱慕拉戈内尔如同爱我那堤岸的情人一样，我把他们看成是一样诱人的血肉，只不过拉内尔的肤色更加明亮，更加洁白无瑕。她的每一个举动，每滴眼泪，每个缺点，每一处无知，都可以使他的形象反复展现。埃莱娜·拉戈内尔就是这个可怜男人的妻子，这个堤岸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男人。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属于中国。
我没有忘记埃莱娜·拉戈内尔。我没有忘记这个可怜的男人。自从我动身回国以后，自从我和他分手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一个别的男人。而这种神秘的忠诚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当时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那是我栖身的地方，除此之处，别无他处。就在这个冷漠无情，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最深深地相信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最基本的抱负，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从事写作。
我在堤岸情人单身宿舍里渡过的那些时光，曾经给这块灰暗的灰暗的地方带来了短暂的欢快。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是和死神咫尺相邻的地方，是暴力、痛苦、失望、蒙受耻辱的地方。这就是我那堤岸的委身之处。它在大河的彼岸。然而有朝一日，我将会渡过大河去寻找新的归宿。
我不知道埃莱娜·拉戈内尔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是她第一个离开了寄宿学校，比我动身回法国早得多。那时是她妈妈要她回到大叻去。我好象记得是让她回去结婚，因为她可能碰上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人。也许我弄错了，我把我想象的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奉母亲之命被迫回国一事混淆在一起。
让我也向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抽鸦片烟，我大哥偷了佣人的钱，还偷了妈妈的钱。他翻箱倒柜，又偷又赌。父亲临死前在那名叫“两海之间”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家产。由于他在赌场连连失利，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替他还债。可这也不够。永远没有够的时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企图把我卖给古波尔咖啡馆的顾客。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为了他还能听得见呼唤他的名字。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积蓄替他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可这块地产一宵之间就被他抵押出去。妈妈只好支付利息。从我说过的那片林场砍下来的木头也都被他一宵之间输个精光。他还偷窃我这位快死的妈妈的钱。他是一个专门翻箱倒柜的家贼，他嗅觉灵敏，善于搜索，无论是成堆的布料还是细小的藏物都难逃厄运。他还偷过亲戚的东西，什么首饰、食品等等，一偷就是一大堆。他还偷过杜阿姨、男仆人和我小哥哥的东西。至于我，他自然也没有少偷。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妈妈也给卖掉。当妈妈刚刚断气而尸骨未寒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来，假惺惺地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他最善于逢场作戏，此时此刻他如丧考妣。公证人说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死者过于偏袒她的长子的利益而损害我的权益。差别之大，令人觉得可笑。我必须当机立断，或接受，或拒绝。我表示接受：我签了字。我终于接受了这份遗嘱。大哥两眼低垂，说了一声谢谢。他呜咽地哭起来。他可能由于在南方当过法奸与敌人合作而遭当局追捕，他再也不知道哪里能有藏身之处。他终于跑到我家里来避风。我一直也不很清楚其中的底细，可他毕竟避开了一次危险。也许他曾经出卖过一些人，出卖过一些犹太人，这些事他都可能干得出来。每当他杀了人之后，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十分温顺、亲热。当时我丈夫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大哥还表示同情他。他在我家里住了三天。我忘记了他的老毛病，所以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锁起来。当时我把用自己的配给证买下来的白糖和大米储存起来，以便等我丈夫回来时可以食用。他到处搜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他还翻弄我卧室里的小衣柜。他终于找到他可以下手的东西。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统统拿走，分文不留。他带着赃物离开了我的公寓。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他清算这笔老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丢脸了，我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他得到那张伪造的遗嘱之后，为了换得一口面包，他竟然把那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也给卖掉了。这笔买卖也象那份遗嘱一样，也是弄虚作假，鱼目混珠。自从母亲死后，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他从来就没有交过朋友，他在蒙帕斯曾经有过几个女人在他手下“干活”，有时他并不叫这些女人干活，至少开始的时候不叫她们干活，有些时候也雇用一些男人，不过这班男人往往还得向他倒贴钱。他孑然一身，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尤其是他的晚年过得更加凄凉。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坏蛋，他的动作是微不足道的。他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只此而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那真正的王国。他还不是一个强盗，只是一个家里的二流子，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但他从不感到绝望。既然所有的坏蛋都能活着，他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没有果敢之处，整天担心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在图尔，他只认识咖啡馆里的侍者，拿他们做为他了解情况的“渠道”，那班酒气熏天的常客则是他在咖啡馆后厅打牌的陪客。他亦步亦趋，开始效仿他们，他拼命地喝酒，两眼充血红肿，嘴巴歪斜，模样凶狠。他在图尔已经一无所有。当他把两处地产变卖抵债之后，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他在母亲租下的那间家具贮藏室里住了整整一年。他睡了整整一年的扶手椅。多亏当时房东开恩，允许他进屋栖身，使他能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房东终于下逐客令，把他拒之门外。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三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他和我谈起小哥哥死时的情景。他说，我的小哥哥，我们的小保罗死得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恶心。
我脑子里迄今还留下这么一幅我们家庭生活的景象：那是在堤岸家里的饭桌上。我们兄妹三个在饭厅里吃饭。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妈妈没跟我们一起吃饭。开始，哥哥看着我和小哥哥吃饭，后来他把叉子一搁，两眼直盯着小哥哥。他仔细地瞧着他，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名难听的话。他说的是有关吃东西的事，他说小哥哥应该自量一点，吃东西不要没个够。小哥哥没有吭声，照样吃下去。他又提醒一句，说什么那些大块的肉是专门留给他的，叫他别忘啦。他说：别来这一套。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肉光是留给你的？他说因为本来就是留给我的。我说：我真盼望着你死去。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没法吃下去。他正等待着，只要小哥哥敢于还口，哪怕是说出一句话，他那双摆在桌上的拳头就会砸烂他的脑袋。小哥哥仍然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泪水从睫毛之间掉了下来。
大哥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我记得是在春天，四月份的某一天。那天有人给我来电话。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他死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死神终于在他的历史行将结束时，提前降临。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只是死神来得太迟了。自从小哥死了以后，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妈妈曾经要求把他和自己安葬在一起。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埋在哪处公墓里，我只知道在卢瓦尔省。他们俩双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且仅仅是他们俩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幅不堪入目、令人难以容忍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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