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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容的《革命軍》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 和 蘇報案 大陸 金沖及、胡繩武
編者按：本文摘錄於金沖及和胡繩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該文真實地記述了中國共和革命之所以爆發的思想原因和歷史由來。是一篇信史。但由於文中存在著馬列思想的太多浸染，諸如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說教，和指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等等，雖為作者的不得已，但本刊在發表時，還是予以了必要的刪節。敬請作者原諒。
正當留日學生中的拒俄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革命思潮在國內也迅速高漲起來。這個高漲的起點，是剛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鄒容所寫的《革命軍》一書在上海的出版。 鄒容，原名紹陶，字威丹，四川巴縣人，他的父親鄒子璠是個商人。容幼年時，就很有反叛性。十二歲時，第一次參加考試，就因同考官頂撞而退出試場。他對父親說過：「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戊戌變法時，容年十三，隨日本人學和文。「容因此得識諸學門徑，習聞歐理緒餘，乃瀏覽種種新籍時報，每有所刺激，好發奇辟可駭之論，又縱談時事，人因是以謠言局副辦呼之。無少長貴賤，如其人腐敗，或議有不合，容必面斥之。」一九零一年夏，他到成都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他回家時，給大哥蘊丹寫信，痛斥科舉制度：「近國家掇難，而必欲糜費千百萬之國帑，以與百千萬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中，而揀其一二尤者，於天下國家，何所裨益？」並勸他大哥：「其從事於崇實致用之學，以裨於人心食道也可。」當他準備留日時，他的舅父劉華廷阻撓他說「中國之弱，乃是天運。」「汝一人豈能挽回？」「若裕為國，試看譚嗣同將頭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鄒容在離家到日本後，給他父母去信時，斷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則殺身成仁無可言。」祇要正義所在，「雖粉身碎骨不計，乃人之義務也。」
一打開《革命軍》這本書，劈頭就可以讀到鄒容熱情洋溢的對革命的讚頌： 「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魂、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昆侖，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鍾。呼天籲地，破顙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我今大聲疾呼，以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 我們不妨作一些比較：在鄒容之前，孫中山自然是有明確的共和革命思想的，他所領導的革命武裝起義的實際活動，也已經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但他自己到這時為止，一直還沒有寫出比較系統的宣傳革命思想的著作，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又因短於學理，不為人所重；一九零一年的《國民報》是有革命傾向的，但它這種傾向常常以隱晦曲折的方式來表達，沒有正面地響亮地喊出革命的口號；《江蘇》雜誌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發表，已在《革命軍》出版以後。像這樣旗幟鮮明地高舉起革命的旗幟，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革命主張的著作，《革命軍》應該算是第一部。它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確實有著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意義，使人耳目為之一新。 鄒容在《革命軍》中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他響亮地喊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他寫到：「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以人種發展歷史之一大原因也。」
鄒容提出的革命的內容，不祇是民族主義這一個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比過去其它人更加鮮明地、系統地宣傳了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他從國民的天賦權利這一觀點出發來提出問題。寫到：「今試問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複我天賦之權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他還說：「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複我天賦之人權」。 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如：「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這自然是比較徹底的民主共和思想了。 鄒容在全書最後，響亮地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像這樣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像這樣系統地提出實行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鄒容也是第一人。 在鄒容心目中，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樣。在他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中明確地規定：「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他特別推重法國革命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盧梭的 《約論》。在他看來，法國革命也好，美國獨立也好，都是盧梭等人的學說結出的豐碩果實。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寫到： 「夫盧梭等學說，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則吾請執盧梭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之土。不寧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倫於後，為吾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 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鄒容《革命軍》一書的發表，在當時思想界，有如響起了一聲震撼大地的春雷。還由於這本書充滿著熾烈的革命熱情，筆調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讀著它就像觸到了電流一樣，無法平靜下來，這就更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書出版後不久，章行嚴在六月九日的《蘇報》上發表了《讀革命軍》一文。指出：「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撏櫡往事，積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書也云。」它出版後，翻印流傳極廣，風行海內外。香港翻印的稱《革命先鋒》，新加坡翻印的稱《圖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稱《救世真言》，在橫濱與章太炎《駁康有為書》並列，稱為《章鄒合刊》，還有將它與《揚州十日記》合刊的，銷售總數當逾一百萬冊以上，在清末革命書刊的銷數中居第一位。 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曾說：「……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更有赴日留學生感慨地說道：「……我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經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氣；到日本以後，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參加了拒俄學生運動；這樣，改良主義思想在我頭腦中就逐漸喪失了地位……甚至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改良派散佈了一系列的謬論，來反對革命，阻撓人們走上革命道路。這些謬論中許多又同社會上長期存留下來的舊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保持著巨大的影響。不堅決批判改良派的謬論，革命高潮的到來是不可能的。對此，章太炎逐一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駁，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這就幫助許多人從改良派的精神枷鎖下解脫出來，很有些所向披靡的氣概。 改良派企圖用革命將招致流血犧牲，來嚇唬人們不要參加革命。章太炎卻從歷史上論證：在專制政體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也。」 改良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用具體的歷史事實論證：正是革命實踐，才是提高人民覺悟的最有效的途徑。 「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無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業。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不可已，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事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 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指出：革命不祇是破壞，同時也是建設：「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改良派將光緒皇帝說成堯舜以來未有的「聖明之主」，要人們將一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則竭力揭破這種偽造的神話，打倒這尊虛設的偶像。過去，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儼然神聖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萬萬說不得的。誰膽敢提一下，就要大禍臨頭，腦袋就要搬家。章太炎偏偏選准這個目標，直斥光緒的名字。一聲「載湉小丑」，震動遠近。頑固派為此暴跳如雷，中間派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卻為之揚眉吐氣。它在當時所起的那種震動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們已不容易完全體會到了。 對康有為，章太炎更作了尖銳的揭露，指出他那封信名義上寫給南北美洲諸華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信」，其實是寫給清朝政府看的：「宣佈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即康有為）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固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髦，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籍，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複，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
但是，《革命軍》也好，《駁康有為書》也好，最初還祇是秘密的出版物，傳佈和影響的範圍不能不因之受到很大的限制。當章行嚴為鄒容《革命軍》題簽時，「容曰：『此秘密小冊子，力終捍格難達。革命非公開昌言不為功，將何處得有形勢已成之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為哉？』言下唏噓不置。」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他們的積極活動，《蘇報》終於成了他們公開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 《蘇報》，本在一八九六年創刊於上海公共租界內。創辦人是胡璋（鐵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駒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主筆最初是鄒弢。報紙內容多載市井瑣事和作奸犯科的社會新聞，文字粗陋猥褻，曾因刊登黃色新聞並有欺詐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蘇報》為陳範（夢坡）購得。陳原為江西鉛縣知縣，因教案落職，憤而辦報，力倡變法。以後，他的女兒陳擷芬又主辦《女學報》。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學學生退學風潮發生後，東南各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蘇報》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乃大為閱者之所注目矣。」 愛國學社成立後，由於「倉猝成立，經費不足，因與《蘇報》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七人輪流擔任撰述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月贈愛國學社百金。於是，互受其利，而《蘇報》遂為愛國學社師生發表言論之園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蘇報》正式聘請愛國學社章行嚴為主筆。六月一日，是日蘇報大改良，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夾用二樣字體，錯落出之。是日之論說為《康有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數語，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論說為《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以風聞北京大學堂學生接應東京義勇隊者二人被拘，且訛傳正法矣。其實並無此事，不過大學堂學生曾上書管學，請力阻俄約耳。而海上風謠四起，一日數驚。故《蘇報》有是論。大約此簦議論，乃《蘇報》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蘇報》連續刊載論說《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九日起又連續刊載文章公開向讀者介紹鄒容的《革命軍》，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這時，《中外日報》發表了《革命駁議》一文，《蘇報》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連載了章太炎、柳亞子、蔡治民、鄒容四人合寫的《駁革命駁議》。言詞激烈，一切在所不顧。它猶如狂飆卷地襲來，上海新聞界原來沈寂的空氣頓時被一掃而空。 這個時期的《蘇報》，公然地、毫無顧忌地昌言革命。《康有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外，還寫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躺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一文用歐洲共和革命時期學生們起來「殺皇帝」、「倒政府」的歷史先例，來鼓舞人們大膽地行動起來，寫到：「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供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柏林之學生、聖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鍾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學生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為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膽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嚇而斂其動，莫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其中，寫得更激烈的，是《殺人主義》一文。這篇論說中，雖然表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它所表現的那種同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勢不兩立、鼓吹革命一往無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寫到：「此仇敵也，以五百萬么魔小丑，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既丁末運，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複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於碧眼紫髯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嗚呼！借花獻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斬草除根，四海人心應不死！今日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也，公等其念之。」他還寫到：「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不可複遏！黃旗已招展矣。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蘇報》的不少論說發表以後，外地報刊如香港《中國日報》、廈門《鷺江報》等紛紛選錄轉載，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上海地區的革命宣傳活動如此大張旗鼓地迅速展開，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極大震動。這年的五、六月間，清朝商呂海寰就函告江蘇巡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恩壽就飭上海道袁樹勳向各國領事照會，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陳範等人。介紹《革命軍》的文章在《蘇報》上發表後，恩壽再次飭袁樹勳，稱奉清廷諭旨，要求上海的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工部局，會同查封《蘇報》，逮捕章、鄒、陳等人。又派候補道俞明震到上海，會同袁樹勳辦理此事。 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蘇報》館，捕去報社帳房程吉甫。第二天，到愛國學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時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學報》館捕去《蘇報》辦事員錢寶仁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彝。另有龍澤厚，也因自力軍舊案而被指捕，於當晚自動投案。鄒容最初由張繼藏在虹口一個教士家中，後亦於七月一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動投案。 章太炎被捕後，在獄中致書《新聞報》記者，稱：「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四萬萬人構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洲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蘇報》上刊出。第二日，《蘇報》就被封閉。 七月十五日，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進行審訊。清朝政府委託律師古柏提出控訴，指責《蘇報》「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云云。章太炎在受審訊時，慷慨陳詞，繼續宣傳革命，說：「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所指書中『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這次訴訟，引起國內輿論的沸騰，成為全國視線集注的焦點。案中的陳中彝、錢寶仁、程吉甫三人，因無關重要，被關押四個月後即被釋放。章太炎、鄒容二人，清朝政府原來堅持要求引渡到南京，準備置於死地。但在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下，拖延到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租界當局最後祇能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可是，鄒容在監禁期滿前兩個多月，竟「因病」死於獄中。「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時某日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章太炎被關押至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方才出獄。 《蘇報》案的發生，對國內思想界的震動是十分巨大的。這件事在上海發生。它對內地所起的打開風氣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難比擬的。章行嚴在回憶中說：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詞之間，略無忌諱，斥載湉為小丑，比親貴於賊徒者，維香港東京之刊物能為之，在內地則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詞鋒朝發，緹騎夕至，行見朋徒駭散，機關搗毀，所期者必不達，而目前動亂之局亦難於收攝也。此其機緘啟閉，當時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審處之。然若言論長此奄奄無生氣，將見人心無從振發，凡一運動之所謂高潮無從企及。於是少數激烈奮迅者流，審時度勢，謀定後動，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與其所得發蹤指示之傳達機構，並為爆炸性之一擊，期於挽狂瀾而東之，合心力於一響，從而收得風起雲湧之效。《蘇報》案之所由出現，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為借《蘇報》案就可以將當時方興未艾的革命思潮撲滅下去。但是，歷史的發展總是大出反動統治者的意料之外。《蘇報》案發生後，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動，更有力地促進了革命思潮在國內的廣泛傳佈。《蘇報》第四期的本省時評說得很清楚： 「前日之《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然而閱此報與此書者幾何人也？一般之國民固未嘗知其所號呼者為何事，其鼓吹者為何事。今日《蘇報》之被禁，章、鄒之被錮，其勢固已激蕩於天下。然『《蘇報》何以被禁，章、鄒何以被錮』之一問題，出諸於一般國民者必多，則必應之曰：為逐滿故。何為而逐滿？則又必應之曰：為漢族受滿族之荼毒已不勝其苦，滿族實漢族之世仇敵。以此而互相問答，互相傳說，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於是，排滿之主義，遂深入於四萬萬國民之腦髓中。」 他們還特地發表《祝蘇報館之封禁》的時評說：「此後，吾但祝滿政府多封報館；則國民之自由心愈發達，吾中國前途愈光明。吾乃於《蘇報》館之事，饗宴以賀之，燃開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時評中更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後之革命風潮，當為奔濤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將以何術濟其窮？」 《蘇報》案尚未結束，在北京又發生了清朝政府杖斃參加自立軍的沈藎事件。沈藎，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長沙人。先時，與譚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維新派中是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曾說：「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壞，不為功也。」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東渡日本。後回上海，參與唐才常主持的自立軍事件，為右軍統領。但，「藎所恃之主義，乃唯一之破壞主義，不喜學問，無複雜之頭腦，故一聞才常之言，以為天下事大可為也。」事敗後，潛入北京，秘密居住兩年，被人告發。一九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清政府逮捕。這時正在《蘇報》案事件起後二十天。沈藎被捕後，被判死刑。這時，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這時行刑會「破其慶典」，於是就下令在獄中杖斃。七月三十一日，清吏用竹鞭捶擊沈藎，連續四小時，血肉橫飛，乃未絕命，最後用繩子勒斃。 這個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蠻殘暴，激起了人們的極大憤怒。《江蘇》雜誌的國內時評寫道：「夫沈藎以何罪死，滿政府固未嘗有一紙死罪宣判書以告我國民也。夫殺而不能言其罪，則四萬萬人孰非可殺之人乎？」，「嗚呼！吾向者猶以為滿政府不過用其呼爾蹴爾之術以待我漢族，而不知今後竟至於磨刀霍霍而來也。今日杖殺一沈藎，不過小試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橫飛，哀呼宛轉於槌杖之下，又滿政府待我漢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寫影也，吾同胞其將何以待之？」章行嚴更於同年化名「黃中黃」寫了《沈藎》的小冊子（章太炎在獄中為這本書作了序），書中指出： 「自藎死後，而滿政府之醜狀盡形呈露，大激動國民之腦筋，發議於各新聞雜誌，以為今日可以無故而殺一沈藎，則明日即可以無故盡殺吾四萬萬同胞。前言滿族之虐待我漢族，而尚有忠奴為之解脫，自今觀之為何故？同胞視此，則直以為滿政府與吾國民宣戰之端，吾國民當更有一番嚴酷之法對待滿政府。幾致全國之輿論為之一轉。」 上海的激進份子又在愚園召開隆重的追悼會，到會的有數百人。會上，宣讀章太炎所撰的哀詞，鞠躬致敬，並有人演說沈藎慘死的事實和今後對待清政府應有的態度。到會的人中間，不少人為之流淚。 這樣，從《蘇報》案以後，革命思潮在國內，也如決堤的洪水一樣，衝破種種傳統思想的嚴重束縛，洶湧澎湃，一發不可收拾地向前推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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